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农民报纸广告：一展卷准保闻到稻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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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艾云



插图：李亮

孙伏园已经将《农民报》改为周刊。报纸要办得让农民可以看懂，他提倡使用大众语。

刊登在《民间》上的广告，带着对农民习惯思维的尊重，反复做着这样的宣传：“一展卷准保闻到稻麦香！”

报纸每一期出两张。第一张由编辑同仁撰写，主要内容包括一星期的重要新闻，各种常识和各种文艺。这里的文章讲求文法，全部注音。

在乡下，强势的欺凌弱势的已成了习惯，多少人有理无处说。如果能写状子，至少心理上就有了自己给自己撑腰的底气。拍拍身上的泥土，他们走到识字班。

1930年，孙伏园接到老友晏阳初的邀请信，让他在定县为农民办报，于公于私他都会选择同意。孙伏园前几年选择出国留学，一是想开阔一下胸襟和眼界；再就是，他觉得国内的气氛太压抑了。他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从各地过来的一批信奉文学救国的人到了上海，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党派立场，在昼伏夜行中，靠写作实现着自己的抱负。

四月的梅雨之夕，雾蒙蒙的上海，幻灭情绪弥漫在亭子间写作者的心头。他们的作品也多是这灰色愁苦的基调。1928年夏季，叶圣陶出版了长篇小说《倪焕之》。这应该是关于幻灭主题的较早的文学作品。

孙伏园仍然记得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清末年间中学毕业的倪焕之，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兴奋了一阵子，然后又陷入失望。他辞职到一个公立小学之后，校长蒋冰如是个志在革新教育的开明士绅，他又点燃了对未来的希望。随后他与师范毕业的金小姐相爱结婚。可倪焕之偏偏是那种抑郁气质的人。金小姐成为自己的太太后，怀孕生育，忙于家务琐事，再也没有过去他们一同漫步、吟诗作赋的清雅情调。他哀叹自己得到了一个妻子，却失去了一个情人。他在对生活的烦躁和厌恶中，又听到一个更不幸的消息，曾经将他引向革命期待和向往的革命家王乐山，在大革命失败时牺牲了。倪焕之这个理想主义浇灌下的脆弱之花，面对自己对理想教育、理想家庭、理想社会的三重毁灭，自己也崩溃了。35岁那年，他早殁了。

这一晚，在异国，常陷孤独的孙伏园因为国内的晏阳初的来信，让他浮起了纷纷扰扰的思绪。

街灯的光，穿过窗户照进昏暗的房间。孙伏园不开灯，他让自己躲在暗影中，寂静的夜，适合沉思。

叶圣陶大他两岁。他很钦佩叶先生用丝丝入扣的笔法，带着真实，也带着针砭，刻画那时代年轻人的形象。这是和自己同年龄段的人，却总是哀叹光总在远处，自己只是在黑暗和虚妄之中。他们在沙滩上行走，总是渴望极端体验，恋爱与情欲，革命与理想是他们的鸦片。除了这些，凡事都觉得平庸苍白。

孙伏园分析自己：气质上，他倾向于行动。真正的信仰，不是惑人的迷狂，而是深刻具体的存在，它蛰伏在你与世界的行为关系中。虚无的经验不解决任何存在的问题。虚无太多，人就会屈从于麻木不仁，那就真的是承认失败了。

若说行动的楷模，鲁迅算一个。他的文字绝不无病呻吟，而是犹如强悍有力的响箭穿过树林；晏阳初也是这样的人，他的目标不高也不低，却是双脚沉稳地踏在天地之间。

他走到窗口，仰望夜空中的东方，他赶紧写回信，答应晏阳初的邀请。

1931年孙伏园终于踏上回国的旅程。旋即，他就来到定县。他记着晏阳初的邀请。晏阳初为老友接风洗尘。几碟小菜，几杯花雕酒，他们一起聊着国外见闻。

孙伏园说，在西方呆几年，看到中西方最大的不同处，是西方人比较注重朴素的、实际的上手工作，就连一向给人浪漫记忆的法国民族，也是做多过说的。而在中国，则有太多的人，动不动就是宏大抱负和理想。喜欢革命，凡事推倒重来。他们不屑于做小事，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具体方案，上手能力太差。孙伏园望着老友晏阳初几年来被乡野的风吹得糙黢的脸，他越来越多与晏阳初的精神气质有着共鸣。他想起一句古语：大美无言。

