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壮波：关于“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的思考

玉兰花

中红网北京2014年8月1日电
关于“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的思考
冯壮波
“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
断不了就在什么文章中看到这样的发问。等着答案，却没有下文。
提出“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的人，都是会写文章的人，甚至是会写大文章、长文章的名人。像我等一般的人想不到和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因此，可以断定，提出那样的问题的人都是爱动脑子思考问题、甚至是难题的人。他们不知看了多少文章，看后琢磨了多少日子，才想出了这么个问题。想出了之后，又不知该不该问。又不知想了多少日子，在看准了时机时，才终于向世人发问。其实，在头脑中形成了“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们的答案难道不是早已“成竹”在胸了？还需装模作样地向别人讨教什么？但是，事实却是，在那么一支庞大的文化大军中，那么多的“大师”级的人物，至今有人提问，没人回答。是他们的学识不够吗？不是。是他们不想回答吗？恐怕也不是。
想来想去，觉得这也正常。它实在是个难写的题目。确切地说，是个写了难以出手的题目。出了手，登了报，又是一个难以不引起争议的题目。糟贬了文人，尤其是那些自比鲁迅，或以为自己就是新中国的鲁迅，或者“与时俱进”超过了鲁迅，而世人又偏不认帐的大大小小的“当代鲁迅”，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群起而攻之。怪罪了管事的，遇上个度量小的，能有好果子吃吗？为了几块钱的稿费，招灾惹祸，自己受罪事小，让三亲六故为一个人提心吊胆，值吗？处世老成者，兴许是看到了揭示新中国鲁迅“难产”的后患，思前想后，还是疑而不答、引而不发，诱发人们去联想为好。反正，如今讲“法治”，法律上没有“腹诽罪”，想一想也不至于招是非、惹麻烦。这，或者是时不时的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一些文人的大“智慧”。
笔者读书不多，学浅识薄。这些年，闲暇无事，虽说也读读杂文，可绝没到如醉如痴的地步；虽说也读过几篇鲁迅的杂文，也多是囫囵吞枣、懵懵懂懂。对鲁迅其人，虽说十分崇敬，远说不上知。尽管如此，自在报上看到那题目后，便放到了心上，时不时地想一想它的答案，找一找它的原因，倒也费过一番心思。自以为不具备做这文章的资格，迟迟不敢动笔去写。观望了几年，窃以为有资格写的人，至今还未露面。好在没有非什么资格方可做这类文章的规定，按捺不住，斗胆来写这题目。几年中陆陆续续写了几篇，不知道是不是合乎那些人的心思？若由此而引起争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新中国不能“克隆”鲁迅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不只是鲁迅。不管人们怎样评价他的文学的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只他开中国白话小说之先河，就是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历史地位就无人能够取代。不管什么人，不管他身后的人在文学上取得多么高的成就，不管怎么贬低鲁迅，除了借助鲁迅吸引读者的眼球之外，决不能使得他把自己的人品和文品提高毫厘。相反，显示的却是一种无知和狂妄。尽管那种人可能头顶一大堆令一些人羡慕的头衔和耀眼的光环。
鲁迅的杂文，堪称中国一绝。杂文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的一朵奇葩、一株异草，他老先生功不可没。爱他的，甚至尊他为现代杂文的祖师爷。恨他的，与他志不同、道不合，有的还想置他于死地。那原因，还不是他那支尖刻而又不留情面的笔，剥去了某些人“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让某些人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使得他们恼羞成怒。不管怎么说，不管谁说，不管是今人还是后人,论起杂文，都会想到或提到鲁迅这个名字。他的杂文博大精深，既反映了他文化底蕴的深厚，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尤其反映了他思想的深邃和超强的战斗力。在中国，文化底蕴深厚，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娴熟的文人多着呢，如果没有了深邃的思想和战斗力，充其量就是一个才子，而不是鲁迅。
在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写杂文的人并不少，成名的大有人在。应该说是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些人所谓的“杂文时代”。支撑“杂文时代”的决不只是鲁迅。只要懂得“独木不成林”，一朵鲜花打扮不成春天的道理，对于这一点就好理解。
鲁迅先生对中国杂文的影响之大，那是自不待言的。恐怕还不是因为“鲁迅笔法”的问题。如今，爱杂文、读杂文、写杂文、评杂文的人好象多了起来。不知人们是太喜欢杂文了，总想让它好些、好些、再好些；也不知是人们的鉴赏能力高了，总觉得它应当高些、高些、再高些；还是现今的杂文真的退化了？总之，几年来，透过杂文报刊，不时便见有人借作文之机，詰问：“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这大概是有人将鲁迅活着时的杂文界的杂文，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同当代的杂文界的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比较之后发出的感慨吧。
   “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对有的人，或许弹的是一种弦外之音。鲁迅生前名气大，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激烈、残酷的那个年代，面临的危险也大。谁愿意当那个既无“出版自由”又无“人身自由”，差一点被国民党特务给“黑”了的鲁迅？当那样的鲁迅，没有文才固然不行，只有文才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鲁迅不相信“作文秘诀”、“小说作法”之类。但是，中国毕竟是文人辈出的国度。现在的作家恐怕数以万计，与鲁迅活着的时候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每个人有每个人对于文学和文学创作的理解。他们创作出了许多传世之作，有着自己的读者。以文学而论，鲁迅的小说或者杂文或许不是他们的最爱。像曹雪芹那样的伟大的文学家，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作品，恐怕在若干年内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即使是像巴金的《家》那样的作品，多少年内恐怕也不会出现。不是现在的作家没有他们那样的学识和才华。曹雪芹之所以是曹雪芹，鲁迅之所以是鲁迅，自有他们的独特和独到之处。伟大而不朽的作品不是在客厅、宾馆里策划和靠丰富的想象力编出来、玩出来的。
写杂文，或许有个“笔法”问题。“鲁迅笔法”或许是一些人最推崇的笔法。但是，写杂文的人，不可能都深闇“鲁迅笔法”。即使纯熟地把握了“鲁迅笔法”，是不是能够写出鲁迅那样的杂文，亦未可知。
鲁迅，自称是战士。新中国的鲁迅，大概也应该战斗。不战斗，或者不能战斗，一被吓唬或者引诱就去做汉奸如周作人者，恐怕没有人呼唤。只要他战斗，还把笔做“匕首”、做“投枪”使唤，他的论敌恐怕也不会比在“旧中国”的时候少。而鲁迅，也不是个专门找软柿子捏的主儿。看看当今的文坛，某些文人的表现，鲁迅能放过他们吗？他们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还不天天找上门去算帐！他活得一定很累，说不准更不开心。何况，新中国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一些写杂文的人认为“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已经过时了，他们怎么可能希望鲁迅转世？怎么会赞美战士形象的鲁迅？在他们眼里，杂文或许应该成为文人雅士书房、客厅里的小摆设，是供帮闲消遣的玩意儿。
我曾经去过盛产汾酒的杏花村。汾酒只能出自杏花村。同样的原料，同样的配方，异地生产出来的酒就没有杏花村汾酒的味道。当今世上，自然科学领域里已“克隆”出了牛、羊、老鼠什么的。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谁有本事“克隆”鲁迅还是别的什么人？鲁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无论他有怎样巨大的历史作用和对后人有怎样巨大的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已永远定格在他那个时代。新中国不是旧中国。新中国需要的是新的鲁迅。新中国出的鲁迅，肯定不是旧中国出的那个鲁迅的复制。新中国的鲁迅能够顺顺利利地诞生吗？不！肯定不。根据是，鲁迅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从呼唤新中国的鲁迅到现在，从把鲁迅拉下“神坛”到现在，小三十年过去，毕竟还没有看到被主流媒体认可的“当代鲁迅”。一些人眼里的“当代鲁迅”，在笔者看来不过是个冒牌货。与鲁迅毫无可比性。
社会主义与鲁迅
