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号红色文章：《难忘父亲陈士榘临终前的一句话》/陈人康

jianghu

难忘父亲陈士榘临终前的一句话
陈人康
父亲陈士榘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些让一代中国人肃然起敬、充满着史诗般传奇色彩的事件，父亲都参加了，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对父亲的工作做出过很好的评价。不管我承认不承认，也不管我是否意识到，我的一家在一段时间内生活在共和国“上层”。对于父亲的业绩，我们是爱戴甚至是崇拜的，父亲同许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一样，为了民族的独立和昌盛，忘我而英勇地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尤其父亲指挥战争的才华很受同辈战友的赞赏。
父亲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同年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宣誓入党，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40多年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军队干部，谈八大军区司令调动，父亲当时是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主席见到父亲，伸出大手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这句话无疑使父亲平稳做了23年的工程兵司令。
父亲所以一辈子紧跟毛泽东，是他从井冈山时起就感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实在了不得。父亲记得主席在谈到为什么上井冈山时，从一个人们根本意想不到的角度来论证，主席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没能把土匪问题解决得了，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也上山去当“大王”。在场的一些同志想，国民党本来就骂我们是土匪，我们何必“拣”这个骂呢？毛主席笑着说：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要消灭的是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毛泽东的话，父亲记了一辈子，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细化到每一件小事和细节，他多次对我们说起：“毛主席是中国无人可比的战略家，可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主席从来不带枪。我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这天，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行伍出身、经常一身戎装的朱老总跟前诙谐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当然，后来父亲和毛泽东关于枪的“交易”还有一次，那是他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时，在一次战斗中，父亲缴获了一支类似现在“掌中宝”的微型手枪。枪做的非常精致父亲爱不释手，但是感到还是送给他的上司林彪更好。军团长林彪看到后喜出望外，把玩一阵后说，还是送给毛主席。毛泽东拿到枪后看了一看，放在一旁，无所谓地说：“待到我用上它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
父亲解放后对我们念叨最多也最让他得意的是，1927年11月28日，由毛泽东提议选举产生的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父亲作为士兵代表被选为三个常委之一。毛泽东笑着对父亲说：“陈士榘，你做了县太爷了，你也是个山大王哩。”
父亲还多次回忆起长征中他险些为中国革命闯下的大祸：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毛泽东让父亲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父亲用聂荣臻的望远镜观察好地形，主席半开玩笑半是安排任务地叫父亲“设营司令”。有一天父亲为中央机关带路，用半天时间翻山越岭，却突然发现前面是一条在黄土高坡上被洪水冲击的深深的沟，根本不能过人。父亲急得满脸通红，六神无主，毛泽东连一句责备父亲的话都没有，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扭头就走。父亲为这件事后怕了一辈子，他说当时若碰上敌情，前无出路，后无部队，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但主席第二天对父亲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
我与父亲曾辩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那么多年我们国家就知道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毛主席的责任是最大的！”
遇到这样的诘问，父亲教诲般地对我说：“再怎么说，毛主席的功远远大于过，他让我们的国家彻底地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带着我们研发了核武器，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讹诈，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国家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父亲那一代人的确都有一种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也有同样朴素的“忠于毛主席”的情怀。他总是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主席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一辈子，直到80多岁，甚至弥留之际。
不少像父亲这样工农出身的高级将领都在心目中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这些将领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这毕竟是我们共和国的一段历史。

