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借尸还魂”的伎俩——评点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下

玉兰花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评论：李颉伯在文革中挨了斗，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毛泽东的动机，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可悲啊！可惜李颉伯死得早了，不然，看到后来的吏治腐败，不知他会有何感想？]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评论：批评的对错先不论，作为中央主席，毛泽东究竟有无批评的权力？应该怎样对待领袖的批评？对领袖的批评如此上纲上线，到底是为了什么？]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评论：李颉伯显然认为毛泽东是因为怕别人作秘密报告才批评周恩来等人的。我们要问，毛泽东说过这个话吗？如果说过的话，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的这个话呢？作者不作交待，断章取义，不可取。]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评论：黄敬得病与此有必然联系吗？从李颉伯的发言看他显然认为毛泽东是“杀害”黄敬的凶手，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在文革期间李颉伯遭到批判时被称为“某、某资产阶级司令部伸向全总的黑手”，不知当时的批判是真是假？不过，从他这次露骨的非毛言论看，显然又是为人充当打手的角色。这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文革期间对他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评论：果有此事（指钢铁预定翻番的目标），李富春为什么不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呢？据现在公开的史料，钢铁翻番虽是毛泽东确定的，但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查研究的。直到几十年后，当时的冶金部长王鹤寿仍然坦称毛泽东问钢铁翻番的时候，自己作了肯定的回答，并非是存心说假话，而是认为小土炉经过改造后确实能够实现。这里主要是经验不足的问题。后来为了鼓足干劲，是薄一波建议钢铁翻番指标登在报上，结果从上到下搞得很被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原因是复杂的，教训是深刻的，一味地批判无益于总结经验教训。]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评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就是不讲客观规律了吗？当时，干部浮夸风严重，是毛泽东让他们这样做的吗？还是看看现在已经公开的毛泽东的批“左”讲话吧，这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现在好多人，为了保护自己，将责任一塌括子推到毛泽东身上，这合理吗？]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评论：这是李颉伯个人的主观猜想，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改变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想法。李颉伯在解释文革产生原因的时候，将党内斗争和文革之间划了一条直线，放弃了对文革复杂原因的深入分析。]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评论：用“亲耳听到”这样的话是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自己论述的真实性。]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评论：胡先生，你弄明白毛泽东这话的真实意思了吗？即使是你“亲耳听到”的也是这样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毛泽东印发《张鲁传》，意在告诫全党如果像张鲁那样搞平均主义，人民公社是要垮台的。到了八十年代非毛的时候，便把毛泽东当时印发的《张鲁传》作为论据，硬说毛泽东要搞农业社会主义。还有毛泽东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苏联所讲的关于原子弹的观点，意思是说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社会主义阵营不要怕，不要屈服，不要示弱，不要投降，不是被赫鲁晓夫误解为毛泽东不知道原子武器的破坏力吗？像这样的事还很多。]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评论：那是因为你理解错了，自己的原因嘛！何必大惊小怪呢！]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评论：毛泽东可是一个语言大师啊！一般人还真是难以理解并准确把握毛泽东的话，当然也包括像胡先生这样的高干。]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评论：胡克实将毛泽东注重发挥人的主动能动性歪曲为“走上唯意志论”，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个人意志”“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至于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胡克实在这里可能说得是文革破坏了宪法。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上的王朝兴衰，不是没有法律，但最后法同虚设，贪赃枉法，民不聊生，导致政权腐败，走向灭亡。胡先生可能会说，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权，和封建王朝性质不同，因而我们不会腐败。这不仅使我想起了平津战役后傅作义对华北局管财务的一个小干部说的话：我们国民党掌权后二十年就腐败了，你们共产党怎么样呢？这个干部就说了上面从政权性质的角度我们不会腐败的话。饱经风霜的傅作义对这个回答并不信服，摇了摇头。相比之下，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关于王朝兴衰周期率的对话，则穿过历史的时空一直回响到今天。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为避免王朝兴衰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发动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于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想通过文革来探索一条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途径，从而走出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怪圈，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话又说回来，我们当然应该重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但对法律的有效性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多，现已形成了法律体系，以法治国叫得震天响，结果怎么样呢？腐败仅靠法律管得住吗？司法腐败却是越来越严重了。从这种认识上看，胡克实先生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和刚才那位华北局小干部的水平差不多，还是属于团干部的水平。]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评论：这就是说要对毛泽东上纲上线，为否定毛泽东作准备。]