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的革命：鲁迅说那是“历史大倒退”

逝去的梦幻

人民网-文史频道 姜弘



鲁迅作品《阿Q正传》插图（资料图）

辛亥百年，重识阿Q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说得很清楚：“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此后倘再有革命，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在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接着，鲁迅记下了一个多月前和几天前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处决犯人时，竟然连发七枪；一件是用铡刀行刑，犯人身首异处，观者惊怖。鲁迅说：“这简直是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鲁迅在告诉人们，阿Q的革命、阿Q似的革命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历史大倒退。显然，鲁迅为日后可能出现阿Q似的革命党而深感忧虑。

————————————————————————————————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是鲁迅诞生130周年，同时还有《阿Q正传》问世和中共建党90周年。这样一些互相关联的历史事件碰到了一起，当然会激起人们的联想和深思，想到一些很有意味的话题。

这里，我要说的是《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因为多年来有一种颇为权威的说法，说《阿Q正传》就是写辛亥革命的失败的。真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既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也涉及对鲁迅及其思想的认识，同时也关系到当下中国的历史定位和未来走向问题，很值得探讨。

这要从鲁迅本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说起。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已有的传记和史料都已证明：鲁迅就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而且终其一生没有否定过那场革命，一直充分肯定那场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和当时的精神。

早在留日时期的1908年，鲁迅就加入了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成为章太炎、蔡元培、秋瑾、徐锡麟、邹容、陶成章等人的同志和战友。同一时期，鲁迅还结识了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一位支持并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孙中山的好友，也是唯一加入同盟会的外籍人士）。从鲁迅与他的交好可以看出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深。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被人忽略了，就是鲁迅在东京时期撰写的那些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都写于1907至1908年间，那正是戊戌变法失败，酝酿辛亥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口。当时，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正在进行激烈的论战。身为章门弟子和孙中山追随者的鲁迅，从思想文化角度介入这场论战，指出改良派观点的浅陋荒谬，并把问题追溯到本源，提出“立人”的主张。从这里可以看出辛亥与“五四”一脉相承的关系——陈独秀《敬告青年》提出的第一条“自立的而非奴隶的”，不就是“立人”吗？还应补充的是，这些文章都发表在《河南》杂志上，《河南》是留日中国学生中革命派所办的最激进的刊物。当时的周树人撰写这些文章，也就是在参与辛亥以前的反清革命活动。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时，已是一个剪去了辫子，身着洋装，积极传播“西学”的精神界战士。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就有人称他为“假洋鬼子”。武昌首义成功后不久，1911年11月4日，革命军占领杭州，绍兴随即宣布光复。当时身为绍兴府中学堂学监的周树人，立即组织学生成立“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第二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进入教育部任职。总之，辛亥前后，鲁迅均在革命行列中。

那么，在以后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有无“思想转变”？这只能看他本人留下的文字，别人的传言和分析全都不足为据。鲁迅在不少地方提及那场革命，而最集中也最明确的表述，是写于1926年的两段文字，一段见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一段是私人书信。1926年3月12日，鲁迅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明确表达了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看法。文章开篇就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接着进一步指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一生傲视权贵，从不颂扬大人物，对孙中山如此推崇，实属罕见。

鲁迅这样评价孙中山和中华民国，可知他决不会否定辛亥革命。不过，不否定辛亥革命不等于全盘肯定辛亥革命，所以他特别引述了孙中山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在写此文后不久，他在1926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里，写下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说起民元（指民国元年——引者注）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今日无论是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不能不有所触动，叹服鲁迅这段预言谶语的准确深刻。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看法，他写《阿Q正传》的动机和小说的思想内容，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一面照见国人灵魂的镜子】


《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底到1922年初，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没有谁把这部小说与辛亥革命扯在一起。全文近3万字，“辛亥革命”、“民主共和”、“中华民国”、“孙中山”这样一些关键词根本没有出现过，怎能说是写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呢？不错，第七章的标题就是“革命”二字，开头第一句就是“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不正是1911年11月4日吗？那是武昌首义成功后的第25天，绍兴光复的那一天。鲁迅在这里不提“辛亥”，也不用公元纪年，偏要奉大清正朔，称“宣统三年”，是因为当时那里的人们就是这样计算时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不懂得那场革命。那里的社会生活一如既往，在缓慢地淌流着。鲁迅这样写，既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又符合那里当时的历史真实——与辛亥革命相距甚远。

