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瑶：谈《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等书关于罗瑞卿的一些说法

玉兰花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有一些回忆录，比如《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找寻真实的林彪》，涉及到罗瑞卿在1965年底被整的事，有的说整得对，有的说是毛泽东要整罗，林彪不赞成整罗，如此等等。事实究竟如何，本文作一些探讨。
　　一、究竟是毛泽东还是林彪要整罗瑞卿？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毛泽东亲自决定，发起对某人的整肃。比如整刘少奇、彭真、彭德怀、杨尚昆、潘汉年等。由于毛泽东性格非常执拗，凡是由他决定而办的事，办错了，他也绝少认错。因此，由他决定要整的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得到平反或纠正。另一种情况是，由别人建议或提出要整某人，经他同意和批准的，比如整贺龙、罗瑞卿、谭政、杨成武、傅连暲等。在他生前，能得到平反的是这一类。1965年，正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时，林彪告了罗瑞卿的状。为了取得林彪对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同意了整罗瑞卿。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大权独揽的年代，凡是要整重要的高级干部，都必须经过毛泽东同意。一些林彪的粉丝便利用这一点，故意混淆两种情况，把整人的账统统记到毛泽东身上，以洗刷林彪，把他打扮成圣徒。
    为什么说是林彪是整罗瑞卿的主要责任人呢？《罗瑞卿传》和《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已用大量的证据组成证据链，说明了这一点。此处只扼要地列举几条：
　　⑴1964年11月23日，叶群带3个秘书加塞总政工作组到某团蹲点，搜罗比武中的缺点，然后向林彪汇报，林彪由此提出突出政治，以迎合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反修防修，并由此诬陷罗瑞卿倡导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
　　⑵3月初，因癌症生命垂危的刘亚楼得知林、罗关系紧张，自愿充当调解人，但林彪虽然同意刘调解，但实际并不想缓和同罗瑞卿的关系。
　　⑶1965年4月22日，林彪面见毛泽东，建议由杨成武任军委副秘书长和第一副总长，为拿下罗瑞卿作组织准备。，据林彪23日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的信说，此建议“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这一条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却写成：“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毛主席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长，并指定李天佑副总长管作战部；六月十四日，又决定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请看：分明是林彪建议的，却将林彪隐去，成为毛的决策了。
　　⑷5月2日，林彪仿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方式，接见罗瑞卿时，桌上摆着党章和毛泽东著作，林彪读了毛著中加强请示报告的章节和党章中组织原则的章节，为罗瑞卿规定了加强通气的五条。
　　⑸5月7日，刘亚楼逝世。20日，林彪、叶群让4位秘书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随后，又授意海军政委李作鹏、政治部主任张秀川、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写类似的材料，到11月底，已积攒了10份。
　　⑹5月间，在北京召开作战会议。5月下旬，与会人员建议闭会时由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此信息已登载在会议简报第63期，25日，林彪就此指示：“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对罗瑞卿当众羞辱。
　　⑺9月初，林彪由大连转赴苏州，路过北京前特别通知罗瑞卿，拒绝罗去看望。
　　⑻11月18日，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战备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为告罗瑞卿作铺垫。
　　⑼11月30日，叶群携带林彪的一封短信和10份告罗瑞卿状的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告罗瑞卿状的汇报。
　　⑽叶群编造“4条”以诬陷罗瑞卿的材料，在受到质疑后，要吴法宪胁迫和欺骗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以骗取伪证。这一条后面还要说。
　　主张毛泽东要整罗者，要作的事应当首先对这一系列证据进行证伪，然后再拿出毛泽东要整罗的证据链，即毛泽东何时为何故决定整罗，如何向林彪布置，等等。然而，遗憾的是邱会作和那位学历史出身的林彪的秘书却不需要拿出什么证据，空口说白话，整罗就变成毛泽东早就策划的战略部署了。
　　下面，笔者仅举三条证据对毛整罗说进行证伪：
　　第一条：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招叶群去杭州谈话（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说，是林叫叶群去杭州主席那里的）。这是主席准备把罗的问题向林摊牌了，也是给林打招呼吧。”那一位林彪的秘书在回忆录中说：“林彪不赞成打倒罗瑞卿，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如果按邱会作和这位秘书所说，就应当是毛泽东召见林彪或叶群，而非叶群找张耀祠转送材料，同林彪通话后又改为求见毛泽东。
　　对此，请看当事人张耀祠的回忆：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又将信还给了她。
　　