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评论：嫌原稿中对毛泽东的否定不够，这是在泄私愤，难道胡先生不知道一旦否定了毛泽东后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胡先生的政治敏锐性可是不高啊！胡先生自称“正统派”，有你这样的“正统派”吗？别打群众旗号了，你到当时的工农群众中去问一问，他们到底满意不满意？]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评论：什么叫“出尔反尔”，形势变了，人的思想也要随着变化，算不算“出尔反尔”？]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评论：是造反派说的，还是毛泽东说的？]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评论：你挨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是不是要求毛泽东对受冲击的每一个干部负责？群众运动刚发起的时候，毛泽东当然是不便于讲话的，后来你被“解放”是不是得益于毛泽东文革中的干部政策？]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评论：你知道转向的根本原因吗？]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评论：那是因为形势变了，即使从今天的角度上讲，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仍是绕梁三日不绝。]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评论：情况好转了，还需要继续“下马”吗？]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评论：那是因为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造反情绪，扭转运动方向造成的。]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评论：当时到底有没有人借批林搞“右倾回潮”呢？]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评论：毛泽东作为中央主席，对干部的批评是“搞突然袭击”吗？]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评论：毛泽东该不该批“四人帮”，看来胡先生是没有疑问的。批邓是因为邓小平要通过整顿来“系统纠正文革的错误”。]……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评论：应该说是像胡先生这样的人“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评论：当然有过了，毛泽东就多次讲过他的过。毛泽东在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就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名下，说成代表可以，要说成一个人，那就不成为一个党了。夏衍在这里说得“有功无过”是为否定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打开突破口。]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评论：毛的改变态度可能受到期大林的影响，但这里说成决定性的影响，未免有些言过其实。看看毛泽东是如何批王明的吧，“ 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毛泽东做出决策从来都是从我们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之所以改变态度去重庆是因为在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认为去对我们党有利。这才是毛泽东改变决策的根本原因。]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评论：什么是“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共中央核心决策层的内幕你知道吗？看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是针对谁写的？据胡乔木回忆，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爆发的时候党内高层还有人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和国民党妥协。要不是毛泽东决定打下去能有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诞生吗？]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评论：对啊，这没错。]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国12—14）[评论：形势变了，毛泽东的思想也会变化。夏先生，你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区别在哪里吗？如果认为中国当时应该搞新民主主义，自然会赞成刘少奇的观点；如果认为中国当时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会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认识不同，立场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评论：反AB团情况很复杂，毛泽东从中总结教训，后来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即使在文革中，这一政策也没有变化。难道谭老板不知道吗？纵然谭老板在文革中拍案而起，言辞激烈，但除了遭到批判外，不是也安然渡过了文革而活到了一九八三年，以致于在四千老干部讨论的这个场合也随风说了如此不大得体的话吗？]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评论：是“很欣赏”“桃园经验”吗？王光美可能误会了。毛泽东欣赏的可能是王光美亲自下乡进行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这件事，她以刘少奇夫人的身份这样做更具有象征意义。]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评论：在四清中刘少奇到底有没有“左”呢？整党内当权派是“更‘左’的口号”吗？看看今天的干部现状吧！]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评论：毛这样说事出有因。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当时认为要按一线的负责人这样搞，他及许多先烈毕生奋斗的事业将付诸东流。外人看来似乎是刘、邓对毛不够尊重，毛担心失去权力。其实，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看看现今公开的历史档案吧，毛泽东当时可是在没有任何人逼迫他的情况下，主动退居二线的，国家主席只当一届，两个主席（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都要让出去，只做名誉主席，仅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评论：是反周，还是对周提出批评呢？两者可不能混为一谈。]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评论：王光美女士说是由于刘少奇的反对才导致这一次“反周”没有成行，刘少奇为此承担了责任。不过，纵观遵义会议后毛、周之间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他们在主要问题上没有出现过本质性的分歧。毛清楚周的弱点，但一直重用周，即使在周晚年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也不例外。王光美女士的说法与我们了解到的史实存在出入。当然像这样与史实有出入的回忆还有一些。比如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引用吴冷西的回忆：七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第二天开大会。