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平
来源：党的文献
为了重温历史深处的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行者的智慧、胆识与创造，《党的文献》选登了1921至1923年间毛泽东的几篇文稿。这些文稿，展现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调研（如《省宪下之湖南》）、对时事政治的思考与评论（如《北京政变与商人》），还有对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团工作的推动和领导（三封书信），以及在湖南领导开展的党的组织活动的情况（如《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建党初期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是他革命足迹的生动记录和历史见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党成立后的革命工作如何开展，会议不可能提供具体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想办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不例外。《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是反映作为湖南党代表的毛泽东通过培养干部来开展革命工作的历史文献。
（一） 从《宣言》看湖南自修大学的办学宗旨（二）《宣言》全文2000余字，言简意赅。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为什么要创办自修大学？第二，自修大学的性质、宗旨及其研究方法；第三，为什么要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第一个问题是《宣言》的主体，即第一、二自然段。为什么要创办自修大学，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或者说与人们所希望的教育相去甚远。《宣言》开门见山地指出：“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主要指其研究的内容“‘八股’干禄之具”“只是一种玩物”，算不得正当学问。关于学校的坏处，文章论列了三条：一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这种蔑视学生人格，不尊重个体差异的教育“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是学校的最大弊病；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导致学生“神昏意怠”而不能用“心思”“自动自发地的研究”。学校的这三点坏处，正是书院所没有的，因此“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学校的唯一优长是其“‘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创办自修大学就是为了规避两者的弊端而取其优长，“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如果说自修大学只是汲取书院和学校的优长，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新制”，更关键的是，它还有超出书院和学校之上而“独有的利”，这正是书院和学校“共有的弊”，也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的区别。关于书院和学校教育的“非平民主义”，《宣言》阐述了三条：第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由此导致很多有志青年失去求学机会；第二，“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导致“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较远；第三，“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没钱的人想上大学，犹如“野猫子想吃天鹅肉”。而自修大学正是“力矫这些弊病”，为一般平民和有志青年所开设的教育机构。“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创办自修学校是青年毛泽东的夙愿。早在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信中就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1920年因开展驱张（敬尧）运动，毛泽东离开长沙到北京、上海。3月14日在北京致信周士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5页。）6月7日又于上海给黎锦熙写信:“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在长沙岳麓书院组织开展“工读”试验，提出“新村”计划，虽因各种原因或中断或未落实，但都体现了毛泽东对创办自修性质学校的一贯思路和满腔热情。
（三） 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顺应了中共一大召开后的革命形势与要求（四）《宣言》中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是为了满足“三千万湖南民族”“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是为了“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不过，不论是为了教育、文化，还是为了个性、人格，还不是毛泽东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全部理由。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毛泽东等人不可能公开尽言其想法。即便如此，《宣言》在当时仍不能即刻发表，正如自修大学事务主任易礼容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正要打入社会，恐怕社会接受不了，所以没有发表。”事实上，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除了上述基于普通教育的办学宗旨和价值追求外，还有更为深广的时代背景和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
从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宣告成立，相距时间仅两年，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很有限的，与党的奋斗纲领所提出的要求存在诸多不相适应之处。因此，抓紧培养党、团革命干部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就成为党面临的重大任务，这在党的一大召开后显得尤为迫切，湖南自修大学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革命形势和实践需要而创办的。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的400银元社务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贺民范为自修大学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毛泽东亲自书写“湖南自修大学”校名贴在木牌上，悬挂于船山学社大门口，他执笔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8月16日—20日湖南《大公报》连载，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后来发表在1923年3月25日的《东方杂志》。在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支部（后称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湖南自修大学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和领导干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湖南自修大学的招生对象、研究内容及社会实践关于招生对象。
《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为冲破“学阀”对学术的垄断，湖南自修大学实行平民主义，使无钱的贫民能够入学。学生入校不收学费，寄宿只收膳费。与一般大学不同的是，自修大学要求学生必须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如毛泽东在《宣言》中所说：“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这一思想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阐述的更为直白明了：“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自修大学虽然对招生对象的知识储备和经济基础门槛较低，但对其思想觉悟和社会理想却要求不一般，“改造社会”的教育目的和价值追求昭示了其鲜明的革命性特征。因此，自修大学的学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第一个报名入校的是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共产党员夏明翰。据史料记载,到1923年3月在籍学友共30余人，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李达、李维汉、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博、陈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锡瑞、刘春仁、戴晓云、刘大身、郭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昌钰、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参见孙海林：《毛泽东早期干部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研究》，《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6卷第2期。）
