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启磊：中美对抗不可避免

赤色

    中美对抗不可避免，这与两国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没有关系，而是由双方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地位决定的。目前，美国是世界霸主，它要不断巩固并扩大这种地位，就必然要求其他各国都要驯服，但中国素有大国理想和大国意识，不可能屈从于外力，于是就出现了两国的尖锐对立，并且发展到对抗也是必然的。这种对立与对抗是客观存在的，不管美国是什么制度，不管中国是什么制度，都难以避免。

    有人说中美矛盾源于意识形态，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根本经不起推敲。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照样成为敌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照样成为盟友。众所周知，古巴和中国有着基本一样的意识形态，但在冷战时期，追随苏联的古巴不仅不是中国的朋友，而且是凶恶的敌人，苏联解体后却成了朋友。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去甚远，但却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良好关系。同样，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沙特是最专制的国家，二者却是很好的盟友。有人想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解释，其实是解释不了的。人们多说国家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呢？从国家层面来看，经济利益永远是第二位的，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和长远发展才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中国和巴基斯坦何以能成为全天候的朋友？那是因为有印度的存在，中巴之间就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试想，如果印度垮掉，中巴还能是铁板一块吗？美国看重沙特，除了石油安全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分化阿拉伯世界，对抗泛阿拉伯主义，阻止和瓦解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同时牵制伊朗原教脂主义政权。最近，泛阿拉伯主义政权多被相继颠覆，伊朗也陷入核危机之中，如果失去这一共同的目标，可以想见美沙关系也会有所松动。因此，意识形态不是决定国与国关系的依据，战略需要才是根本。

    或许特定意识形态是特定政权的基石，但就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而言，意识形态只是一个工具，人们选择它只是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因此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近代以来，人们曾推崇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人们的信仰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发出了强烈呼唤，但仅仅十年之后，随着1929年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大萧条波及整个西方民主世界，许多中国人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不仅免于危机，而且发展迅速，于是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许多人开始推崇法西斯主义，这在整个三十年代几乎成为主流，并且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蓝衣社。后来，随着二战的爆发和德国的垮台，中国人迅速抛弃了这一主义。意识形态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工具，任何国家都不会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在中国，实现富国强兵，重塑大国地位，达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的战略目标，不管什么主义，符合这一战略需要才能在中国立足。当说起社会主义时，人们常听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从这些话语中足以看出选择意识形态的功利性，“社会主义”只是工具，“救中国”、“发展中国”才是目的。既然意识形态是工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意识形态差别就不是两国对立、对抗的根本原因，至多只是借口。

    既然意识形态差别不是国家对立、对抗的根源，那么幻想通过改变意识形态来换取对方的接纳就是十分荒唐而幼稚的一相情愿。这里，苏联-俄罗斯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对峙，苏联被拖入无止境的军备竞赛而耗尽国力，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都想从这种对抗中脱身，但他们却就对抗的原因进行了错误的解读，看不到对抗的实质是双方争夺势力范围，谋取世界霸权，而仅仅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错误的判断导致采取错误的策略，他们迫不及待地放弃原来的意识形态而按照西方的授意进行“休克疗法”，却全然不顾是否合乎时宜，结果在国家四分五裂之后，不仅没能获得西方接受，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不放过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西方的目的根本不在意识形态，他们攻击苏联的意识形态只是寻找一个突破口，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涤荡俄罗斯人的大国意识，使其丧失大国理想而甘心做弱国，做西方的附庸，换句话说，维持一个弱而不乱的俄罗斯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决定了其人民不会于是，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依旧，只是自身国力早已今非昔比。在叶利钦当政的后期，他显然已深刻体会到被西方愚弄的感觉，他曾走马灯似地更换总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以为他已神经错乱，现在回过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良苦用心，他在用此办法寻找合适的接班人，最终发现了可以托付整个国家的强硬人物普京，这其实是对自身前期做法的否定和忏悔。放弃大国理想，

    有人说，印度是民主国家，因此其朋友更多，更容易被西方接纳。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印度的朋友或许真的不少，但这是由其在世界大格局中的地位导致的，而与是否民主关系不大。我们知道，印度自独立以来就是议会制的民主国家，但在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时期，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力量，与西方的关系并不密切，相反，却与“反民主”的苏联走得更近，这从它的武器系统多采用苏制就可一目了然。为什么？起码部分原因与中国有关，在中苏论战、对抗的大背景下，印度和苏联之间在反华方面就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和印度迅速走近，这也是由世界大格局决定的，而并非其相似的民主制度使然。这一时期，苏联不复存在，其继承者俄罗斯已沦为二流国家，而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较快，这就使美国有了拉拢印度遏制中国的需要。可以设想，如果中国跨掉，美印关系也会疏远一些。同样道理，如果中国走向衰落而印度一路攀升超越中国，从而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那么美国也会拉拢中国来共同遏制印度的。人们常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有人说，如果当初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中美关系就会一帆风顺。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国民党当政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非始终如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西方国家不是美国，而是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中德之间不仅存在军事合作（众所周知蒋介石围剿红军时的军事顾问就是德国的），而且希特勒对于中国工业的发展促进很大。纠其原因，这与德国欲拉中国共同对付苏联有关。后来，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和二战的爆发，中国最终加入盟国方面而与德国关系破裂。但在抗战初期，由于远离战火，美国只是大发战争财而没有兴趣支援中国，反而是苏联不计前嫌大力援助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拖入战火之中，它才开始给中国提供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当然，不管苏联还是美国，都是为了促使中国更有效地拖住日本更多的力量。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初由国民党统一中国，中美之间会有一个“蜜月期”是勿容置疑的，但随后的破裂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现实中中苏关系的翻版。原因在于：二战后美国迅速成为超级大国，它在世界上谋求霸主地位，要求别的国家对其驯服，对此，弱小时的中国尚能忍受，但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也必然谋取大国地位，谋求与别国的平等相处，于是中美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对立、对抗就必然发生。可能有人会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以后不是一直和美国友好吗？其实这仍是由世界大格局决定的，而与意识形态无关。事实上，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裁统治，其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党国体制是和美式民主格格不入的。

    有人说，美国和邻国加拿大一直友好相处，可见美国没有侵略性。这里，我们要先看清加拿大是什么类型的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国一样，加拿大虽然经济发达，但政治上并不完全独立，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总督在名义上由女王派遣（实行议会民主制，由总理掌实权），军事力量薄弱，依赖美英提供保护，外交上没有自主立场，全面倒向美国。我们当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中国成为这样的国家，向美国一边倒，放弃核武器，放弃中远程导弹，发射卫星时借用外国火箭，欢迎美国来华驻军并建立军事基地，更有甚者，可以象韩国一样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美国，那么，中美关系就会顷刻变得亲密无间。但这可能吗？

    综上所述，中美之间对立的根源不在意识形态，而在于国家战略的不可调和。美国是世界霸主，它要不断加强并永远保持这种地位，因此，致力于使其他国家都保持弱而不乱的状态，是它的最高战略利益。而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发展、民族复兴，这本身就冲击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中美对抗也就不可避免。既然如此，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实实在在与民主、人权毫不相干。中国确实需要民主，需要人权，但这要由我们自己去争取，美国不会送给我们民主，不会带给我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