可在她回忆庐山会议的文章里，说七月二十三日早刘少奇吃了安眠药正在睡觉，她一接电话，听说是毛主席召开的会，急忙叫起刘少奇，刘少奇起来后迷迷糊糊地走了。从她的回忆看，似乎刘少奇没有参加七月二十二日晚上的会，不知道七月二十三日要开大会。她的回忆恰好“印证”了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说的“听说别的常委也是临时通知的”这个说法。不知道王光美女士是不知道呢，还是有意这样说？文革后，王光美女士对毛、刘之间关于文革的分歧也谈了一些史实，但总的来看王光美对中共党内斗争的认识给人一种雾里看花，当局者迷的感觉。当然，文革后，总的来看，王光美能以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情来看待毛、刘之间的分歧，在她去世前又组织了毛、刘两家的聚会，显示了她宽厚的一面，这是难得的。]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评论：毛泽东真得“默许”了吗？证据呢？高岗宣传“军党论”，说“打江山的没有坐上江山”，要求平分权力，向当时一线的领导人发起冲击，在他背后有一批在军内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级干部在助威，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高岗能倒吗？]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评论：这里的“有人”是指谁呢？街头巷尾的议论也能用来作为谈论如些严肃的政治问题的依据吗？]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评论：赫鲁晓夫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难道现在还没有定论吗？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未雨绸缪，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个具有战略性的洞见。夏先生引用这话旨在说明毛泽东生性多疑，担心死后有人反对自己。这真是妄自猜测，造谣中伤啊！毛泽东担心的不是有人反对自己，而是自己死后，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这才是毛泽东的隐忧。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过虑了吗？]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评论：可悲啊，如此进行人身攻击，怎不令人齿冷。]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评论：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有问题不直接向“主公”提出，而是喜欢在背后和一些人议论。不知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毛泽东最反感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人，师哲为此曾挨过毛泽东的批评。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曾用内线来打探毛泽东的动静，并将一些内幕通报给李锐等人。田家英这样做，当然是违犯纪律的，也是不道德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也真亏田家英多嘴，才使得像李锐在庐山会议期间夜闯美庐向毛泽东告密，揭发“军事俱乐部”，不惜下跪求饶以求毛泽东宽恕这样隐密的事给捅出来，为后人搞清庐山会议的真象提供了条件。]还喜欢别人写检讨，[评论：犯错误了，写个检讨，以求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有何不可？只有不愿意改正错误而又怕别人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的人，才不愿意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评论：是那些事“不择手段”了，泛泛议论可没说服力啊！]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评论：是毛误解了田家英吗？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情同父子”，他可以向毛解释啊，那不就消除误会了嘛！难道他向毛泽东解释了，毛泽东还固执己见吗？这当面不说，背后责怪，算什么事呢。]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评论：李锐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自省之意”庐山会议前期有，后期就没有了。别忘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可是几次做自我批评啊，直到一九六二年一月还在七千人大会上当众公开作自我批评，当时和后来的领导人有几个有毛泽东这样自我批评的勇气。]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评论：应该把毛泽东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和纠正具体错误区分开来。当时由纠“左”转为反右是因为毛泽东判断有人要借机扭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才是毛泽东同意反右的根本原因。导致毛泽东这个判断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面少不了李锐先生的“功劳”。李锐先生也当局者迷吗？还是不愿意说呢？为什么李锐先生在自己的名著《庐山会议实录》里，不把自己当年告密、下跪求饶的事写上呢，那可更显出老先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啊。可惜还是让你的“难友”周惠老先生给补全的，而你的形象在众人心目中也就因此暗淡了。]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评论：当年毛泽东在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是真心实意的开门整风的。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趁机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才不得不反右。反右是毛泽东不得已的选择，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毛确实说过“引蛇出洞”之类的话，那是在右派进攻开始后，当时党内有人沉不住气了，要反击。毛说，让他们表演一番，观察观察再说。有人总是曲解毛讲话的原意，甚至把毛恢谐的语言也作为反毛的根据。]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评论：一个在晚年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甚至不惜在历史的狂涛中埋葬自身，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为了改造人的世界观，完成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领袖，竟然被称为“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说法可笑不可笑？]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评论：如此说毛泽东，那么中国共产党呢？中共的历史可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走向辉煌的。这些人说起话来可真是无法无天。]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评论：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叹啊……。]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评论：毛泽东读过马列著作没有？答案是没有疑问的。毛泽东读马列可能不如有些人读得多，但是他最大的长处是学以致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看一看他的著作，回顾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这又有什么疑问呢？