鲁迅，曾为推翻帝制而思考过，为批判旧文化，传播、创造新文化而呐喊过，为新制度的诞生而奋斗过。但是，他必竟没活到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未能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结果的，并不只是鲁迅一个人。许多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如江姐等，甚至倒在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使得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可能性。“新中国的鲁迅”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一样，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什么方向问题。是把“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依旧，地主还是地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官老爷还与过去的官老爷一样，还是建立一个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他是不是还主张建立“人国”，即现在一些文人所谓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者主张把“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即“立人”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到宪法里？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必须兑现他对于广大的共产党员和跟随他的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承诺。
从鲁迅晚年提出为工农大众的思想和对于当时苏联的社会制度的态度判断，他应该是与共产党、与毛泽东一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的鲁迅”尽管与党内某些个人的矛盾可能延续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具体工作中或许也存在意见分歧。但是，他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是不可置疑的，不会变的。因为他清楚，舍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没有可能性，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话。
新中国该是什么样子？路子该怎么走？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先知先觉。新中国的杂文该如何写？鲁迅并没有专著，生活在旧中国的鲁迅也不可能有那样的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上立国，半个世纪以来，深一脚、浅一脚，风风雨雨、风风火火地走过来了。至今，国“事”虽多，她终究还挺立着。国，还象个国，列强不敢小觑。在经历过许多挫折和磨难而活过来的文人中，这几年，有的做起了“反思”的文章。对往事，或忏悔，或愤懑，或诅咒。先前各种各样的面孔，尔今又是各种各样的脸谱。他们做人的勇气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实在令人惊羡。这多彩的文坛，似乎唯独缺少了鲁迅。于是，有人唉叹：“新中国为何出不了鲁迅”。他们盼着新中国的鲁迅做什么？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鲁迅？
有的人盼着鲁迅的出现，或许是盼着鲁迅用他那支尖刻的笔戳一戳那些不知天高地厚，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甚至不知自己“姓”什么的人的脊梁骨，剥一剥他们的画皮，刹一刹他们的狂气，为那些不会写文章的非他同类者出出气。
有的人盼着鲁迅转世，那本意，怕是为着打鬼，也借助尰馗，想让鲁迅充当他们不愿意当，也当不了，而又不便言明的角色。
有人盼着鲁迅再生，或许是期望鲁迅象对待旧中国那样对待新中国；象对待国民党那样对待共产党；象对待人民公敌蒋介石那样对待人民领袖毛泽东。
不同的人心目中的鲁迅是不一样的，能否认吗？到了新中国，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不同的人想象中的鲁迅，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不同的文人笔下对于鲁迅的不同评论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会有什么异议。不同的人呼唤鲁迅的目的也是不同的。
鲁迅，必竟没能活到新中国。此幸也不幸？有人说，鲁迅活着，也会“在劫难逃”。能算出人死二十年复活后的命运的人，当不是一般人物。在给死了的鲁迅算卦的人中，有的或许就是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在劫难逃”的人。他们自以为有鲁迅风骨，自比鲁迅，便以自己的“劫难”推算鲁迅的“劫难”。岂知，这样的推算，对于死去的鲁迅是毫无意义的。那是向读者暗示什么呢？只能由读者去猜。相信读者不会都顺着他们的思路思考下去。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只能让人联想到“司马昭之心”。
鲁迅先生活着时，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手和笔写文章的，是不受人“指使”的。对于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这是“遗嘱”上写着的。这个倔老头儿（按时下的标准，他去世时只能算中年）要能活个七老八十的，赶上农业集体化，他是“歌颂”还是“暴露”？在1957年的“反右”中，先生是否向共产党提议或附和“轮流坐桩”，制造“党天下”那样的高论？他若能活个百八十岁，碰上“文革”，先生是否又会慧眼识妖，开始便知林彪的阴谋，“四人帮”的野心，充当“彻底否定”并革“文化大革命”的命的旗手？若能长命百岁，遇上现在的好时候，是否拥护“私有化”，代头倡导“让一部分作家先富起来”，使著名的作家，包括杂文家，特别是杂文“大家”们，先坐上特等车，吃上特等饭，住上特等房，再享受特等服务？如此种种，先生若能寿比南山，还在人世，他是彷徨？是呐喊？是困惑？是战斗？还是由激烈到平静到颓废？这都是假设死人能活着的杂文家或别的什么家著书立说的热门话题。只是，因为鲁迅的的确确已经死了半个世纪，那种种的假设，便没有了丝毫的意义。只不过是拿鲁迅“开涮”，“借题发挥”罢了。愈是表现得郑重其事、正儿八经、头头是道，虽然就愈是像个学者，也就愈是显得滑稽。
在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民中虽然有叫周树人的，而国人中却不知有鲁迅。三十年代那个鲁迅，经历了由阔到穷的变迁，始发现他生活的那个世道，并不象一些人赞美的那样充满着仁义道德和爱，而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他想掀掉那“吃人”的宴席，可又不在革命漩涡的中心。故而，“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就在这“暴露”旧社会的坏处过程中，周树人才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新中国的鲁迅是否也“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呢？这样的鲁迅，恐怕不是人们要找的或者呼唤的鲁迅。
新中国出的鲁迅，是否只能暴露新中国的坏处？好象不可能。试想，担着风险，遭受磨难，好不容易迎来了新中国，怎么能不欢呼几声，歌颂几句呢？怎能不象对待自己的新生婴儿那样倍加爱护呢？
谁的孩子谁爱。谁也不会专门盯着自己孩子的“坏处”，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会儿骂他不该尿床，一会儿责备它不该摔跤弄破了衣裳，而且还到处嚷嚷，专事“暴露”，生怕街坊四邻不知道。即使是有缺点，犯错误，也会百般呵护。有的缺点，只能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指出，不会四处张扬，更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一不满意就一棍子打死或者咒他死。一般说有过孩子的家长都懂这个理儿。
一些人建国无功，只想索取，享用社会主义的成果，却不想奉献，更不想承担探索道路上的苦难。索取不成，吃一点苦就吱哇乱叫。有的虽然文化水平挺高，比起没有读过书的“九斤老太”也高明不到那里去。
新中国并不因新制度的建立而都立马变成了新的。旧貌变新颜需要时间。清除旧社会的遗迹需要漫长的时日，焉是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五代人所能够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次新的万里长征。路漫漫，同样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甚至是付出沉重代价的探索。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所谓的“交学费”。即使是“改革开放”，也必须有人付出代价，做出牺牲。事实上已经有人付出了代价和牺牲。学费交得也不能说少，有的甚至在继续交。很难说现在已经到了或者接近“改革开放”的尽头。那原本旧的，到了新中国，不!甚至在“改革开放”中也在改头换面，以新面目出现，顽强地表现；坏的，经过乔装打扮，装成好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况，新的也能变旧，好的也能变坏呢？如此种种，当都在“暴露”之列。但是，在“暴露”时，是否都要“上纲上线”，贴靠共产党，把帐都算在社会主义的身上，算在共产党的头上，算在共产党的领袖们的头上？这不只是个认识方法的问题。在鲁迅，似不可能。根据是，三十年代的鲁迅，并不乏与号称共产党人的“论敌”交往与论战的経历。那时，他并没有将有着共产党员称号的“论敌”同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等同起来，更没有把他们同无产阶级、同劳苦大众等同起来，实行口诛笔伐。
