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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在寒梅绽放的日子里（组图）
庚寅三月，万物竞发，江南春绿，杜鹃花红。我们兄弟姐妹，走进皖南、浙西、赣东北这片热土，追寻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敬爱的父亲刘毓标①于1934年至1939年留下的战斗足迹。
在这片热土上，父亲曾经担任皖南特委委员，歙县县委书记，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团政委，皖浙赣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这片热土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开展了十分严酷的白区秘密工作，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片热土上，父亲完成了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独特贡献的三件事：一是领导柯村暴动，创建皖南苏维埃政府；二是开辟鄣公山游击根据地，成为皖浙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三是促成瑶里改编，把革命火种汇入新四军这道抗日的铁流。在这片热土上，父亲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寻访这片热土，这个多年的夙愿，在我们兄弟姐妹相继退出工作岗位后，得以实现了。临行前，我把手机铃声设定为《十送红军》，在那熟悉而亲切的乐曲相伴中，踏上了征程。
一路走来，一路情思，一路感悟……
革命的胜利，乃是主义（信仰）的胜利
一百六十二年前，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德国人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写下了不朽巨作《共产党宣言》，高扬起共产主义的大旗；九十三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八十九年前，上海石库门内、嘉兴南湖红船上，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八十三年前，南昌城头划破夜空的枪声，揭开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这些，跨越地界，穿过时空，深刻影响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城镇乡村，也决定了一个江西农村普通手工业者②的一生。
我们来到了安徽屯溪（现为黄山市屯溪区）。老街69号，清末民初建造的二层砖木小楼。这个名叫“合记春号”的中药铺子，在老街众多临街的店铺中并不起眼，但它当年却是呼革命之风、唤革命之雨之所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省委在屯溪建立的皖南领导机关驻地。如同父亲在1986年时所写：“追忆五十二年前，皖南特委驻此间。播撒火种遍江南，工农奋起辟新天。先烈洒尽满腔血，换来春色满人间。……”父亲从赣东北潜入皖南白区，到屯溪特委机关仅一次，但这仅有的一次，使他铭记于心。整整50年后，屯溪市委请他现地确认皖南特委旧址。面对着已改为“大众油点店”的老街69号，父亲跨入店堂，拐进厢房，盯着石灰抹白的后墙上下打量，十分肯定地说，这里原来有个小门，直通进山的小路，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就从这道门转移。父亲领着众人绕到屋后，后墙中部清晰可见一块砌砖堵门的印记！当地老市民也佐证了父亲的确认。在惊叹父亲超强的记忆力时，我想，这也是那特殊年代锻刻的特殊记忆吧！
歙县古城楼
我们来到了安徽歙县（现属黄山市）古城。歙县，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古徽州府府衙所在地、徽文化发祥地、徽商发源地、徽墨之都、歙砚之乡。当我们漫步在年代久远的青石板路上，观赏“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的四角八柱大牌坊时，我想，当年的父亲是无暇顾及这些的。1934年4月，父亲受方志敏同志和皖南特委指派，担任歙县县委书记。这里，远离苏区，交通不便，不仅工作上困难很大，就连维持生活都要自行解决。在两个来月的日子里，父亲这个县委书记，在轿行里当过轿夫，在早点铺里当过伙计，炸油条、卖稀饭。他利用这种职业交往比较广泛的特点，在轿行的工人中、县衙保安队的士兵中、小学校的教师中，努力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我们来到了江西婺源鄣公山（现称大鄣山）。1935年4月，时任红军皖南独立团政委的父亲和熊刚团长，率部队途经鄣公山，发现这里地处皖浙赣三省四县（婺源、休宁、祁门、浮梁）边界，山高林密，敌人不大注意，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在此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后为皖浙赣省委驻地，成为整个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中心。1936年4月，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在鄣公山召开，使游击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进入了高潮时期。我们在“皖浙赣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遗址”的石碑前，在高高挺立的苍松古槐下，倾听两位八十老翁用那浓浓的乡音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唱着父亲当年创作的红军歌谣，思绪远去了那血与火交织的年代。鄣公山的卧龙谷，现在是游人甚多的一处胜景。在景区入口处建有介绍当年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展厅，让人们在记住自然美景的同时，不忘革命前辈。我想，坚持残酷斗争的皖浙赣省委的同志们，个个都是翻天覆地的蛟龙，英勇无畏，百折不挠。他们是：省委书记关英，省委委员余金德、滕国荣、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刘毓标、赵礼生、邵长河等。
兄弟姐妹在遗址石碑前
