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壮波：鲁迅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怨敌

玉兰花

中红网北京2014年8月1日电
鲁迅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怨敌
冯壮波
鲁迅临死前躺在自己家中的病榻上，没有“多余的话”，没有丝毫的忏悔。只在《死》里写下了“遗嘱”，对于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让他的怨敌连“假如”的空间都没有。如果他被关在国民党的牢房里，他会写些什么？写出来的是不是让他的怨敌满意？这样的“假如”，好像也应该有人做，但在事实上还没有人做。假如他对“当局”和“怨敌”表示忏悔和宽恕，现在那些攻击他的人可能就是另外的一副面孔。起码不像现在那么激烈。
曾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自然是儒家的认识和希望。宽恕，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大概也都具有这样的美德，起码想具有这样的美德。学过医的鲁迅在死前却写下这很让一些人郁闷和不待见的文字——这个死老头子，怎么到死还说这样绝情的话！妈妈的！
鲁迅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对于他的怨敌，一定想得很多、很深，或许像过电影一样，一个个都过了一遍。有的恐怕不只过了一遍。结果是，没有丝毫忏悔或者“反思”的意思。
“一个都不宽恕”，说明或反映了什么？
在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他的这个“恶劣”态度仍然不能被现代的、仍然以“宽恕”为美德，以“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文人们宽恕。提倡“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鲁迅，没有来得及实行，临死也没有实行，甚至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就先故去了。如果鲁迅长寿，能够活到现在，按照他的儿孙的说法——“和平时期”了，“阶级斗争已经淡化”了，“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费厄泼赖”或许就应该实行了。如果他现在躺在病榻上，如果没有患上“老年痴呆”，记忆尚佳，还能想起当年的那份“遗嘱”，或许要进行修改，修改得符合现在的一些文人雅士的口味。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假如”，想一想可以，变不成真的。想不到，过了那么多年，本来与鲁迅没有过瓜葛的现代文人，虽然重又高举起了“费厄泼赖”的旗帜，可是，一看他们对鲁迅的“泼赖”态度，原来他们不是什么善茬，并不是对什么人都“费厄”的。对谁“费厄”，对谁不“费厄”，都是有选择的。他们的态度与鲁迅本来也没有什么两样。
按说，鲁迅与现在的一些学者什么的并没有笔墨之争，本来不是他们的怨敌，也没有怨恨过他们。作为鲁迅时候的“未来人”，或许他还曾经将实行“费厄泼赖”的希望寄托于他们。他老先生的希望，“假如”有那样的“希望”，看来，只能归于“绝望”。应了他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连与鲁迅无冤无仇的他们实行起宽恕起来竟如此之困难，何况是鲁迅的怨敌？看来，他们高举的“宽恕”大旗，原来不过是正人君子们的一个徽记。他们不看鲁迅的“怨敌”是不是已经宽恕了已经故去的鲁迅，更不看鲁迅怨敌的种子绵绵不断，至今仍然在攻击和辱骂鲁迅。国人讲“死者为大”。一些人不去“开导”那些攻击、辱骂鲁迅的辱骂者，却与鲁迅昔日的怨敌一个鼻孔出气儿，振振有词，对于鲁迅横加指责，是何道理？是哪家的道理？鲁迅有“世故”老人之称，早就看出正人君子不过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 者流。他们无理搅三分，得理不饶人，遇狼显羊样，遇羊显狼样。鲁迅活着的时候，本来已经把躲在“宽恕”这面大旗后面的人看得透透的，把他们的旗帜撕得粉碎，让他们的真面目暴露于众人面前，这才招致骂声一片。在要死的时候，怎么可能帮助他们把那面破旗“修复”起来，与正人君子们一同挥舞呢？鲁迅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出来了。心表如一，这就是鲁迅。
