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毛泽东打破封锁、自主对外交流路线的伟大胜利

玉兰花

——历述文化大革命后期实施“四三方案”、 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史实，兼论对外经济关系的两条路线

编者按：本文首先阐述了新中国建立后，在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到打破西方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以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邀请尼克松访华为标志），实施“四三方案”，引进总金额高达43亿美元（后来追加至51.4亿美元，约相当现在的680亿美元）的西方先进技术等历史事实。然后根据历史事实并联系当前情况，从路线的高度着重论证了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一贯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积极开展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基础上的对外经济交流，在前进的道路上打破重重阻力，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不存在某些人所谓前30年“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的问题；二是毛泽东一贯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争取外援，以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善广大人民生活为目的路线，这与后来某些人以配合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使我国经济日益附庸化、殖民地化为立足点，以扩大私有制，加剧两极分化、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文对我们认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具体表现，深入理解毛泽东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思想颇有裨益。
毛泽东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是怎样的呢？他早在建国前夕（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作了明确的表述：“‘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478页）。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很早就说，同外国人做生意“完全正确 ”，可见他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态度是很积极的，根本没有所谓“封闭”“僵化”思想的影子。此其一。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制造的困难（包括封锁、禁运之类），必须坚决“反对”，加以“击破”，才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做生意。这里没有丝毫害怕困难、屈从外国压力、奴颜媚骨的影子。此其二。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原则，作中华民族的“硬骨头”，又放眼全球，机动灵活，毛泽东这样的思想和态度，一直贯穿在他的实践中。
一、历史的简要回顾——从向东方“一边倒”到打破西方封锁
新中国建立初期，世界上存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些伙伴，敌视新中国，对我国实行军事威胁、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禁运等一系列政策。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则愿意从设备、技术、贷款等方面援助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我国在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上唯一可能的选择是“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我们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可能的援助。经过中苏双方的反复协商，苏联为我国提供了多达156项的大规模援助，贷款3亿美元（后来又有增加），并派遣大批专家来华协助工作。这批项目实际上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重点，其内容包括钢铁、电力、机械、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等骨干企业，对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一边倒”的同时，毛泽东并未忘记在西方对我国封锁的条件下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做些生意。他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436页）。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49年10月我军解放广州之后，港英当局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解放军前线部队司令员奉命传话给英国人：新中国领导人“暂时不动香港”。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主要是保留香港这一窗口和通道，以利于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实际上，后来有不少中国内地商品运到香港，经港商贴上香港的商标出口到西方，内地也通过香港购来西方的一些商品。而大陆对香港食品、淡水和其它商品的大量供应，成为当时换取美元的主要渠道，增加了我国从西方国家购买商品的资金和外汇储备。
进入上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20大以后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致使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撕毁一切经济合同，撤回全部专家。这时，美苏两霸横行世界，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也常受欺扰。我国处于帝、修、反的包围之中，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经济遇到了困难。这时，毛泽东一方面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方面针对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三个世界”的论断：美苏两霸为第一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等中间派国家为第二世界。我们要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的经济交流，以国际主义精神加强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对第二世界主动开展贸易，尽可能引进一些新技术；对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则坚决而有策略地进行斗争。