我们来到了浙江开化（现属衢州市）、昌化（现属临安市）。鄣公山会议后，红军皖南独立团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父亲仍任政委。独立团在东逼杭州、北达长江、西至鄱阳湖、南近武夷山的宽大区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团战术灵活，多采取奇袭、奔袭、伏击和速决的战法，创造了打回马枪、八字形、六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击、以拖对追、分散对集中、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符合边区特点的好战术，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其中，攻克开化、奇袭昌化，就是两个经典战例。在整个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主动出击、攻占县城，为数很少，可见当时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形势之好、独立团战斗力之强。开化县城，东西长、南北短，背靠山、面临江，纵深很浅。开化县委、县政府在当年独立团攻城入口（花山）建起了“开化革命烈士纪念碑”，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我们来到了浙江姜孟坑（现属衢州市衢江区）。身经百战的父亲，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也有中暗招、“走麦城”的苦涩。姜孟坑，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不为人知的地方，在父亲和我们的心里却是刻骨铭记。因皖浙赣省委对形势判断的偏差和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决策的失误，独立团在开化、衢县地区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3月3日晚，父亲在姜孟坑夏炳生纸槽被预伏的敌人伏击，激战中被敌砍成重伤昏厥被俘。由此，渡过了四个多月的黑牢生活，并埋下了自1955年起长达25年冤案的伏笔。去姜孟坑那天，雨后乍晴，道路坑洼，崎岖难行。尽管当地民兵提前作了整修，但湿滑不平的山路，仍然在考验着越野车的性能，数次在翻越山坡时，让坐车人成了推车汉，尖利的山石还划破了一辆车的轮胎。到了姜孟坑，只见杂草丛生，杳无人烟，早年的房屋，连同那个夏炳生纸槽，没有了一丝踪影。一了解才知道，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村子已经整体搬迁了。在山上，我们见到了一位看山的老人，他叫傅九松，今年76岁，是姜孟坑的老住户。他说：听他母亲讲，红军曾经数次到过姜孟坑，现在这里还留有红军的旗杆石；有一次，来了100多人，他母亲给红军做饭，一锅不够，又做一锅，做了好几锅；有一次，有三个红军在这里被敌人围住，跑了一个，被敌人抓走两个，其中有一个指挥官。我们问：“这个指挥官叫什么呀？”老人脱口而出：“刘毓标！”唉呀呀，真想不到，那么多年了，当地群众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的名字！站在一旁的老人侄子腰间别了一把砍刀，我们讨来拿在手中仔细端详：这是一种南方砍竹子的刀具，刀刃锋利、刀身厚重，宽约10公分，与木柄相连后长约60公分。老人侄子给我们示范了用砍刀挖竹笋、砍竹子，真是锋利得很。73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父亲就是被敌人用这种刀在头上、脸上、身上砍了十几刀！刀刀夺命，刀刀致命，我们的父亲硬是死里逃生啊！
听傅九松老人讲那过去的故事
兄弟姐妹在浙皖特委旧址前
我们来到了浙江衢县（现为衢州市柯山区）。当年敌人的县衙和监狱，已在城区改造中拆除了。父亲在衢县的黑牢中，饱经摧残，被多次施以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在狱中巧遇被敌人扣押的粟裕、刘英同志派出的谈判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陈铁君同志，在“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于1937年7月中旬被营救出狱。我们在开化县福岭山浙皖特委旧址纪念馆中看到，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浙皖军分区司令员邱老金分别在1937年7月、10月被捕后，被敌人于12月秘密杀害。我想，如果父亲没有遇到陈铁君同志，也一定难免被害。
我们来到了江西省浮梁县瑶里，来到了安徽省歙县岩寺（现为黄山市徽州区），来到了安徽省泾县云岭。这是一条父亲和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汇入新四军的路线。近日，我从程江江（父亲老战友江天辉伯伯的女儿，我和华建的中学同学、下乡“插友”，两代人的好战友、好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这是江伯伯在“文革”中给造反派提供的证明材料，其中对父亲出狱后归队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刘毓标来找我们用的方法和何英③不同。他先让过去是我们游击区的农民，送了一封信给我们（王、李、熊、江④ ）。信的大概内容是：“现在国共合作了。我是从衢州监狱里出来的，我只有一个人。我希望能回部队，希望有一个人来见我。”我们收到他的信后，讨论了见不见、要见的话如何见他的问题。我们接受了上次何英的那个教训，想了一个见他的办法：指定地点、指定路线，为了目标鲜明，规定他要穿一身白衣服，鞋子也要穿白的。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上午，我同邹志诚⑤带了一个班埋伏到山头上去了。刘毓标按规定来了。我同邹的分工，邹带了一些人下去，我继续在山上瞭望。看到刘毓标后面没有人，邹下去就把他捆起来了。刘到我面前时说：“老江，我回来了。我现在没办法讲清我的问题，我讲的你们也不会相信，让以后历史来考验我吧，我反正死也死到我们自己的部队里来！”邹志诚就把他押到我们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地方去了（不是我们的机关驻地）。我继续在那儿瞭望了一段时间，看到他后面没有人跟来，我就也回去了。
到了我们事先布置好的那个地方，王丰庆、李步新、邹志诚、我，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听刘毓标谈了很久。他说：“现在外面国共合作了，中共中央在南昌成立了办事处，陈毅和项英都在那里，到处派人在找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还说：“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有个协议，要国民党政权机关从上到下积极协助找我们的游击队，并且规定国民党部队不准再打红军游击队了。”等等，谈了一些形势。刘最后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不回去了，由你们几个怎么看我。我在监狱里的情况，你们又不晓得，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的，反正我是不回去了。”谈了以后，我们还是把他绑起来，吃饭的时候松开，把（派）人看着他。
陈毅第一次到我们游击队来的时候，找刘毓标单独谈了话。然后，就嘱咐我们把刘毓标放开。