话又说回来了，将不久于人世的鲁迅，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想说什么还需要别人代劳，怎样表示对他的“怨敌”的宽恕呢？发表个声明或者谈话，宣布以往那些匕首、投枪般的文字都是病中的胡言乱语？因为那无异于向他的“怨敌”俯首称臣，成为后世的笑柄。那样的蠢事，不用说鲁迅，就是那些主张“宽容”和“费厄泼赖”的他的“怨敌”也不会做，也没有做。
其实，鲁迅怀疑的欧洲人的“宽恕”和中国的国粹“中庸”、“恕道”，是有理由的。鲁迅是读过不少历史书的，也阅人无数。他大概没有从历史和现实中发现真正实行“恕道”的人。但是，那满口“宽容”的人们中，可有一个堪称楷模的人？他们攻击起自己的怨敌来，可曾犹豫过？在势利的时候可曾心慈手软过？而在现实的亲历中，文人们的鼓噪、“正人君子”们的那副德行，让他越发地感到苍白、虚伪，他便愈发地相信它的虚无。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无论把她描述得多么美丽、可爱，除了“游戏”一把，证明自己是个正人君子，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它的存在，都不能实行，却硬要自己的“怨敌”实行，那是欺骗，岂不是更可恶！鲁迅的“态度”说明，他压根就不相信恐怕连“正人君子”们都不相信、都没有实行过的“宽恕”会真的有。
“一个都不宽恕”，这一临终前几个月的“遗言”，也只是对于怨敌一个也不宽恕，不等于对谁都不宽恕。宽恕不宽恕，他是要看对象的。鲁迅很注意区别对象。
“一个都不宽恕”，有学者看出了鲁迅只有“仇恨”，为此还弄出个什么鸟“仇恨政治学”。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个怨敌，有人统计过，被鲁迅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批判过的人，也就几百个。如果进一步地分析，在那几百个人中，能够有资格成为鲁迅的怨敌的，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在鲁迅的怨敌之外，还有他的知己、战友、同事和大批相识和不相识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如此算下来，不能被鲁迅宽恕的怨敌并不多。不是鲁迅的怨敌的人，要比鲁迅的怨敌多得多。要是这样分析下来，在这个世界上，鲁迅“仇恨”的人和值得鲁迅仇恨的人实在说不上多。如果以宽恕不宽恕、宽恕的人的多少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那么，鲁迅的怨敌的存在，还不能说是鲁迅做人失败的人证。
没有证据证明鲁迅是个基督徒。因此，没有人，也不能强迫鲁迅遵守基督教的教义。
没有证据证明鲁迅是个孔孟之徒。因此，没有人，也不能强迫鲁迅遵守关于“恕道”的圣训。
我不知道那些对于鲁迅这条“遗嘱”说三道四的人们是不是基督徒，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虔诚的孔孟之徒。在刚刚看到他们的文字的时候，觉得他们很象是基督徒，或者就是个孔孟之徒。看完之后想了一想，又觉得不像。又想了一想，原来不过是一帮子假的基督徒、假的孔孟之徒。在宽恕不宽恕的问题上有什么资格对鲁迅说长道短？
如果真的是个基督徒，站在基督教教义的立场上看待鲁迅那句话，当然可以大加非议。但是，他们也会很快就“宽恕”鲁迅——那才像个虔诚的基督徒。
如果注意一下鲁迅的那篇叫做《死》的文章，有人说是他的遗嘱，大概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其中的确有几条是写给亲属的，二是因为他在写完那篇文章后不久就去世了。其实，他何尝不是在借“死”这个谁都逃避不了的现象，阐发自己的思想和感想？