　　张耀祠这一段回忆充分说明，叶群到杭州是通过杨成武找张耀祠，一开始是请张将材料送给毛泽东，接到林彪电话后又改为求见毛泽东；而不是毛泽东召见叶群。如果是毛泽东召见叶群，叶群为什么要通过杨成武找张耀祠，兜这么一个大圈子？
　　第二条：那些林彪的粉丝应该知道，想当年，即1966年，“揪出”罗瑞卿可是一大功劳。对此，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些人曾发言称赞林彪“揪”罗的功劳说：“罗是林总发现的”。如果说，整罗是毛的决策，毛泽东是始作俑者，那林彪听了这样的话，就应该立即声明：是毛主席发现的。如果不作这样的声明，岂非要贪毛泽东之功？林彪在1966年会作出同毛抢功的蠢事吗？林彪并未声明，这充分说明林彪默认了罗是他发现的，林彪才是整罗的始作俑者。
　　第三条：1965年底的上海，乃是文革这一股超强台风的风源。对此，毛泽东1967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曾说：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饶，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的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毛泽东这一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和国家的阴暗面；第二层是说文化大革命以文化战线为突破口；第三层意思是在文化战线从发表姚文开始。对于这一部署，当时只有毛泽东清楚，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概都不知道。陈丕显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但也只知道组织撰写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对发表此文的目的也未必清楚。他听到毛泽东“对谁也不要讲”的嘱咐，却悄悄地告诉了罗瑞卿。这至少说明毛泽东并未特意要求陈丕显对罗瑞卿保密。不仅如此，江青还向罗瑞卿反映北京不转载姚文，要求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由此可见，江青当时并没有把罗瑞卿当作将要发动的文革的革命对象。江青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办事的，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尚未确定要整罗瑞卿。从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谈话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罗瑞卿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整罗瑞卿并非是他当时的战略部署。但是就在罗瑞卿到苏州后不久，罗瑞卿便成为被整的对象。而这一转折的关键在林彪和叶群。
　　二、“四条“是叶群为诬陷罗瑞卿所制造的谎言还是真有那么一回事？
　　所谓“四条”是叶群在1965年上海会议上抛出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说的是刘亚楼生前曾向林彪转达罗瑞卿提出的“四条”，即：“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叶群编造了这“四条”后，紧接着编造了自己和刘的对话。她说：“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的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叶群编造这四条可以说是费尽心机。
　　她所说“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明显有下台的意思，即无论是退休、辞职、撤职或逝世，早晚要下台。她编造这样的话目的是造成罗瑞卿在逼宫。但是为了告倒罗瑞卿而给大家造成林彪要下台的印象有点划不来，所以紧接着又说“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叶群企图一箭双雕，既诬告罗瑞卿逼林彪让位；又要为林彪“上政治舞台”，更上一层楼造舆论。叶群这样说，就露出了她编造的破绽。
　　叶群如此编造完全不合情理。露骨地伸手要权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的蠢事。尤其是1965年，正是林彪提出突出政治，指责罗瑞卿组织比武，林罗关系十分紧张的关头，罗瑞卿那样作岂不是发了疯！
　　当叶群在上海会议抛出这个宝贝的时候，许多人质疑。叶群就让吴法宪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以骗取伪证。对此，吴法宪回忆道：
　　
　　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１９６３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说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叶群。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着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签字，然后把这份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关于“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后送到了苏州。
     （《吴法宪回忆录》第563-564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吴法宪这一说法有一点需要纠正，即他去找翟云英的时间错了。他所说“会议的第二天”指的是京西宾馆会议的第二天，即1966年3月5日。当参加上海会议的人员对叶群揭发的“四条”提出质疑时，叶群急于制造伪证以园谎。她不可能等到1966年3月5日才作此事。据档案，吴法宪向林彪送由他的秘书整理的所谓《翟云英同志（刘亚楼同志爱人）对有关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在1965年12月21日。林彪于22日对此件批示：“即送主席、中央常委、军委常委及彭真同志阅。”