舍会山，陈毅同志与父亲谈话的老屋
江伯伯在证明材料中，还“本着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供了证明父亲没有叛变的很有说明力的“三个事情”。这“三个事情”，在1980年江苏省委对父亲被俘问题复查报告中被全文引用。看到江伯伯的证明材料，我心中真是感慨万千！在那黑白颠倒、全国大抓“叛徒”的年代里，在造反派高压的环境中，在有的人为了自保而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情况下，江伯伯不顾自己也在受审查、受冲击、受迫害的境遇，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需要怎样的品质、怎样的勇气！在江伯伯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生死之交，什么叫做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永远感谢他，敬仰他，怀念他！
父亲出狱后，辗转月余，在安徽祁门舍会山找到了皖赣特委和部队。他经受了被自己同志怀疑的考验（从他归队到陈毅同志12月上旬来舍会山，父亲被绑了三个月，部队打仗或转移时，就捆在马后面走），冒着被错杀的危险（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即在动员赣东北红军游击队下山时被杀，就连陈毅同志，也险些被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错杀），以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促成了皖浙赣边区红军于1938年2月在浮梁瑶里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后赴歙县岩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父亲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总务科长，后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939年6月，父亲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工作，离开了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
瑶里改编时领导人合影 前排左起：陈时夫 江天辉 李步新 刘毓标 王丰庆
我们在瑶里河边的大榕树旁（电影“闪闪的红星”外景拍摄地）、陈毅同志发表演讲的祠堂里，在岩寺这个新四军的集中地、成军地、出征地的文峰古塔和点兵台边，在云岭叶挺军长的塑像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门前，耳畔仿佛一直回响着《新四军军歌》那悲壮激昂的旋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叶挺军长塑像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父亲当年战斗的地方，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座座名山、处处美景。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的黄山，有“佛教圣地”的九华山，有乾隆赞为“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齐云山，有“天下无双胜地、江南第一名峰”的三清山，有风光旑旎的太平湖，有郭沫若比作“西子三千”的“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有洞中千姿百态的“瑶琳仙境”。1936年12月，父亲率独立团奇袭昌化城，去时走的是浙西大峡谷，回时走的是清凉峰，现在都是风景区。这里，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宏村，有“文房四宝之冠”的宣纸、歙砚、徽墨、湖笔，有“千年瓷都”的景德镇，有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歙县，有出了19名文武状元的“中国第一状元县”休宁，有布局精巧、变化莫测的诸葛八卦村，有胡雪岩、胡适、王稼祥以及无数名人的出生地或祖籍地。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旅游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父亲曾不解地问我：“现在人们都往黄山、九华山跑什么？我们那时天天在山里转，也没看出什么景啊？”是啊，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哪有观景的闲情逸致啊！行进在皖浙赣这片热土上，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身影：他们头戴斗笠、身着布衫、脚踏草鞋，餐风宿露，缺医少药，日夜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用粗劣的武器与凶残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纵然面对火海刀山、千难万险，也毫无惧色、永不回头！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因为，在他们心中，信仰的烈焰始终升腾，主义的旗帜永远高扬！
父亲的革命引路人 方志敏同志，在敌人的屠刀即将落下的时候，掷地有声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根深、枝壮、叶茂、花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革命的胜利，乃是生命的胜利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深刻地感悟：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什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为什么说红色江山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父亲重返柯村题诗
如画的柯村