再也说了，新中国的杂文家们的使命难道就是“暴露”新中国的“坏处”么？若此，共产党大可不必花力气培养自己的作家队伍，包括杂文作家队伍，从海外或台湾聘请几个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文人支掌文坛岂不更好！他们从来就不承认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共产党还能干什么好事，毛泽东是什么“英明领袖”。是最彻底的“暴露”派，那种人其实就是“反动派”。对于他们的哀鸣，如果不是同命相连，本不值得辩解。
毛泽东、共产党，驾驶新中国这艘大船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国人中有人不开心、不甘心；国外更是有人充满敌意，必欲扼杀她于摇篮之中。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激流险滩中航行，求发展的新中国之难，恐怕也不是那些轻视共产党人的人，希望他们翻船的人，或冷眼旁观的人所能够想象的。
面对新中国这个新事物，人们对所面临的诸多国际、国内，党内、党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问题和在诸多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一场场斗争，不是谁刻意地制造出来的，因此也不会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地发展着、存在着。新中国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浪漫，那样“至善至美”。有斗争，就有人付出这样那样的代价。受到冲击，甚至蒙冤落难的，什么年头，什么人物都有，决不仅仅是文人，更不仅仅是写杂文的人。同是“倒霉”，各有各的原因。若只是杂文家受苦受罪，别人都在享福，那么，这集国难于一身的杂文家们，就是最可歌可敬的了，国人焉敢忘怀与你！若都在受苦受难，独你叫屈，是要别人同情？还是向别人邀功？抑或是向世人表白，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
中国的命运，恐怕不只是中国的命运，从来没有在杂文家、文学家手中掌握过。虽然鲁迅说过：“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也不要指望谁的杂文或者文学对当今或今后的中国有着“旋转乾坤”的力量。事实上，旧中国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覆没，新中国作恶多端的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垮台，靠的并不是杂文家的杂文或者文学家的文学。杂文家或什么家个人的荣辱、沉浮，改变不了中国历史运行的轨迹和进程。在下如此认识问题，并不是小视杂文家的杂文、文学家的文学。只是想说不要把自己的遭遇及自己的杂文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高度。有写的爱好和欲望，想写时，尽可去写。写不出或写不好时，大可不必怨天尤人。期望得高，实现得少，便会产生烦恼和牢骚。何苦呢？据说，有人写了几篇关于反腐败的杂文，因不见什么大成效，便著文声言不再写此类文章，耍起了“大家”的脾气。实在惹人发笑。殊不知，若大个中国，文化底蕴深厚，才子辈出，决不会因一个或几个杂文家的摔耙子，甚至驾鹤西去而变得更糟起来。
砸烂旧制度，虽说艰难，共产党率广大劳苦大众和愿意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也只用了28个年头儿。建设一个新中国，事实证明麻烦更多、难度更大。又一个28年过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之后，一些人虽然知道了社会主义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想让“先富”帮“后富”，三十多年过去，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多少人的“后富”是“先富”帮助的结果，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支持和说法。所看到和听到的却是“两极分化”的说法屡屡见于报端。“两极分化”恐怕不是广大普通党员和民众希望看到的结果，与社会主义道路恐怕没有什么关系。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在探索中，“共同富裕”的道路还很长。政治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怕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的政治，像苏欧，甚至还把政权弄丢了。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焉能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凡事，是否等知道了它是什么时再干？如果是那样，恐怕就什么也不要干了。“两弹一星”恐怕还停留在书本上的概念上。谁也不是先知先觉。杂文家、文学家是否比政治家或其它部门家都更早、更多地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许有，但至今未曾听说是哪一个。文学家、杂文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偏差本不该苛求。如果自己本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还硬充“正宗”，指责别人不是先知先觉，这种家写起社会主义来，恐怕也易把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当成是社会主义的而予以“歌颂”或者“暴露”。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动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意义在于实践。人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昨天的认识不会与今天一样，明天的认识也不会与今天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是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走过的路。共产党人是在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而不是在课堂上、课本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因此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人们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在挫折和成功中不断地深化关于社会主义及其规律的认识。实践的阶段性决定了人们认识的阶段性。这或许就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会停滞在鲁迅活着的那个时代，也不会停滞在某一种课本里和某一个阶段，当然也不会停滞在现在。任何个人不可能终止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
不过，新中国要出的鲁迅，应该是经过和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鲁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产生的鲁迅。
鲁迅活着时，是否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相信先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不会比当代某些杂文家、文学家们所推崇的如梁实秋们少和浅。在新中国，面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是是非非，他应该有自己冷静的分析和判断；他恐怕也不是在想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之后才动笔写作；他应该是无论面对艰难还是死亡，是勇往直前的鲁迅。这样的鲁迅，也应当是比三十年代的鲁迅对于社会主义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的鲁迅，是与时俱进的鲁迅。唯此，才能“暴露”“歌颂”相辅相成，扬善惩恶皆成文章。指望在仇视社会主义、痛恨共产党的文学家、杂文家中出鲁迅，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的研究家把“阶级分析”研究成了“狭隘的阶级论”。按照他们的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一个狭隘的理论。像那些完全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恐怕也耻于再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有的自命为“小资”并以此为荣幸。对于社会主义，他们可能口头上拥护，而有的连口头上拥护的假面具都不要了。指望他们歌颂社会主义是找错了对象。如果共产党“在野”，他们中有的人或许还能够表达一点儿“同情”。现在却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把本不是社会主义的、本不是共产党主张的，在“暴露”时，挂在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名下。如鲁迅所说：“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斯言极是。他们那些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不了鲁迅，他们根本就不想成为鲁迅，甚至是扼杀新中国鲁迅的帮凶。但是，焉知鲁迅不是在同他们的斗争产生？