在“三个世界”思想指导下，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地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包括建设坦赞大铁路这样的艰巨工程，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深深的赞许，加强了世界反帝反霸阵营的团结力量。与此同时，主动开展对第二世界的经济交流。比如开展了对日本的民间贸易，利用延期付款方式，引进了先进的尼龙生产设备；同法国建交，引进了先进的汽车生产线。整个看来，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在全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从1957年的17.9%上升到1965年的52.8%（《当代中国贸易（上）》第3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了林彪等人对外关系方面极“左”的错误言行，毛泽东、周恩来立即给予批判和纠正。
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由于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的外交政策，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常任理事国。周恩来风趣地说：中国是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抬进联合国的。
这时，毛泽东利用美苏两霸之间的矛盾，对美国总统正式发出了访华邀请。尼克松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并考虑到自身利益，不远万里，于1972年2月来到北京会见毛泽东。经过反复协商，在双方签订的“上海公报”上载明：“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方便”。这标志着美帝国主义对我国20多年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被彻底打破了！
把台湾蒋介石集团赶出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我国在对外关系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引发了西方国家同我国建交的高潮。中英、中荷的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中日关系正常化；联邦德国、西班牙等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还有更多的亲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的外交路线的指引下，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彻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我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了。这就为我国从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往来，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四三方案”的形成——4次报告和6项原则
西方的大门被打开了，大家都希望尽快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以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水平。但是，引进什么项目？引进多大规模？如何引进？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分析比较、作出决断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972年1月到1973年1月，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从最初引进4套化纤和2套化肥约合4亿美元的方案，到最终26个大型项目共计43亿美元方案的确定，先后有4个重要报告。当时的43亿美元，加上后来追加的8.4亿美元，按黄金价格计算，大约相当目前的680亿美元【注】
第一个报告，李先念、纪登奎等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专门研究后，于1972年1月22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这是一个突破口。为什么选择这个突破口？一是当时国内粮食、棉布供应还不够充裕，急需用于增产粮食的化肥和增产纺织品的化纤，以提高人民的吃穿水平；二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新创的石油化工技术，用石油、天然气制造的新型化肥——尿素，不仅成本低，而且质量好，不存在我国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化肥——硫酸铵、硝酸铵用久了会使土地板结的缺点；而用石油、天然气制成的合成纤维（棉型涤纶、毛型腈纶、丝型锦纶），其性能和质量也大大优于我国过去从苏联引进的用木质纤维制造的化纤；三是我国大庆等油田的产量年年增长，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作原料。因此，首先要引进石油化工制造的化肥、化纤新技术设备。报告建议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由于这个报告在与外国谈判、出国考察、选址筹建等方面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有关部门也都想要借此机会引进一些先进技术，纷纷提出引进项目并派团出国考察，了解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发展水平，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中法辽阳化纤项目合同的顺利签订，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很多西方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纷纷要和中国做生意。
第二个报告是《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1972年5月5日，冶金部申请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和与之配套的热轧机。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这个项目约需4亿美元。该报告提出：“轧钢能力不足，钢材品种不配套，特别是板、管少，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批准该报告。由此，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工作从石化工业扩大到钢铁工业。
第三个报告，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这是对第一个报告的拓展。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这时，煤炭、石油和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揽子引进方案。
第四个报告，就是“四三方案”，即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订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所作的整合和统一规划。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同意，随即上报毛泽东主席最后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由于“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今后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6年至1980年——引者注）充分发挥作用。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报告建议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
