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朱镕基答记者问》没“内幕”

布袋和尚

来源：《新京报》


　　9月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正式在全国公开发行。同一天，首次印刷25万册的该书再次加印。退休后一直低调的前总理朱镕基，以出书的方式再次走到了公众面前。新书出版的缘由是什么？有哪些“内幕”？书中的内容对今天的改革有哪些价值？怎么看待领导人出书？本报专访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朱镕基一直“低调”，为何突然出书

　　新京报：1990年5月5日，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有资格出版的单位仅限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其他出版社不得参与。《朱镕基答记者问》为什么选择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书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基本上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选择在我们这里出版也是最权威的。现在正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中央把我们确定为国内唯一一家公益性出版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党和国家的文件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出版等任务。因此，《朱镕基答记者问》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正常的选择，也符合规定。

　　新京报：《规定》称，凡写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书稿，在报送新闻出版总署之前，须先由出版单位征求本人意见。书稿是否经朱镕基本人看过？他有什么意见？

　　黄书元：因为是署名出版，朱镕基本人审阅了全部手稿，但并没有提特别多的意见，只做了少量的文字更正。我们在该书的前言中也提到，中央领导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本书给出了指导意见。其实所有审过的人都没有提什么特殊的意见。

　　新京报：据媒体报道称，朱镕基退休后，一直很“低调”，这次新书出版的缘由是什么？

　　黄书元：朱镕基任总理时，每次人大会后的答中外记者问，老百姓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节目来观看，影响确实是非常之大。在朱镕基退休后，不少人在一起聚会或聊天时都谈到这件事，也有很多同志反映这么多的“答记者问”都很精彩，但是查阅起来比较麻烦。平常还有读者打电话或写信给我们，希望人民出版社出一本这样的书。我们把这个信息告知了朱镕基，得到了他的回应。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是应广大读者要求出版的这本书。

　　其实，朱镕基一直都是很“低调”，包括这次出书。比如现在的宣传，我们提出书出版了能不能和读者见见面，或者是签签名，他都拒绝了。再比如，我们曾经想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一个座谈会，邀请朱镕基和未来的记者们之间搞个交流，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也不允许他的部下参加，仍然是非常低调。而对出书，他也是任由读者评价，自己不作任何评价。

　　境外演讲为何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新京报：朱镕基有些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以及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是不是说当时不适合公开，现在可以公开出版了？

　　黄书元：这个事我觉得要这样看，当时也没有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受外媒记者采访的内容不适合公开，因为对外国记者都可以谈，对中国记者、对中国人民肯定是不应保密的，对国外都谈了嘛。何况当时也没有说在境外发表的这些演说是保密的，从来没有。

　　事实上，那时这些演说有很多已经在媒体上报道，只不过国内报道时把他的答记者问进行了归纳整理，内容意思是一致的，只不过没有把这些采访内容在报纸、杂志全文发表。哪有对外国人都能谈，反而对中国人不能谈的道理，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新京报：我注意到，书中收入的是“回答记者提问和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没有收“全部”的原因在哪？

　　黄书元：收录“部分”演讲和答记者问，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一点，由于朱镕基是在各个地方、不同国家答复不同的媒体记者，而这些记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提的问题往往是一样的。他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难免有重复的地方。我们在编辑时把重复的东西删掉了。除此之外，没有删掉更多的东西。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他的“答记者问”材料的收集整理，这是首次。尽管材料的来源渠道比较宽泛，包括凤凰卫视、外交部等不少部门给提供，但是难免会有遗漏。事实上，从选题确定，到现在出书，历时三年，费尽周折，仍不敢说收集到了全部的内容。鉴于此，我们在书的“前言”中只能说是“部分”，还有些材料没有收集到。