　　吴法宪这一说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即他把找翟云英以骗取伪证的过程省略了。笔者采访翟云英时听翟说，吴法宪和他的秘书在一个晚上找她好几趟。第一趟是问翟是否听到刘亚楼同叶群谈过“四条”，翟答：这一类谈话从来不让我参加，我从未听说过。吴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吴法宪等二人又来了。吴这一次采取了迂回战术。他问翟：“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爱用手势吗？”翟云英回答：“他讲话确实爱用手势。”吴法宪伸出右手曲起大拇指，只伸出四个手指说：“他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点点头。吴法宪又启发说：“伸出四个手指头？”翟云英摇摇头说：“我没有注意。”吴法宪又怏怏而去。过一会，吴法宪又来了，要翟云英写关于四个手指的材料。翟云英拒绝。吴法宪说：“你身体不好，我让秘书帮你写一个，你签个名就行。”材料写道：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 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饭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搂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翟云英一看，感到有些穿凿附会，拒绝签字。吴法宪央求翟云英说：“今天是叶主任（指叶群，当时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账。”翟不签，吴就磨。已经折腾了将近一夜，翟被缠不过，便签了一个名。此时，她对上海会议整罗瑞卿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吴法宪所说“四条”是怎么一回事。
　　吴法宪一夜间找翟云英好几趟，可以想见，他每次怏怏而去，都要给叶群打电话。而每次叶群都要给他出点子，催促他尽快拿到材料。
　　尽管吴法宪的回忆时间错了，没有说明“伸出四个手指头”之说的来由，但明确指出翟“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关于‘四条’的事情”，符合事实。
　　吴法宪是此事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但非当事人邱会作却置吴法宪的回忆录于不顾，写道：“叶群带上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份在整理刘亚楼遗物时刘的家人上交的刘亚楼临终前（4月15日）给罗瑞卿的一封信，信中对罗大为不满（为什么不满，还不是因为“四条”的事刘当了炮灰，被林刮了鼻子）。这份材料才是上海会议十一份材料中分量最重的一份。”“刘亚楼因患肝癌于1965年5月初去世，去世前的4月15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生前没有交出去。在1965年上海会议时，刘的这封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参加会仪的人员。刘的这封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刘生前的信还在嘛！”
　　邱会作写得好不振振有词。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连篇累牍地引用了他主持总后工作时的大量工作总结，但是却不引用那封信。是那封信找不到了吗？非也。在《罗瑞卿传》中就有。下面就是刘亚楼的信件全文：
　
总长：
　　4月13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以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刘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了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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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给刘亚楼的信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从刘亚楼的复信看，罗瑞卿无非是劝刘亚楼安心养病。刘亚楼复信也是说养病问题，同“四条”毫无关系。邱会作那么振振有词地提起这封信，但为什么一个字也不引用呢？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四条’是主席招叶群去杭州时叶当面向主席汇报的。公开说‘四条’，是主席叫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说的。其实，杨成武他们早先于叶群把‘四条’的大意说出去了，这样‘四条’已经不只是罗对林的不尊敬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罗有野心的问题了，我军的总长有野心还了得起！是毛主席和杨成武把罗瑞卿推到有野心的问题之中的。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
　　请看，这位邱先生真是“会作”，叶群编造的‘四条’转眼就变成毛泽东的了。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还写道：“刘亚楼在1965年春天最后说：“我把罗瑞卿这个野心家没有看清楚，真伤心!我认识林总以来，就只有这一次对不起他!有关向林总提建议的内容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请你把这个本子交给林总，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刘亚楼的本子之后说：“刘亚楼是个好人。临动身之前(即死之前)把问题说清楚了，还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
　　邱会作在这里所说“刘亚楼的本子”以及毛看了这个本子后对刘的评价是第一次披露。但邱会作并没有交代刘亚楼是何时对何人所说，邱文中那个“你”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就是这个“你”把本子交给了毛泽东。但蹊跷的是此人竟无名无姓，不知是何许人也。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本子，为什么在整罗时不拿出来，作为证据；偏偏要煞费苦心地通过吴法宪去欺骗和胁迫翟云英以骗取伪证，这岂非舍近求远、舍直接而求间接？如果毛泽东确实看了这个本子，有对刘亚楼的“最高指示”，为什么在文革时不传达？吴法宪是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时的政委，又接替刘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吴应当比和空军不搭界的邱会作更清楚，但是为什么吴在回忆录中却只字未提？
