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没有赴法留学：并非因没钱和语言不过关

逝去的梦幻

来源：《党的文献》 杨晓伟(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博士)



赴法留学生合影。吴玉章（椅上坐者右4），近排右1为前来送行的毛泽东（资料图）



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



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

　　此时的毛泽东不仅重视外来思想，而且对本国文化深掘之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如他后来对埃德加·斯诺所说：“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而旧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96页。），他希望能有研究中国农民的著作和以农民为主角的文学作品。1917年，蔡和森也认识到了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之不足，“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中国也没有“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的史书，中国的文、言也不统一，影响“社会民智之普及”。（参见李永春：《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这种现状，使得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研究感觉很不满意，直到延安时期他还指出：“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毛泽东关于留学的观点也影响了不少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4月21日，罗宗翰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肯定了毛泽东的看法：“润之曾有长信寄府，谈求学事，他甚不主张你入学堂，及此时出洋；想组织同志到长沙设自修大学。”（《新民学会资料》，第98页。）“至此时出洋，那本不大好，对于本国的学术没有弄清，外国的学术又没有条理明白，跑到外国，真是茫茫大海，所得必少。所以我主张在专门学校或大学毕业后，再出洋。”（《新民学会资料》，第99页。）及至同年6月7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再次表明了先在国内研究而后再出国留学的态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9页。）同年7月，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理解了毛泽东的想法，“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新民学会资料》，第118页。），因而不再劝他赴法了。

　　二、新民学会为了合理配置

　　人才所做的理性分工在人才的配置上，毛泽东认为“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就“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对于会员赴外国留学，他积极支持，但不主张留学都涌到法国一个地方去。相反，对学会会员过多赴法，他认为，“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这里讲的“同志”，实际上就是新民学会会员。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有为新民学会自身和各个骨干会员发展前途考虑的想法，担心过多的会员聚集在巴黎一个地方，会造成人才的浪费。会员只有“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每一个地方应该去一个或几个“打先锋”的人，他们的使命是“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5页。）

　　可以说，强烈的使命感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共同的基本特征之一，萧子升的回忆也可以加深对这一点的认识，学会12名首批成员“自称是十二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43页。）。“改造中国与世界”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毛泽东希望这些优秀的青年分散到各地，对各国实际和各家学问都有深入了解，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当地起到领导核心作用，“最要紧的是一个人要有能力去组织一个党派并团结一批忠心耿耿的人”（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145页。）。1920年在法国的萧子升给毛泽东的信中对于毛泽东的上述看法也深有同感：“‘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这两句话，极得我心，我对于你也早有意不扯你来法了。”（《新民学会资料》，第134页。）但是，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的需要与新民学会同志太少的实际发生了矛盾。易礼容在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中就明确地指出，学会的弱点在于“你们的‘同志’太少，湖南的少年界，绅士界，都很少有能力的人；有亦未必尽与你们连络”，主张做事要有预备，“取‘分工作用’”。（《新民学会资料》，第90页。）相比之下，因为新民学会会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入会条件(纯洁、诚恳、向上)和严格的评议程序(须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通过的，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才实属难求。因此，合理配置人才去向就成为解决分散到世界各地区的需要与新民学会同志过少之间矛盾的良方。

　　新民学会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大留学政策”，最初会员主要去了日本、南洋和法国这三个地方，每个向度各怀有具体的历史使命。学会最初决定派罗章龙、傅昌钰、周晓三等三人先去日本求学（参见《回忆蔡和森》，第57页。），这与近代日本作为西学东渐的中介有关。对于其他地方，毛泽东认为，湖南人到法国是取“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世界主义”即先进文化的经。湖南人到南洋去，由于南洋文化闭塞，“宜以发达文化为己任”，即是去传播中国的先进思想文化了。“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60页。）张国基回忆毛泽东送别去南洋的会员时所讲，也佐证了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改造中国与世界。’我们学会的宗旨，去切实执行。你们除教好自己同胞的子女和当地原居民亲善合作以外，还要多多地协助他们建国……”（《新民学会资料》，第561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骨干会员能尽量分散到世界各地，既可以广泛学习考察各国情况，以资比较抉择，同时会员又可以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骨干和模范，从而打开各地的新局面。正因为如此，从1919年春到1920年6月，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萧子璋、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等二十多人先后赴法勤工俭学，占全体会员三分之一；去南洋群岛的有张国基、李思安、周敦祥、萧道五、任培道等七八人，新民学会成立时候的12个“圣人”及后来加入的学会骨干留在长沙的已寥寥无几。

　　新民学会各方面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有骨干成员留在国内以保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本土基地不至衰败。实际上，自学会成立不久，担任学会总干事的萧子升就去法国了，会务由担任干事之一的毛泽东主持。留法的学会骨干成员亦有意留毛泽东在国内。1920年6月，留法的向警予给国内的彭璜、毛泽东写信转达蔡和森的意见，由于毛泽东他们在湖南积极的革命活动，认为“湘事大有可望，行见东方瑞士”，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新民学会资料》，第75页。）作为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对毛泽东的能力、胆识知之甚深。早在赴法之前的1918年7月，他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毛泽东是留京的最佳人选，“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万不至无结果”。（《新民学会资料》，第58页。）除了蔡和森之外，“润之兄应当留在国内”也是新民学会大多数成员的意见。萧子升也认为，毛泽东“留在北京，一方面可以继续求学，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去法国的人需要有个可靠的人在北京联络”（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145页。）。