　　新京报：有没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因为敏感而删掉的？

　　黄书元：编辑过程中，好像我们还没看到有什么特别敏感的内容。因为他的答记者问几乎都是公开的，在境内外都是在公开的场合答记者问，所以基本上没有特别敏感的话题。你要看到，他的答记者问，不是小范围几个人在一起谈，也不是在某个会议上谈的，这都可能需要保密，但是对记者的提问，哪个记者来给你保密呀？特别是境外记者，如果删去可能传播得更快。

　　因为面对的是媒体，特别是境外记者，可能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不会给你保密，都会如实报道。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新京报：此前您接受采访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朱镕基答记者问》的出版，对于我们解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严峻形势下的困难和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黄书元：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的理解，感到朱镕基在经济方面的经历，对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有所借鉴。当下的金融危机和1998年前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有一定雷同的地方，而朱镕基一直都是主抓经济工作的。从1991年到2003年，他这一段时间从副总理到总理，经历过了金融危机、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内容，对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还是值得一读。当然，这里有经验肯定也有教训，那么，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因此，我们主要是把朱镕基的答记者问，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对当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主要应对情况更了解。特别是在当时的危机中，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和世界如何看待中国，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野，以有助于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领导人出书也是满足公众知情权

　新京报：经您的手，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领导人出版物都有哪些？

　　黄书元：我到人民社7年了，先后经历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这两个党的会议重要文件的出版，中间还有《江泽民文选》、《胡耀邦传》，还有胡锦涛的每一次重要讲话等有关书籍。

　　新京报：您怎样看待领导人出书现象？

　　黄书元：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面对的是新闻媒体，而且不是一个媒体，是所有的媒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参与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很多重大的决策，重要政策的制定，他们在任的时候积累了很多重要的经验，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很宝贵的财富，非常有必要留给后人，因此出书把这些财富记录下来，对后人确实有很好的启迪作用，我认为这是个好事。

　　另外，领导人出书，把很多当时重大决策的情况公开了，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决策的透明透，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新京报：在前两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请了一些媒体方面的学者，是不是可以说，《朱镕基答记者问》的出版，对官员和媒体都是一种启蒙？

　　黄书元：从一个侧面看，可以这么说。一方面，各级党政干部都要有很好的工作能力，但是，在如何面对媒体问题上，确实有不少领导干部，不习惯也不知道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尤其是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比较集中的表现出来，一些没有经验的领导面对媒体的监督往往容易手足无措，要么一味地隐瞒，封锁消息，要么到处进行公关，要么干脆躲着媒体，结果让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严重化，甚至一些地方还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朱镕基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到，不少国外媒体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很刁钻，有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敏感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但是，不管在什么场合，媒体记者的发问和其他人员的发问，朱镕基的回答都很巧妙，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与幽默，体现了他驾驭局势的能力，也展现了一位大国总理的人格魅力。而这些，对当今领导干部能力的提升，就是一本鲜活的教材。

　　另一方面，《朱镕基答记者问》对于广大新闻从业者来说，也会有很多启迪。对于记者来说，怎么提问，也需要高超的技巧。就像前不久，北京电视台出现的“毒舌门”事件，原因就在于易中天嫌记者不会提问。同样是记者，该怎么提问，就是一门学问。采访朱总理的，几乎都是这些国外媒体的资深记者，他们是怎么提问的，总理是怎么答的，通过这些提问，可以了解到传媒的操作，这都是很好的启蒙教材。

　　新京报：2001年以来，杨尚昆、李岚清、李鹏、钱其琛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书，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您认为这种趋势说明了什么问题？

　　黄书元：保守地说，《朱镕基答记者问》我们预计发行会突破一百万册，而这是在“低调”的前提下，没有做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作者的签名售书等活动的前提下。从目前反馈的情况看，该书在发行的第一天就登上了当当网、卓越网和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图书大厦的排行榜第一名，这充分说明了民众对这方面的图书是很期待的。而领导人出书升温的大趋势，也说明了满足民众知情权的重要性。

　　（时事访谈员　王爱军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