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今年是胡乔木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20周年。我既在他手下工作过，也是敬佩他做党史学问的“粉丝”，去年以来就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今年适逢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无论在学界还是坊间，对延安整风运动都有这样那样的评论。因此，以参与写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情况为基础，选这个题目，既作为对乔木的纪念，也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纪念。
一、参与写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正式启动，是在1991年6月乔木向党中央打报告提出成立编写组之后，但在此前两年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我个人从1989年1月上旬起就在帮他去美国访问做学术演讲方面的准备。1990年2月中旬，我被通知参加写乔木“回忆录”，但此后半年没有音讯。
1990年8月下旬和9月上旬，乔木约我去他家谈了三次。此前，他已布置以前的秘书东生和当时的秘书邱敦红、徐永军在试写一些题目。8月20日的谈话，要我也参加进来，再找几个人一起搞。他讲了写4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想法，并初步安排了几个题目，有皖南事变、六大以来、整风、历史决议案和七大等。还说：1941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这时起对毛主席有亲闻亲见，这本书想把那些亲闻亲见和一些想法记录下来，至于能写成什么样子还没完全想清楚。明天开会，还有其他人参加，一起研究分工和进度等问题。21日上午，乔木向我和邱敦红、徐永军谈他写书的初步设想。
乔木最初的打算是个较大的计划。他想将对毛泽东的亲闻亲见，从40年代写到50年代。计划在1991年由我们帮他完成40年代的12个题目，1992年再帮他完成50年代的题目，1993年由他本人统改出书。当时定下的40年代的有12个题目，他身边的3位同志算一摊，认了6个题目；剩下的6个题目归我，由我领着文献研究室理论组几位同志，作为理论组的一项任务来安排。他说：先写40年代，从1941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写到建国前夕。这既不是写传记，也不是写这一段的全部历史，主要写我了解的情况，包括毛主席的重要决策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怎样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能靠搬用抽象的理论，而是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靠具体的政策。这本书就要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制定的具体政策和决策写清楚。9月6日，乔木即同我们谈具体题目,讲他所了解的皖南事变和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情况。
这三次谈话后，我们开始看材料，准备写稿子。1990年12月初，我将作为发动整风运动一个由来的《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初稿写出，乔木在该月底看完，提了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此后，还去乔木家谈过几次。一次是1991年3月中旬谈关于皖南事变的稿子，乔木说你的稿子写得不错，很成熟了，先这样，以后再统一改。再一次是3月下旬和4月中旬。他说：准备写纪念“七一”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详细提纲，你先为我拉一个稿子出来，要提纲挈领，高屋建瓴，不能太展开。4月下旬，我将草稿给了乔木，他上手后作了大改。6月中旬，乔木将征求意见的修改稿给了我一份。这份稿子改动很大，改后的文章大不一样，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随后见报的，基本上就是这个稿子。8月下旬，乔木召集郑惠和我，还有他身边的同志一起开会。他先让我们看了他给中央写的报告，希望成立编写组，集中起来写“回忆录”。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几位负责同志都批示同意。乔木希望我们早一点把班子搭起来，并对龚育之、郑惠和我三人的工作作了分工。
1991年9月初，我们编写组开始集中。9月6日，他第一次召集全组人员布置任务，确定选题，讲了他的一些想法和思路，初步拟定写40年代的增加3个题目，为15个；50年代的列了22个题目，共37个题目。乔木对题旨逐个作了说明。编写组几个人分工，决定先集中力量写40年代的题目，然后大批转入写50年代的题目；先将他的每次谈话内容整理出来，然后再根据他的要求去构思文章。从成立编写组到1992年9月他去世前的一年间，乔木或在全体范围，或召见少数有关同志；或长时间，或时间较短，共谈话10多次，加上编写组成立以前的10多次谈话，共达20多次。在这些谈话中，乔木对这本书的基本性质和写作要求，作了如下规定：
——关于书的体例。乔木明确地说：各个题目要写成一篇篇文章，而不是写编年史，也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重复。
——关于书的内容和主人公的关系。乔木反复强调：内容以回忆毛主席为主，全书以毛主席为主体，是对他的回忆。不把整个中央活动写到书里。因为是个人回忆，一方面，有些我不了解的，没有参与的，就不写；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事我接触过，但详细情况不很了解，这样的事还是要写。这需要通过查材料讲清楚。40年代的题目，这种情况更多一些。个人回忆的成分写多少，要看情况。凡是个人接触多的，回忆可以多一些，但还是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关于叙事与议论的关系。乔木指出：我们写的一部分稿子的基本性质应该是文献性质，可以有些议论，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成其为回忆了。文章主要是把大家不知道的事情介绍出来，体会、议论只能稍微有点穿插，带点题性质。回忆要以事实为主,不能以议论为主。
——关于档案材料与回忆材料的配合关系。乔木说：材料来源，一是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二是各种公开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报刊的记载；三是个人回忆。要把这三方面结合起来，仅仅靠个人回忆是不够的。
——关于每篇专题的篇幅。乔木说：最早是想一篇只写1万字，现在看1万字打不住，可能要到2万、3万字。看题目涉及的内容，需要讲多少就写多少。
乔木过早去世，他的写作计划未能完成，不可能按照原来的设想出书。根据中央有关方面领导批准，将已经进行的工作做一个了结，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名义出版。该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他前后20多次谈话的记录。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他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撰写的19篇文稿。无论在“谈话录”还是“初拟稿”中，关于延安整风运动都是重头戏。在“谈话录”中，乔木从大角度宏观地回忆了毛泽东一些活动的具体细节，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情况。在“初拟稿”中，篇幅最大、分量最重、运用史料最丰富、披露许多珍贵档案的，也是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那几篇，占其篇目和篇幅的1/3以上。上述两部分谈及和论述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提供了极其难得的背景情况介绍和思想分析资料。
二、乔木同志谈延安整风运动的缘起
这些年来，对延安整风运动怎么看，一直是评论中共党史的一个热点。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延安整风运动呢？它涉及毛泽东的理念与动机、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发动的远因与近因、运动的主流与支流、认知的本质与表象等诸多问题。对有些史实，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乔木多层面地分析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生和发动。他的谈话和根据其谈话精神初拟的相关文稿，努力还原历史，说明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委，把握它的本质，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乔木说，整风为什么会产生？这要从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党的历史背景来说明。乔木在最早提出写这本书的谈话中就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比较曲折复杂的历史。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来解决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二是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共许多积极的东西，同时也给中共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造成许多困难。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与这有关系。在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困难。中共还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才产生了抗战初期的王明路线。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到1938年为止，它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直存在，并没有完全解决。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也就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这个问题要解决。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从中国实际出发来领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只有把这个讲清楚，整风运动才能讲清楚。不然一般人对整风不太容易理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乔木的这段话，从根本上说明了整风运动的出发点，也说明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动机。
怎样通过整风运动使全党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解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出发的问题呢？乔木认为，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从而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而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认识，统一思想。