他写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严格说来，那并不能算是他的遗嘱。因为它不在“七条”之列。再说，鲁迅怎么会糊涂到要给国人立“遗嘱”？死人的“遗嘱”，活着的人是应该不遗余力地去做的。他活着的时候备受攻击，把他的话当成靶子，他怎么能够幻想死后他的怨敌和他的怨敌的拥戴者会拿他的话当“遗嘱”？现在，连与鲁迅上辈子无冤、这辈子无仇的如敬文东博士，也要把鲁迅的这句话拿来，大谈鲁迅的“失败”。好象鲁迅在他的怨敌面前是个吃了败仗的失败者。他的怨敌及证明是鲁迅的怨敌的人们的文字，好象更胜鲁迅一筹，更像是个得胜回朝的英雄和成功者了。
他那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是鲁迅写给亲属的。按说并不关别人什么事。鲁迅的亲属是不是听鲁迅的话，很难说。那些笃信基督教的人们，更没有执行鲁迅遗嘱的义务。鲁迅怎么写遗嘱是鲁迅自己的事，难道还要经过什么人的审查和批准吗？
许多外国人口头上爱讲“宽容”、“宽恕”。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他们是不是真的懂得基督教教义，是不是在行动上也能够遵守基督教的教义，那是另外的问题了。那些下令在别国发导弹，投集束炸弹，扔贫铀弹，残害无辜的，据说多是信仰基督的，至少在口头上是那样。有的出家人常常“阿弥陀佛”不离口，但是，并不影响做邪恶之事，即使是大唐圣僧玄奘的得意弟子，不是因为与公主通奸而被杀了么？看时下的大贪官，哪个不是宣讲“大公无私”、“立党为公”、“廉正为民”的高手？中国的文人、绅士常常把“宽恕”之类挂在口头上并付诸于笔端，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当什么孔孟之徒，而是想把孔孟之道当遮羞布。为此，就不能不把自己打扮成儒家的信徒以遮人耳目。他们是不是不看对象，对什么人都“宽恕”？他们还没有那么傻！
两面派，两副嘴脸，在强者面前与在弱者面前有不同面孔、不同的嘴脸。这是鲁迅所厌恶的。应该说他们与鲁迅是相互厌恶的。因为，看不到他的那些怨敌对于鲁迅的仁爱和宽恕。那么，凭什么指责和对于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那还不是站在鲁迅的怨敌一边，为他们报打不平么？要不，那是为什么？是显示自己已经掌握了“公理”，在国人面前主持公道？
“一个都不宽恕”，在数以亿计的国人中，恐怕没有多少人在意。不知道这句话扎到了什么人的哪根神经。对于这句话有的人是那样的敏感，而且颇多非议。真不知道他或者他们与鲁迅的怨敌有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他们与鲁迅的怨敌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么，他们在此一定是站在“公理”与“正义”的立场上，充当道德法庭上的法官，对于鲁迅进行道德审判。只是，不知道他们适用的是谁制定的什么道德法则。
鲁迅的这个到死都不讲“宽恕”的顽固态度，反映的不过是他对于“传统美德”并不认同，也与基督教义的理念不一样。这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这很使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美德，高举“中庸”、“宽恕”大旗的正人君子们心里感到失望、别扭，甚至愤懑。法治社会事事讲“依法”，当然应该是法要宽容就宽容，法不容情就不容情，该枪毙时还是要枪毙。否则，就是“枉法”，就是“犯罪”。什么“中庸”呀、“宽恕”啦，恐怕就顾及不了那么多。鲁迅对于怨敌宽恕不宽恕，其实是个人的事，并没有违反法律，法律也没有干涉。违反的是一些人所崇尚的道德。一些人是在代表他们的“道德”讨伐鲁迅。
不同意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的人们，反映的是他们与鲁迅不同的价值观念。其实，鲁迅宽恕不宽恕自己的怨敌，不能只“责怪”鲁迅。当谁在这个问题上责怪鲁迅之前，他们要做的其实是应该首先打听一下，鲁迅的那些怨敌们都是些什么人，是不是都宽恕了鲁迅，和是怎样地宽恕鲁迅的。如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自己确切的结论，他们今天对于鲁迅的口诛笔伐焉知不是站在了鲁迅当年的怨敌的立场上，对于当年鲁迅的怨敌的声援、翻案！哪里是在提倡什么“费厄”或者“中庸”！至于是不是受了鲁迅的怨敌的雇佣和指使，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我能够肯定的是，年轻的敬文东博士等不会是受了鲁迅那些死去了的怨敌的指使，因为他们之间并不相识，唯一的解释是他们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心心相印比较合适。否则，一种思想怎么能够承传？其实鲁迅早就死了，他们挞伐鲁迅的声音无论怎样的振聋发聩，他也听不到。因此，只能是警示现在仍然活着的人和后人。