时下，不少文人都知道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知道了社会主义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已经富了起来，有了“经济基础”，享受着社会主义的丰硕物质成果的文学家、杂文家们，“财大气粗”，声名显赫，或许正在更深刻地感知“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在深刻地感知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他们当中，或许就要出骨头邦邦硬的“鲁迅”了。假的“当代鲁迅”已经见识过了。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一个真的“当代鲁迅”？实在不乐观。
鲁迅的“主义”
鲁迅是什么主义的？人们希望的鲁迅是什么主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问题恐怕就应该弄清楚。如果不弄清楚，就不能统一认识，那么，在判断新中国出现的鲁迅的时候，恐怕也不会统一思想。统一不了思想，即使真的出了鲁迅，或者有的人指某个人为“当代鲁迅”，另外的一些人很可能不买账。形似鲁迅者比较容易找到。有“主义”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新中国的鲁迅与旧中国的鲁迅相比，应该神形兼具。现在，对于旧中国的鲁迅争议比较多的是鲁迅的“神”或者说是“魂”，也可以说是他的“主义”问题。
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人们是根据自己的主义看鲁迅的主义的。结果，他们眼中鲁迅的“身份”就是各种各样的。换句话说，人们对于鲁迅信什么主义，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在时下的社会，人，好象都是应该有主义的，暂时没有的，以后大概也会有。没有“主义”就如同没心没肺没大脑。象鲁迅这样思想深刻，有一定之规的文学家，是不应该没有主义的。因此，就又有人研究他的主义，认定他的“身份”。不过，要定鲁迅的“主义”，起码应该在心里知道自己是什么“主义”的。
关于鲁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身份”，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考察”了他的言行后“确定”的，并且得到他的战友们和当时广大共产党人的认可。他关于鲁迅的认识和评语当然反映的是他的政治，他的思想和他的方法。以毛泽东的思想、学识、看问题的方法，他恐怕从来也没有指望过他的反对者有与他同样的结论。有人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学会“独立思考”，或许也是没有自己的主义的缘故，只好在表面上以毛泽东的主义为主义了。毛泽东死了，当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被认为“过时”了，他的思想被打成“极左”，他这个人被当成“独裁”、“暴君”被清算、被批判的时候，再坚持毛泽东曾经坚持的主义，就显得不合时宜。按照生物界“适者生存”的规律，按照某杂文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的理念，一些人为了生存，必然看风使舵，找个理由，忙着改变主义也是很正常的事。这样的事，什么年头都有。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产物。
过去，也就是小时候，认为只有叛徒、汉奸才不拿信仰啦、主义啦当回事，随时出卖灵魂以苟全性命，或者享受荣华富贵。有的人是不是真的信仰过什么无从知道。像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居然投靠日本军国主义当了汉奸，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反动派当了特务。他们的信仰怎么变得那么快？
一些人的信仰反复无常。“主义真”已经不是首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全是虚的。只有“实惠”才是实的、真的。他们羞于谈论信仰那等问题，谁谈谁会被嘲笑，认为都什么年代了，还谈那种事！有的见钱眼开，要钱不要脸，甚至不要命，绞尽脑汁捞取“实惠”，多多益善，甚至到了贪得无厌，甘冒坐牢的风险的地步，堕落为罪犯。活着，好像就是为了追逐名与利，权力与金钱。住豪宅，吃特等饭。当然也少不了“金屋藏娇”之类。人前人五人六，风光潇洒，人后心黑手辣，卑鄙龌龊。那种“共产党人”，现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大道理”已经成了那种人装饰自己、掩人耳目的点缀。这不能不说是“大道理”的悲哀。
鲁迅说过：“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这种流氓，虽然志比天高，在人格上要在骗吃骗喝的小混混之下。如果他们的研究的兴趣大发，研究起鲁迅来，怎么会受什么“主义”的束缚？在他们的眼里，鲁迅是可以随意打扮的。需要把他打扮成什么样，就把他打扮成什么样。
时代变了，“多元化”中的诸元都堂而皇之地展现，争奇斗艳。人们的追求五花八门，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信仰人群，各有各的崇拜对象。
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有，在外国更是寻常事。看前苏联，曾经千余万的共产党员队伍，几乎在一夜之间所剩无几。那些用曾经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刹那间几乎成了毫无作用的废料，甚至成为了搞垮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原来，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候，一些人的主义也是那么地容易跟着变幻。仔细想一想，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再想一想，这不就是“树倒猢狲散”、“有奶就是娘”么？如果人们的信仰和“主义”统一于这，那么，距离生物界的畜生、禽兽恐怕也就不会遥远了。
在狼多肉少、“实惠”有限，“蛋糕”不能“按需分配”的情况下，怎么分和由谁分就是大问题。为了“生存”，谁不想多得一杯羹？争夺“一杯羹”的斗争，是不是一定比别的什么斗争更文明、更缓和，那就看什么人说了。得到了“实惠”、大“实惠”、超级“实惠”的，与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或者只得到了一点小“惠”的人，看着别人吃肉，只能喝一点汤的人，感受和认识肯定不会是一样的。
七大的时候，共产党员不过120万，他们多是穷光蛋。他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冲锋陷阵，不怕牺牲，个人利益完全抛在脑后的人们。他们带领广大民众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国民党800万军队，解放了中国大陆。他们是受到人们敬仰和爱戴的人。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党员人数据说约四百五十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八。他们多是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不知道讲“实惠”、捞个人的“实惠”而受人尊敬和信任的人们。即使是“文革”那么大的“运动”，那么“无法无天”，特别是那些“当权派”，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个个被翻了个底儿掉，真正“揪”出来的贪官，无论是大报还是小报，没有看到多少报道。如果谁有“经济问题”，那可是“打倒”的重磅炮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广大共产党员与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共渡难关，在一片废墟上，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基础。使得我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除了瞎子，人们都是看得见的。在学生时代，虽然不懂得什么政治，不懂得共产党有多么的伟大，但，听说谁是共产党员，哪怕是不认识，仍然肃然起敬，心中油然而生一种信任感。这在今天看来好像很幼稚，但在当时却是真的。
现在的党员人数，据说突破了六千万，大概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其中想从执政党地位捞取好处，已经捞取了好处甚至是超级好处的，谁能说出有多少？但就在这个多数人年收入不过两三万元人民币的国度，一个贪官动辄贪污和“来源不明”的财产就在千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以上。贪个几万、几十万的，简直就是清官似的。而且贪官成窝成串，令人触目惊心，为建党以来前所未有。他们通过违法与合法的手段，完成了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转变，由“人民公仆”到“人民公贼”的蜕变，其中有的已经被揭露，堕落为阶下囚。有的“带病坚持工作”，正在受到“人民”的垂青和重用。这叫人怎能不感慨？！他们当初的信仰何在？他们入党时的誓言何在？看来，徒有虚名的共产党员决不是个别的。处在“两极”上的人们，怎么可能都信仰相同的主义？