正因为如此，第七章的“革命”和第八章的“不准革命”，是当时城市里正在发生的革命在乡村的反映，是扭曲的回响。乡民头脑里的“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阿Q所向往的“革命——造反”，全都是他们的幻觉，是埋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到了最后一章的“大团圆”，才有了一点辛亥革命的影子，不过不是在阿Q身上，是在那些“咸与维新”的官员与执法人员的身上——他们都剪去了辫子，脱下了官服和号衣，而且废除了下跪和打板子。这一切种种，从开头的“序”到最后的“大团圆”，写的全都是阿Q个人的“行状”——他的经历和形象，里面只有一点辛亥革命的影子，说不上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在标明“宣统三年”的同时真实地描写这些乡间庸人琐事，除了让人们认识“阿Q相”普遍存在之外，可还另有深意？


这就是阿Q的“革命”，鲁迅说这就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显然，他想要的就是改变身份以攫取财物，掳人妻女，复仇泄愤；这一切均来自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既无理性思维也无道德约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其实，鲁迅自己曾多次谈到《阿Q正传》的内容和创作意图，说得最清楚也最深刻的是两篇文章：《俄译本〈阿Q正传〉 序》和《〈阿Q正传〉的成因》。在前一篇文章里，鲁迅首先谈到他的写作意图，说他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接着，他解释“现代”和“沉默”的意思，说“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这就是说，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已经建立，而人民的灵魂、观念、习惯等都还停留在过去。古老的传统、圣贤的精神枷锁还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使得他们互不相通，像压在石头底下的野草一样，默默地萎黄、枯死。可见，鲁迅写作《阿Q正传》，是给国人提供一面镜子，一面能够照见自己灵魂的镜子，像西方哲人早已说过的那句警语：“认识你自己！”促使人们从愚昧麻木中警醒奋发，实现“人的发现”、“人的觉醒”。

直到逝世前两天，鲁迅在未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文稿里，再次谈到辛亥革命，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焦唇敝舌”，当指他那些被人说成是“骂人”的社会文化批判文字。其实，他的文学创作动机也一样，都是唯恐辛亥革命所创建的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再走回头路。 《药》里的夏瑜令人想起革命先烈秋瑾，这已是常识；《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乃至《伤逝》，所表达的都是在怀念民国初年的“光明”和“希望”的同时，更为眼前的复辟倒退而深感忧虑。

【阿Q的“革命”】


鲁迅没有正面写辛亥革命，却以不少笔墨写了另一种革命，即阿Q的革命。那是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历史回声。这一内容在整个作品中占有近1/3的篇幅，不幸的是，恰恰是这最重要的部分，却一直不被人们注意且被曲解。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回归五四”的艰难历程中，才逐渐有人重视并真正领悟了鲁迅的远虑和卓识。

1951年，冯雪峰发表《论〈阿Q正传〉》一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阿Q正传》进行解读。他首先判定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里最受剥削压迫的雇农，因而肯定阿Q的革命是合理的历史必然。并由此推论：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反而拒绝农民的革命要求，所以必然要失败。

这里必须说明两点：第一，这些妄断谬说并非雪峰的独创，而是来自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这些谬见在那以后广为传播，进入了大中学校教材，成为唯一正确的定论，使得人们习非成是，离鲁迅愈远。第二，笔者一向尊敬雪峰，接受并传播过上述观点。他晚年的反思——认识并指出鲁迅与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区别和对立，对我很有启发。所以，这里的议论并非针对雪峰，实际上也是笔者自己的反思和自省。

真的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不存偏见的人都看得出来，鲁迅写的是一个流浪汉即游民，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土地，也没有租种别人的土地，靠游走于城乡之间打零工为生。显然，与《故乡》里务农的闰土不同，这是个典型的游民。至于他为什么那么穷，鲁迅没有写赵太爷怎样克扣他的工钱，他又向谁借了高利贷以及交纳了什么捐税，鲁迅写的是阿Q在酒店里的买和赊，在赌摊上的赢和输——这大概不能说是受剥削吧。

阿Q确实常常受人欺侮，小说里具体写了他三次挨打：第一次，他酒后夸口说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论辈份还长两辈，这无异于说赵太爷是他的孙子，为此挨了一嘴巴。第二次是他路遇假洋鬼子，脱口骂了句“秃儿，驴”，为此挨了三手杖。第三次就严重了，他竟当面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在今天大概叫“性骚扰”。从此，未庄的人谁也不愿再让他进家门，于是阿Q的生计就成了问题——这一切，能说成是“阶级压迫”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听到了辛亥革命的风声，求生的本能和复仇的情绪，促成了他“翻身”的渴望和幻觉，对此，鲁迅写得非常清楚：

“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他更高兴的走而且喊道：“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在阿Q的心目中，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戏台上不断表演的“发迹变泰”、“报仇雪恨”的故事。于是，酒后的阿Q想到了金钱和女人等，并把未庄的女人一一加以比较：谁的妹子，谁的女儿，谁的老婆，她们的年纪、容貌、体型……