我们来到了安徽黟县柯村。黟县之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此县的山石色黑且多，故因石得名；一是说黄山原属此县，又称“黟山”,故因山得名。1934年6月，受皖南特委指派，父亲从歙县潜口（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出发，翻越重重大山，来到黟县柯村，担任太平(现为黄山市黄山区)中心县委书记。当年的柯村，道路崎岖，交通闭塞，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地处太平、石埭（现为石台）、黟县、祁门四县边陲，北临长江，东倚黄山，南联浙赣；自大革命时期，即有党组织活动，有开展革命斗争的优势。1934年8月21日，在太平中心县委领导下，柯村地区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成功后，1934年10月，建立了皖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方圆百余里的红色苏区。柯村暴动声势大、范围广，是土地革命时期皖南地区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了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行动，震撼了敌人在皖南的统治。领导柯村暴动，是父亲独立领导较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开端。
柯村暴动指挥部、皖南苏维埃政府旧址
现在的柯村，仍然是一个不大的乡镇。进入柯村道路的路面已经硬化了，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到此，遇有大雨暴雨还会停开。那天，我们在去柯村的路上，就遭遇了山石坍塌，多亏黟县交通局的大铲车及时赶来清障，才得以前行。到了柯村，四周环绕的是金黄的油菜花，山岗上绽放的是鲜红的杜鹃花。进到村里的柯氏宗祠，这个清代后期建筑，就是当年柯村暴动指挥部、皖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现在设有“革命史料展览馆”和“方志敏纪念馆”。柯村乡的女副乡长小叶当起了讲解员，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保卫苏区；划阶级，分田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干部和骨干;接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休整,慰问红军，搭建医院，救治伤员。1934年12月，方志敏同志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和干部会议后，听取了父亲等的汇报，确定由先遣队侦察营和当地武装组建皖南独立团，指定侦察营营长熊刚任团长、父亲任团政委，并写下了“紧握欃枪，任他风暴”的指示。先遣队转移后,敌人重兵尾随而来,大肆烧杀抢掠,柯村苏区转为游击区,进入了十分残酷的斗争时期。1934年底至1935年5月，50多名皖南苏维埃、县、区、乡负责干部和交通员或在战斗中或在被捕后英勇牺牲。领导柯村暴动的太平中心县委7名委员中，5名牺牲。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闽浙赣省委委员）、副主席方再兴，太平中心县委委员韩锦侯（柯村暴动总指挥、黟祁县委书记）、王和生（石埭县委书记）、宁月生（太平县委书记）、储高阳、储汉仪……。
六股尖烈士陵园
我们来到了安徽休宁六股尖。六股尖又称擂鼓尖，海拔1629.8米，三江（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之源。它是鄣公山的主峰，东侧是安徽休宁，西侧是江西婺源。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是红军皖南独立团（后为皖浙赣独立团）经常出没的地方。1935年12月，独立团30多名指战员经鄣公山由赣入皖，翻越六股尖时，突遇暴风雪，被活活冻死在山上。后来，当地老乡上山时发现，他们或呈坐状或为站姿，身上还挂着半尺多长的冰溜子。2001年，休宁县建起了“六股尖烈士陵园”，这数十位无名烈士，长眠在苍松翠柏之中。清明时节，人们来瞻仰他们，献上一束山里的红杜鹃。听父亲说，独立团三个营的主官都很有本事，打仗很勇敢，都于1935年至1937年牺牲了。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一营营长熊才辉、政委张世荣，二营营长黄贵成、政委杨汉生，三营营长宋泉清、政委阙怀仰……。
红军宣传标语
我们来到了安徽太平谭家桥（现属黄山市黄山区）。这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重大事件 谭家桥战役发生地。1934年夏，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到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12月14日，先遣队进至谭家桥地区时，与敌激战，损失很大，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当时遭遇的主要敌人，为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14年后，当年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的华野大军“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终报一箭之仇。谭家桥之战失利，使先遣队陷于被动。在退到柯村苏区作短暂休整后，经数次战斗，除粟裕、刘英率800余人突围至闽浙赣中心苏区外，先遣队主力在怀玉山失败。在谭家桥山坡上初放的红杜鹃旁，我们看到了当年红军的战壕和军团首长的指挥台，凭吊了粟裕大将之墓。粟老总一生指挥战役战斗无数，象谭家桥战役这样失利的甚少。他没有忘记艰苦岁月中同生共死的战友，三次来谭家桥，并留下遗嘱将部分骨灰安放于此。平心而论，谭家桥战役的失利乃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兵力对比，八千：二十万；前出的地区，是敌人控制的中心区域；脱离根据地运动作战，缺少群众支援和后方保障，等等。可以说，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为了全局而牺牲的局部。我想，就是在当年，方志敏同志心里未必不清楚自己的结局，否则，他为何在柯村把先遣队的侦察营都留给了父亲呢？红十军团的先烈们，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慷慨赴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兼20师师长刘畴西，19师师长寻淮洲（原红七军团军团长），19师师长（后任）王如痴，21师师长胡天桃（又称胡天陶）……。
关于胡天桃，这位相传毕业于黄埔二期而现今鲜有人知的红军将领，国防大学金一南同志有着这样的描述：
那是一位政协委员 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回忆文章。他记录的是国民党人最辉煌、共产党人最艰辛的岁月。
1935年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战场牺牲，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俘，由时任补充第一旅旅长的王耀武主持审讯。
但第一次见面就令王耀武惊呆了，他回忆这位多次交手的红军战将说：“这位师长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被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释放。他仍然清清楚楚记得与胡天桃那次令他震惊的谈话：