鲁迅没有生活在一个宽容的社会。在他的一些怨敌中，并不乏走不同道路的政治上的敌人。如果鲁迅没有了与他们的“争论”，象许多貌似“与世无争”的作家和文人那样，恐怕早已经象他们那样“速朽”，被人们遗忘了。周树人还能够成为鲁迅么？鲁迅还能够留下多少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的许多人还能够议论鲁迅的什么呢？
话又说回来了。鲁迅一生的论敌，有名的无名的可谓多矣。什么样的人，才配是他的怨敌，他没有说。有的，恐怕还需要他的怨敌对号入座，自己招认。在他自己，恐怕是不会把凡是与他纸上过交兵的人都当成怨敌的。但是，他自己认为，敌，虽然多，没有一个私敌。
对于他的“论敌”，他并不认为就是“政敌”。在他的言论中，似乎也没有出现过“政敌”这个字眼。“论敌”，虽然笔墨相机，也不认为都是怨敌。对于文人，区别二者的不同并不困难。如，读过鲁迅的文人们都知道，“封建余孽”这顶帽子是郭沫若在参与对鲁迅的“围攻”的时候，给他戴上的。但是，鲁迅在他写“遗嘱”之前，曾经说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且介亭杂文末篇•答徐懋庸对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为着同一的目标”的“论敌”因为不是他的“公敌”，而是同志，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会按照基督教教义或者孔孟之道处理，当然就不存在宽恕不宽恕的问题。
还有的人，与鲁迅为“敌”，不过是想借骂骂鲁迅出名而已。对于这种人，鲁迅似乎并不介意。他认为，“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郁达夫：回忆鲁迅）。这种人，是不是可以列入不配做鲁迅的怨敌的人？
因此，算得上鲁迅的怨敌的人，是不多的。他不“宽恕”怨敌，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怨敌来说，宽恕不宽恕，不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宽恕了不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怨敌，无疑就是抛弃了与他“为着同一的目标”战斗的战友，放弃了在战斗中坚持过的原则与理念。如果他要脱离自己的营垒，投靠到怨敌一边去，那么，需要请求宽恕的是他自己。既需要怨敌的宽恕，以接纳他，也需要先前的战友的宽恕，以放他一码。他实在没有办法两全其美。
就算是怨敌个个都是他的私敌，那么，他该宽恕谁呢？
对于因与鲁迅为敌，从中受益者，如，或者成名，或者走上正路等等。鲁迅有必要宽恕吗？他们若良心尚在，听说鲁迅就要死了，应当找上门去，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趁鲁迅的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到鲁迅的病榻前表示忏悔才是。
对于与他势不两立的、属于不同的营垒的怨敌，他凭什么要宽恕呢？他那些使他的怨敌想起来就不舒服的文字，又偏偏不能随着他的尸体进入棺材。他死了，恨不能掘墓鞭尸。如果他的怨敌不事先声明接受宽恕，他一相情愿地宽恕怨敌而怨敌又偏偏不接受宽恕，岂不是自讨无趣、贻笑后人？如今看来，幸亏鲁迅有“一个都不宽恕”的遗言，没有给他的怨敌留下话把儿。
宽恕，是正人君子们要求别人实行的美德，自己并不实行。
鲁迅认为自己不是正人君子，用不着拿宽恕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状。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就是鲁迅。
鲁迅，毕竟是鲁迅。
2001年11月17日
（选自《飞鸣集——鲁迅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