这就是阿Q的“革命”，鲁迅说这就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显然，他想要的就是改变身份以攫取财物，掳人妻女，复仇泄愤；这一切均来自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既无理性思维也无道德约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说得很清楚：“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此后倘再有革命，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在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接着，鲁迅记下了一个多月前和几天前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处决犯人时，竟然连发七枪；一件是用铡刀行刑，犯人身首异处，观者惊怖。鲁迅说：“这简直是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鲁迅在告诉人们，阿Q的革命、阿Q似的革命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历史大倒退。显然，鲁迅为日后可能出现阿Q似的革命党而深感忧虑。

此文写于1926年12月3日，三个月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出来了。不知当年陈独秀在拒斥这篇报告时，是否想到了老友的《阿Q正传》？

【唤醒国人“诚和爱”的作品】


读过《灯下漫笔》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鲁迅为中国历史所作的概括，那两句话，二十个字：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在《阿Q正传》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七章以前所描绘的江南乡村，贫穷落后的未庄的日常生活，阿Q虽穷且贱，却能在不断的“优胜”中悠然度日——这不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吗？后来，阿Q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城里“革命”了，于是想到了“造反”，进入了“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梦魇——那不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吗？鲁迅从来没有把造反与革命扯在一起，在他那里，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朱元璋，以及黄巢、宋江、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没有得到过正面评价，他从未称他们的反叛行径为“农民起义”。他说得很清楚，造反是改朝换代的工具，无助于历史的进步，所起到的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两千余年的秦制就是在这种“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延续的。专制与造反，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花纹不同，价值相等；造反给社会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往往比皇权专制下的“治世”更惨烈。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和马克思所见略同。马克思在1862年曾这样批评太平军，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重要的是，马克思点明了太平军并不是新的健康的力量，而是和老统治者一样，是那个“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样，鲁迅对于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的揭露也指明了这一点。

这种对阿Q精神包括对他革命要求的彻底否定，清楚地浓缩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真是“卒章显其志”。作者以冷峻的目光和悲悯的心情写了阿Q被处决前的心理活动，更写了跟踪围观行刑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实际上，这是一些有着各自不同姓名的阿Q，如果处决的是他们中间的另一个人，而阿Q在人群中观看，那情景完全一样。从这些观看和被观看的阿Q身上，突显出国人的愚昧、麻木、冷漠，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

这就是鲁迅早年所说的“中国人的人性缺失”，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缺乏诚和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人，也不把别人当人。鲁迅写《阿Q正传》，为国人提供这面镜子，就是要促使他们觉醒、奋起，去“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这不就是辛亥革命刚刚开创就被打断的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吗？

【继承辛亥精神，继续改革开放】


100年后回望辛亥，90年后重识阿Q，我们从这两面镜子里看到的远不止辛亥当年和未庄一地，而是170多年来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也就是当年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革命就是这“变”中的关键一步，阿Q的变与不变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抚今追昔，在看到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革命尚未成功，阿Q还没有死！

面对当前中国的现状和人们为之焦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出路问题，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并未超出鲁迅和马克思当年的观察和判断，今日中国尚未走出中西文化冲突的困境，依然是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依然是两种不同“革命”的抉择，当然，最终还是要走那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中国的思想界似乎很热闹，百家争鸣。实际上都可以划入三大派：一、尊孔读经的新旧儒学保守派；二、倡导民主宪政坚持改革开放的改革派；三、坚持兴无灭资、革命造反的新老左派。这三派都是很有来历的“老字号”，都出现过显赫人物：尊奉孔儒的保守派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有拥护袁世凯称帝、帮助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腐儒遗老；改革派的先行者应从魏源算起，接着是自强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大潮；新老左派的先辈，有陈胜吴广、黄巢、宋江、李自成、张献忠，近代的太平军、义和团，直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这三大思潮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那三个时代，用关键词标示其本质特征是：专制、造反、改革。鲁迅写《阿Q正传》和《灯下漫笔》，就是要否定专制和造反，期望国人回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改革之路，进入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不做奴隶的新时代。对此，马克思有更明确的评判，他在谴责鸦片战争英国人侵华暴行的同时，客观地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对当时冲突各方进行了评判。他称满清统治者为“半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称太平军为“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中国记事》），称英国人为“文明人”，“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并判定满清帝国将要“死去”。显然，这里所说的是不同的文化性质，不同的文明程度。鲁迅把游民造反导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放在最前面，是因为那种“下于做奴隶的时候”更野蛮更原始，离现代文明更远。