　　如果拿不出有这个本子以及毛看了这个本子发表的评论的证据，那只能证明是无中生有，是撒谎。众所周知，叶群善于说谎。但愿这个谎言是邱会作从叶群那儿听来而不是他的杜撰。问题是如果是叶群撒这个谎，她整罗时为什么不拿出来？要等到她死后，尘封三十多载，才由邱先生披露？   
　　三、林彪在京西宾馆会议什么话也没有说吗？
　　邱会作为说明林彪不愿整罗瑞卿，在回忆录中说：“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
　　诚然，林彪在上海会议没出面，但在京西宾馆会议果真“无指示”吗？据一参加会议者的笔记，林彪对会议作了两次指示。下面就是全文：

　　2月8日，林彪对罗瑞卿发表如下讲话：“这是个危险人物。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要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
　　在林彪鼓动下，一些人提出继续批斗罗瑞卿的要求。经过毛泽东同意，从1966年3 月4 日起，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42人参加，对罗展开“面对面”的斗争。3月1日，林彪对这个会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请注意，在上海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和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是说罗瑞卿“同彭黄有区别”，即没有彭黄那么严重。林彪2月8日讲话却说：“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这个后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人，在这里却公然对抗毛泽东的指示，要给罗瑞卿上更高的纲，这叫做不愿意整罗瑞卿吗？
　　四、邱会作“仰天长啸”为那般？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罗工作是能干的，整人也是能干的。毛主席去世之后，他得到了重新上台的条件，利用自己的保护人重新得到了权力，当了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把自己吹到天上去了。”“后来，他对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一个不拉地都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对他自己权力范围内能够镇压的人则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例如，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他的伤脚，为他出过力的院领导干部、专家、医生、护士都进行了镇压，连给他送饭的护理员也未曾幸免。院长靳来川、副院长曹根慧逮捕法办，靳来川被关进秦城监狱十年，曹根慧被关在总政白庙监狱，判了重刑，在狱中做了胃切除手术，都不让保外就医，仍然关在监狱，吃着猪狗食，到了令人发指、毛骨耸然的程度。”
　　邱会作写得真是“毛骨悚然”。罗瑞卿是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的，于1978年7月赴联邦德国治疗腿疾，8月3日突发心肌梗死逝世。他复出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以很大精力抓整顿，在思想上力主揭露和批评林彪、“四人帮”的极左面目，破除“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在作风上主持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即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懒、散’、整顿官僚主义和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在组织上积极着手平反冤、假、错案。
　　各单位在整顿中，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清查了与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所说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些事件属于这个范畴，其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应当由总医院的党委来答复。至于一些人被判刑，那更是1981年以后的事，其时罗瑞卿已逝世，更与此无关了。邱会作所以要把这些真真假假的案件栽到罗瑞卿头上，其实是将罗瑞卿当作粉碎“四人帮”后复出掌权的老干部的一个符号。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所说“保护人”指的是邓小平。邱会作此处虽未点名，但在别处对邓却不仅点名，而且恨之入骨。例如他写道：“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我们党是遭受过三次严重打击的，这就是：王明的左倾宗派、文化大革命打击一大片和毛主席去世后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否定。这三次打击，一次比一次厉害。三次打击的共同点是党的肌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请看，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事业被这位邱先生看成是比王明路线、文革更严重的破坏。
　　他在用什么标准作出这个判断呢？标准不是国家的兴衰，而是邱会作本人的境遇。凡是他得意时，就是好；失意时，就是坏。文革时期的军委办事组，那是黄金时代。改革开放，就是糟糕透顶。
　　邱会作的回忆录书名叫《仰天长啸》。这四个字出自岳飞的《满江红》。岳飞为什么仰天长啸？因为他想“从头收拾旧山河”。他的“壮怀激烈”得到后世的景仰。邱会作为什么仰天长啸？他为一己之私，咀咒改革开放，恐怕很难得到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