关于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乔木认为，可以追溯到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在那次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开始在中央机关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是年5月，毛泽东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有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大党，就要有大批的有马克思主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大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会后，中央一些部委组织了学习小组，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到4000多人。
乔木认为，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据他观察，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认识有关。在1940年12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问题。毛泽东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的损失大。还讲：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乔木说：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时，主持会的人不同意修改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做准备。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专门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乔木认为，毛泽东所以在1941年发动整风运动，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这一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是毛泽东事先未曾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在头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党史界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如何认定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还可讨论）毛泽东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总结，从3月开始，连续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说：出版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如何了解下层情况，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在乔木看来，这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接着在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就是整风学习的动员。毛泽东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刊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映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在乔木看来，以上就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也可说是整风运动的远因和近因。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发动整风运动完全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我翻阅了不少档案，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上，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
三、根据乔木同志指示写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
过去的党史书讲延安整风运动，都只讲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也就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学习。广大学者基本不知道还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学习。这次乔木讲整风运动，第一次披露了这个问题。他说：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要批判过去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但整风运动是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的。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犯的思想错误最顽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乔木还说：对于不同的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毛泽东对两个层次的整风有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开始的，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后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这本书主要叙述党中央一级干部的整风，全党的群众性的整风要提到，但不占主要地位。
根据乔木的指示，我们查阅了党中央的整风档案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两次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部分记录。据此，撰写了《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和《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两篇初拟稿。前一篇，还有《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及《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与“九篇文章”》这三篇文稿，乔木在病中坚持审阅完了。他满意地表示：如果其他文稿都能写成这个样子，那就算可以了。这里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和其他文稿，尽管乔木没来得及审阅，但都是努力按照他的要求写成的。
目前一些议论说，毛泽东怎样打击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那就应当是在中央的整风这个层面才有的事了。下面考察这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整风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一）关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这次整风会议是从9月10日至10月22日，前后40多天，其实只开了5次会，乔木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作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认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根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某些思想的影响和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16条办法，其基本精神是: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组织方法论研究小组，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在延安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政治局同志都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在中央整风的5次会议上，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分析了部分文件的一些情况。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沉痛检讨。
张闻天第一个检讨。他两次发言说：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是路线错误。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
博古也两次发言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应负更多的责任。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王明、稼祥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过去长时间对错误没有认识，这次学习会检查，感到十分沉痛。但是，我有勇气研究自己的错误，克服这些错误。
王稼祥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的，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这次会议不只是检讨，还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党和毛泽东的认识以及历史决议的内容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王稼祥说，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任弼时说：在赣南会议上，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做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从党的20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张闻天在第二次发言中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做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者也是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者合作。此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采纳了张闻天的这个观点，后来的历史决议也写进了这个思想。二是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说：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批评过去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他代表了过去10年来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将来的地位要提高。陈云的这个意见即被中央采纳，在1943年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时，刘少奇成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把手，他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思想也写进了历史决议。