鲁迅的这些看法，当时可说是知识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只是说法不同；如黄远生、杜亚全的“游民文化”说，梁启超的“无业阶级”祸害说等，实际上谈的都是阿Q的革命即造反问题。他们的看法基本上和鲁迅、马克思的看法一致，认为那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延缓历史发展的强大阻力。可后来兴起的“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新观点逐步流行，并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近代史，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三大革命”一脉相承的革命史。把新的革命与旧的造反扯在一起的同时，砍掉戊戌维新并指责辛亥革命“不彻底”、“失败了”，因为没有发动农民起来造反而造成农村的巨大变动——上面提到的冯雪峰、周扬、胡乔木等对《阿Q正传》的曲解，就来自这套既远离历史真相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游民造反历史观”。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革命，即阿Q所向往的那种游民造反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辛亥革命。游民造反古已有之，辛亥革命则是20世纪新出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步。更重要的是二者性质的不同——游民造反是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仇恨所驱动的非理性暴烈行动；辛亥革命是由明确的爱国思想和对内外形势的清醒认识所促成的政治革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并自觉借鉴现代文明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开端。

还是鲁迅说的：“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历史也已证明，凡游民造反都不是改革而是破坏。黄远生就说过，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不过是“盗丐与盗丐相斫之历史而已”（《游民政治》）。西方世界从文艺复兴开始走出中世纪，就是由知识分子引导前进的。辛亥革命中最先觉醒的，以牺牲生命唤醒国人的，革命中的领导和骨干，全都是知识分子，有许多还是留学生和华侨，其中不少人是西方宗教信徒。有这样的文化教育背景，这样的精神资源，决定了这场革命没有重演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那种改朝换代的血腥悲剧，而成为一场相对文明理性的伟大社会变革。

在近年来流行的“告别革命”声浪中，有人把辛亥革命也扯进去了，大概是误把它当成了一场简单的暴力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而是各界仁人志士共同从事的“国民革命”。革命中有暴力，是有限的；有战争，是局部的，更有南北议和，谈判协商，妥协退让，因而流血少，破坏小，时间也短——全程十几年，从武昌首义到民国建立才几十天。革命追求的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翻身、复仇，而是自由、平等、博爱——近年来人们常谈及英美革命与法俄革命的异同优劣，试把辛亥革命与之相比，看是应该“告别”，还是应该继承？

显然，游民造反与国民革命，这是两股相反的历史潮流。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新文化发展的主潮；太平军造反和义和团骚乱，是历史的逆流，文化的病变。以往的历史如是说，中共两任总书记陈独秀和张闻天也如是说。他们也都肯定从戊戌到辛亥到“五四”这条历史主潮、主线，而且都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却都没有提到“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相反，陈独秀还特别指出：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以后”才能进行，否则操之过急，就会“使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见陈独秀写于1923年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张闻天写于1940年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

不幸的是，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竟被淹没了半个世纪。而这期间流行的，正是上述农民起义（游民造反）的历史文化观；正是它们，造就了一代红卫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阿Q似的革命党”——在此应该补充的是：我们在“文革”中曾被打倒批臭，却也难辞自身的罪责，都说文艺、教育、新闻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我说也是“重疫区”——那些崇尚暴力、鼓励复仇的东西，不都是通过我们的口和手传送给年轻人的吗？

事情本来是清楚的，“文革”就是从评价太平军、义和团开始的。批判李秀成，否定戊戌维新，就是肯定洪天王的“天国”和“天话”；热情赞扬义和团特别是红灯罩，就是诱导青少年造反。可见，“文革”源自中国本土的古老游民文化传统，是地道的国货、土产。及至读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又对照读了他的《在祖国的一年》和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国也有游民、游民文化。“文革”就是中国古老游民文化的“古为今用”和外国游民文化的“洋为中用”的两结合，所以才那样光怪陆离。

事情本来是清楚的，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始终贯穿着不同文化的冲突：先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传统打败了洪秀全借假洋教胡诌的“天话”；接着是李鸿章的“中体西用”天朝正统败给了刚刚脱亚入欧的日本新兴势力；再后来，是孙中山的“揖美追欧”民主共和新思维，击败了八旗子弟维护其“家天下”的最后挣扎，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然后，又经过几番风雨，好不容易扭转了“文革”逆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回归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道路。显然，从曾国藩的纲常名教到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再到这一次的改革开放，这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和发展。明乎此，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无需多说了。

辛亥革命本是打破闭关自守，实行改革开放的源头；《阿Q正传》原是从爱出发的启蒙主义文学经典。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鲁迅诞生130周年和《阿Q正传》问世90周年之际，都应还其本来面目，既要放眼世界，又要勇于自省。在此，让我们重温这两位真正的伟人的两句警语：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