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松：我的父亲（组图）

布袋和尚

李鼎铭













李振三

    李雪松，女，1942年出生于延安，中共党员。李鼎铭之孙女。
    1949--1950延安保小学习
    1950--1951西安保小学习
    1951--1953北京华北西苑小学学习
    1953--1957华北西苑小学
    1957--1963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
    1063--1969北京医学院学习
    1969--1997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职工医院主任医师
    1997至今退休





    我的祖父叫李鼎铭，大家都知道，他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41年夏，李鼎铭先生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震天介响，受到大多数议员的大力支持，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赏。

    提起我的父亲李振三，大家可能感到陌生，他是一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中医师。多年来，中医遭受排斥和怀疑，中医师遭受冷落是必然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新找回了中医这个中华民族的“弃儿”，号召大家振兴中医药事业，我更加坚信自己家的祖业，为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而自豪，更加怀念自己的前辈。

    一．开明绅士，民主仁人

    李鼎铭(1879～1947)原名李丰功，陕西省米脂镇桃镇桃花峁村人。幼年家贫，无力延师，1895年寄住舅父杜斗恒（杜聿明之叔父）家中就读。李鼎铭自幼勤学好问，刻苦钻研中外历史、数学、天文学、中国古代哲学及经史子集，兼习医学，博览群书，孜孜不倦。

    1903年，李鼎铭赴绥德州应考，取为廪生（廪膳生员，科举制度名目之一，中国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补助生活的生员）。因看不惯清末官场的腐败乱象，拒绝做官，决心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事业。1904年回乡教私塾，后又在临水寺创办完小，1910年在绥德中学堂任教。

    辛亥革命后，李鼎铭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在当地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和兴办学校。1913年任米脂县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1918年返乡行医，并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1923年，李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

    李鼎铭一生淡泊明志，不慕高官厚禄。1926年，他对当局彻底失望，遂称病辞官返回故乡，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尽管经济拮据，但他多次拒绝了杨家沟大地主马醒民等的邀请，拒绝做马醒民的总管家。他为人公正，主持正义，因而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影响。

    李鼎铭青少年时期，受其舅父杜斗恒的影响，对中医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十分喜爱钻研医术，潜心研读《本草纲目》《皇帝内经》等历代名家医书，广览各种医刊（这些书籍后又传给我父亲，保存至今）。李鼎铭深究医理，收集民间医药方，博采众长，边学边用，辨证施治，诊病准确，谙熟药性，精于炮制。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自学数年之后，李鼎铭成为米脂县远近闻名、德艺双馨的中医师。

    李鼎铭教书从医，紧跟共产党，为维护民族利益，为共产党出谋划策，殚精竭虑，贡献出全部才智和精力，一介书生的满腔报国热血洒在了黄土高原。李鼎铭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一切。胡宗南侵犯延安，跟随中央边区政府转战陕北，66岁高龄身体孱弱，昼夜骑马颠簸在崎岖的山路。那次李鼎铭已经东渡过了黄河，毛泽东留在河西要开会，他又返回佳县，去往绥德途中劳累过度，脑溢血医治无效去世。

    中央大队人马东去山西，前往河北西柏坡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李鼎铭却长眠在黄土高原。他留下了一匹马，一个随身的文件小木箱，一杆旱烟棍，一身八路军制服，留下了爱国救民的眷眷之心，他所有的亲人们始终如一的跟着共产党，建设着伟大的祖国。

    二．父子情深，子承父业

    我的父亲李振三，字子纲，1889年9月26日生于陕西省米脂县桃镇桃花峁村，是李鼎铭先生的长子。李家虽家境贫寒，却以“耕读传家”闻名乡里。

    父亲自幼聪明好学，祖父对他很是喜爱，精心培育，严格要求，父亲就读于祖父在临水寺创办的完小，直到毕业。1911年2月，父亲到绥德中学学习，1916年毕业。1917年受祖父之命，父亲在家乡筹建桃花峁小学（现在称“鼎铭学校”），兼任校长并任教，主要教国文、算术。他们把好的窖洞让给其他老师住，自己和祖父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他们推行新式教学，打破了八股文的条框，一律使用白话文，还给学生门讲授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生们深受教益，激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很多学生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李鼎铭父子情系劳苦大众，从不嫌贫爱富，经常减免部分学生的学费。1917年，桃花峁村遭遇灾害，村民生活困难，他们带领学生课余时间参加建校劳动，种菜植树，自力更生，改善学生生活，减轻家长的负担。