王耀武：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天桃：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耀武：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你们硬要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
胡天桃：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耀武：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天桃：我没有家，没有人需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天桃回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工农红军的信念与意志，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这位国民党将军当年一身戎装，与寒冬中衣衫褴褛、脚穿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他后来承认：在那场谈话中，他不是胜利者。
关英同志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一个人的秘密。他1906年出生，1925年入党，江苏人，曾较长时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5月，当时的党中央派他随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后为闽浙赣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打击方志敏同志等赣东北苏区的领导人。但到苏区后，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方志敏同志的正确，转而反对曾洪易的错误做法，坚决支持方志敏同志。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他于1935年初担起了闽浙赣省委书记的重任，1936年4月担任皖浙赣省委书记，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皖浙赣边区的最高领导者，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者。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后，他受中共东南分局的派遣，到江西弋阳境内的磨盘山，向杨文翰带领的红军游击队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劝说他们下山接受改编。在他去之前，东南分局曾三次派人上山做工作，都被当作叛徒而杀。他自信作为杨文翰的老领导，能够做通说服解释工作。不幸的是，他上山后，即被与国民党血战十年杀红了眼的杨文翰捆绑起来，并施以重刑，逼他交代是怎么叛变的、受谁指使上山诱降。他苦口婆心地说明党的政策，未能奏效，终遭错杀，死时还背着叛徒的骂名。这是发生在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时期的一个悲剧，一桩错案。建国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是啊，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着这样被自己人错杀的烈士的鲜血！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关英。
关英同志被杀后，杨文翰始终没有改变与国民党干到底的想法，不愿下山接受改编，仍然以红军的名义和身份开展武装斗争。1943年4月，杨文翰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0月，在弋阳北门被杀害。临刑前，杨文翰坚贞不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英勇就义。建国后，杨文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与关英可谓是殊途同归。
方志敏同志在狱中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一个人的名字 方志敏。方志敏同志，是闽浙赣（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两条半枪闹革命，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弋（阳）横（峰）暴动”，创建了横亘四省九市50个县的苏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制建设等方面多有建树。闽浙赣（皖）苏区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被中华苏维埃政府命名为“苏维埃模范省”（全国六大苏区中唯一）；方志敏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爱国、清贫、创造、奉献的伟大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政治遗产。他在囚牢里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死！ 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等不朽文著，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毛泽东同志赞誉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并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名；方志敏同志，是父亲的恩师。是他引导父亲走上革命道路，是他指派父亲到皖南开展秘密工作，是他安排父亲转入红军、担任独立团政委，是他的教诲深刻影响了父亲一生。父亲晚年时，有一次我们帮他洗澡，只见他遍体伤痕。头顶、鼻梁、后背上一道道深沟，大腿上有个洞坑，那是遭敌人暗算拚死相博中被刀砍枪击留下的；膝盖和小腿变形成向前弯曲，那是被俘后被老虎凳整下的。我们问父亲，当时是怎样扛过来的？父亲说，横竖一死！我就想站着死，有脸去见方志敏！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同志充满深情地写道：“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向前进啦！”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不正是烈士鲜血所浇灌、烈士忠魂所寄托吗?
