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细菌战的24位中国受害者及遗属

布袋和尚

2017年8月15日，距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20年，距日方法院最终驳回受害者索赔及道歉诉求整整10年。当年起诉的180位原告代表，现仅剩约三分之一在世。时间侵蚀着这些个体的生命。在常德，当年61位对日诉讼原告中，仅21位在世；在义乌上崇山及崇山二村30位原告中，仅9人在世。“等这批老人去了，这段历史会像灯油燃尽一样，永远灭掉。”74岁的细菌战受害者王福元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2017年7月，深一度记者赴义乌、丽水、常德，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的群像。来源媒体:深一度



丽水·烂脚病。1942和1944年，日军两次对丽水、遂昌、松阳发动地面进攻，并在丽水投放了鼠疫、伤寒（副）、炭疽细菌。日军撤退后，丽水瓯江两岸、太平溪两岸、丽水机场周边农村不同程度爆发过腿部皮肤溃烂症，创口久不能愈，被当地人称为“烂脚”病。据丽水细菌战史料研究会统计，丽水目前尚有“烂脚”病人100余人。2017年7月，丽水莲都区老竹镇，86岁的傅君华。十二、三岁时，他的左腿被草丛划破，奇痒无比，抓挠后就长泡，泡破后就开始溃烂。而左腿伤口渗出的血水沾到右脚后，又致右腿溃烂。其左腿伤口最深处有3厘米，可见血管和白骨。烂腿疼痛，患处伴有恶臭，反复发作，始终无法愈合。鸡鸭走过他的脚边，甚至都会啄一口。2014年末，傅君华到上海九院受治，双脚成功治愈。70多个冬天里没穿过袜子的他，终于穿上了袜子。




2017年7月，丽水莲都区水阁镇，84岁的王松强躺在家中修养。他9岁时，父母被日军炸弹炸死，他的双腿也被炸破。此后双腿反复溃烂，并不断在小腿上形成坑洼的小洞。据女儿王仙美介绍，因缺乏劳力，王松强总是用纱布包着伤口在水田劳作。有时腿太痛，常人20分钟的路程，他要走3小时。据王松强介绍，在他11岁时，医生将他两条腿的血管扎了起来，溃烂的伤口逐渐好转。步入中年后，注射青霉素让他进一步好转。几年前，深圳一药厂免费提供药品给丽水的“烂腿者”，用了几次后，奇迹痊愈。曾经的伤口则变成了一块块黑色的斑块。




2017年7月，丽水莲都区联城街道，86岁的冯欢喜。14岁时，冯欢喜在田里干活时染上“烂腿病”，患处有香瓜大小，深可见骨。因患处异臭，他曾被人当众嫌弃。为此，他总躲着人群。因在近处找不到老婆，他只好用裤腿盖住伤口，去外地相亲。婚后妻子才发现丈夫是“烂腿”，后悔不已。直到生下孩子，妻子心情才平复。2015年，冯在上海受治，患处得以大面积康复。目前腿部仅剩指甲盖大小、深约1厘米的小洞。因腿部再无异味，冯欢喜改变了春节不走亲戚的习惯，现在有空还会去看村里人打麻将





2017年7月，丽水莲都区联城街道，78岁的何遗祥。他在七、八岁放牛时，染上了“烂脚病”，同村还有几人也染上该病。因当时年幼，他尚不知此与细菌战相关。直到一位年长的村民告诉他日军曾在当地投过细菌炸弹。起初，何遗祥只是右脚患病，后来左脚也开始溃烂。他偶然得知丽水细菌战研究会在寻找愿意接受治疗的“烂腿”病人，于是找来要求去上海治疗。如今他的右腿已经痊愈，左腿仍有一处溃烂的小洞，平时需要敷药包扎。



2017年7月，丽水莲都区联城街道，80岁的夏德连。夏德连12岁时得了“烂脚病”。因为没钱治疗，只能自己买药，始终无法治愈。要不是有人前来调查细菌战，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腿疾与细菌战相关。经过在上海治疗，目前在夏德连的腿只是偶尔发痒，可以用药控制。





2017年7月，丽水莲都区碧湖镇，84岁的徐丙翠。日军撤退半年后，11岁的徐丙翠嘴部开始溃烂，牙齿外翻，说话含糊，只能食用稀饭。美国医学专家弗曼斯基在看过徐的照片后，指出徐所患为鼻疽。在一战欧洲战场，鼻疽曾被用来伤害马匹，破坏军队运输能力。随着年岁的增长，徐丙翠原本外翻的牙齿已全部掉光，嘴部的畸形更加明显。据丽水细菌战史料研究会会长庄启俭介绍，徐丙翠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位在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鼻疽受害者。



兰昌礼，91岁，现居丽水云和县石塘镇。1942年，16岁的兰昌礼右脚开始发红，发痒，抓破后溃烂成为“烂脚”，同村还有十几位“烂脚”病人，至今仅剩三位。2015年1月，兰昌礼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免费治疗康复。但回家后没保护好，右脚病情复发，后再赴上海治疗后痊愈。由于担心腿部碰伤致病情复发，他现在用纱布包住患处，平时可四处走动，还可以下地种菜。




