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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贵生:从“递哨人”艾芬医生抗“疫”经历谈“权力”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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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3 17:13: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疫”斗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人们已经开始多方面全方位思考和总结这场抗“疫”斗争的经验和深刻教训,尤其“战疫”初期耽误了极其宝贵的时机,导致疫情泛滥如此严重。这也是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引发的武汉和全国人民的悼念高潮的根本原因。中央迅速回应人民群众的关注,决定派调查组赴武汉调查李文亮事件来龙去脉。北京黄某某事件,中央2月26日也决定派调查组,3月2日结果就已公布真相及处理结果,而调查李文亮事件至今已经一个多月,调查结论至今还未公布。这究竟为什么?3月10日,《人物》杂志刊载署名“龚菁琦”的作者对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的采访录《给李文亮递哨子的女医生》,不仅披露了李文亮医生被武汉公安部门及媒体界定为“谣言”的12月30日微信中转发消息来源的过程,而且还披露了艾芬本人也被医院领导“谈话”训斥及其严重后果的较为详细的过程。这个采访录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人们知道李文亮事件真相更多的细节过程,同时对该医院领导的压制“真相”的错误、霸道行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读完这个采访录后,引起笔者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尤其通过武汉市卫健委与该医院领导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角度谈谈“权力”的本质。

    “权力”现象大家都熟悉,但黑格尔说,熟知的东西并非真知的东西。笔者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名普通学者,早在多年的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中,就发现绝大多数握有大大小小“权力”的权力者包括绝大多数的被支配者也并不懂得“权力”的本质。中国相当多的权力者认为,“权力”意味着我说话算数,别人得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就治你、压你、打你。而无“权力”的人在“权力”者面前只能受其支配和摆布。西方“政治学”理论把“权力”的本质界定为“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强制性的支配能力、关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权力者与非权力者就是简单的支配与非支配的单向关系,权力者可以任意支配非权力者,非权力者在权力者面前只能绝对的服从,不能有任何的反抗和批评指正。我们就以武汉卫健委及中心医院领导处理艾芬医生的经过谈谈这种“权力”观念的支配过程及其严重后果。

    采访录中谈到,艾芬医生所在急诊科去年12月16日和27日先后接诊两位冠状病毒患者。12月30日正在微信上与同济医院工作的一位同学谈论华南市场多人发高烧现象时,就把她正在电脑上看的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约11秒钟的视频传给这个同学。当天下午4点,医院同事给她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艾芬医生看后吓出一身冷汗,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同时也给她的同学和同科室医生群里面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她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这个照片。所有艾芬医生称自己不是“吹哨人”,而是“递哨人”。之后,当晚10点医院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一个小时后,医院又来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转天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告之她转天早上医院领导约谈。

    艾芬医生谈到这次约谈说:“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这是医院领导约谈艾芬医生的过程。从这个过程显然看出,市卫健委某某主任在行使“权力”中严厉批评艾芬医生微信中传播疫情的有关信息是“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导致该院领导“开会都抬不起头来”。医院领导也同样行使“权力”。以“造谣生事”为由严厉批评艾芬。无论卫健委领导还是医院领导,丝毫没有主动听取艾芬医生关于事件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的介绍和申诉。只是单纯地强调必须“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这不正是典型的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单向绝对“服从”关系吗?

    我们再看看这种行使“权力”造成的严重后果。艾芬医生谈到自己遭受严厉批评后的心理状况时说:“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读了艾芳医生被训斥之后的心情,笔者非常理解。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一个老实人,工作上勤勤恳恳,说真话,办实事,无缘无故遭受权力者劈头盖脸的批评、训斥、指责。心理上能够接受吗?不可能不闹情绪,不可能没有心理负担,反过来给正在进行的工作造成更多更大的压力,甚至如果自己没有调整好心理,反而在一定情绪下工作有可能真的犯错误。我想这种情况许多正直的同志都遇到过吧!笔者不只遇到过一次类似这种状况。这就是我们一些权力者在扭曲的“权力”观念下不仅对被批评者有直接的精神损害、身体损害(艾芬医生谈到李文亮之死时说:“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甚至对工作、对事业也造成一定的甚至更严重的损失和危害。艾芬医生不仅个人精神上受到打击,且不敢继续在微信上以及同医院科室大夫之间传递医院病人真况,更不敢向“领导”再说“真话”、说“实话”、说“真相”了,哪怕领导真想听真话,群众也不敢说真话了。她说,1月23日封城前一天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她武汉市急诊病人真实情况。她就问对方是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当对方说代表私人时,她才告诉对方真话。权力者无缘无故批评指责下级造成的结果多么可悲呀!

    艾芬医生看到医院“权力者”面对如此猖狂的疫情泛滥给医院医护人员造成许多多人感染甚至几个医院领导及子女也被感染时,看到越来越多的病毒感染者拥挤到医院而医院无能为力时,她心如刀割。她在访谈录中叙述了他矛盾复杂的心情。她说: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艾芬医生为江学庆医生的去世特别感到痛心。她说:“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多么好的一位医生啊,就因为权力者禁止说“真话”,白白丢了性命!艾芬医生能不愤怒和自责吗?她的谈话还谈到了她看到的许许多的事例。她没有谈到对整个武汉市、对湖北省、对全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其实人们从李文亮的被训斥,从艾芬医生的被训斥导致整个武汉市、整个湖北省、整个全中国错失了战胜疫情的极有力的时机。这就是武汉市卫健委和医院领导把“权力”单纯看做单向关系而行使之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同时还一定包括武汉和湖北党政领导,不过笔者没有掌握具体细节,不便分析罢了。)