    这段时间，父亲成为祖父创办地方公益事业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他们提倡新式教育，让女子放足、走进学堂，我姑姑和我母亲就带头放足、上学。师生们经常帮助村民调解家庭争议，排解地方纷争，维护农民权益。

    父亲自幼聪慧过人，祖父在村里试办中医实验所，父亲在给祖父当司药的过程中，父亲就已经暗暗刻苦钻研中医中药。后来，他亲自开辟荒地，种植药材，上山采集药材，加工研制中药，并研究试用当地特有的草药，如宁条草（一种开黄花、有须根的草）、老才洼等，治好了不少老百姓的病。

    1926年，祖父称病辞官返回故乡，专心研究医学，父亲就成了祖父李鼎铭行医的得力助手。当时祖父坐堂行医，父亲就开方取药并送医上门。他经常到偏僻的农村和疾病繁多的地方为老百姓看病。据家乡老人们回忆：“当时他们父子为群众治病吃药，从未索取报酬。富家则自己赠送钱物，贫则送给医药”。因此，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称赞。一传十、十传百，不少患者闻名远道来求医，父亲则从不拒绝，随叫随到，风雨无阻，完全彻底为患者服务。祖父对父亲的成长非常满意，对李振三的高超医技和医德颇为赞赏。李鼎铭遇到疑难病症诊治时，总要与李振三共同探讨、研究，常常采纳父亲的意见下药，父子结成师生和朋友情谊。

    听姐姐说，1943年春天，祖父的肠胃病复发，卧床不起，父亲立即为其号脉、开方，亲自侍奉祖父服用，并不时调理药剂。有父亲的照顾，祖父的病情逐渐好起来了，饮食也一天天的正常了，家里人都很高兴。李鼎铭当着四个儿子和儿媳、女儿等的面讲起了家史，其中特别夸奖了我的父母，称“振三学医专心，医术比我有过之无不及，医道深，对我帮助很大”，并让弟妹们好好向哥哥学习。

    李鼎铭在病逝时有三大憾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医学未能流传后世，发扬光大。他要求长子李振三继承父志，弘扬祖医。在祖父的追悼会上，父亲深情的说：“我们将把悲痛变为力量。我们全家已有九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们永远继承家父遗志，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三．投身革命，抗日救亡

    1927年，我们李家贫困交加，母亲靠捡食野菜、野果充饥，一边侍奉病瘫的祖奶奶，一边照顾幼女幼子，还要开荒种地、种树。为生计所迫，父亲忍痛抛下妻儿，出外闯荡。他先供职于榆林陆军医院，边工作边学习，以后又到西安、甘肃、内蒙等地行医，以普救疾苦为乐，养家糊口。1932年2月到1934年3月，父亲曾在定边陕西整备骑兵旅当军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亲满怀救国大志，于1937年12月30日奔赴晋西南一带的抗日前线，经其弟介绍，到山西临汾学生游击队工作。1938年2月初，父亲被调往决死纵队第六区专署工作（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当年2月底日寇进攻晋南，父亲随部队转移至汾西山区。3月初奉命组织第六区兵工修理厂，担任厂长。

    在担任兵工修理厂厂长期间，工余时间，父亲仍然坚持为群众看病。1939年12月初，晋西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工厂随军向北转移。12月22日到达灵石孙山区后庄后，当时的负责人宣布机关向西北方向转移，工厂解散，命令我父亲自找安全地点隐蔽。拟于晚间行动，不料被叛徒出卖，被阎锡山伪208旅415团俘虏。其后两年中，父亲在伪军监视下工作，组织不堪忍受打骂的工人自救，掩护地下党的工作，暗中寻找部队的消息。