现在的共产党员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可以说，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共产党员。在发生“故事”的地方，哪个地方没有共产党员？一些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乃至官员，在发挥着怎样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是在为人民负责，还是在为老板、为上司、为人民币负责？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让人们为他们服务？他们是为谁而掌权、而奋斗？其中究竟又有多少害群之马？又有多少在助纣为虐？还有多少在“明哲保身”？真是个不好估计，也没有人估计出的数目。估计的少了，人们会嗤之以鼻。估计的多了，会说是眼前一片黑暗。因此，还是不估计，也不好一概而论，也不能一概而论。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在那里发挥着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做所该做，说所该说。像陈希同先生那样的共产党的高官在走向腐化、堕落的时候，出于职业的需要，政治上的“包装“，并没有少讲冠冕堂皇的话。在办公室里居然贴着献给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的座右铭。这样阴一面、阳一面，里表不一的共产党官员虽然说是“少数”，恐怕人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了，人们甚至见怪不怪了。他们的“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榜样”力量，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前腐后继”，他们在新时期，正在上演新的丑剧、滑稽剧。这是新时期的新现象。文人也是人。文人中有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有不希望文坛上有共产主义的，实在没有什么希奇。
新时期，社会也在发展，也在进步。这是每个人都体验得到的，是必须承认的。但是，也必须承认，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出现了，情况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中，就有人们都看到的、媒体普遍承认的“两极分化”、“道德滑坡”，焉知二者之间没有点儿什么关系？
那些藐视、甚至仇视共产主义，批判马列主义的各路精英们，怎么可能希望新中国诞生新的鲁迅？怎么可能关心新中国出不出鲁迅？他们不需要鲁迅那样的文学家。挂在鲁迅身上的共产主义这块牌子，很让他们眩晕。要打碎它是必然的选择。
但是，鲁迅实在是面砍不倒的旗帜。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鲁迅这面旗帜挺拔地飘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连“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都知道他的颜色是红的。共产党执政了，鲁迅这面旗帜焉能退色？不！只要共产党不退色，鲁迅这面旗帜就不会退色。现在，没有迹象表明，共产党要改变鲁迅的颜色。
如今，赤裸裸地反对鲁迅，很容易让人联系到当年被他骂得名誉扫地的他的怨敌们。自忖没有点实力与把握，无异于自毁英明，肯定是下下策。至于想通过骂鲁迅来迅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吸引读者的眼球，这样的人，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是流氓，不足挂齿。有的本来就与鲁迅不是一路人，思想上格格不入，逮着时机，按捺不住，狠狠地骂一顿，出出郁闷在心多年的恶气，也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有机会表演的时候，什么角儿都会上。“神化”鲁迅与“鬼化”鲁迅，都已经过时了。如今，时兴的是“人化”鲁迅。抹掉罩在他头上的“共产主义”的光环，改变这旗帜的颜色，去他的“革命化”，把他“还原”成人，髦得好像正是时候。谁能说鲁迅不是人呢？焉知不是上策？至少在目前，是有卖点的。其实，当年鲁迅笔下那些叭儿，又有那一匹不是人呢？他们在把鲁迅“人化”的同时，必然也把那些叭儿“人化”。这样，鲁迅笔下那些叭儿不但与他们一样，都是人了，也与鲁迅一样，都是人了。他们那么做，好像不是在夸鲁迅，而是在骂鲁迅。
鲁迅活着的时候，他读过不少的圣贤书和外国书，他没有创造出自己的“主义”，只能在诸多的主义中，采取“拿来主义”。他最终选择了马列主义。有的说他只有“杂感”——不满于现状，而没有“究竟的主张”——“医治‘现状’的药方”。其实也可以说他是没有主义。这种人自以为了解鲁迅，其实是他们只看到了鲁迅的“杂感”，没有从鲁迅的“不满”中，看到鲁迅的主张。或者不愿意看到鲁迅的主张。他们好像不大懂得“不破不立”的道理。
鲁迅认为：“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紧牙关。”（《二心集•“好政府主义”》第45页）这，或许可以看做是他对指责他的人的巧妙回答。当然，也没有一个游戏规则规定，人们对社会、对问题发表看法之前，先要声明自己的“主义”。或者，在形成了什么主义之后，再去发议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鲁迅没有自己的“主义”。他是不“忙于挂招牌”的。以鲁迅当时的处境看，他实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主义”挂在口头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他的战斗岗位是在文化战线，是在相对隐蔽的战线。他要是公开申明自己的“主义”，是把自己置于敌人的枪口之下，并不智慧，是不懂得斗争的策略。鲁迅没有那么愚蠢，当然不会上一些人的当。
鲁迅不主张“忙于挂招牌”。在鲁迅的著作中，的确看到他谈的多是“问题”，按照梁实秋先生的说法是“现状”，而不是“主义”。这，或许，也就成了他没有“主义”的证据。这认识，与其说是鲁迅没有主义，不如说是他们没有看清楚鲁迅的主义和鲁迅看不到有希望的主义前的挣扎与呐喊。他不相信古之圣贤及哲人学者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寄希望、寄未来于青年，当然不会主张“复古”、“读经”。在他看来，不“读经”只不会作文章而已。而中国当时需要的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他提倡读外国书，遭群起而攻之，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他上下而求索，走自己的路。直到1925年3月11日在给未来的夫人许广平的信中，还说“没有指南针”、是“乱闯”。 笔者相信这是真话，而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当他“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呈现“彷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以为把握了什么主义的人，非要替他的言论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似乎主义才是他创作的源泉，伟大之所在。有的人给鲁迅贴标签，结果是，什么主义的标签都有。至于实施人身攻击的，更是多里去了。这，除了证明他们对鲁迅的无知，就是偏见。他们无法与鲁迅沟通。
鲁迅由“问题”而产生“杂感”。使得某些“文人”咬牙切齿，必欲绞杀而后快。这，其实反证了鲁迅不是没有“主义”，也在证明他们其实是知道鲁迅的“主义”的。他们的政治嗅觉比一般人想象得要灵敏得多。
其实，一个人，并非带着实现什么主义的大任，从娘胎降生到中国这个社会的。人来到社会之后，长到一定的岁数时才发现，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各种主义了。打着标签，名不副实的，有的是。没有标识的，识别起来也确很吃力。有的人，读了几页什么主义的书，就自以为是什么主义的信徒。有的人以前信一种主义，随着形势的变化，就改信别的主义，最后，人们不知道他到底信什么主义，利己主义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当然，一个人，走出家庭，参与了社会实践的人，无论他有多么大的能耐，多么的独立，多么的有个性，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他总有自己的同志、盟友和反对者。要是创造不出新的主义，总要向着一定的主义靠近。鲁迅，也不是例外的人。他战斗着，不是没有倾向的。当“进化论”在他的头脑中被“轰毁”后，他的政治态度鲜明了起来。而这鲜明了起来的政治态度，被他的怨敌看得清清楚楚：被CP利用。而这，也正是为现代的某些文人所不能容忍的。被共产党“利用”的说法被现在的某些文人承袭了下来。由鲁迅活着时候梁实秋的公开“独唱”，发展到现在的“合唱”。这，足以帮助人们认识鲁迅的主义。有人逼他挂招牌，他仍然不挂。因为他知道，逼他挂招牌的人想干什么。
鲁迅活着的时候，没有为自己挂招牌。其实是他不必挂招牌，谁都知道他的招牌，共产党更知道。他死了以后，人们在对他进行了研究之后，为他挂了许多不同的招牌。有的是根据他的一两篇文章定他的主义的，也有从几篇文章中发现他的什么主义的。不过，看着看着，似乎看出了一点眉目，那就是联合起来，把共产党给他挂的招牌打碎，把走向共产主义，把自己马克思主义化、无产阶级化了的鲁迅“人化”、去“意识形态化、去“革命化”。