父亲对我们也总是一脸严肃，很少开玩笑，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样子。一次，我与父亲谈起儿女情长的话题，父亲说，我们跟随主席出生入死闹革命，哪还有什么儿女情长啊！？之后哈哈大笑，笑得我很难为情。他曾亲口对我们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其次才是你们的父亲。”
我们谅解父亲，他的工作太繁忙了。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工作繁忙的程度：父亲1930年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拔掉过一颗牙。8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批下给父亲镶牙的金子，但父亲却没有时间去镶牙。频繁的战事让他一拖又是8年。直到1946年秋父亲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让邓颖超找了个当地的名医为父亲镶牙，父亲才镶上这颗耽搁了16年的牙。
解放后，父亲常常突然“失踪”，好多天不着家。1958年一个夏季炎热的中午，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父亲，让他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有重要指示。父亲马上赶去，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等坐在游泳池旁的一个棚子里，老人家穿着游泳裤，身披白色浴衣。他对父亲说：“是我请你来的，正好有事跟你商量，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啊？”周总理也说：“工程兵在黄河架过桥了。”此后，父亲从我们家里失踪了。原来，他星夜赶往黄河，一待就是几十天。
也是在那年夏天，彭总代表中央召见黄克诚、张爱萍和父亲，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央决定成立特种兵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也是当时共和国最为绝密的部队由父亲任司令兼政委。中央决定工程兵做窝，国防科委下蛋，中国导弹实验靶场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于是，父亲又失踪了，他率十万特种工程兵大军，在保密状态下开到西北大沙漠，在这个“死亡之海”进行“两弹”工程建设。
父亲长时间在戈壁滩奔波，与战士们一样饱尝了火炉般的炎热与干燥。他为了视察和探明这个神秘的荒漠，向空军司令刘亚楼要了一架飞机，到沙漠上空也到天山峡谷。由于不是航线，在峡谷中遇到过四面黑糊糊只见一线山垭口的险情。飞机差一点撞在山上。父亲带着几个工程技术人员走进沙漠的深处，那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一架看样子还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的小型飞机，由于汽油不够停在沙漠。奇怪的是飞机里没有人，他们又走出几十里，看到了4具木乃伊。原来是从飞机里下来的国民党军人，终于没有走出沙漠，尸体已经风化了。
父亲的下属还搜了搜木乃伊的身，发现他们身上有黄金和烟土，父亲即兴地说：“国民党怎么能不败呢？打仗还想着发财，想着享受。我们虽然夺取了政权，可还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不为待遇，不享清福，我们吃苦，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长治久安。”
我们经常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见不到繁忙至极的父亲。我们理解父亲对我们关心不够是由于他总是在为国为民，但我们也羡慕有很多与父亲一样的高级干部对孩子总是非常关切。
“文革”中，林彪曾单独找过他，同他谈三北国防工程建设的问题，谈过后又叮嘱他：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就不要对其他领导谈了。父亲一想，毛主席是军委主席，怎么能不让主席知道，他通过总参向主席反映了此事，还向三位老帅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
父亲离休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变得像一座沉默的雕像。父亲感到最高兴的事情是那些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干革命的老人来看望他。有一次中顾委委员、父亲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来，当时门岗不让进。何长工生气地说：“我是何长工，来看我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士榘！”说完就带着警卫进了父亲的小楼。那时，陈永贵也来，他还为父亲做山西刀削面，两个人聊起天来也很高兴。他们两个，一个在军队，一个管农业，按说没有什么工作关系。他们相识于1969年党的九大，当时他们因同姓陈而坐在一起，并一同当选中央委员，也由此开始了交往。 有一次我听见陈永贵对父亲说：“老首长啊，现在的宴会太贵了，我都舍不得下筷子。”父亲说：“这种宴会我推掉多少个了。　我还记得父亲86岁生日的时候，当时他身体不好，考虑到这可能是他最后的生日，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想要为他大办一办，但父亲很不高兴，看到安排的项目后责问：“是谁让这样搞的？”父亲后来决定，要发扬长征路上一碗野菜互相让着吃的精神，让工作人员抬来一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这个生日被誉为“一坛清水祝华诞”，还在光明日报登载过。而在很多人看来，父亲的不谋私利简直有些过了。但父亲在生活上的节俭以及他在工作上的拼命劲头始终鼓舞着我们前进。”
父亲上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他自己也常念叨要到主席朱总司令那去“报到”，1995年7月父亲最后一次犯心梗，家人在床前问他：“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