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晓亭：在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组图）

赤色

《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2008年第二版、2009年英文版



1936.12.30《西京民报》：《绥署政治处长申伯纯讲词》



1937年6月杨虎城出国前在南京。右一申伯纯、右二李志刚、右三杨虎城。



2005年西安止园杨虎城生平展览中申伯纯照片



父亲日记手笔

    大家好！我现在汇报一下我父亲申伯纯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做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的工作的。

    父亲1899年出生在河北宛平辛庄，1919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在校6年接触了各种新思潮，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有胡适的改良主义，而共产主义思想是父亲多年后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

    1926年父亲前往广东汕头参加大革命。他当时虽然在国民党，但他对共产党有所了解，不赞成右派反共的主张，促进了汕头的国共合作，与共产党有很好的关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父亲对屠杀共产党不满，愤然离开汕头，投奔西北军，到了鹿钟麟部（任政治处长）。这期间，南汉宸因皖北暴动失败也在鹿钟麟部，父亲知道南汉宸是共产党，特别同情和照顾他，与南汉宸结为好友。

    1931年杨虎城当陕西省主席，南汉宸任陕西省府秘书长，电召父亲去西安。父亲到西安后，被任命为民政厅秘书主任。

    1933年日本向热河、冀东进攻的时候，杨虎城派父亲为驻北平代表，办理十七路军部分部队参加华北抗战的联络工作。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丧权辱国，打破了父亲对国民党最后的幻想。父亲是个热血志士，当亡国奴是绝对不干的。父亲认清要想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他毅然决然排除一切困难，完成了思想转变。

    1934年春，在南汉宸的引导下，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做情报工作。那时南汉宸秘密住在天津，父亲以合法身份公开住在北平，他们经常在天津秘密会晤。

    几个月后，父亲即奉南汉宸之命，到皖北向正在大别山剿共的106师师长沈克提出与红军定立打假仗和互不侵犯的协定，当时虽未达成协定，但是建立了联系。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父亲介绍自己的大儿子申仲仁做了中共北方局地下电台的报务员。（申仲仁后改名申铭鸿，在军委三局工作，1940年牺牲于延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北方各省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中国一切决心救国救民的组织与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八一宣言》于10月3（1）日发表于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八一宣言》一经发表立刻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

    自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不但在形势上有了可能，而且日趋重要。

    杨虎城出生于山西蒲城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杨虎城率部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陕西靖国军。

    1921年杨虎城在陕北榆林结识了共产党员魏野畴，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1927年，杨虎城在冯玉祥的领导下率部参加北伐，有不少共产党人在其部工作。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部队中进行清党，杨虎城仍与共产党员保持友好关系，尽力保护他们。当时，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等均在其部任要职，因此杨虎城不见容于蒋介石，不得不以去日本考察为名一度离开军队。

    后来，杨虎城当陕西省主席时，有统一大西北的雄心，想背靠苏联与蒋介石抗衡。在这个时候他有许多进步措施，如释放西安在押的政治犯，资送一批革命青年到国外留学，任用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在部队中保留了不少革命分子（如张汉民、王吉泰、阎揆要等），对陕北土地革命也暗中予与帮助和掩护。

    据记载，杨虎城曾于1928年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曾愤慨地对那些贪污腐化的军官说：“我个人能去当共产党，可是你们能跟我走吗？”

    杨虎城是主张抗日的，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于1933年曾向蒋介石请缨，愿率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战。

    杨虎城有这样的进步基础，是争取他联合抗战的有利条件。

    1935年10月间，南汉宸即约父亲到天津密晤。对父亲说：“这次找你来，除了给你传达《八一宣言》以外，根据组织上的意见，主要是同你商量如何去开辟十七路军工作的问题。你可以趁此机会到南京去一趟，向杨虎城说明当前的形势和中共的主张，并向他建议与陕北红军建立抗日互不侵犯协定，我想这个工作你去做是适当的。”

    南汉宸是1926年的党员，他与杨虎城有很深的关系，深受杨虎城信任。1932年冬南汉宸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在杨虎城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匿居日本，1933年返回后即在中共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我父亲当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杨虎城的部下，又在为共产党工作。所以南汉宸说：“我想这个工作你去做是适当的。”