    1941年12月中旬，祖父得到消息，报告党中央。延安保安处遂派地下工作者吕生文同志来到中部县（今黄陵县）营救父亲。为了尽快脱离险境，父亲开始装病，将自制红药水含在嘴里，谎说是吐血，要求去国统区榆林治病。吕生文和我母亲拿着李鼎铭的本名“李丰功”的印记，来到父亲身边。12月30日，他们连夜赶过封锁线，早有我边防部队迎接，将父亲接到张村。沿途，父母亲受到政府亲切的慰问和照料。1942年1月6日晚，父亲终于安全到达延安，合家团聚，非常欢喜。

    回到延安后，父亲由其弟陪同拜见了毛主席等党的领导，做了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亲切的询问父亲这两年的情况，得到领导的亲切关照。领导高度赞扬我父亲的爱国热情，鼓励我父亲治病救人的精神。不久，父亲被安排在延安兵工厂（当时也叫农具厂）任副厂长。自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先后任兵工厂厂长，难民工厂厂长，毛纺厂厂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调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统计处当科长。

    在繁忙的工作中，父亲从未放松过对祖国医学的研究，始终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边工作，边钻研中医，阅读中医书刊。工余时间免费为领导为百姓看病，在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在沟横渠的难民工厂，还有磨家湾，不少患者慕名前来就诊。有一次，父亲看到一个人已被装在棺材中，家属痛苦流涕。父亲观察“死人”的面色，称“还有救”，立即把这人抬出来，给针灸、服药，终于起死回生，把病人从阎王手中拉回来了，家属感动极了，给钱送礼，父亲坚持不收，笑着说：“救人是我的本职”。

    四．治病救人，扶正抑邪

    父亲李振三一直牢记祖父李鼎铭的嘱咐，潜心钻研中医，继承祖父的中医研究事业，以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造福于民。他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求索精神，他视病人如亲人、认真负责的医德等等，都是闻名四方、有口皆碑的。

    父亲的医术在实践中很快得以提高。祖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常常只是坐堂行医，而父亲则遵嘱翻山越岭为贫苦百姓看病，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随叫随到，对贫苦百姓交不起药费的，往往少收费或不收费。他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解难扶危的精神得到米脂县内外广大民众的赞誉。

    在延安期间，父亲常常骑着毛驴陪同祖父为首长诊病、按摩，提供保健指导。由于当时大家对中医药认识不足，给首长治病就很难，而且责任非常重大，必须得到组织批准（当时连给其弟吃中药都要经组织批准），所以祖父非常谨慎，总是与父亲反复商讨后，才下药为首长治病。父亲出诊总是随身带着他的针灸包，可大家对针炙存有偏见，往往派不上用场。但是，父亲诊病果断，勇于担当，处方大胆，他们高超医技和明显的疗效得到首长的信任和高度赞扬。这为后来发展祖国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以前，父亲担任领导职务，为党勤奋工作，还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免费为群众治病。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几乎每天中午、晚上下班前，就见门里门外排满了看病的人群，父亲下班一进门顾不上吃饭喝水，放下公文包就坐下为患者诊治。父亲看病很认真仔细，号完脉总要先了解病人的思想状况，对病人十分亲切和气，要先讲病因，再讲治疗的道理，使病人对战胜疾病有信心（父亲称治病先治心），然后开方。他开了药方，还要告诉病人如何煎药，如何加水，饮食起居，一一交待清楚，还要抽空亲自上门诊治，随访，负责到底。

父亲常常与中药堂的药剂师们切磋炮制丸散药物的方法，西安解放路原中药堂、北京同仁堂都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和这些药店的老板,药剂师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他从不厌倦，也从不收费收礼，还非常高兴，自得其乐。我那时还小，不懂事，就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他摸着我的头说：“我懂中医，就要为病人服务。给他们治好了病，他们就能为革命多做工作，这不是很好么！”多么朴实的语言。父亲的爱心和善良，废寝忘食、治病救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1956年，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父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中播放了。我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父亲的事迹称赞不已。