革命的胜利，乃是人民的胜利
我们来到了安徽休宁石屋坑。这是我们在皖南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站。皖南，是父亲在1934年至1939年中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的足迹遍及了除芜湖地区以外的宣城、铜陵、池州、黄山四个地区，尤其是黄山地区的三区四县（屯溪、黄山、徽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父亲对那里的山水、对那里的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过：“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就是‘三靠’——靠党、靠山、靠群众。”
“靠党、靠山、靠群众”！党的伟岸，我打小从父亲母亲那儿深切感受；山的雄浑，我每每穿越其间多有领略；群众，那些时常被父亲念叨，在血雨腥风的年代生死与共的山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今日石屋坑
石屋坑，现属休宁县汪村镇田里村，是一个在省级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村民组。这里，群峰环绕，深谷幽壑，碧溪潺潺，松青竹翠；粉墙黛瓦，徽韵浓浓，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古老的石板桥，青色的石板路，蕴含着厚重的历史。这里，被称作“皖南革命摇篮”。它坐落在鄣公山的北麓，翻过山头便是江西婺源的鄣公山村。1935年初，父亲率独立团在此开辟根据地的重要原因，就是石屋坑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自1935年秋至1937年初，皖浙赣省委常驻石屋坑，独立团也经常在此活动。父亲在《战斗在皖浙赣边》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石屋坑当时全村都红了，这个村的党支部和群众，为扩大游击根据地、掩护省委、支援红军等作了很大的贡献。省委机关当时不过十人，没有什么武装，但情况紧张时，省委总能待得住。为了麻痹敌人，关英同意村里派人到汪村要求保安队驻防，敌人派了保安队驻在石屋坑，并筑了碉堡，但省委机关和关英同志仍然在村中。石屋坑群众还在附近山上搭了许多山棚，给我们保存少量物资、收容伤病员。石屋坑党支部还派人打进保安队当兵，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及时向红军报告；还经常派人到碉堡里去喝酒打牌，麻痹敌人，掩护我们开群众会。有一次，关英和我们几个人正在村里一家楼上研究工作，忽然保安队来了，情况很紧张，村里的群众很快行动起来应付敌人，使我们摆脱了危险而安然住在村中。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我们的物资供应发生很大困难，群众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到外面买我们所需的物品。村子里的妇女还组织了缝纫组，我们部队的冬衣基本上都是这里做的。部队缺子弹，我们一方面在战斗中向敌人要，一方面由群众想办法买，再就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搞，有时还能搞出整箱的子弹。关英身体不好，经常要打针吃药，这些针药，大部分都是石屋坑党支部想办法搞来的。诸如粮食问题、伤员问题等等，都是群众给我们解决的。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如果离开广大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皖浙赣省委和红军独立团正是因为扎根在群众之中，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能够以婺源的鄣公山和毗连的休宁石屋坑一带为战略基地和工作中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撰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皖浙赣边游击区概述》中指出：“皖浙赣边游击战争还带有明显的军事斗争地方化特点。其直接原因是领导干部多数长期从事地方工作，驾轻就熟，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即使最艰难岁月，分散于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也能得到地方党组织掩护和人民群众支援，坚持到最后胜利。”
父亲是1937年2月离开石屋坑的。73年后，我们 他的儿女来到这里，亲身感受了老区人民的真情、亲情、深情、热情。
那天，大雨滂沱，寒气袭人。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还没进村，就听到了喧天的锣鼓、震耳的鞭炮，“热烈欢迎刘毓标将军亲属团”的横幅映入眼帘。一下车，村民们、小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人群中有几位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妇女，本是要上山采茶的，听说刘毓标的后人要来，她们特意留下来等我们。