“四三方案”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26个，包括：13套大型化肥成套生产设备，4套大型化纤成套生产设备，3套大型石油化工成套生产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 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座大型电站设备，一米七轧机整套生产设备，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和斯贝发动机等单个项目。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这26个项目都是投资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特大型项目，其中投资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29亿人民币）、武钢的一米七轧机（27.6亿人民币）、大庆化肥厂（26.7亿人民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20亿人民币）、天津石油化纤厂（13.5亿人民币）。
“四三方案”提出，在引进技术设备项目中要遵循6条原则：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
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对引进技术应该“一学、二用、三改、四创”。
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
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引进项目尽量建在老厂，利用原有的公用工程及生活设施，减少投资。
五、当前与长远兼顾。
六、合理选址。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
“四三方案”正式批准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51.4亿美元，但人们仍沿用了“四三方案”的习惯称谓。
三、两大关键问题——筹集巨额资金和高质量、高速度地建成引进项目
为了切实完成“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建设，在国务院领导下，由有关部委组成一个“进口成套设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管进口设备的审查和综合协调，并使各部门、各地方密切配合，对内对外工作同步进行。“要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156项目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好。”
首先，如何筹集“四三方案”所需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大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方协商，克服了重重困难，决定采取下述的多种办法解决：一是从出口盈余中筹集10亿美元（按黄金价格计算，约合现在的132亿美元），作为进口项目的首付款；二是紧紧抓住当时西方经济危机、急于增加出口的机遇，尽量利用西方国家的“卖方信贷”，实行延期付款，即以企业投产后的利润分期付款；三是以投产后的产品抵付，叫作“补偿贸易”；四是增加我国外贸出口，并扩大出口基地，多赚外汇。通过以上各种办法，“四三方案”的资金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第二，如何保证高质量地完成施工任务，争取早日建成、早投产、早受益，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些引进的大项目都是二战后新技术的载体，石油化工和电脑带动的自动化作业流程，都要求建筑、安装达到高质量，不能有丝毫马虎。面对这种严格要求，在国务院“进口设备领导小组”的坚强领导和严密组织下，“四三方案”各个引进项目较好较快地完成了任务。据截至1979年底的统计，这26个项目中，已有20个建成投产，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为3年8个月，其中最长的5年，比国内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国内大中型项目的建设速度要快得多。到1983年底，“四三方案”的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建成投产后，提供的生产能力主要有：合成氨生产能力390万吨，尿素生产能力630万吨，合成纤维生产能力40万吨，塑料树脂生产能力47万吨，烷基苯生产能力5万吨（烷基苯是合成洗涤剂的主要原料，5万吨可加工洗衣粉20万吨），热轧薄钢板生产能力300万吨，冷轧薄钢板生产能力100万吨，硅钢片生产能力7万吨，镀锌板、镀锡板生产能力25万吨，发电机组容量220万千瓦，还有年产225台工业透平压缩机、40万千瓦容量燃气轮机、40万千瓦工业汽轮机和120台斯贝发动机等一批机械制造能力等。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成套设备项目的建设情况如下表（不包括单机引进）：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成套设备项目的建设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第206～20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四、“四三方案”的重大作用——为文革结束后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四三方案”大规模引进的项目，在文革后期（1972——1976）全部完成了考察、谈判、签约和首付现汇的工作，并开始了建设施工；而发挥作用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1976年至1979年大部建成投产，1983年全部建成投产）。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四三方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生活较快提高的重要因素。
“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瞄准了国内人民生活的主要需求——吃、穿、用。围绕这样的目标，重点引进化肥（尿素）、合成纤维和乙烯。这三类的成套设备在全部26个项目中占18个，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引进的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投产后，年产量达524.4万吨，基本上满足了各地区农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可增产粮食500亿斤，相当于全国每年人均增加口粮55斤。引进的化纤设备投产后，年产合成纤维33.7万吨，可替代674万亩耕地生产的棉花，可织布23亿米，每年人均增加8尺布，不仅缓解了人民穿衣问题，而且可以把原来种棉花的一部分土地拿来种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乙烯、烷基苯设备投产后，制成了各式各样的塑料家具、工具、玩具以及洗衣粉等等生活日用品。所有这些，都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同时，“四三方案”也兼顾了发展重工业的迫切需要（如一米七轧机、综合采煤机），弥补了国内重工业的某些“短板”。
第二，“四三方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开始向信息化进军。