何兰明，85岁，现居丽水云和县石塘镇。何兰明幼时，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一次弹片击中同村兰昌礼家大门，并打倒柱子。何兰明好奇，爬上墙头去看兰昌礼家情况，腿被划破，起了小泡，泡破后开始溃烂，从此染上“烂腿”病。同兰昌礼一样，2015年1月，何兰明得以前往上海治疗，如今双腿早已康复。




叶张齐，93岁，现居丽水云和县石塘镇。1943年6月，日军炸毁了叶张齐家的房屋。后来他到山坡割草，脚被草划破，腿部溃烂起来。据其女叶新梅介绍，叶张齐腿部的溃烂处最大时有拳头大小，深可见骨。为治伤，家人多年来一直挖草药为其治疗。每当此时，患处的脓血就会减少。前年，深圳一药厂提供免费药品给丽水地区的“烂脚”病人使用。叶张齐用后，伤情进一步好转，直至去年上半年康复。当年夏天，因蚊虫叮咬抓挠，再次复发，现腿部仍有一小洞。四年前，叶张齐患上老年痴呆，又摔断了股骨，不能走路，并因白内障失明，如今生活全凭保姆照顾。



常德·36公斤鼠疫细菌。1941年11月4日黎明前，一架日本军机在常德城区鸡鹅巷、关庙街和东门一代投下大量谷、麦、破布、棉花等弃物。两天后，鼠疫在常德开始流行并迅速蔓延，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在常德大西门外，因疫尸太多，3座焚尸炉烧塌了2座。1949年12月，苏联审判日军731部队战犯时，对方承认在常德实施了细菌战。史料记录，在鸡鹅巷一带日军共投下了烈性传染鼠疫细菌36公斤，鼠疫在常德地区肆虐了两年多时间。83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李宏华，站在常德桃源县吉安湾村的家门口。1942年，李宏华的爷爷和他一同从村里去常德卖猪。彼时常德已经爆发鼠疫，离开村子需要打防疫针，时年13岁的李宏华怕疼，爷爷便叫他回家，自己则继续进城卖猪，并染上鼠疫，第四天去世。此后，料理丧事的亲友也相继染疫，16人陆续死亡。李宏华只读了一年书，靠乞讨为生。他长大后入伍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学了文化。如今他依靠每月1000多元的优抚金生活，并在农村养鱼、种地。





77岁的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代表、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万智。常德鼠疫流行时，徐万智的父亲从汉寿县贩米到常德，返家后即发高烧，5天后去世。之后家中的堂哥、奶奶、哥哥、叔叔相继去世。因伤心过度，徐万智的爷爷哭瞎了双眼，母亲抱病在床，全家一贫如洗。徐万智多年来始终在为调查细菌战而四方奔走。”





84岁的对细菌战日诉讼原告代表、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秘书长丁德望。其父在吃完一场喜酒后突染鼠疫，次日身亡，丁德望时年9岁。丁父去世后，全家都由母亲照顾，丁德望的姐姐和3个妹妹从未读过书，而丁德望也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丁父去世后，其吃酒的村子死了近百人，医生不敢去医治，道士不敢去做法事。丁德望最大的希望是，能建设一座细菌战主题的纪念馆或纪念碑，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




84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易孝信在家中给自己做按摩。1942年9月前后，不到4天时间里，只有12户共46人的易家湾村，因鼠疫12人死亡，其中8户失去了年富力强的男人。疫情发生时，易孝信9岁，染疫者睡在地上，以及亲友哭啼的景象，他至今历历在目。长大后，易孝信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进入湖南文理学院任教，如今退休在家。







85岁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代表张礼忠在家中锻炼身体。常德鼠疫爆发时，张礼忠10岁，一家13口人住在常德最繁华地段。张父是常德唯一能压制橡皮圆章的人，并开有一家刻字店。细菌战让家中在两年内死了6口人。张父因精神打击大，成为植物人，两年后去世，终年43岁。迫于生计，母亲带着张礼忠及弟弟，在远亲的船上做工，四处流浪。其兄因无人照料，19岁病死。张礼忠长大后，进入常德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退休后，他常给孙子、孙女讲述当年细菌战的历史，“不管他们是不是感兴趣，都要给他们耳朵里灌。”





94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王华璋。常德鼠疫爆发时，大家都以为是瘟疫。19岁的王华璋在常德石公桥镇做工，一天，好奇地跑到镇上一位死了三口人的家里看究竟。还没进门，就闻到一股异味，次日晚，他感到不适。老板劝他回家休息。回家后，他被家人送医，经外籍鼠疫专家伯力士救治，住院10多天后康复。退休前他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因老伴去世多年，如今他靠退休金，生活在常德城郊的一所养老院里。他原本思维敏捷，不久前生了一场病，开始变得反应吃顿，口音含糊。