晏阳初不大爱讲话，老友重逢，却是高兴得很。说到中西方对比，他的感触是更深。他在美国学习的几年，杜威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正在流行。晏阳初一改过去总是沉默寡言的习惯，开始侃侃而谈。他说西方人的功利主义和中国人的功名思想并不是一回事。功利主义在杜威那里被看作是一种气质。尤其是去做社会的、公共空间的事，必须要反复考虑付出的和收获的比例。付出多而收获少的事，功利性考虑的结果是：不必去做。而中国人的功名思想，为的是给自己留在世和后世的名声。人人都在博名声。大家都在博。

晏阳初的面孔开始有了些激动，随后又是平静。他说，不能完全否定人要博名声，否则，就会少了动力。但是现在大家在博，军阀在博地盘，政治家在博江山，就连知识分子所博的，也无非是道德文章的青史留名。可是谁又学会了做一个悲悯的人，意识到在博的背后，如果让民众有太大的牺牲，该是于心不忍哪！

夜，渐渐深了，窗外的迎春绽开着米色的瓣粒，发出幽香。

晏阳初缓缓站起来，指着窗外说，中国的农民，在多少年来强梁者的搏杀之中，一次次陷入悲惨的境地。自己这一生，没有多大能耐，只是想为他们做一点儿事情，这才会心安。我们两个都有出国经历，对比中西方，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想说，西方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应该拿来使用，这样我们可以少走弯路。

说到这里，晏阳初就开始对孙伏园讲述这次定县工作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教会农民识字和阅读。

晏阳初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通用字表》。这是1924年平教会的同仁就开始搜集编辑的有关大众语的字表。他们首先从白话书报、旧戏剧、鼓词、《三字经》、发票、传单、告示、菜市账簿、家庭明细账簿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文字，挑出了重复次数最多的3000字，编成通常用到的字表。

孙伏园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组织识字工作者教农民识字，并主编《农民报》。这张报纸1925年就已创办，开头几年的读者基本上是知识阶层，通过这张报纸让他们了解农民的处境。现在孙伏园是要改变办刊宗旨，读者对象也就跟着变，就是办一张农民看的报纸。

这晚叙旧完毕，两个人就开始分别投入工作。

孙伏园在定县乡村住下。

天刚蒙蒙亮，他就和识字工作人员下到各村各户，动员农民前来参加识字班。

那时没有别的交通工具，要去到远一些的村子，大家就骑马。孙伏园后来在他所著的《博野行》一书中，提到同时一起工作的李景汉，说他的骑马水平较高，往往是大家一上路，他一个响鞭，马就得得地扬蹄远去，第一个看不见的就是他。

动员村人到识字班识字，这明明是好事，但工作不那么顺利。人们对识字的热情比不上看戏和唱戏。引吭高歌，让每个汗毛孔都有热情的释放，这是很愉快的事。可是要识字，这往里走的安静，会让人觉得疲累、吃力。拿惯了锄头和镰刀的人说，学识字会让眼眶疼，脑袋疼。

曾经在孙伏园手下工作的老向，1935年发表的《定县的平民教育》记载了识字班开办的艰难：

“费了移山倒海之力，开学了，能来的学生寥寥无几。穷的不能来，忙的不能来，不穷不忙而因为有仇人先入了学的，也不肯来。本来官与兵解决这些问题易如反掌，不过平教会不是官又不是兵”。

再难也得坚持下来。16岁到31岁，这个年龄段的成人教育效果很好。能动员来的，就不要放弃。

农民说，识字有啥用呢！学问大的人，早就跳出土旮旯啦。农民是看天播种，看天收割，祖祖辈辈是看天吃饭。你要告诉他，不识字就不知道啥事情，心里一团黑，来世上不是白走一遭了。农民会反问：你知道世上的事情太多，不是会更难受吗？你再告诉他，识了字，就会自己写告状的状子了，别人就不敢轻易欺负你了。

这一句话倒是说到他们心里了。

在乡下，强势的欺凌弱势的已成了习惯，多少人有理无处说。如果能写状子，至少心理上就有了自己给自己撑腰的底气。拍拍身上的泥土，他们走到识字班。

识字班设在几间破旧的草屋里。树上落下的花瓣，寂寞地躺在土坯墙角。进到屋里，土色的墙壁，因为日久的烟熏火燎，上边是油黑色的斑块。各式的从家里搬来的桌椅板凳整齐地摆放着。