    父亲为了救人一命，从不避嫌，不怕担风险，临危不惧，坦然面对。记得有一50多岁女性患者，突感右下腹疼痛难忍，痛苦不堪，被医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腹膜炎”，患者高烧不退，医院要求立即住院手术，并让家属签字，说有生命危险。患者及家属很害怕，慕名找到我父亲，他立即安慰其“不要怕、能治”，他先以针灸给她止疼，然后用自家的广木香、大蒜碾碎以黄酒拌之，让病人马上服下，第二天就不疼了，连服三日即病愈起床，家属及患者感激不尽，说：“振老真是神医”。他们备了礼品欲送父亲，父亲坚辞不收，说：“救人一命，是我应该做的”。还有一邓性女干部，因患“痔疮”，排便时肛门痛流血，被医院诊为“内痔脱出”而住院，以“枯痔散”治疗。五天后称“痔已枯干”，且无任何症状，通知出院。不料出院到家才一小时，病人突然发冷高热至40℃，头晕乏力，精神不振，嗜睡，不欲言语，食欲不振，又入院用青霉素，治疗无效。两天后邓姓女患者出现精神烦燥不安，意识模糊，呈谵妄状态，不能吞咽，不能自解大小便，须导尿及鼻饲维持，生命垂危。家属要求会诊以抢救其生命，医院即邀李振三老医师出诊。父亲为其诊脉后认为“此湿热郁蒸，身发黄疸，实为湿热发黄而湿偏重也。湿热蒙闭心窍则神昏。脉大仍为病性进展之象。”急用“茵陈五苓散”，水煎鼻饲药液后，当夜患者神志逐渐好转，状态改善，夜三点发现肠鸣矢气，腹胀鼓肠消失，且可进食。次晨，病人神志完全清晰，可以问答回话，能自动排尿，巩膜及皮肤之黄染减轻。继服上方第三日，患者自己能于床上坐起，并要求下床。住院十余天痊愈出院。医护人员及病人统称“奇迹”。

    祖父李鼎铭在政治方面进不求荣，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实事求是；父亲李振三在医学方面不怕风险、直言不讳勇于担当、救死扶伤，他们政德高尚、医德高尚，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祖父和父亲的一生，不知使多少长年被疾病缠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使多少病入膏肓，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病人得到了新生。他是人民的好医生。父亲的精堪技艺，治病救人的精神流芳百世。

    五．捍卫传统，矢志不渝

    “中西医结合”是现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方针，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中医研究院、中医院、中医学院，各个医院也都设立了中医科等等。可这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却是不可能的事。祖父李鼎铭和父亲李振三在制定和推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中药学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父亲李振三遵照先祖的遗愿，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始终不渝的艰苦奋斗，终于感天动地，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成为著名的国家五级中医师。祖国医学在他们的努力下发扬光大。

    中医的弊端是相互保守、闭门造车、缺乏交流，长期以来中西医互相排斥，不团结，不搞合作，互不服气。近代西医占了上风，看不起中医，鄙视中医师，认为中医落后保守，是“巫医”“骗人的”“伪科学”等。现在有人还持这种观点。延安时期，不少人主张废中医，立西医。

    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鼎铭父子坚持中医是科学的，认为中医是中国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有其科学的病理、医理和药理，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优势互补，才能求得进步。他们父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医的治疗力度。

    工作之余，他们坚持为群众诊病，开方。他们父子又给许多中央领导看病。1945年8月，在领导的支持下，李鼎铭在延安办起了中医训练班，设立了生理、药性、汤头、诊断等课程。父亲有时也去帮助代课。他们满心希望，为团结新老中西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道路做出巨大的贡献。

    1946年蒋介石单方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3月，中共中央果断决定撤离延安。李鼎铭父子随机关、部队转战陕北，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当时的险恶形势，李鼎铭心急如焚。祖父年高体弱，积劳成疾，1947年12月9日患了脑溢血。父亲李振三赶赴祖父驻地，亲自针灸，开方服药，但为时已晚，李鼎铭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2月11日上午6点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世长辞。父亲及全家悲痛欲绝。父亲扶柩发誓，定将“悲痛化为力量，永远继承家父遗志，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1952年，中央专门派华北局领导到西安，命父亲到北京搞中医，筹建中医实验所。当年9月，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举家辗转唐山、天津后到了北京，住在华北局招待所。