不在于“线装书看得太多”，关健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批判地吸取营养，这种勤学苦读也成为有人批判的借口了。至于说，运用“帝王将相权谋”，纯属无端猜测。]（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评论：是朱老总说得吗？陈友群怎么知道的？毛、朱“不和”主要是在军队建设思想上有分歧，比方说当时在组织路线上关于“家长制”和“民主制”的争论。]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评论：陈友群这是在撒谎。后来李锐引用陈友群的话到处招摇撞骗，结果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看不下去了，利用自己在文献室的有利条件，查阅原始档案，写文章揭露了这个骗局。李锐为给自己挽回面子，便在《炎黄春秋》上撰文，“反驳”张素华，硬说张素华看到的不是“原始档案”。]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评论：这不正说明毛泽东很清醒吗，怎么也成了一个“罪状”了？。]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评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有没有批评的权力？朱德当时发言是不是不痛不痒，言不及义？]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评论：朱德年纪大了，据陈云说，过去开常委会，夜里十二点后，朱德就退席。朱德后来一直担任委员长的职务直至去世，就是在九大也是政治局委员，这怎么能说剥夺了工作权利。]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评论：这句话说对了，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而他的一些昔日战友，却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评论：这句话说错了，这是许德珩自己的判断。既然毛泽东象许德珩说得那样是错误的，今天的中国工农大众却自发地怀念毛泽东，这又是为什么呢？]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评论：慕纯农这样泄私愤，对毛泽东进行攻击，也是有原因的。本来自己出身寒微，文化程度极低，参加革命后又不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没有学到手，自己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本身就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因而在文革中吃了点苦头，心中不满，趁机出出气。有人可能要问，黄克诚吃的苦头比他更大，为什么黄克诚不是像他这样呢？虽然黄克诚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甚至像炮击金门这样的事不理解，但黄克诚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否定了毛泽东，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另外，这里还有个人品问题。我们看一看黄克诚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就很清楚了。彭德怀去世的早，如果他在世，我相信他也会和黄克诚有相似的作法，不会像慕纯农那样。君不见，在这个讨论中出现过健在的四位老帅的极端发言吗？罗瑞卿在文革期间受了那么大的磨难，摔折了腿，但毛泽东去世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会上，硬是拄着拐杖单腿站了一个多小时，这怎能不让人心生敬意！]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评论：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累死的，也是被疾病折磨死的。请问：周恩来是被谁“气死的”，“整死的”？是毛泽东吗？文革期间当有人攻击周恩来的时候，还是毛泽东出面制止了极“左”派的狂热行为，给周“解得围”啊！是“四人帮”吗？不过参加梁效的周一良后来撰文说没有听说批儒就是影射周恩来。那又是谁呢？]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评论：这是说毛泽东连封建帝王也不如。如此攻击毛泽东，是否符合事实切先不论，你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态度？你到今天失地的农民和下岗工人中间去问一问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映？我真担心你是有去无回啊！那位勇于捍卫资本利益的陈国军先生不是“牺牲”在通钢工人阶级的铁拳之下吗？]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评论：在毛泽东去世时，叶剑英、陈锡联难道没有在眼前吗？据叶剑英说，毛泽东还对他进行“托孤”呢！至于有些战友因为要坐江山，毛泽东却要继续革命，他们怎么会站在毛泽东的面前呢？]他不需要任何人，[评论：这里的任何人，是指那些要坐江山的人，贪污腐化的人，不愿继续革命的人。毛泽东当然不需要他们了。不仅不需要他们，有的要打倒，有的却要变动职务，有的还要让他们到工厂农村去劳动改造，接受教育。]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评论：这里的任何人也是指那些要坐江山的人，而不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当然不需要毛泽东了，甚至痛恨他，要把他搞臭，以致于全盘否定而后快。不过，他们发现，三十年了，毛泽东阴魂不散，仍在中国的上空游荡，搅得他们心神不安。广大的工农大众不需要毛泽东吗？近年来此起彼伏遍布神州大地的毛泽东热，难道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评论：这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来的呢！这恰巧说明毛泽东不为自己护短，不“为尊者讳”啊，也说明在共产党队伍里也是民主的啊！要不然，毛泽东会住手吗？]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评论：这里又说毛泽东不如封建帝王了，又要否定毛泽东了。方毅负责过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往好里说，看来他还仅是一个书生，他没有认识到否定了毛泽东，就基本上否定了党的历史。而一旦否定了党的历史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方毅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道就不知道如果否定了党的历史就象挖掉祖坟一样，党就非涣散衰落消亡不可吗？]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评论：这里可能是耍滑头，因为如果自己起草一个全面非毛的稿子，根本就不会被采纳。因而不如以提修改意见的方式或许能够被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评论：这还是认为毛泽东犯的是路线错误。]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评论：力图使自己的非毛意见被接受。]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评论：这样就不作任何分析地全面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可取。]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评论：对反右派斗争不作分析，离开当时的具体背景进行批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得以后“宁右勿左”，怪不得后来党的领导人一再犯右的错误，给党以及他们个人都造成了重大损失。]