开始上课了。老师在黑板上用白粉笔写一个字，就教大家念一个字，先教拼音，再教文字，再讲意思。字教多了，再连缀出词语。

草屋传来了齐刷刷的念字声。隔壁磨房有人在推磨，这时也停下来，探出头来听。破天荒，乡下人集中在一起识字念书。这声音借着北方的季风，传递到很远的地方。

几年下来，教识字的工作很有收效。刚开始，非识字者占80%，到1934年，非识字者已减少到39%。中国当时有四亿人，不识字者占三亿多，并且大部分在农村。农村有一半的人开始识字了，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消息。

孙伏园已经将《农民报》改为周刊。报纸要办得让农民可以看懂，他提倡使用大众语。

刊登在《民间》上的广告，带着对农民习惯思维的尊重，反复做着这样的宣传：“一展卷准保闻到稻麦香！”

报纸每一期出两张。第一张由编辑同仁撰写，主要内容包括一星期的重要新闻，各种常识和各种文艺。这里的文章讲求文法，全部注音。

第二张报纸就比较有意思了。它采用的全部是农民的投稿。可以使用同音，比如，“出版”可以写成“出班”，照登；还可以使用假借，注音符号，这也不加修改，照登。

其中有这么一篇，说的是某年五月的一天，几个老太太在掰花生种。有个老太太开始讲故事，说：古时候有个老婆子上娘家，走到半道碰上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了她和她的儿子，她说，我赶回家拿合子给你吃吧。她走回娘家，与哥哥说了。哥哥说让我送你去，把她送到半道，说没有老虎，你走吧。

这带着农民鲜活日常生活的痕迹，其中还有许多注音和别字的，令人捧腹的来稿也照样登载，为的是让农民逐渐培养起写文字表达和看报的习惯，并引起兴趣。

报纸的定价很低廉，印得越多赔得越多。但仍然希望有更多的订户。

不理想。订户只有一千多份。实验区内有472个村庄，平均每村有两份报纸。也只能这样了。

投稿的农民有的文章写得不错，如《我国的坏习惯》、《说迷信》、《早婚的害处》等等。这些选题，已相当有层次了。

晏阳初这样概括这张报纸的意义：“农民周刊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使农民发抒舆论，唤起农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养成农民读报的能力和习惯，和给予农民练习写作的机会”。

日子就这样忙碌而充实地过着。定县日益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

这年的年末，俞平伯和周作人去到定县。孙伏园去接他们到自己的住处歇息几天。孙伏园仍然要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这是1934年。

孙伏园领着俞平伯和周作人四处走着看着。他们先到牛村访了吴雨农村长，听他讲了生计改进的情况；再到陈村，拜访了在那里办教育事务的张含清先生。然后，又去参观托儿所、保健院、农场、平民学校等。

四天下来，喜欢捉笔的周作人后来写作的《保定定县之游》一文中，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自己对于平教会很有一种敬意。它的一个绝大特色，是它认识了工作的对象是谁，这就是农民。而这些农民，又不是空想中的愚鲁之人或英勇人物，而是眼前生活着行动着的农村的住民。他接着又说，平教会的最大特色，是知道农民现在想要和不想要的东西。而他们为普天下所不能及、却又是了不得的，是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而后动手去做。总之一句话：“平教会知道而且为农民谋衣食，真真是为世稀有者。”

孙伏园间断地回上海看一看。

他没有否定那些在亭子间仍然坚持文学事业的朋友，只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往逼回自己内心的路上走了。郁达夫情绪仍是低靡。他已经到了杭州，想过隐居的闲逸的生活。其他人，在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之争中弄得面红耳赤。他也很是倦怠这种笔墨官司了。

他依旧敬重的鲁迅，仍在荷戟坚持守夜。只是先生咳嗽得更厉害了。

叶圣陶开了一家开明书店，也在中学任教。依旧是一身布衣、光头，但精神显然是充实。

孙伏园已经由白骨头变成了黑骨头。他的灵魂也已经由纯净变得驳杂。他对高高在上的胡适谈不上有太多亲切，可胡博士的那句话他还比较欣赏，那话是：

“悲观与灰心永远不能帮助我们挑那重担，走那长路！”

但见长路之上的定县，盛开着摇曳的刺玫，躲开打打杀杀、动荡不安的野风摧折，在山涧、在石缝中，怀着耐心和安静，循着缓慢渗透的规律，绽放独特的经验之花。

1936年10月19日，孙伏园敬重的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他哀痛不已，从定县匆匆赶往上海。他想到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为鲁迅先生拟的挽联是：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梦》、万众《彷徨》。

1949年后，孙伏园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1966年去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