　　“留在国内”的另一层含义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会员希望同人中必须要有从事教育的，以普及知识、启迪民智。蔡和森早在1918年8月27日和毛泽东商量“京保留法预备班的创设及新民学会的大计”的时候，就发展人才的问题认为，培养幼龄的小学生是重要的办法之一，因此他“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他又把近代历史人物胡林翼和曾国藩作比较，认为胡林翼不及曾国藩“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新民学会资料》，第50页。），又说，“鼎兄本有教育研究所之议，弟思此亦是善后之一种必要，会友中诚能有几个当教员，或于他校联络得几个教员，则尽可一二星期联合讨论一次，以创成湖南之精神的系统的教育，此亦莫大之事业，会中所应做者也”（《新民学会资料》，第52页。）。这一点毛泽东深有同感。1917年11月，在创办夜校的时候，他认为：“我国现社会的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的国民，为要达到‘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的目的，不能不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国人虽天赋、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通过夜学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使‘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2页。）1918年8月11日，他致信罗学瓒，认为他“所宜乃在教育”，“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往保定留法预备班，“然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86页。）很多会员也都对教育重要性认识得比较深刻。在长沙会友第二次会议上，邹泮耕认为：“教育是基本事业，从学校制造同志最为坚强有力，一个真同志，抵得若干泛人。”（《新民学会资料》，第27页。）在长沙会友第三次会议上，大多数会员都表示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譬如何叔衡发言，自己“将来仍当小学教员”；谢南岭认为，“改造社会，应当从最下级——乡村——做起，所以乡村教育，极愿尽力”；夏蔓伯准备“毕业后任教员几年”，“十年后，再出洋”。（《新民学会资料》，第31—33页。）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等留在长沙的会员就地培育改造中国社会最紧缺的人才，对工人、小商贩等社会阶层做了大量普及知识的工作。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新民学会会员理性分工的重大意义。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赴法会员从法国和德国这些社会主义的“故乡”直接向中国输入了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而留在国内的毛泽东等会员则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他们之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除了毛泽东的主观因素外，湖南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像毛泽东这样既是“笔杆子”、又有胆识的进步青年留在湖南领导革命运动。没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等学会骨干留在国内，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会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民众觉醒和大联合的“局”可能就不会开得那么好。

　　三、苏俄成为留学新目标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把眼光和兴趣从西欧转移到了俄国。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希望以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说明正在和李大钊商量这件事，“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467页。）同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高度评价了俄国，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重申了几年后邀集同伴，“组织一个游俄队”（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6页。）的计划。可见，1920年以后，俄国作为留学新目标已经代替了留学法国，考察十月革命，学习俄国已经成为他的新选择。原因在于：其一，法国政府和苏俄政府大相径庭的对华政策给青年毛泽东上了现实、深刻的一课。作为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的中国属于战胜国之一，依然被主导战后新秩序的协约国出卖，巴黎和会上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的丑恶表演给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资本主义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一起破了产。他在展望苏俄革命将带来的世界革命形势时，对法国总理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与讽刺：“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54页。）与此相反，早在1918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就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俄国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7页。）1920年4月7日的湖南《大公报》刊出了这个宣言的译文。可以想象，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西方列强欺辱近百年之久的中国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心情，再加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效法的对象。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对苏俄另眼看待，学习俄国文明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他的新选择。

　　苏俄成为毛泽东计划留学目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主义思想、办“实行共产的生活”的自修大学思想、以“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为基本内容的工读互助生活试验，这一系列思想和活动都受到来自俄国学者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和克鲁泡特金互助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这是吸引毛泽东目光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投身于火热的社会运动和实践，无暇出国

　　毛泽东赴俄考察学习的计划之所以后来没能成行，在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在狭小的学校社团里开展活动了，历史把他推到了湖南社会舞台的中心，他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改造，高频度、高强度的社会宣传、组织活动和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交涉（1922年毛泽东一人亲自兼作八个工会的秘书）（参见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处理等革命现实实践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客观上已经不允许他有“闲暇”赴苏俄了。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7年始至1920年底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社会激烈动荡，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湖南的驱张运动、自治运动更是把湖南推向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这正给寻找“大本大源”、渴望在奋斗中发现真理的毛泽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般人具有畏惧困难、厌恶混乱的思维定势，即“吾人恒厌乱而望治”，但毛泽东认为“乱”也有很多好处，所谓“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原因在于“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6页。），这与毛泽东所解释的新民学会成立的其中一个原因——“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新民学会资料》，第2页。），在思想轨迹上是一脉相承的。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治乱循环”观，这是一种能动的、辩证的思维。他认为个人的成长在于“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7页。），大困难和大障碍也是促使人努力抵抗、奋斗，推动事物发展的极大动力。“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0—181页。），善恶相竞是人类进步之动力，所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3页。）。

　　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强烈主张读“无字书”，“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4页。）而又觉得对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了解很不够的毛泽东来说，他还能抛下这激烈发展的社会形势而远赴法国在异域从书本里寻找真理去么？所以，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湘对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新民学会资料》，第400页。）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必然的选择。他直接投身于社会变革的革命运动，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创办和主编《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办自修大学，发起和主持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他在这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民众疾苦的认识，认识到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的想法。迪克·威尔逊在《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中引用徐特立的说法：“毛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知识领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大战结束后当我邀请他和我同去法国时，他拒绝了。他更愿意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不是去法国”（〔英〕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毛泽东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在国内积极筹办“文化书社”和“夜学”等项事宜，以唤醒民众，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在留学潮流兴起的时代，毛泽东不盲目从众，能够理性独立地思考，坚持留学前首先要打牢本国文化的基础，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既不迷信西方文化，又不简单排外，既有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同时又不抱残守缺，辩证看待中西方文明。这正是他以后能够成功地整合中西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