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撑。是一个人的灵魂。一个有主义，主义坚定的人，为他的主义而奋斗，而献身的，不管他是不是文人，必然融入到与他的主义相一致的政治洪流中去。
文学家的文艺作品，或是作者内心的独白，或者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或是作者对于是非的表达，无不反映处在特定社会时期和社会地位的作者对于大千世界万物的理解和感悟，并企图以文艺的形式把自己的观念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产生影响。任何人的任何作品，只要投入社会，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有人“共鸣”，有人“逆反”。这种现象说明，任何文艺家的任何思想、观念不属于他们个人。他们也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与普通人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把自己一类人的思想、观念、情感，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向人们展现。
在新中国，在共产党执政、马克思列宁主义合法化，并且成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条件下，懂得和拥护马列主义的文学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成不了鲁迅。但是，产生出来的新的鲁迅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鲁迅，与去世之前的鲁迅才是一致的。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动摇、批判、否定的文学家，无论他们在文学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都不是新中国的鲁迅。
2001年2月10日
出版自由与鲁迅
要问作家最渴望的是什么，相信不少人会说，出版自己的作品。通过自己作品的面世，向世人表白自己想当一个作家或者是个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的出版与读者交流。弄得好，还能有一笔或多或少的款子入帐。特别是那些吃这碗饭的。鲁迅，也不例外。当初，鲁迅虽然没有指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换多少钱，但是，若是鲁迅的作品都被编辑们或什么人以“篇幅有限”或者根本用不着说的理由封杀之，那么，先生弃医从文，医治愚弱国民精神的志向肯定要泡汤。中国的文坛，便无人知晓鲁迅这个人。出版，之于要当作家的鲁迅，或者要以写作为职业的人，实在是不可缺的。
鲁迅先生时逢乱世，军伐混战，出版，本没什么“自由”可谈。只是，在一些年月里，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些领兵的“老总”们，都想坐庄。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势力，他们关心的最多的是“枪杆子”。笔杆子方面的事，虽然也不愿意放手，但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没有哪个“老总”能总揽全国，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东方日头西方雨，相对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事上，“自由”还是相对有的。因此，鲁迅写的文字，一度还能找到地方发表和出版。后来，尤其是国民党一统天下后，“涉及时事”时，就不自由了。这禁止或剥夺他那“自由”的究竟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先生说不知道，也无须知道。在说不上有“自由”的、黑暗的旧中国，鲁迅的书 ，特别是包括那些“涉时事，砭锢弊”的书，仍能一本一本地出，得以使人们能在先生活着时，看到一个在恶势力面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 、硬骨头的鲁迅。 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博得社会进步人士的爱戴和尊敬。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下，说不上有什么自由。更没有关于什么“自由”，如“出版自由”的法律。象“言论自由”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出版自由”之类，是资产阶级革地主阶级的命之后的成果。是“民主国家”里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对于作家，是展露自己文学创作才华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不拿政府工资，靠稿费及版权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作家说，那简直就是生存权。在言论与出版“自由”并没有保障，而又没有稿费或者稿费不足以维持生存的那个年代，专业的作家并不多。在新中国以前的法律里，虽然也写着这个“自由”、那个“权利”，对于有的人，那种“自由”是真实的；对于另外的一些人，那不过是极权者们的一块遮羞布。对于鲁迅那样的作家，只有压制，对于共产党人，只有镇压。那样的法律在当局的眼里无论多么的“神圣”，在进步作家和共产党人那里不过是一张废纸。
在新中国，并不乏写有“出版自由”的法律。从第一部宪法起，到现行的宪法，几十年间，虽几经修改，都保留写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条款。在“四人帮”倒台后制订的共产党员生活准则中有：反对一个人的意见，不是反对这个人；反对个人，不是反党的规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历届政府中没有哪个首脑声言废弃的方针。这，不能不说顺民心，合民意，不可谓不好。
但是，出版与“出版自由”，前者，是政府的一些部门和出版社里的一些人的“权力”；后着，是公民的法定的“权利”，二者本不是一码事。纸上的条文写得再好，要变为现实，不但不取决于法律自身，也不完全取决于权利者的主观愿望和努力。关键是遇上一个怎样的执事者。由于执事者无论是什么身份，毕竟也是人。水平参差不齐不说，对于自己握有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的态度甚至大不不同。因此，有的以权谋私，有的以权乱法，有的徇私枉法。这就形成了对于一些人，法律是法律、纪律是纪律、政策是政策、规定是规定、实际是实际。或许因为权力与权利不是一码事，作为公民权利的公民的“出版自由”，常常被出版部门的权力者所把握、所支配。
几十年来，笔者也想享受一下那“出版自由”的感觉和愉悦。但，一次次尝试都很令人沮丧。即使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也不知道向哪个部门、找哪个法官去申诉，讨个“说法”，争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儿权利。普通老百姓这份儿权利的实现真是难啊难。这种现实与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甚至很难在短时期内解决，也非一人或几人所能解决。这，也勿庸讳言。民主权利的实现也许是个过程，甚至是个漫长的过程。某种权利的实现是有物质成本的，这也是事实。这千万莫成为权力者剥夺公民权利的理由。当然，作为作者也应该明白，即使是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也需要争取。因此，大可不必为没有“出版自由”而放弃“创作自由”。笔，必竟在作者手里握着。若不这样看问题，笔者早就不想关于写作的事了。三十年代的鲁迅恐怕早已搁笔干别人或自己认为应当干的事去了。他没有必要与义务苦守在令他齿冷的文坛上。
    社会，之所以叫社会，是因为有“人”这种生物的存在。在中国现代出现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执政时，无论是当权的、执法的，也都是人。无论什么社会，好事、错事、坏事，都是人做出来的。这无异于废话的话，却是个事实。因此，可以说，国家兴亡，事业兴衰，无一不与人有关。那些叫做法律、纪律、政策、规章的社会规范，都是处在强势地位的人制定的，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它们的存在，只表明社会的“主人”们想要建立的一种怎样的社会秩序。那些都不过是治国、治人的一种手段和遵循的原则。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哪个“执政党”，也不会把其中的一个当做唯一的手段。至于是否人人照办，“仆人”们是否都认可并遵照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何况，一些权力者还有“自由裁量权”！人的意志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之中的矛盾的存在，谁也没有本事消灭。因此推定，社会的进步与安定，并不全在于法律、政纪规定得多么的严格，多么的完善，多么的“人性化”。关键恐怕还在于执政者的政治，执法者、执事者执行政策、法律、法令的程度，运用手中的权力做什么事和怎样做事。执政者面对如同生命的政策，执法者面对神圣的法律，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是公办，还是私办；是铁面无私，还是徇私枉法？都在一念之间。不同的官儿，人们看到的是实践出的不同的结果。古人云：法难行，自上坏之。斯言极是。在诸如“出版自由”这类事上，焉有例外?