“四三方案”“引进的内容，瞄准了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先进技术。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工业技术设备，一般相当西方40年代的水平。那么，70年代世界最新技术是什么？在二战后，西方技术最突出的创新，一是石油化学工业，即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化工产品，不仅有烃类基础原料（如乙烯），还有三大合成材料，包括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和塑料，以及合成氨。石油化工成本低、产品多、用途广。而我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石油产量迅速增长。1966年为1455万吨，到1976年上升到8716万吨，平均每年增加726万吨，年增长19.6%，正好为这种新技术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二战后的另一种新技术是电子计算机及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广泛运用，使工业生产进入信息化时代。许多人工操作的工序由电脑自动操作所代替，而企业的管理，通过电脑技术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人事流、工作流加以集成和整合，以集成化的信息管理取代了过去的科室林立、手续繁多的手工业式的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上述两方面新技术的引进，在我国国民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四三方案”壮大了我国的国有制经济，有利于巩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四三方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所有制，从一开始就肯定归国营企业所有。这就是说，要用购进的外国成套设备包括核心技术设备，来武装我国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要求对方派员把全部技术操作和管理经验传授给我方，达到新设备完全正常运转之后，才算完成合同规定；之后即完全由我国社会主义企业自行经营管理。当然，采取这种办法可能要向卖方多付一些价款，而在我国经济技术水平落后于西方的条件下，客观上总会存在不等价交换。但我们充分利用了上世纪70年代初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急于寻求买主的情况，通过反复谈判，尽量减少了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差距。
我们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之后，“一学二用三批四创”，还可以进一步创新。技术方面可以创新，管理方面也可以创新。因为西方管理经验虽有提高效率的方面，但他们是把工人当作机器的附属物的（如福特式），而我们则要发挥工人的积极性。正如被毛泽东肯定的“鞍钢宪法”所提出的政治挂帅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相结合，从而走出一条优于西方的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道路。这就保证了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工人的主人翁地位。
第四，“四三方案”带动了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全面发展。
“四三方案”的确定和实施，引发了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高潮。除“四三方案”之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设备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从英国罗罗航空公司进口军用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等。
“四三方案”还有力地推动了“出口基地”的发展。1973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颁发了《出口农副产品基地和出口工业品专厂的试行办法》，首先在广东佛山地区试办了一个出口商品综合基地，随后又建立了渤海垦区生产基地和河南生猪生产基地，并在全国其他地区陆续建立了一些单项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和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这些出口基地的建设不仅为解决“四三方案”的外汇资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外汇支持，而且在文革结束之后发展为出口的骨干力量，为扩大出口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由于“四三方案”的带动，更由于1972年我国全面打破西方经济封锁后的大好形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45.8亿美元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是1970年的3.2倍。从其中的出口额来看，1973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22.6亿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0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
这里要说明，从全国的政治局面看，在毛泽东逝世不久，领导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已被扭转方向，但是，修正主义集团的私有化、殖民地化的路线，一时还来不及深入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在这种条件下，“四三方案”引进项目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基本上还是继续执行原来的毛泽东路线，按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要求进行管理，并在企业内部不同程度地执行了毛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发扬广大职工的主人公的积极性。当然，到后来，当修正主义路线逐步深入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后，这些企业就不能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办事了，“鞍钢宪法”也不能继续执行了。虽然一般还保持着国家所有制，但面临着随时被私有化、殖民地化的危险。这方向的问题，在下文中还要专门谈到。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走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某些人反复喧嚷的一句话。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生产下降，对外封闭半封闭，外汇储备枯竭。这些都是违反事实的无耻谎言。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国民经济尽管年度之间有起伏，但总的看来，这十年中我国社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8%，社会生产净值（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9%。对外贸易也在不断发展，外汇也有相当的积累，因而能够支付“四三方案”的首付资金。应当说，在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指引下，文革十年中国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为文革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其中有战略后方的建设和能源工业的迅速发展，更有制定和实施“四三方案”的重要作用。但是，修正主义分子却把文革之后国民经济的增长说成完全是改革开放所谓的“创新路线”得来的，根本不提包括“四三方案”在内的重要条件，偶尔提到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大家了解事实的真相。
五、对外经济关系的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对外路线是对内路线的延伸。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必然投降帝国主义。