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评论：谭老板有什么意见呢，你在文革期间在激动的情况下甚至连特别后悔当初跟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也没有把你怎么样，不过是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对你进行批评帮助。既没有给你处分，又没有开除你的党籍，更没有把你投进监狱，而且还多次指示对“二月逆流”中被冲击的老同志予以关照，并在林彪事件后又对此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评论：这种说法就在当时也没有被采纳呀，你们考虑过是为什么吗？还是让历史老人来说话吧。]（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评论：还显说得不解气。江青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别人说了不算，只有对她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评析以后才能作结论。]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评论：就是说要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评论：毛泽东是人民领袖，还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毛泽东决策的出发点。既然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又有本质性的区别吗？]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评论：这是向起草决议的主持人发出了挑战，说他们管得太宽了，同时也埋怨自己的非毛主张为何没有被接受。]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评论：这是要贬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以便最终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评论：这是为彻底否定毛泽东作准备。]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评论：这样写符合事实啊，即使如你们所说毛泽东有错误的话，只要毛泽东做出的决策在党的会议上通过，党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评论：这是嫌决议草案对毛泽东否定得太少了，不符合这部分人的需要。]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评论：是左倾空想社会主义吗？那么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的粮食产量也是在稳步增长。当时得出的结论，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评论：说了半天，这才是目的。]
　　
　　余　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评论：这个闸门一开，可不得了。后来思想战线一直软弱无力，是薄弱环节，与这次“思想解放”密切相关。]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评论：一九七九年春的理论务虚会，在历史上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还要另当别论。不过，这次会一开，各种乌七八糟的思想一并冒出，邓小平才不得不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以求统一人们的思想。]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评论：幸亏这次“思想解放”没有彻底，也幸亏这些要求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意见没有被接受，要不然可是党基、国本动摇啊！看一看当年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后所造成的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的恶果，难道现在还不清醒吗？]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评论：文革中谭老板连后悔跟毛泽东革命的话都说出来了，不是也安然渡过了文革吗？这怎么是不敢说呢？]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评论：这恰巧说明四千老干部讨论时的混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如果不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这样的党还不如一个俱乐部，还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有战斗力吗？当时你们要求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没有得逞，恰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想不能这样做。尽管你们想不通，没有达到目的，很失望，以致于失望了三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愤愤不已，慨叹不已。因为你们不是政治家，看不到这一点，而起草决议的主持人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他比你们的高明之处。]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评论：这样的民主还是少一点好。要不然为什么中央不作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决议？为什么今年是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通过三十周年，中央连一次纪念活动都不搞呢？]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评论：党的领袖当然可以批评。毛泽东在党的大小会议上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别的不说，就说在这种大小会议上的自我批评，党的领袖又有几人能够做到？这位陶白，感性多于理性，他没有看到这样做的隐忧。]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评论：有一利必有一弊。宋振庭同志，你对利看得多了，对弊看得少了，是利近弊远啊！]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评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对毛泽东攻击得很厉害。他们是打着维护党的利益的旗帜来攻击毛泽东的，并得到了一些人的默许。他们到底是为公乎，为私乎？]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评论：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不搞群众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手段，其实就是群众享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看看文革后，取消了群众运动，干部腐败日益严重，贪污受贿的款额突破亿元大关，潜逃的贪官不计其数，干部边提边腐，腐败性的窝案频发，这又是为什么？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又在寻找答案，说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腐败。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嘛。我们可要警惕啊！右派分子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现在又在喊叫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再次得逞。]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评论：撰写了发言稿就是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吗？从郭道晖摘录的他们的发言看，那一个不是牢骚满腹，情绪化的产物？]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评论：如此反思，也太浅薄了吧。这些人中，后来有不少人演变成自由化势力在党内的保护层。]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评论：也只能举彭真这么一点事，殊不知彭真可是坚决反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啊！据说后来他又提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当然，文中引用的彭真的思考也有片面性，单靠法治能行吗？如何行使民主？是不是就是一人一票制？]