新中国之所以新，是因为她是由代表工人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共产党执政。不是帝王执政，不是政客执政，不是富人执政。当然，也不应该是庸人执政。这，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新闻、出版历来为执政的把握或者认可，共产党人也决不会放弃这个权力。但是，共产党办新闻、开书局，是通过委派的具体的人实施的。这个或者说这些人，名义上代表党，行使政府职权。实际上，他或他们是视党的方针、国家法律、政府政策为生命，还是奉有悖于斯的长官意志或者“潜规则”为金科玉律？还是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充分利用“自由裁量权”，我行我素，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专制”？这，除却有权力惩处他们的权力者之外，“权利者”显得颇为无能为力。面对剥夺权利者的权利的直接责任人，尤其是那些有着大官撑腰做后台的“官方检查员”和“报馆总编辑”，权利者能有什么法子呢？在权与法、官与民、责任与权利的冲突中，“检查员”、“总编辑”们又能站在哪一边呢？
古云：“天不变，道亦不变”。纵观中国舆论的变化，如，同一张报纸，在同一件事上，由于“总编辑”的变化，昨日说是白的，今天就说是黑的；昨日说是黑的，今天就说是白的，而且都有“充分”的理由。后天说什么，怕是不少人不知道。或者仍然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黑的。“百家争鸣”，即使是在它产生的年代，在文坛、论坛，有多少真正的“两军对垒”，捉对厮杀？君不见，不同时期一些上阵的猛士们，不少都是因为没有对手而成了英雄，有的甚至是自吹自擂的英雄、人为树立的英雄。这样的英雄，自然难以在公众中树起自己的光辉形象。随着形势的变迁，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英雄消声匿迹，不知去向；有的则被钉在耻辱柱上。那样的英雄，鲁迅大概不去做，他也不是那样的英雄。看鲁迅著作，他笔下的“论敌”，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有的是势力者，有的是得意者，也有权力者，没有一个不具备还手的能力。“百家争鸣”，真“说”实“侃”，说不定也是新中国出不出鲁迅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指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73页 ）。还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
虽然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了“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的字样，但是，在出版“市场化”的今天，据说出版社或者出版集团已经“企业化”了。企业经济实体，是需要“创收”的，是需要“自负盈亏”的，本来也没有保障公民“出版自由”的义务。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究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政府应该保障实施的一种“民主权利”，还是一种公民个人必须通过金钱方能够从出版商那里购得的一种商品？还是出版商在“出版自由”的名义下“自由”地从作者身上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权力？当公民想实现出版的权利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到政府找“市长”还是找“市场”？“市长”恐怕不管普通公民的那等具体事。以现在的法律，作者还没有“自产自销”，闯“市场”的“自由”。有钱，想到出版企业赎回本来就属于公民个人的那种“权利”或许不可能；没钱，对于一些人则根本不可能。
既然宪法规定了“出版自由”的权利，相关出版的法律、条例就应该明确作者与出版者、发行者的关系。作者在写得出的时候，还应该能够出得起，出得去。
胡适先生晚年悟出了“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就是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胡先生对于“自由”的感悟。胡适博士好好懂哲学、懂得“辩证法”哦！在享受不到“出版自由”的时候，勿宁说奴家本来就没有出版的愿望哦！没有出版愿望，当然就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是的，新中国需要鲁迅，也需要有鲁迅那样的胆识和风骨的“检查员”和“总编辑”。如若没有后者，新中国的鲁迅怕是出不来的。出不出鲁迅，不单是周树人的事。
鲁迅，的确难出
旧中国出了个鲁迅。旧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出了一个鲁迅。
旧中国出的那个鲁迅，在他生活的社会里，他，徘徊过；在曝露社会的“坏处”时，他，不遗余力地呐喊过；为了掀翻旧中国那摆满人肉的“宴席”，他，战斗过、战斗到了最后一息。他，期盼着新中国的诞生，但是，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象鲁迅这样的人，何止万千？鲁迅，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鲁迅活着的时候，因小说而名扬华夏。晚年用他那支“尖刻”的笔，写下了一篇篇如“匕首”、如“投枪”一样的、旗帜鲜明、思想深邃、有人恨得咬牙切齿、更有人爱得手不释卷的杂文，并以此赢得了他在文化界的地位。而新中国的缔造者，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把他尊为新中国的“圣人”，不同于孔夫子那样的圣人。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文化革命的主将，新文化的旗手，“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个榜样。做个“贤人”就够不容易的了，何况是做“圣人”？做个文学家就够难的了，何况还要当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有几千年，伟大的、著名的文学家出了不少。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才出了一个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于一身的鲁迅。可见，鲁迅并不是那么好出的。这也就难怪有人哀叹，新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鲁迅。新中国到毛泽东去世不过三十来年。没有产生出一个新的鲁迅，只能说明新中国不但还没有具备产生鲁迅的条件，而且也没有产生出具备鲁迅那样的文学才华和深邃思想的人。
鲁迅死了半个多世纪，还不能被人们忘怀。而且，有人还想让新中国能再出一个鲁迅。可见，他的影响超越了他那个时代。说明他是一个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历史人物。
鲁迅，作为一个有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的人物，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鲁迅，肯定不是旧中国已经产生了的那个鲁迅。历史条件变了，按照旧中国的鲁迅的“标准”，在新中国寻找鲁迅，那是肯定找不到的。当然，既然都是“鲁迅”，他们应当有共性的东西。新中国的鲁迅必须继承旧中国的鲁迅的本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鲁迅”。新中国的鲁迅，肯定不是旧中国的鲁迅的翻版。否则，也不能称其为“新中国”的鲁迅。那么，新中国的鲁迅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是一个大题目。需要有专家们专门著述。但是，肤浅的、简单的认识，谁也可以说出个一二。
新中国的鲁迅，应当仍然是个文学家。不是文学家，不能称为新中国的鲁迅。鲁迅立志医治国民愚弱的精神，选择了弃医从文。他迈入社会，从事的是文化工作，走的是文学之路。因文而成名、而立足于人世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说他是一个成功者，还是说他是一个失败者，他都不失为一个在文学上的卓有成就者。是他的成就让他引无数青年学子竞折腰，让无数文人（岂只是文人）注目。因此，新中国的鲁迅应当是在文化领域中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学家。会种地的农民可以是当代神农，会做工的工人可以是当代鲁班，会看病的医生可以是当代华佗。如果在文化领域无所作为，也是当不了“当代鲁迅”的。就算是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无论地位多么高，名气多么大，也不能说就是新中国的鲁迅。
事实上，新中国是出了不少的文学家的。特别是这些年来，出了多少作家，笔者是不知道的。地方级的，恐怕难以计数。国家级的，也不老少。文，写得比鲁迅的长；书，出得比鲁迅的多；读者，也不比鲁迅少；，钱包，比鲁迅的鼓的“著名作家”，也是很多、很多。许多文学家创作的文学脍炙人口，在读者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在某些方面与鲁迅也有共同之处。但是，还没有听他们中的谁，自称新中国的鲁迅。是一些人谦虚吗？恐怕不是。为什么还是有人认为他们当中没有鲁迅？新中国的鲁迅该是一个怎样的文学家？