把上述建国以来前30年的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情况，同后30年改革开放中对外经济关系的情况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两个30年的对外经济关系属于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外经济关系是立足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还是立足于所谓“外向型经济”，导致外贸主导权的丧失，并把中国人民血汗换来的大量外汇储备用于缓解美国经济危机，自投陷阱，甘当奴才？
如前所述，“四三方案”中，引进大型化肥、大型化纤和大型乙烯等先进技术设备，是立足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求，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武钢一米七轧机和其他重工业设备的引进，也是为了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实践证明，这个立足点是正确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却脱离本国人民的需求，仿效“四小龙”殖民地化的路子搞“外向型经济”，盲目引进外资和外企，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不断升高，由1978年的9.7％上升到2000年的30.6％，再到2005年的63.8％和2006年的66.9%。这样高的依存度已超过美、英、日等西方发达的贸易大国，也超过了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外企产品占我国1991至2006外贸新增额的61.4%。由此说明，外企已经掌握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权。中国外贸从1978年列世界第27位上升至2001年第6位，再上升到2004年及以后的第3位（在美德之后），成为贸易大国，外企的贡献率近2／3。如此高的依存度，国际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对外贸易在发展中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并不都在自己手中。如2005年和2006年，国家有贸易顺差1020亿美元和1774．8亿美元，但其中外企有567.3亿美元和912．9亿美元的顺差，分别占国家顺差总额的55.6％和51.4%。即使这样，我们所赚取的外汇，也很少用来发展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而是大部分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结果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被套牢。
2011年2月20日的《参考消息》刊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港报文章：美蓄意对华发动‘新鸦片战争’》，作者是安塔尔•费克特。文中说：“中国人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把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积蓄投资于美国国债——数额竟达1万亿美元之巨，其规模之大在国与国借贷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本应看出不祥之兆：购买美元资产等于吻别自己的积蓄。就尼克松和弗里德曼的阴谋而言，这种做法纯属勒索。”“中国本该吸取日本的悲惨教训，在中国作为买主出现之前，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者。”“日本人失去理性的自虐行为可以用日本当时仍是一个被占领国来解释。但中国不是。中国可以拒绝听从美国汇率操纵者和债务贩子们的欺骗和恳求。中国为什么不勇敢地抵抗这种行径？中国只要对这种毒药‘说不’，就可让掩藏在后面的奢侈淫逸大白于天下。”
据2011年5月16日中国广播网报道，仅就中国手中持有的1.2万亿美国国债就面临着美国违约的风险。有专家认为，在美国大开印钞机、执行0到0.25的超低利率水平，以及美国一再压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美元资产在慢慢蒸发已成定局。目前中国面临抛也不是、买也不是的两难困境。中国已经掉进了美国美元陷阱，难以自拔。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在一篇分析我国引进外资和外汇投放美国的举措时说：“这实际上就等同于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摧垮自己的民族企业。世界上还会有比中国更傻的国家吗？我仿佛听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嘲笑声：中国人真是空前绝后的大傻瓜！”（《学术研究》2010年第9期）
第二，对外经济关系是立足于发展壮大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配合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助长外国垄断资本对我国民族经济的挤压和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前30年一直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针。到1978年，我国已建立了包括八个机械部门的独立完整、产品配套的机械工业体系，建立了包括现代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床制造业等现代机械工业。到1978年，中国依靠自己的机械工业，可以装备大型矿山、电站、冶金、化工、石油、汽车、造船、轻工、纺织等重要工业。这是亚洲所谓“四小龙”或“五小虎”望尘莫及的。
然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去辛勤积累的宝贵家底遭到严重的败坏。前30年我们进口的是本国不能生产的技术设备，后30年却进口大量我国本已能够生产的机器设备，养肥了跨国公司，削弱了本国的机械工业。更为严重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公然让跨国公司大肆并购中国机械工业龙头企业。没有强大的机械装备工业，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什么制造业强国。最典型的例证是1980年，上海飞机厂自主设计制造了“运十”大型喷气客机，试飞了几个城市，并向拉萨运送了7吨重的物质，运行良好。用波音飞机副总裁的话来说，中国的客机可与当时波音和欧洲空客相媲美。只要再加改进，即可大批生产，投入使用。但后来在崇洋媚外的氛围中，中国自己造的客机在机房角落存放了20多年，上面落满了灰尘。而在此期间，中国每年拿出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订购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飞机几百架。仅此一项就提高中国外贸依存度十几个百分点。
早在2004年，外企占中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达30.2％。到2006年底，凡对外开放的行业，产业的前五名都已由外企占控；全国最重要的 28个产业，外企在 21个产业占有控股地位；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由于重进口引进，轻消化吸收，我国的民族产业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怪圈。商务部承认：“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已告失败。
第三，对外经济关系是立足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并坚持对引进技术“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原则；还是甘做外国资产阶级的“打工仔”，使我国蜕变为附庸化、殖民地化的经济体？
“四三方案”引进了一大批成套设备，并对所引进的技术设备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新，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企业创造的利润，完全归我国所有。