　　但是，遗憾的是，[评论：我看是庆幸。]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评论：我说是幸亏没有被采纳。要不然可是贻害无穷啊！]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评论：这是在暗示现在全盘否定毛泽东“时机成熟了”。]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评论：其实并没有“为尊者讳”，已经给党“抹黑”了。]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评论：这个“多数人意见”，到底是多少呢？为什么郭先生老是这么笼统地说，而不能给我们明晰一下呢？]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评论：这是对起草决议的主持人邓小平提出批评，嫌他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又一次验证了当今中国极右派的逻辑—批毛批邓最终倒共。]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内容或欠周全，[评论：这是要打个圆场，以便使他的行文尽可能周全一些。]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评论：应该说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评论：这里就从历史走向未来，配合那个“要吃米去找的人”，为今天重评毛泽东摇旗呐喊。为什么他们当初要这么“违心”地去做呢，而且直到三十年后还耿耿于怀，看来不能排除当时这些人有担心失去仕途的考虑。]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总评
　　本文所述是三十年前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党内四千人讨论中一部分人的意见。郭道晖以当事人的身份确认本文所列举的非毛化的发言在四千老干部的讨论中是主流意见。因而郭道晖就给文章冠以《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的题目。
　　因为既然是四千老干部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就不会仅有非毛意见，其中也必有拥毛意见。作者既然冠以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讨论的题目，就应该全面介绍当时讨论的各种意见，不仅要介绍非毛意见，也要介绍拥毛意见，而不应该凭作者主现兴趣只去选择介绍非毛意见，这就与冠以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讨论的题目相背离，也失去了行文的客观与公正。在四千老干部讨论中，到底拥毛的人占主流，还是非毛的人占主流呢？从郭文看，显然是非毛的人占主流。我们在郭道晖列举的非毛言论中发现没有一个将帅参加，郭道晖也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来说明当时参加讨论的四千老干部中的多数持非毛观点。因而，郭道晖说非毛是参与讨论的四千老干部的主流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不能不使我们认为这是他个人的主观臆测。
　　当然，我们也承认在四千老干部中确实存在着一股非毛势力，而且势头不小。在某些人的纵容下出言不逊，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甚至要宣布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党的九大为非法，认为文革期间党不存在了……。面对这种情况，忧心如焚的黄克诚拍案而起，在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重要讲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毛主席的伟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南，给这股非毛势力以迎头痛击，在党内树了正气，压了邪气，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光明磊落的革命品质。
　　这个决议通过三十年了，从当时的政治需要出发全盘否定了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抹杀了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艰难历程。同时，三十余年国内外发展的历史史实对当年毛泽东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进行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必要性予以了响亮的回答，以至于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不少老干部幡然悔悟，重新回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来。时间愈久远，我们愈感到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论断是如此的武断……。
　　我们今天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建国后六十余年的两条路线进行科学评价，深刻总结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防止人民政权变质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注意到，在决议通过三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却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这是耐人寻味的。
　　可是，有一帮人却拼凑了一个民间纪念会，以至一个前领导人的儿子在这个会上声嘶力竭地拚命叫喊要保住决议的底线—全盘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不仅让人奇怪，当今社会出现的政治腐败、两极分化、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不就是全盘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必然结果吗？为什么他们要置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于不顾而要拚命守住这个底线呢？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是当今政策的受益者，在他们身后代表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才这样做。不过，历史不是这帮人，而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创造的。当今觉醒了的中国工农大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正在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毕竟是正义的，真理不会落到剥削者一边。试看将来之中华，竟是人民之天下。
　　（二0一一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