“流芳亭”前的相聚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村口的“流芳亭”。1993年2月，休宁县委、县政府筹资修建“流芳亭”，立碑铭书，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激励后人。亭中黑色大理石的石碑上，正面的碑文追述了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石屋坑人民抛头洒血、奋勇抗敌的英雄壮举，这个仅有36户98人的小山村，就有20多人被抓坐牢、7人献出生命；背面镌刻着父亲写就的诗文，饱含了对石屋坑人民高度的赞誉和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在“流芳亭”中，戴上了孩子们敬献的红领巾，聆听了孩子们朗诵的碑文，和孩子们一起合影留念。
皖浙赣省委旧址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石屋坑2l号。这是当年村民张志周的老屋，上下三层，背倚青山，俯瞰全村。这所房屋，貌不惊人，与其他民居无异，却书写过辉煌的历史。它是皖浙赣省委的驻地，成为三省四十余县革命斗争的指挥枢纽。我们沿着狭窄的陡梯登上二楼，这是省委书记关英同志的住处和省委开会、研究工作的场所，多少决策、部署就从此处产生；登上三楼，这是省委的小印刷厂，各种文件和传单就从此处撒向四方。今天，人去楼空，物是人非，只有墙上镜框中泛黄的照片和沿墙展柜中陈列的文物，再现着那一段历史。在这里，大哥写下了“继承先辈革命精神，创建石屋坑美好明天”的题词，我们一一签名，表达了共同的心愿。
小岭头战斗指挥所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小岭头战斗指挥所。这是一幢木质二层小楼，楼前的水池中，游动着一条56岁高龄的“鱼王”。乡亲们说，当年在石屋坑前的小岭头，红军皖浙赣独立团与来犯之敌打了一场恶仗。关英同志在这幢小楼上凭栏指挥。父亲身先士卒，冲上山去，杀得性起，光了膀子，端着机枪，带领独立团的指战员奋勇杀敌。此战红军大获全胜，毙敌70余人，缴枪100余支。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红军祠”。在祠堂门口，我们与石屋坑群众照了合影。村里在祠堂中摆了多张方桌，大家围坐在桌旁，一边嚼着野蒜头、咽着野菜拌米粉，一边亲切叙谈。乡亲们说，石屋坑的群众没有忘记父亲等革命前辈。2008年，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石屋坑还组织了纪念活动；乡亲们说，父亲等革命前辈也没有忘记石屋坑的群众。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逢年过节还送来慰问品。在他们的关心和眷顾下，深山中的老区通上了高压电，用上了程控电话，道路拓宽了还浇上了柏油；最令乡亲们感动的是，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重返石屋坑，看望老区人民，共商振兴之计。第二次，他已是八十三岁高龄，身体很弱，气喘得很，带着氧气袋，是乡亲们用竹椅绑成的滑竿把他抬进石屋坑的。
一位中年妇女、烈士的后人，将我们领到她家，拿出一张陈旧泛黄的香烟纸，上面竟是母亲的笔迹：“刘毓标 赵倩 南京市山西路口付佐路31号 电话 637674”。这位妇女，从没打过电话，更没去过南京，就这样默默珍藏着近三十年前，母亲陪同父亲到石屋坑探访烈士后人时，留下联系方式的这张香烟纸。
临别时，我们向石屋坑的群众赠送了《刘毓标赵倩纪念文集》，赠送了慰问金，这远不及老区人民对父亲、对红军、对革命事业支持之万一，仅是聊表感激之心吧。
1985年10月10日，父亲写就了如下诗句：
三年游击战争，石坑贡献最优。
只为革命需要，甘愿流血抛首。
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
敌虽进村驻守，省委高枕无忧。
我登高楼议事，敌在村中盲游。
我开群众大会，敌蜷龟壳发愁。
我军经村通过，无需丝毫担忧。
人民功如繁星，恕我未能叙就。
今日有幸尚存，更加怀念战友。
胜利来之不易，先烈永垂不朽。
石屋坑“红军祠”前与乡亲们合影
离开石屋坑，翻过六股尖，我们来到了江西婺源。探访皖浙赣省委旧址前，婺源县委的同志告诉我们：旧址所在的鄣公山村，位于海拔近千米的山坳上。过去没有路，山民上下山起早探黑得一天，现在开了条能走拖拉机的路，很难走汽车。前些日子，有辆上海来的车，下山时滑出路面，滾下五百多米深的山涧，车上几个人骨头都摔散了架。这番话，反倒更激起我们对鄣公山的神往。崇山峻岭固然凶险，可那是父亲的圣地啊！在鄣公山的那些日子，是父亲一辈子最引为自豪的时期，是他领导开辟了这块处于国民党腹地的根据地，是他将皖浙赣省委接到这里落脚扎根，又从这里出发，开展如火如荼的游击战。
我们是乘坐军用越野车上山的。路难行，已有心理准备。但进山后的情景，还是使我倒吸一口冷气！那路就像岩壁上抠出的一道槽，路的上方突兀的山石沉沉欲坠，路的左方是高耸挺立的峭壁，路的右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狭窄的路面崎岖不平，急弯陡坡接踵而至。越野车像个醉汉，时而踉跄冲刺，时而猛刹急停，车里的人前仰后合、晃动不已。我瞄了眼身旁的司机，方向盘上泛着水光，他的掌心一定在大把出汗。拧过一道急弯，迎面驶来一辆农用车，两车相对而停、无法通过。约莫几秒钟后，农用车慢慢移动，向悬崖一侧贴过去，经过两次进退，立在悬崖边缘，车上的老乡示意让我们从靠内侧的路面放心通过。看到这与交通规则相悖的举动，看着孤悬一线的农用车，我肃然起敬：这岂止是在让路，简直就是舍身让命！
鄣公山村现貌