    笔者一直认为,这种单向的“权力”观念是错误的。笔者在职时以及退休之后写的多篇关于“权力”本质的文章中批判了传统“权力”本质概念中的主要缺陷:一它只是反映了“权力”某些外部特征即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和支配力量的强制性,它没有从实践的角度认识“权力”的本质,没有把“权力”放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大坐标中、没有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的角度真正揭示“权力”现象的社会本质。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阐释了“权力”本质的含义:“权力”实质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的实践活动中,为实现一定的利益目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过程中形成的少数人具有和体现出来的能够指挥、率领和组织大多数人凝聚为更大合力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统一的能力和力量。这个定义突出强调“权力”这样几个显著特征:一是“权力”是人类一定社会群体实践活动的产物,而应用“权力”活动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可能揭示“权力”活动的本质。二是“权力”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但“权力观”是具体历史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阶级“权力”观念本质是不同的。三是阶级社会的“权力”观是原始社会“权力”观的异化,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扭曲的“权力”观。社会主义“权力”观是克服“权力”异化现象的回复,是否定之否定。四是“权力”关系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单向关系,而是双向、相互作用关系,把“权力”看作单向关系本质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权力”关系表面是支配者决定一切,实质是被支配者永远最终起决定作用。五是“权力”应用中一定有具体的利益目标,这个利益目标在阶级社会中实质是“权力”阶级性的突出表现。六是权力所具有的支配能力、支配力量是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统一,而非单纯的强制力。这样定义“权力”的本质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也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这里不再详谈。只是从认识论角度谈“权力”关系为什么是双向关系和被支配者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为什么是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领导者的“权力”运行过程实质也是一种实践过程。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或者说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群众是实践的主体。领导运用“权力”也是实践过程。实践从表面过程似乎是实践者的能动性最终起决定性作用,实质是实践的主体、客体、规律、条件的客观物质性最终起决定性作用,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正确反映实践的客观物质性、规律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积极的成果。同理,领导者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也只有首先掌握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性,才能正确发挥“权力”的支配作用。正如毛主席说,领导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的过程,而不只是简单地“到群众中去”的单向过程。离开了“从群众中来”而形成错误的路线和决策方案,要求群众“绝对服从”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这已经为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建设的许许多多的客观事实所证明。同时这种认识论的唯物史观依据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领导“权力”运行的过程表面上是领导者等少数人起决定作用,实质是“权力”的所谓被支配者群众最终起决定性作用。“权力者”要这样认识,权力的“被支配者”群众也要这样认识。群众在“权力者”面前,不是消极的“绝对服从者”,而是有主体性地正确识别真理与谬误的“服从者”。凡是正确的路线、政策、方针,就要绝对服从,凡是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加以抵制,而绝对不能盲目服从,否则会给实践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举几个例子:一是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在带领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果断放弃中央关于打长沙的决议,奔赴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趟出一条革命的新路来。二是1929年,毛泽东拒绝中央二月来信。于当年4月给中央写信,详细陈述根据地实情。后陈毅辗转到上海汇报后,中央9月回信。这才有了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显然毛泽东在与上级领导处理关系时,不是“绝对服从”,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纠正中央的错误决定。这难道不是双向关系吗?不是最终改变了中央的错误决定吗?笔者这里特别赞赏周恩来同志。二月来信是他起草的,他一旦发现其错误,就能够认真听取意见并纠正错误。这也是用“权力”的双向关系原理处理这件事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田会议能够召开,周也是功不可没。三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大砍人民公社搞土地承包时,江苏华西村支部书记吴仁宝和河北周家庄公社党委书记雷金河从实际出发,没有服从上级决定,40多年始终坚持集体化道路。实践证明,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我们再回到艾芬医生遭到训斥一事。市卫健委和医院领导得知艾芬医生微信传递疫情后,按照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党的群众路线,他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找艾芬医生或其他人调查研究和了解真相,再决定是否行使批评权力。这究竟有多难呀?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不仅首先造成医院领导“开会都抬不起头来”,更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艾医生的心理创伤,以至于不再继续敢讲真话。导致整个武汉、整个湖北错误决策和整体沦陷。艾医生谈到这一点时说:“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这就是要害所在。实际不仅是市卫健委、医院领导,而且整个武汉党政领导、湖北党政领导都犯了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观点的错误,也是错误的单向“权力”观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权力”行为也已经不是单纯的思想路线和观念的错误,而是一种犯罪行为。笔者希望疫情过后,能够追究这些人的法律责任。
当二月份真相已经大白时,艾芬医生多么希望各级领导尤其是医院领导敢于承认错误,说句道歉的话。但她始终没有听到,甚至都不敢询问“权力者”此时的态度。她说:“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李文亮医生2月7日去世后,武汉市政府发布公告,对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表示哀悼,对其坚守一线抗击疫情表示敬意,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但公告中却只字不提“造谣”、“训诫”一事,更没有丝毫的承认错误和道歉之意。权力者这里怎么都变成冷血动物了呢?为什么明知已经错了,还不敢给被批者承认错误和说声道歉呢?这还是共产党人吗?

   艾芬医生尽管遭受到权力者如此严厉的训斥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她并没有被权力者吓倒,也没有在如此严重的疫情面前退缩。仍然勇敢地战斗在抗“疫”第一线,并最大限度组织急诊科医护人员发挥更大作用。这篇访谈录都谈到了。笔者认为,艾芬医生也是武汉人民中非常伟大的英雄!她最起码也应该如同张定宇、张继先同志一样给与记大功奖励的荣誉。

    这次抗“疫”战争需要我们反思和总结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本文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的视角认识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思想和理论根源。但愿我们的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大大小小的权力者能够真正从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汲取教训,真正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我们不能把单纯的“服从意识”作为衡量共产党员的标准,我们不需要盲目的奴隶主义的“服从”,而是有头脑的能够识别真理与谬误的主人翁意识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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