    我们到北京后，父亲到处奔走，来往于中南海，很多领导人家里如王震，习仲勋，朱良才，丁玲等等，通过为他们治病，宣传中医中药的重要，呼吁重视中医。并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53年10月，父亲李振三与岳美中大夫共同写了“我对祖国医学的认识”，这一材料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团结中西医政策及中央卫生部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的决议《批判的接受祖国的宝贵医学遗产，有步骤、有计划的整理中医中药》的精神而写，洋洋数语，长达50多页的文章，分为中国医学基本上是科学的（还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剂、药物、针灸等方面论证之）；中医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结论三个大的方面。它详细的论证了“中医学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悠久历史过程中的光辉遗产之一，於保障人民健康事业上曾经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与疾病做斗争的记载中，写下了不少的辉煌成绩。”父亲在文章中说：“我们相信这一份民族遗产，在毛主席和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必须得到整理和提高，使旧有的延续生命抵抗死亡的医学经验，成为科学的医学，以崭新的姿态出现，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文章最后高呼：“中西医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取所长互补所短，接受苏联先进医学经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发扬民族固有文化，为提高医疗技术战胜疾病保护人民健康而奋斗！”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央首长及卫生部的高度重视。

    1954年6月，他们正式成立了华北中医实验所。其性质定为事业单位。任务是：团结联系广大中医；收集整理实验秘方和民间单方；总结临床经验。他们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的方式。父亲任该所所长。

    1954年7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座谈会，传达了领导对中医中药工作的指示：“中医对中华民族有极大的贡献，中医对人民的健康保障，是起了不少的作用。西医也是有贡献的。”“西医比中医是微不足道的，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西医歧视中医是宗派主义态度，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状态。”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首先“西医学中医”，并指出“好的中医应当专家待遇。”“学校里教中医课的按教授待遇。”“有科学基础的西医更应该很好的学习中医，加以研究提高，成为统一的中国医学。”“中药人员应按技术人员待遇。”“那一级卫生部门作不好这一工作要撤职。”“要扩大中医治疗，中医要参加各大医院的工作。”“大量翻印中医医书，有重点的译成现代文。”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父亲等中医实验所的同仁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学习中央的精神，1954年9月29日上午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召开了“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关于编制预算讨论会”，讨论了研究院的编制等。

    1954年6月，他们正式成立了华北中医实验所。其性质定为事业单位。任务是：团结联系广大中医；收集整理实验秘方和民间单方；总结临床经验。他们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的方式。父亲任该所所长。

    1954年7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座谈会，在会上传达了领导对中医中药工作的指示：“中医对中华民族有极大的贡献，中医对人民的健康保障，是起了不少的作用。西医也是有贡献的。”“西医比中医是微不足道的，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西医歧视中医是宗派主义态度，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状态。”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首先“西医学中医”，并指出“好的中医应当专家待遇。”“学校里教中医课的按教授待遇。”“有科学基础的西医更应该很好的学习中医，加以研究提高，成为统一的中国医学。”“中药人员应按技术人员待遇。”“那一级卫生部门作不好这一工作要撤职。”“要扩大中医治疗，中医要参加各大医院的工作。”“大量翻印中医医书，有重点的译成现代文。”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父亲等中医实验所的同仁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学习中央的精神，1954年9月29日上午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召开了“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关于编制预算讨论会”，讨论了研究院的编制等。

    1954年10月，中医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父亲李振三任门诊部主任。他们从实际出发，逐步开展工作，逐步解决房子和人员问题，从低级到高级，从少数到多数，做好统战工作，服从国家统战工作路线，节约开支。他们的任务是以治疗为主，适当的满足患者要求，从门诊量300人左右逐渐扩大，积累治疗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虚心学习。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父亲经常抽时间遍访老中医，经常和中医名家探讨医技，同时父亲的名声大振，全国各地不少人慕名前来就医，上至领导下至百姓，还有国际友人。他是有求必应，全心全意治病救人。记得当时父亲经常到一些首长家中看病，他们服用父亲的药后病情好转，精神也好了许多，又继续为党工作了好多年。他们对父亲独到的高超的医术赞不绝口，并与父亲结为好友。我看到了父亲一心一意负责细心为病人服务的红心，看到了父亲为发展中国医学而契而不舍、始终如一的精神。