这次会议的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涉及评价六届四中全会，认识的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的批评态度。王明两次发言：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对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健在的与去世的近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地进行了批评，唯独不说自己有什么政治错误。他的这个态度引起与会者很大不满。会后，毛泽东同其他人一起找他谈话，他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目前只能对日本一面战争，不能同蒋介石闹磨擦；与蒋的关系，应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都是错误的；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他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这以后，王明称病，既不参加政治局会议，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尽管如此，中央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受到王明干扰，但这次会议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开展的全党性整风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二）关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由于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认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1943年“九月会议”在继续深入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了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这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参加扩大会议的人数更多。乔木继续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整风会议与两年前的整风会议相比，在历史背景上有一个显著区别。那次会议虽是在皖南事变后召开的，但召开时国共两党关系走向相对缓和，对于会议检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在外部条件上提供了较为平和的环境。这次整风会议正处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成为主要倾向。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和内容上虽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比上次会议要尖锐许多，涉及的人更多，会议的空气有时很紧张。
这次整风会议大致分三个阶段。开会的方式，除了与会者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对王明的路线错误展开批判；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其间开了三天会。博古发言：同意毛主席说的抗战时期存在路线问题，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今天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林伯渠批评王明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以“洋钦差”自居，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朱德总结了在党领导下近20年来的经历，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错误。他说：王明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搞独立王国的特点。朱德回顾自己的历史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时虽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态，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他很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读的书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我们这次学习，就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他的这番讲话，在当时对于把全党认识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主义宗派，一是经验主义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以后是博古。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10/10，苏区损失9/10。他也指出，对于教条主义宗派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错误的。欢迎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关于经验主义宗派，他认为，他们的大多数是正派人，像张国焘那是邪派人。在两个宗派中，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要的，他们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吓人，与经验主义宗派中的不正派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还说：教条主义宗派是头，经验主义宗派是脚，教条主义宗派是经验主义宗派的灵魂，反对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主义宗派开始，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这次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此后，过去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第二阶段会议，从11月13日至月底。毛泽东首先讲话，说遵义会议没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当时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前年“九月会议”之前没有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他还讲了方法论问题，说马列主义原则在方法上就是分析与综合，过去许多同志喜欢做结论而不会分析，其实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是老练的，但在马列主义方面是幼稚的，这是犯错误的一个认识原因。他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这样才能认识错误，轻装前进。博古、张闻天等同志又结合两个宗派问题作了检讨发言。
这一阶段的重头戏是周恩来的发言。前年的会议他没参加，这次从重庆回延安就是参加整风会议。他经历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和变故，检讨党的历史，批判两个宗派，不能不感到会议的分量。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整风学习，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二阶段会议开始后，仅发言提纲就写了2万多字。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1927年大革命后期党的五大他参加政治局工作讲起，一直讲到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1927年以来的党史报告。
周恩来严于律己，努力按照整风文件要求，并根据毛泽东讲的“两个宗派”思想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在会议期间，他被看做经验主义宗派的主要代表。他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中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辄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才能作出一点成绩，才能真正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少犯错误；也才能真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
王明请病假一直没有到会，最后由他夫人孟庆澍代笔，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检讨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宗派错误。
在这阶段会议上，一些同志对犯过错误同志的检查，特别是对周恩来等的检查提意见，有不少偏激之词。有的说：王明、博古、闻天、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已很困难，但经验主义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仍是危险人物。这样评论过头、“上纲”过高、批判过火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空气，也给检查者带来较大精神压力。但是，就我所看到的材料而言，会议还没有出现30年代党内斗争的那种无情打击和“逼供信”现象。因此，讲毛泽东怎样搞残酷斗争、打击别人的说法缺乏确凿的史实根据。
第三阶段会议，在1944年开春以后，从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一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会议的一些缺点。在此前的休会期间，与会者学习了中央规定的7本马列书籍。2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不是党外问题，而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共同工作；（4）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都应承认。
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对上述问题作了阐释。择其要点：（1）弄清思想与宽大结论。自整风以来，我们就是“治病救人”，有人怀疑这个方针，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2）不要否定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与博古等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都要搞土地革命；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我们的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是不好的偏向。要分析，不要一概否定。（3）六大方针。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与李立三不要群众是对立的。（4）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经验主义宗派也没有了。党的历史上的两个宗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各种山头主义，主要原因是长期农村分割和缺乏教育，历史上的问题不是主要的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政治局整风会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的总结。这个讲话纠正了会议过程中的偏差，与会同志表示拥护，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看法。随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他强调：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在全会上正式地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上述意见，并形成了决议文字。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结束，同时也宣告从1941年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的全党整风运动，历经三年，最终以形成全党的空前团结而画上句号。