终于，驶过一段豁然开朗的平路，青山环抱、云雾缭绕的鄣公山村出现了。父亲的身影顿时鲜活起来。1935年年关，父亲带着红军独立团的一个连，走到鄣公山正是大年夜，远远看见山村里爆竹阵阵、松明红红。为不惊扰山民们过年，部队就在林子里露宿。天寒地冻，父亲他们燃起篝火取暖、烤地瓜。山民们发现了，跑进林子，热情地拉着父亲和指战员，让到村里去过年。父亲他们再三感谢，把山民们劝了回去。不一会儿，山民们又进了林子，抬着猪羊，提着山货，拎着地瓜酒，还告诉父亲，国民党的大队人马都开到吉安、赣州去了，红军就安安心心在这儿过年吧！父亲每每忆及这段住事，总会感慨不己，有句话常挂在口上：跟群众相处，就得用心换心啊！你为他们想、为他们干，他们就会认你、信你、服你，心窝里装着你。
我们在鄣公山高大的香樟和粗壮的罗汉松下流连，它们一定也曾为父亲挡雨遮阳；我们在湍急的溪流边驻足，这也许正是父亲蹲下身子，掬几捧清泉消渴的地方。溪流两侧，布着棋盘般的一方方水池，每方水池中都簇拥着几十条大鱼，这是各家各户养的冷水鱼。这种高海拔地区特有的鱼种，生长期长，肉质鲜嫩，在城里酒楼，一条便卖数百元。我们议论，这么金贵的鱼养在户外，无人守护，又无防盗监控设施，若放到别处，指不定会咋样呢！
在村口一家小店铺里，妹夫买了一包“金圣”牌香烟，一问价，竟和城里一样，其他物品的价格，也与城里并无二致。这可是在海拔近千米、要走几十里艰险山路的高山上啊！我们问开店的老汉，卖的东西为什么不加点价？老汉说，我干不动重活了，开店是为乡里乡亲图个方便。我们打趣道，我们可是外乡人哦。老汉笑着说，你们更是亲人哦！我看见了，是解放军带你们来的。早先，村里满当当住着红军，跟我们就像一家子。
下山的路上，我的脑海中闪现着一幅幅画面：石屋坑村头采茶的妇女、“流芳亭”中的孩子、红军祠里的野蒜头，还有那位珍藏香烟纸的烈士后人；鄣公山上悬崖边的农用车、林中慰问红军的山民、山野里不设防的鱼池，还有那位没有铜臭味的开店老汉。我的耳边回响着贺敬之的那首《信天游》 “树枝树叶树根根，亲山亲水亲亲人”。这山里人，大山般厚实，溪流般清纯，松明般热忱！我们明白了：“靠党、靠山、靠群众！”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亲身感受到老区人民的可亲、可敬、可爱。他们就象那报春的杜鹃，朴实无华，炽烈似火，用默默的奉献，迎来山花烂漫、春满人间！
“文革”中，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中唱道：“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现在看来，把“革命群众”比作“鱼”和“瓜”，把“共产党”比作“水”和“秧”，这样的依存关系，实在是搞颠倒了。倒是那首名叫《江山》的歌中唱得对：“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那令人感动令人怀念的年代形成的，亲同手足、密如骨肉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弥足珍贵。今日传承发扬，必定会多一些人民公仆、少一些贪官污吏。
任何政治力量，违背人民的意愿，失去群众的拥护，必然走向覆灭；任何政治力量，代表人民的利益，依靠群众的支持，必然走向胜利！
真正的共产党人，谨记、切记、牢记啊！
皖浙赣之行，我们带回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物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分别取自屯溪老街、歙县古城、柯氏宗祠、鄣公山村、石屋坑老屋、开化昌化、衢县姜孟坑、瑶里河畔、岩寺塔旁、泾县云岭，取自父亲战斗足迹所至之处的泥土。我们把它撒放在父亲的墓旁，与先前栽种的杜鹃一起，让父亲在一生眷恋的那方热土、在生死相依的众多战友、在患难与共的老区人民的深情陪伴中长眠。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我们爱你！
庚寅四月写于北京
注释：
① 我们的父亲 刘毓标（1908年—1997年）。江西省横峰县人，1927年4月参加革命，1928年入团，1930年转入共产党，1934年由地方工作转入红军。建国前，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皖浙赣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团政委、旅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军政委、华东军区装甲兵政委，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长级待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② 父亲参加革命前的职业是木匠。
③ 何英，时任下浙皖特委书记，后叛变投敌，曾带敌人剿山，与皖赣特委领导的部队打过仗。
④ “王”即王丰庆，时任皖赣特委书记，抗日战争中牺牲；“李”即李步新，时任皖赣特委副书记，建国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熊”即熊刚，时任红军皖浙赣独立团团长，抗日战争初期脱离革命；“江”即江天辉，时任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江苏省委工业部部长。
⑤ 邹志诚，时任皖赣特委的警卫排长和侦察排长，建国后曾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
作者：刘华苏/文（右）刘华建/图 |
发表于 2013-6-9 11: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