然而，近些年来的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的是低技术、高消耗的企业。我国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成了最低端的“世界打工仔”。《工商时报》2005年7月19日一文形容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外商拿走92％的利润，中方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另据报道，即使对中国发展最好的纺织行业而言，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国内企业也只占10%，90％都被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
第四，对外经济关系是力求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为我所用，以加强我国经济实力；还是听任官商勾结、内外勾结，在招商引资中让贪官与外商得到“双赢”，使国家和人民遭殃？
“四三方案”引进的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引进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按照计划进行，保证引进项目的主体体现了60年代以后国际上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和合成材料，设备日益大型化、自动化和使用计算机对生产进行动态控制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的有关行业出现了结构性与技术阶段性的变化，进而对上、下游有关行业、生产配套企业以及有关设计、施工、科研、设备制造等单位产生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技术的引进，而变为直接引进外国资本，鼓励外国资本购买中国企业的股份，把自己作为外国人攫取高额利润的盘中餐。近年来，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的国有企业，已出现了“井喷式”的态势。许多行业的排头兵正在或已经为外商并购。在这一过程中，“外商与贪官双赢”现象所在多有。我国10年内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外资在并购中国国有企业时，往往采取“合资、做亏、控股”三部曲的方式，盗窃、掠夺我国的国有资产和财富。例如大连一、二电机厂，前者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后者是机械部定点起重冶金电机排头兵企业。两厂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与新加坡威斯特和英国伯顿公司合资，让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巨额收入隐蔽流失境外，合资企业连年亏损。外商掏空了合资企业资产后，收购了中方全部股权，仅用三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
第五，对外经济关系是立足于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坚持按劳分配制度，保障工人生活的逐步改善；还是打着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旗号，加速私有化、殖民地化进程，实行按资分配，加剧国内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
以“四三方案”引进的大型成套技术设备为基础，为我国建立起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辽河化肥厂、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庆化肥厂、齐鲁第二化肥厂、南京烷基苯厂等。这些企业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解决了大批人员的就业问题，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然而，自改革开放推行殖民地化路线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由于积极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接轨”，融入由美帝国主义操控的“经济全球化”，迫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转化。
在私有化、殖民地化过程中，有些人提出并推行“只问所在，不问所有”的口号，只要企业在中国，能算入中国的GDP就好，不要问是中国人控股还是外国人控股。而“靓女先嫁”（好的国企先卖）、“冰棍理论”（好的国企如不卖就会“消融”）等荒谬的主张，已成为近年来对我国国有企业实行“改制”、“攻坚”的主导思想。一大批优秀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相继被卖给外国资本，还美其名曰“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艰辛劳动所创造的巨额利润，绝大部分让外资、外商拿走，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住房、教育、医疗问题被群众称为“新的三座大山”长期得不到解决，失业率居高不下，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显示我国两极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位居世界前茅，人民群众对此怨声载道。不仅如此，还造成我国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患职业病而又缺乏社保等诸多社会和生态问题。在外商开办的血汗工厂中，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外商独资的富士康公司，竟有13名工人连续被迫跳楼自杀，何其痛哉！
由于经济的私有化、殖民地化，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殃及我国。最近，我国也经历了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对我国严重依赖外资的经济体系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尤其是各个外向型经济地区，企业倒闭现象严重。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中小型企业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要拿出自己建国60年来积攒的家底，优先帮助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缓解他们的经济危机，究竟是何居心？
同样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改革开放之前是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壮大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改革开放期间则是出卖国家利益，以削弱国有经济、打击我国民族工业为能事，举全国之力为外资打工，为外资控制中国提供便利。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关系走到如此地步，是抛弃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的自主对外经济交流的正确路线而实行投降主义的殖民地化路线的必然结果。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一切坚持民族独立自主的人，要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旗帜，向投降主义的殖民地化路线作坚韧不拔的斗争。
（本文曾在《东方红文粹》2011年5月号发表，原题为《是闭关锁国，还是打破封锁、自主对外交流》，收入本书时对题目和个别文字作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