73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高绪官在家中看报纸。常德鼠疫爆发时，高绪官尚未出生。父亲靠在常德挑河水挣钱，母亲则带着三个孩子走街串巷要饭。1941年末，两位哥哥突发高烧，不省人事。高父无钱医治，只得租了条小渔船回老家，半路，高绪官大哥就死了，刚回家，二哥也去世了。从那之后，高父再未进常德谋生，母亲则哭坏了眼睛。两年后，高绪官出生，长大后，父母曾多次讲起两位哥哥去世的情景。如今，高绪官已退休多年，每天早晚都要看两份报纸。




义乌·活体解剖试验。1942年9月3日，日本军机低空飞过崇山村，没扔炸弹，却见尾部喷出一条长长的雾状物。十多天后，崇山村四处可见毛耸腹胀的死老鼠。次月，村民陆续出现吐血、红眼症状，并很快死亡。因起初不知病情，亲朋前来探病，办丧事，使得疫情迅速传播并蔓延至周边20多个村庄。为检验攻击效果，日军又连续4天到崇山村挖走死难者脏器。后又以治病为名，将40多位患病村民骗至距村一公里的林山寺中进行活体解剖试验。同年11月，为毁灭罪证，日军进村放火，烧毁了176户421间房屋。两个月内，占全村人口三成的403人死于鼠疫，23户死绝。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74岁的崇山村村民王福元在村中老年协会休息。崇山村鼠疫流行时，王福元尚未出生，他的奶奶和姐姐都死于鼠疫。他后来知道，姐姐发烧后，家人怕传染，将她搬至室外独睡。夜里姐姐害怕，母亲就去陪伴，等姐姐睡下再回来。后姐姐半夜醒来，发现妈妈不在吓得直哭。等天亮母亲去看时，姐姐已经死去。





93岁的义乌市崇山村村民王化涛在家中，他是村中最年长的细菌战受害者。1942年11月，崇山村进入鼠疫爆发期，王化涛15岁的妹妹也因鼠疫而死。妹妹去世不久，王化涛在自家楼上看到两只肚子胀得很大的死老鼠，为避免跳蚤在家中传播，他用火钳将死老鼠夹出去埋掉。几天后，他开始发烧，浑身乏力，家人将他送到村外一公里的林山寺。好在他身体好，过了五、六天，他逐渐恢复过来，逃过一劫。王化涛长大后入了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转业在地方工作。现在除了看电视，他每天都要写三张书法。




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代表、90岁的崇山村村民王基木。崇山村鼠疫爆发后，15岁的王基木被母亲送至村外的碑塘庙避难，躲过一劫。但他35岁的母亲、12岁的妹妹和一位表妹都因染疫而死。如今，耄耋之年的王基木身体硬朗。



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75岁的崇山村村民王明光坐在崇山村老年协会里。崇山村鼠疫爆发时，王明光出生仅两月，其哥哥（卒年5岁），和两位姐姐（分别卒年4岁、3岁）死于日军鼠疫。他们的症状都是发烧，口渴，腹部和大腿的淋巴腺肿大，染病后很快就死了。家中房子，也被日军烧毁。王明光如今已退休18年，靠养老金生活，平日在家种些菜和瓜果，照看孩子。





86岁的上崇山村村民王基月（左）和王晋华在家中聊天。2013年时，王基月中了风，记忆锐减。对于自己作为细菌战受害者原告代表的那场对日诉讼，他已回想不起最终结果。王基月的姐姐（16岁）和弟弟（2岁）都感染了鼠疫，两人口渴得厉害。姐姐大声地哭，病发十多个小时就死了。弟弟身上出现红斑点，疼得喊母亲，没来得及看医生，病发二十几个小时也死了。日军烧村时，9岁的王基月刚好从祖母家回来，目睹了家中3间房子在日本兵的把守下烧毁的过程。



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89岁的上崇山村村民王兴钱站在自家院里。崇山村鼠疫流行时，王兴钱14岁。他38岁的母亲、10岁的弟弟、未婚妻和祖母相继染疫。后祖母、母亲和弟弟三人去世。如今他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和老伴靠养老金及儿女赡养生活。




义乌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常务副会长、崇山村村民王建政。51岁的王建政是义乌崇山村人，其叔叔王仿死于鼠疫，卒年8岁。1997年，王建政父亲王侗以受害者代表对日起诉。但王侗不幸于2000年去世，王建政从此代表父亲继续细菌战维权事业。




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代表、80岁的崇山村村民王晋华在厨房安放捕鼠器。村里鼠疫爆发时，他年仅5岁，奶奶将他送往姑姑家寄养，直到小学毕业才回到村里。但他的伯父、叔叔、伯母和哥哥都死于鼠疫。长大后的王晋华曾担任了20多年的村干部，且十分热心细菌战宣传和维权事务。几年前，身体一度硬朗的王晋华患上了淋巴癌，经多次放、化疗后逐渐康复，但每周仍要注射两次胸腺肽。据王晋华介绍，当地政府一直很重视对崇山村的鼠疫检测。直到现在村民每抓住一只老鼠，还可获奖励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