四、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它尽管只有3年时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它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
第一，它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刘少奇在中央整风学习前夕指出：“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毛泽东在长征到延安后即认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个人发愤苦读；另一方面有如前述，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为了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便发动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研究现实实际和党的历史学习理论。他在整风准备动员时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8页】
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1万多人，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的高级学习组，最初是100多人，后来扩大到250到300人。全国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由中央管理和指导，延安的高级学习组由政治局和中宣部负责。通过整风运动，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地认真地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实现这个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它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而且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批评了他的右倾错误，但1939年5月，他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继续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又撰文宣扬1938年他在武汉时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中的错误方针。1940年3月，他还把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过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将其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发展还不十分了解的“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准备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他又在制造舆论，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三套历史文献：一是1941年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二是1942年初编辑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的党史资料书；三是在前两本的基础上选编出《两条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开始就是编《六大以来》。他自始至终参加了3本书的编辑。这3本书出版后，在党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方面，许多同志了解了党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布过许多“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回忆那段历史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改正错误，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1943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杨尚昆回忆看了那些材料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武器。”【《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以两次“九月会议”为代表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达成了共识。它的主要结晶就是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乔木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起草、讨论、修改和最后的审定工作。这个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了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没有讲“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建国。毛泽东说：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采用了这个方针，这次还坚持这个态度，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第三，它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
从党的创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是孤立的三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维度。“中国化”本身实质上就内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70多年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时间差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化”问题。所谓“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信仰，存在语言系统的转化问题，不仅翻译力求“信、达、雅”，而且尽量具有中国韵味，为中国人喜闻乐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以，“三化”命题，是以中国化为本，并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新表述。
毛泽东虽然不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或思路的第一人，但他是最早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要义，并将其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成功的。由他开辟的党领导的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主要在中央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使他最早明确提出并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那时之所以没有同时明确提出“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因为这两者还没有成为议事内容或争论对象，因而没有聚焦。那时党内最严重的危害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出的。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三大贡献。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方法论。讲思想方法问题，此前，在党内和学界早有人讲。毛泽东在延安读过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小册子。但是，包括艾著在内讲思想方法论的著述有一个明显缺陷，即仅做到了哲学的通俗化而没有深入地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不是专门讲思想方法论的，也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两论”由于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哲学分析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突出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特点，因而充分地表现了其思想方法论的革命功能。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运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是他第一次将马列著作中曾经分别使用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提法，联系起来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所谓“立场、观点、方法”论，实际上就是思想方法论。整风运动开展后，为了加强思想理论的领导，中央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研究马列著作的思想方法论，并要求各地的高级学习组在研究理论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1941年10月30日，他还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深入浅出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哲学观点具体化为思想方法，受到干部们的热烈欢迎。1942年2月底，中央学习组又将思想方法作为思想科学要求干部党员学习，组织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读物。经过整风运动，思想方法论得到广泛传播，广大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取得显著成效。