    11月初，父亲去南京见杨虎城，当时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运动当中央委员。这时候的杨虎城非常苦闷，除了蒋介石逼迫“剿共”，军队连遭惨败之外，他与张学良之间互相猜疑也很深，竞选中央委员，也是作为下台的退路。

    父亲到了南京，见到杨虎城说：“汉宸有许多重要的话要向你说，因为他不便公开来见你，所以托我来转达。”听了这几句话，杨虎城又高兴、又紧张。随即与父亲秘密长谈。父亲向杨虎城详细地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最后说：

    “共产党当前的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产党愿在抗日的原则下同一切军队联合抗日，不管过去有过什么仇怨。”又说:“汉宸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目前的困难处境，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共和红军的主张，他愿意并且负责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

    杨虎城听了父亲的这番谈话，很是动容，认为有了新的希望，对父亲说：“汉宸这次让你来谈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正想找他们的关系。”“你就先住下，说是帮助我选举，真实情况不要同任何人讲。”

    12月初，五全大会闭幕，父亲随杨虎城乘专车由南京返西安。在车上杨虎城谈了很多，他说：“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做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现在由于日本步步逼近，全中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上次你转述的汉宸那些话，只是一些原则，究竟具体怎么办，他谈过没有？”父亲答道：“汉宸没有谈。”杨虎城说：“那么你现在就可以从徐州转车去天津，找汉宸问问具体办法，问清楚以后，你赶紧去西安找我。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可以告诉汉宸。”

    父亲立即转车去天津。三天后，父亲拿到南汉宸有关停战合作六条协议的亲笔信。为了保守秘密，信上没有写上款，只写了下款“南汉宸手上”几个字。这是给父亲口述时备忘用的，也是给杨虎城的信证。南汉宸嘱咐父亲说：“有些话你对杨虎城可只做传达，不作解释，要注意利用你有利的身份，以便将来继续在杨虎城处做公开的工作。假如他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改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

    12月16日父亲到达西安，将南汉宸有关停战合作六条协议的亲笔信示与杨虎城，并传达了南汉宸的意见，杨虎城表示基本上都同意。

    几乎是同时，为了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毛主席派汪峰，携带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12月也到了西安。但是因为杨虎城与汪峰素不相识，不敢深信，他一面招待汪峰，一面派人到天津找南汉宸和党的负责人来西安面谈。

    1936年2月，杨虎城与毛主席派的汪锋、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在西安就两军停战、合作抗日、建立交通站等问题正式交换了意见。之后，王世英将此经过汇报给在石楼前线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从此杨虎城与陕北中央建立正式联系，开始了联共抗日的进程。

    1936年4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为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战所派遣的王炳南也到达西安，更加强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6年7、8月间，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局面形成，党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作为红军驻十七路军正式代表。

    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是由党的各方面组织分别进行的，有由中央派遣的，也有由地方派遣的，而最初的联络工作是中共北方局地下党派遣我父亲去做的。

    1936年2月，杨虎城成立绥靖公署交际处，委任父亲为交际处长，开展对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同时进行秘密联共抗日活动。

    父亲为祛除张杨间的猜疑，形成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战局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在省党部逮捕宋黎事件中，关键时刻是父亲做主让张学良派人接走了宋黎。

    12月12日，华清池捉蒋之后，成立西安事变设计委员会，父亲为成员之一。

    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东北军原来的政治处改组，十七路军任命父亲为政治处处长。

    12月14日，西安各界在南苑门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两千多人，父亲代表设计委员会作报告，宣讲这次事变的经过和意义。

    12月29日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召集学生开会，要求当局对放蒋介石回京一事进行解释，西安军委会特派身为绥署政治处长的父亲参加，父亲按照党的和平解决方针即席演讲。

    1937年1月，在蒋介石大军的威胁下，围绕着是战是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发生了激剧的分歧和斗争，父亲始终遵循党的和平解决的方针，坚决主和，反对战争。

    1937年3月，在三原安吴堡，叶剑英找父亲谈话，南汉宸、张文彬、王炳南三人介绍，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辉煌的一页，也是父亲革命生涯中重要的一章。

    解放后，父亲一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亲知亲闻的有关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

