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一本“日军全亚暴行历史”的迫切需要

布袋和尚

侯孟沅



　　时下，南京大屠杀对现代文化、政治界以及中日关系仍然有巨大影响，但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尚未对之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显而易见，关于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侵华暴行的学术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数量上都远远低于关于对纳粹欧洲暴行和犹太大屠杀的研究。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日军暴行历史史料受限制这一问题（至今，许多在日的档案馆是封闭的），另一个原因我认为可归于目前从事南京大屠杀和日军暴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主观上的不情愿或犹豫。西方不少关于中国史和日本史的基本读物都反映了这种不情愿和犹豫。

　　南京大屠杀对中日历史的重要性无人能否认，但若阅读英文版的《剑桥日本史》和《剑桥中国史》，我们可能不会有这种印象，例如前者根本没有提出南京大屠杀（“到12月中，国民党首都南京已为日军所占有和奸淫掳掠”，接下来它却转而陈述1938年1月发生之事，对南京大屠杀的细节不作更多讨论）。后者为读者提供了较多解释，但仍然给人有很强的不足之感：“在七个星期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中，至少有四万二千中国人被残忍地屠杀，其中有许多受害者被活埋或以汽油活烧，且大约两万妇女被强奸。”

　　问题是，这两本非常重要的书都没有探讨南京大屠杀或日军暴行的动机和缘故。再举一例，美国哈佛大学2000年“抗日战争中美日合研会议”的组织者明确地将南京大屠杀与日军暴行两个话题排除在研讨会允许讨论内容之外，看来组织者担心若在会议讨论中包括“日军暴行”这样的话题，会造成一些充满情绪性的争辩。但即使题目敏感，就情绪角度而言具有巨大难度，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避免此方面题目的研究，也并不表示我们无法对它进行更加完整的研究。

　　南京大屠杀史学中最重要但同时难以回答的问题乃是：日军在华的惨绝人寰行为可追溯于何故？许多日本和西方学者强调，日军的暴行问题是战争时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暴行问题，并非是日军的个别行为。换言之，这些学者一口咬定，任何战争——无论士兵来自何国，无论打仗理由是什么——均会出现类似南京大屠的对非军事人员的虐待行为。

　　这种解释方法恐怕忽略了日军暴行的特征。试举一例，日军强奸暴行的残酷性、数量以及规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参战方迥然不同，日军系统性地鼓励日本士兵强奸妇女，使强奸行为制度化。根据Frank Gibney（一位当时参战的美国军官）的描述，南京大屠杀发生几年之后，他在冲绳岛一些被美军攻占的日军商店找出不少日军发给其士兵的安全套，其包装纸上有一个正在以刺刀攻敌的日军士兵图片，图片以下的说明为：“Totsugeki！”（前进！）。Gibney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毫无疑问，日军的领袖不但知道强奸问题普遍存在，他们甚至积极鼓励其继续。其次，Gibney所形容的安全套也可以显示日军强奸暴行的系统化与制度化，当时一定是程序化地生产这种安全套，包括了从选取和设计在日军眼中最适当的图片与文字说明、到拨付经费与原材料资源、再到委托生产工厂及批发商这一整套流程。当然，安全套的设计也必须得到日军高管甚至日本政府的官方首肯和许可后方能向士兵发放。

　　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强奸暴行者不仅是日本，纳粹与苏联士兵皆有实行强奸之罪，但在他们行为中无法找出日军强奸暴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安全套这一证据、南京大屠杀以及机构化的全亚慰安妇网络。苏军入德时的抢劫和掠夺罪行有凭有据，但其总体残酷性不及侵华日军，日军强奸妇女后往往会以极为残忍和变态的方法杀掉受害者，苏军往往不会故意杀掉受害的德国妇女，根据史料，苏联士兵是为了要证明他们不像纳粹士兵那么野蛮。

　　这种比较研究亦导致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日军罪行确实有自身特征，则到底为何与他国的不同？当时日本社会特有的一些元素是否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提出类似问题的目的并非要谴责日本文化或全部日本公民，更不是要从人类学角度将日本人笼统地概括为一种特别暴力的种族，而是要使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领域到达一种更加严谨的境界。

　　总之，我们应该如何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我们必须要进行更多比较研究，不仅要研究当时主要参战方的政治、军事、社会与文化背景和状况，也必须仔细地研究德军、苏军、日军等暴行和罪行的细节，尤其需要借助心理学及刑法学的研究镜片，以了解当时犯罪士兵的意图。其次，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概念：南京大屠杀只是日军在全亚洲实行的暴行之一，在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存在很多“南京”，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据我所知，至今尚未出版关于日军在全亚洲暴行较为完整的历史著作，这样的著作要求能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和解释日军对华、韩、菲以及其他国家和美、英、奥等国战俘的虐待，并继承高兴祖与张纯如为代表的研究精神与才华。

　　这类著作既可向读者提供更加全面地了解日军暴行的机会，同时也可汇集多样的第一手历史史料。当然，实施这种比较研究项目存在一些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障碍乃是语言，因为它要求作者必须掌握汉语、日语、英语或俄语等，但是此挑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这样的研究项目自然会欢迎不同学者的参与，一支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学者队伍亦可提高这样的著作的信誉。最重要的是，这类著作也可以将南京大屠杀置于历史背景和日军全亚洲暴行的历史叙述之下，从而避免把南京大屠杀视为一种历史异常的危险。其实在美国已出现此问题，虽然愈来愈多人对南京大屠杀有所认识，但他们只把南京大屠杀视为日军在华的唯一罪行，不知日军在南京所实行的大屠杀其实不是一个例外，在抗日战争和日军在全亚侵略行为中不幸是一个常见现象。

　　我认为对这类著作的关注已经刻不容缓，因为最重要的证据——各地的日军暴行幸存者——已开始渐渐逝去，犹豫不仅会造成许多个人悲剧，使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些幸存者的故事，使其证词被置于默默无闻和沉默中（即张纯如所形容的对受害者的“第二强奸”），而且也算是一种学术悲剧。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