二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前述刘少奇讲的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思想上的幼稚与错误引起的，归根结底是思想路线不正确。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革命不可能不受挫折。延安整风运动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解决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际工作中早就在倡导和运用，但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化却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后。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又对在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使用过的“实事求是”古语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和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客观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强调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并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主观主义“相对抗的”。同年底，他为中央党校确定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实际上也是全党的“党训”。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
三是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也轻视中国革命经验。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时，实际上认为这个结合是双向的：一方面理论要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向实际的结合；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双向的结合。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讲话中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在此期间，他很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随后，他还强调了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1—332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它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后，在全党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但在党内巩固起来，而且得到共产国际承认。1937年12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580页】1938年9月，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路线正确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意见。这对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进一步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必然推进全党对毛泽东理论贡献的关注和研究。整风运动开展后，延安等地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赞颂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并且开始定义其称谓了。先是刘少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接着王稼祥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这段历史说明，整风运动开展前，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已在全党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整风运动开展后，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党内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理论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最后，经过党的七大终于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地位。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第五，它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一是由于它诞生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特殊的党情，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不能不异常繁重。二是由于它经历过严重挫折，党员数量由苏区鼎盛时期（包括白区在内）的全国党员人数40多万到各路红军抵达陕北后（包括白区在内）锐减至4万多人。抗战开始后党的力量又获得巨大发展，到开展整风运动时达到80多万。这样，教育新党员的任务也很繁重。三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但过去“左”右倾的影响和流毒还广泛存在，妨碍将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任务的实现。因此，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基于抗战爆发后党所处的环境、担负的责任和党本身的状况，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称之为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他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开展全党性的整风运动，从党的建设角度言，就是要进行这个“伟大的工程”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论述：
其一，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得到了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5页】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整风运动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从思想上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辟了新路。党的历史证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奥妙。
其二，党的指导思想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正确的政治路线更加明确、坚定。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而党的建设的好坏决定着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成败，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的命运。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就是要使全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动力、对象、任务、基本性质和革命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其三，提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整风运动的“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这是中国最根本的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革命斗争非失败不可。毛泽东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指出：“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216页】整风运动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对党应该具有并已形成的作风作出新的精辟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并强调：这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通过整风运动概括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发扬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肯定延安整风运动有伟大历史功绩，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错误。乔木说：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我赞成乔木的观点，那种将整风运动讲得很满的著述，也有悖于历史。在我看来，整风运动的缺陷主要有三个：路线斗争的过火批判；抢救运动严重混淆两类矛盾；“历史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关于后一点要多说几句。如乔木所指出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68页】。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实是党的正确理论和路线的代表，因而突出毛泽东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不在“突出”二字，而在乔木所说的“过分”二字。“突出”得适当，是正确的；“突出”得过分了，就成为缺点。所以如此，我以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认识的局限，那时还没有形成“集体智慧”的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讲党的成熟的第一代领导就比较多地讲“毛、周、刘、朱”领导集体了。这是一个进步。二是整风运动的大背景，路线斗争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可能随着纠正“左”的偏激情绪而消失。
延安整风运动过去70年了，乔木同志离开我们也20年了。乔木亲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这段历史。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使全党广大干部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乔木回忆延安整风运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的。同样，我们今天评价延安整风运动，也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许多历史事件都带有那时的“胎记”，延安整风运动也不例外。对这个“胎记”，要全面分析，而不应“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它，而不应脱离历史实际地求全责备。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北京 10008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发表于 2012-7-13 18:4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