    195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周总理称张学良、杨虎城“大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号召有关同志写文章。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从1955年到1979年，25年的时间，三易其稿，完成了《西安事变纪实》的写作。《西安事变纪实》于1979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出版后成为重要的党史研究资料。

    2008年12月《西安事变纪实》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同时翻译成英文于2009年出版。

    《西安事变纪实》的影响不仅在历史还在文艺，1981年上映并轰动一时的电影《西安事变》是著名导演成荫的作品，而成荫是父亲的女婿，经常听岳父讲起西安事变。

    1961年12月，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成立九人小组和七人小组编写西安事变史料，父亲为七人小组的召集人，到文革时已收集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约200万字。

    晚年的父亲致力于西安事变史料的整理工作。

    1979年7月，父亲怀着没有见到两岸统一、未完成总理嘱托的遗憾溘然长逝。

    父亲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他的一生都与西安事变相关联，所以父亲在世时，每到12月12日，他都要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即使没有公开的纪念活动，他在心里也要纪念这一天。

    今天，有幸在这里与大家共同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很是激动。我仿佛感觉到父亲那颗炽热的心仍在跳动，好像在对我说：“每年我都要纪念这一天……”

    80年过去了，张学良、杨虎城、周总理……许多亲历西安事变的老前辈都不在了，但是他们创下的历史功绩万古长青，他们的浩然正气永垂不朽，他们留下的这份情感也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血液中。

    我想对父亲说：“现在许多人都在纪念这一天，您梦想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不远了。”

    谢谢大家！

    注：申晓亭，申伯纯的女儿，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附：渔家傲——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八十年前风云乱，
    国土沦丧民危难。
    中华自有英雄在，
    同心干
    翻江倒海挽巨澜。

    八十年后红旗展，
    国家强盛民康安。
    前赴后继承遗志，
    再聚首
    唤来后人千千万。

    附：父亲纪念“双十二”日记选：

    1963年12月12日：“今天是双十二，是西安事变二十七周年纪念日……我对张汉卿先生还有一个幻想，就是台湾问题在二三年内能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如蒋介石病死，蒋经国继承，美国地位在国际形势日趋衰落，台湾返回祖国怀抱，那时张汉卿还健在，以他做代表返回大陆讲条件，那将是多么好的事情。我更幻想这个美梦能在西安事变三十周年时实现。”

    1970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当着这个日子，我不禁感慨万端，原计划三十周年的时候，开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会，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给冲掉了。现在转眼又过了四个年头，明年是三十五周年，不知会有什么纪念活动。……过去几年征集到二百多万字的史料稿件，现在还乱放着，没有最后整理，我写的《西安事变记》一书，经过文化大革命迫切需要改写，但这些事我现在因为尚未解放，也无从着手，心中未免焦急。”

    1971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原想找几个有关人，如米暂沉，在一起聚会一下。后来想我刚刚从干校回家，这样搞不方便，怕有不好影响，所以作罢。”

    1972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六周年纪念日，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和兴奋！感慨什么呢？不但杨先生牺牲了，张先生的苦难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就以西安事变史料九人小组来说，五个人去世了，三个人还关着，就剩我一个尚能勉强地自由自在地活着，怎能不使人感慨！兴奋什么呢？西安事变毕竟伟大胜利了，成为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打垮了日寇，驱逐了蒋匪，建立了新中国，国家日益昌盛，怎能不使人兴奋！……”

    1973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七周年纪念日，我每逢这一天总是心情激动，浮想联翩。特别是今年这一天是《西安事变记》第二次修改稿最后完工的一天，使我更有无限的感触和无比的高兴。今天清晨五时醒来，我就考虑今天这个日子我怎么过呢？先想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请几位熟朋友，如王炳南、米暂沉、吴波（他那时也在西安）到展览馆餐厅去吃西餐，聊表纪念……”

    1974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八周年纪念日，中国新闻社向我征稿，又看到台湾中央日报蒋经国发表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不管写出来的稿子是否有用，我竭力写了《忆往事》一文，以纪念西安事变三十八周年。写了好几天，今天整天抄写，算是写出来了。文章写好，感到轻松高兴。”

    1975年12月12日：“晚上刘鼎来，我们二人共同纪念双十二纪念日。可谓冷落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