关于研究内容。关于自修大学的研究内容，《宣言》明确提出：一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二是“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所谓自己研究，就是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数科均可。当时主要开设了文、法两科十多个专业，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等，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所谓共同研究，主要是为促进学术争鸣、辩论、商榷和探讨，学校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如哲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等。为便利学友学习研究，自修大学将船山学社藏书楼改为图书馆,大量添购书刊，仅1921年8月—12月就购置书刊400多种，计1000多册。当年学友们学习研究过的进步书刊文章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导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帝国主义论》、《殖民地问题提纲》、《物种起源》、《阶级斗争》以及党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显然，自修大学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与普及，注重通过学习经典著作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时通过研习党的纲领、宣言，增强有志青年探求国家前途、把握民族命运的社会责任感。
关于社会实践。从理论到实践，由抽象而具体，自修大学不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和曾担任过自修大学校长的李达于1923年创办了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月刊。其发刊词开宗明义提出：“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以犀利的文字、战斗的风格鲜明地阐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李达、李维汉、罗学瓒等也纷纷在《新时代》发表文章，或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或探讨、分析中国革命的出路及其发生、发展趋向等。
走出校门，投身革命，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帝斗争，是自修大学学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指导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许多学友兼任了长沙各工会的秘书或群众团体负责人。毛泽东曾兼任长沙铅印活版、粤汉铁路总工会秘书、代表，担任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夏明翰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编辑部主任。易礼容、罗学瓒、毛泽民、郭亮等分别兼任过长沙人力车、织造、泥木、笔业等行业及粤汉铁路新河、岳州等处工人俱乐部秘书。他们发动和组织了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取得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泥木、理发、笔业、缝纫、铅印活版、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罢工的胜利。通过实际斗争，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锤炼了革命意志，培养了革命精神。这种学习与斗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是自修大学能够培养出杰出领导人才和革命干部的重要原因。
（五） 湖南自修大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湖南自修大学的名声与活动威慑着军阀赵恒惕的反动统治。1923年11月,赵政府以“该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封闭了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历时两年多的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如李维汉、易礼容、罗学瓒、陈赓、贺尔康、毛泽覃、陈佑魁、高文华等，都是在中国现代史、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痕的革命志士。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是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的生动实践和大胆试验。自修大学创立之初即引起巨大轰动，湖南、北京和上海的教育界、新闻界给予高度评价。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发表于1922年《新教育》杂志的《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一文中称赞：“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的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欢喜得了不得”，自修大学“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后成为国民党元老和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的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新时代》发表的《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中评论说：“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所独有之希望。执此以热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践之先导。”一句“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足以见出湖南自修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中的独特地位与革新意义。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典范，开创了党的干部教育的先河，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中举足轻重。湖南自修大学是当时全国范围内第一所公开教育青年干部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学校，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培养干部的摇篮。何叔衡后来曾这样评价，湖南自修大学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体师生“好比是酒药子”——革命的种子，“酒药子”“各处去发酵”，革命事业就可以生根开花。1922年入自修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湘南革命斗争主要领导人的陈佑魁，曾于1923年1月25日在《大公报》撰文指出：“我觉得自修大学确实是应时运而生的，是教育界前途一线光明，是二十世纪不能免的产儿！确实负有最尊严的使命，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价值！”1928年，年仅28岁的陈佑魁英勇就义，以自己年轻而壮烈的人生为湖南自修大学培养造就革命干部的根本宗旨作了最生动的注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毛泽东把握时代脉搏，首创第一所宣传党的宗旨、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学，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革命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党都始终重视干部教育和学习。从中央苏区的“三大名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和红军大学）到延安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建的30多所干部学校，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设了完备的干部教育的体制机制，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90年前，毛泽东等通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创造了成功先例，也为中国革命的扬帆起航注入了强劲动力；90年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从实践到理论、从教育教学到体制机制不断发展、创新并走向规模化、系统化、专业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破浪前行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干部人才和有生力量；90年过去了，党中央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党的战略任务郑重提出，不仅体现了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推进党的建设，并向宏伟战略目标奋进的时代紧迫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明确昭示和庄严承诺。
〔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17〕 |
发表于 2011-2-14 18:0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