新中国的鲁迅，应当是一个有新中国的国籍的文学家。这虽然是一句“废话”，却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因为，鲁迅先生说了，自己“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鲁迅先生自己是很看重自己是个中国人的。因此，可以说，在新中国的作家中，不想，或者由于什么原因耻于当中国人，已经或者准备出国当外国人的作家中，是肯定出不了鲁迅的。那种人大概也没有想当鲁迅的愿望，对于鲁迅也没有什么兴趣。也不能指望他们当中的谁，能成为新中国的鲁迅。哪怕是他们获得了什么“尔”国际大奖。
旧中国出的鲁迅是经过一次次政治风雨的鲁迅。他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还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国民革命。对于他生活的旧中国是有着深刻了解的鲁迅。以此推论，新中国的鲁迅不但应该是个懂得文学的鲁迅，尤其应该是个经得起风雨，懂得新中国的鲁迅，这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少懂得旧中国的文学家，写出了不少反映旧中国的不朽之作。但是，在新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或者说新中国出了不少的可以称为文学家的人，却没有拿出什么与他们已经取得的地位相适应的作品。有人把这归罪于“创造环境”之类。笔者实不敢苟同，有拉不出屎来怨茅子之嫌。因此，可以说，生活在新中国的中国作家中，不懂得新中国，在斜眼看新中国，或者闭着眼瞎琢磨新中国，把新中国看扁了的作家中，也是出不了鲁迅的。
鲁迅先生直面人生，他的不朽之作，浸透着他对那个社会的洞察力，反映着他的唯物史观。他懂得他生活的旧中国，因此，“曝露”它的“坏处”是那么地入木三分、一笔中的。新中国的鲁迅，对新中国的人和事应有深切的了解。这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所不可缺的。他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什么是在新的掩饰下的旧的。如果不了解新中国的新，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社会主义，不了解他们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的方面，要在他们的作品中正确或准确地反映新中国、反映共产党、反映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写起来，很可能写歪，不是瞎吹，就是胡批。虽然，凭借着名气，可以一本一本地出书，可以被冠以各种各样耀眼的头衔，但是，这样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人们呼唤的鲁迅。至于那些生在新中国，活在新中国，就是不反映新中国及其主人公们的喜怒哀乐作家，大概也不是人们希望出的鲁迅。是鲁迅，他的脉搏就会与社会的民众一起跳动。旧中国的鲁迅没有逃避现实，逃避斗争，新中国的鲁迅也不应该逃避现实，特别是现实严峻起来的时候。他不应该尽写些“今日天气，哈哈……”那样的无聊作品，也肯定不是写 “Δ”的行家。
新中国的鲁迅应该是个以笔做“匕首”、“投枪”，战斗的、没有媚骨的文学家。鲁迅，如果不战斗，就不会有活力。鲁迅，如果不战斗，人们就看不到他的风骨。鲁迅，如果不战斗，就体现不出他革命家的本色。人们就看不到作为革命家的鲁迅。鲁迅，没有媚骨，敢于碰硬，是通过他的战斗的檄文表现的。不相识的人们是通过其文认识鲁迅其人的。鲁迅其人、其文使得他的论敌都敬重他几分。战场上的软骨头成不了战斗英雄，文坛上的软骨头，压迫一来就低头认罪的，肯定不会被尊为新中国的鲁迅。新中国历史表明，她没有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而什么都立刻新起来。旧的、丑的、恶的，在新的形势下，会改头换面，乔装打扮，在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以新的、美的、善的面貌，在文坛上展示于善良的人们面前。而文学家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笔，让他们恢复本来的面貌。这，是有风险的，也是一种能耐。在新中国，没有谁单单给作家的头上贴上“光明”的标签。象人们看到的，那些风险一来就搁笔，放弃战斗的作家；那些只会放“马后炮”，或只会充当“应声虫”，总给人以唯我得道似的脸的作家；只会跟在别人的后面打死狗的装怯作勇的作家；那些只是把写作当成了谋生的手段，什么内容能赚钱、能升官就写什么的赶时髦的“追风”作家，大约也不可能是人们希望出的鲁迅那样的文学家。那种让鲁迅鄙夷的文学家，周树人大概是不会做的。
新中国的鲁迅，也是一个讲究斗争策略的文学家。鲁迅说自己是一个战士。是战士，就要战斗。要战斗，就会有牺牲。战斗中，敌人可能不打一处来。有来自正面的，有来自侧面的，还有躲在黑暗处放黑枪的。因此，既要战斗，又要保护自己。两手都需要硬。战斗力不强，打不痛敌人，达不到战斗的目的。那不是鲁迅。自我保护的本领不强，只知道冲锋，一味地冲锋，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能演出出师未捷身先丧的悲剧。这样的作家，过早地夭折，虽然可敬，自然就当不成鲁迅。新中国的鲁迅应该是个活生生的鲁迅，而不是死后追认为鲁迅式的“鲁迅”。这虽然也象是一句废话，但是，也是应该明确的。因为，鲁迅的作品，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与读者见面的。鲁迅死了，读者却仍然觉得他还活着。这是他的人格和作品的魅力，思想的穿透力，艺术的活力使然。鲁迅，为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榜样。鲁迅，不是在他死后才被承认的。如果有朝一日，有谁，或者什么机构宣布，“追认”谁为新中国的鲁迅，你千万不要相信他或她就真的是鲁迅。那或许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树立的“典型”。那至多表明了他获得的一种荣誉。
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思想，反映现实，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为工农大众的文学家。这样的文学家，才是难出的。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文学，寓思想于文学，文学承载着他深刻的思想和热烈的爱憎。那样的思想从社会实践中来，那样的思想是通过斗争而得到净化，得到升华，而显示旺盛的活力。那样的文学才是文学中的上品。
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样？新在何处？新的能否新下去？如果鲁迅先生活着，恐怕许多问题，包括人，都需要在观察、研究，甚至体验之后，才能产生自己的认识。在没有生活在新中国的体验以及体验深刻之前，不大可能创作出关于新中国的醒世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即使活到新中国，也不会自然而然的成为“新中国的鲁迅”。旧中国的鲁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转变成为新中国的“鲁迅”？恐怕没有人猜得到。但是，他肯定会出现的。鲁迅的出现，是时间问题，人们应该有耐心地慢慢地等待。也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不要在鲁迅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令你失望、惊讶，甚至狂躁。在人们没有做好产生鲁迅的思想准备的时候，这个社会，具体说是文坛，是不接纳鲁迅的。
鲁迅，是德、才、胆、识、艺，皆称楷模。当这样的人谈何容易？那不是个谁想不想的问题。在新中国，据说作家数以万计，就是人人想成为鲁迅，也不可能人人都能成为鲁迅。因为，虽然都是作家，先天、后天的条件不同使然。因此，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了一个鲁迅。这个时候的鲁迅，已经不仅仅是周树人的笔名了。鲁迅，已经成了无产阶级文化的一面旗帜。新中国的鲁迅，应该是新中国新文化的一面旗帜。是应该有新中国的印记的鲁迅。文学家要达到那样的高度，自然是很难、很难。
是海燕，必然在狂风卷集着乌云的苍茫的大海中翱翔。不会中流击水，害怕浪遏飞舟的，不是鲁迅，成不了鲁迅。
以新中国文坛的现状看，论教育程度，论文才，能成为鲁迅的，不少。不过，当鲁迅有什么好？不想当鲁迅的文人，有名的文人似乎还很有人在。如，骂鲁迅“反动”，谴责他的杂文“政治化”、“党派化”，而鼓吹什么“体制外思维”，想做超党派、超阶级的作家的人，很可能是扼杀襁褓中的鲁迅的帮凶，围剿成年鲁迅的先锋。他们不会容忍鲁迅的存在。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没有了他们，怎么能显示鲁迅的卓尔不群？鲁迅的产生，恐怕还离不开他们的“培养”、“锻造”。在他们的包围甚至是围剿中，鲁迅的确难出，但是，不是不能出。旧中国的鲁迅不就是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么？
新中国的鲁迅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不过，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于一身的鲁迅，的确难出。即使是出了，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不可能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的激烈程度或许不亚于他活着的时候。
1999年
（选自《飞鸣集——鲁迅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