    1956年11月29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当时叫北京中医研究院），地址设在北京广安门内，由父亲李振三任内科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医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父亲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为之奋斗40余年的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先祖的遗愿实现了，父亲的心愿实现了，他高兴啊！他如年轻人一样更加勤奋，更加刻苦学习中外医学的科学理论，更加努力的为更多的病人服务。那一年他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此我更难看到父亲的身影，除了正常上班，他还要奔忙于各大医院会诊，还要到许多病人家中诊病、随访，还要和国际友人交流经验（中医杂志1957年第3期上登载了朝鲜保健省药物局指导员金声屹在中研院与李振三学习内科临床诊断的照片）。

    1953年1月至中医研究院成立为止，父亲已治疗了400余例肝硬化患者，这些患者大多系全国各大医院确诊后，不少重症患者还是被判了“死刑”的，他们经人介绍到父亲那里治疗，经过2—3年的治疗，基本痊愈者占百分之22.4，好转者占百分之51.7，好转以上者占百分之74.1，无变化者占百分之10.3，死亡仅占百分之15.6，两例已发生肝昏迷及两例胆管性肝硬变患者都治好了，创造了人间奇迹。一位肝病患者在父亲的治疗下起死回生后，一位苦盼儿子的干部夫妇经他治疗生下了白白胖胖的儿子后，一位腰腿疼痛缠磨多年经他治疗站起来后，他们对父亲感激崇敬不知该如何表达，父亲只是淡淡的一笑：“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你们好了，就好嘛”。他和这些病人都成了永久的好朋友。

    父亲得到了同行的肯定，得到了领导的赞扬，得到了“国家五级医师”“人民代表”“中华医学会委员”“中医学术交流会委员”等职，可他说：“荣誉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医学有了地位，得到了发扬。重要的是我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1957年以后，父亲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开始想到了要总结一些治疗经验，该培养更多的接班人。他将自己治疗肝病（特别是肝硬化）、高血压、妇科病等等的治疗经验汇集成文，如《常山的性能及其临床应用》（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1954年第11期）；《高血压病临症初步观察报告》（写于1956年11月）《关于门脉性肝硬化的治疗报告》《祖国医学治疗急性肝炎和胆管性肝硬变的试验观察》等等。可惜，父亲太忙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总结材料，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倒下得那么快(很多资料在十年动乱中，又被中医研究院的造反派付之一炬)。1957年下半年，一天晚上，我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父亲脸色突变，从来没看见父亲有病，把我吓坏了。母亲赶快叫人把父亲送往协和医院治疗，诊为“骨肉瘤（肋骨已断，这是一种恶性度很高的肿瘤）。父亲倒下了，只知道忙啊忙，从不知道休息的他倒下了，从不知道疲倦，从不知道爱惜自己，把病人看的高于一切的父亲倒下了。他太累了，他要被迫休息了。可是，坚强的父亲并没有完全倒下，他平静的向母亲、向姐姐、哥哥交代后事，他乐观地谈天说地。他仍然在勇敢地向癌症挑战，他和同仁们共同研究攻克癌症的办法，在当时人们还不怎么认识癌症的情况下，他大胆的给自己开方自己服用中药，使他广泛转移的癌症病体又延长了半年之久。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1958年3月20日凌晨，我被母亲的哭声喊醒（当时我因发烧未去上学），我们乘三辆车赶到了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我哭着大叫了一声“爸爸”，爸爸听到了，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平静的去了，那么安详、那么坦然。那个最最疼爱我的爸爸走了，他走的那么匆忙、那么早，他才六十岁呀！幼小的我想：“爸爸太累了，他要休息一下”，“父亲还会醒过来的”。

    父亲的追悼会在北京平安里的一家殡仪馆举行，前来吊唁的有习仲勋等党政领导人，有一起工作过的同仁、有亲朋好友、还有他救治过的好多病人，人群络绎不绝，他们一致赞扬父亲一生忠于中医事业，他不遗余力为中医研究院的筹备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病人认真负责，废寝忘食，不怕风险，勇挑重担，他为人敦厚，吃苦耐劳，他认真学习，倾心培育中医学的后人。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光彩照人，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我的父亲对中医执着，热爱，他走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宣传中医有多难，那时都认为中医是庸医，是骗人的，国家没有一个中医机构。父亲不是用嘴说，而是用他精湛的中医医技，用他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用他的一生为发扬光大中医去坚持不懈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中医发展。他证明了中医是科学的，能治本的医学。父亲被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医中药事业，他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