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 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布袋和尚

余杰



          斯大林去世前夕，一场政治迫害运动又拉开了序幕：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斯大林的新宠、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突然死于心脏病。斯大林亲自批示调查这起犹太医生的“谋杀计划”。此后四年间，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因为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的突然死亡，这场新的迫害才戛然而止。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布伦特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合著的《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即是对这段幽深的历史隧道的第一次“探险”——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的性质类似于地理探险。这样的“探险”是必要的。“纳粹猎人”之誉的维森塔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战犯，先后将一千多名潜逃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有人感到好奇，他为何不开始新的生活，而将人生与那段黑暗而恐怖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呢？维森塔尔在自传中写道，一九四四年，一个党卫军军官对他说：“你想把集中营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是对的。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疯了，甚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除非他们亲自经历，否则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为了否定这名党卫军军官的判断，他便将后半生投入到这场艰苦卓绝的事业之中。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维森塔尔颁发勋章时赞扬说：“我们应当加入维森塔尔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这就是历史与记忆对于人类的意义。

　　在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中，希特勒早已臭名昭著，而斯大林无论在俄国在西方都还有一定的迷惑性。一九三三年，当大饥荒在苏联大地上蔓延，数百万人悲惨地死去的时候，《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第却在报道中说：“不存在什么饥荒或者类似于饥饿的现象，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他因为这样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一九三八年，美国大约一百五十个娱乐工业中的显赫人物，签署声明支持“近来莫斯科几次审判”，赞扬这些审判具有“压倒性的大量证据，确定无疑地使被告有罪的推测得以成立。”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宣称，在苏联，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其实在无神论统治之下，苏联根本没有宗教自由可言。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布利特对罗斯福坦率讲了苏联的本质，也讲了斯大林本人，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德黑兰会议前夕，罗斯福却回答说：“我只是有一种直觉，斯大林不是那种人。他是一位行为高尚的贵人，他会和我合作，以成就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这些人如果看到《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他们的观点会因此而改变吗？他们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好感”还会继续下去吗？

　　这是是一本将斯大林请下神坛的著作。尽管这两位作者在结束全书时谦虚地表示“在对斯大林的‘医生阴谋’这个巨大迷宫的调查中，我们仅仅到达了深渊的入口”，但由于他们对最新获得的大批秘密档案——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史档案、俄联邦安全保卫中心档案和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的引用、分析和比较，使该书不时带给读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叹。两位作者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对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研究，所以这本书不单是晚年斯大林的“专史”，而且是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的全景式扫描，并“为二十世纪的灾难文学作出了无价的贡献”。

　　苏联的反犹运动堪比德国纳粹

　　布伦特和诺莫夫两位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反犹主义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突发异想，它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种族主义传统；反犹主义也不只是纳粹独有的意识形态，它在斯大林那里同样是一记“杀手锏”。犹太人的厄运并没有随着纳粹帝国的灭亡而中止，苏联和东欧的数百万犹太人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仍然被当作“贱民”和“人质”。该书记录了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作为苏联国家政策的反犹主义——苏联的反犹运动，与纳粹同步且持续到五十年代，其规模比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这场人间悲剧却被遮蔽在冷战的铁幕背后，并没有像纳粹那样被曝光和揭露。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许多犹太人热情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事业，革命领袖中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诸多犹太人，被新政权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直到今天，西方世界中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班底，也是以犹太人为主。但这些事实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对犹太人的蔑视。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的反犹主义摇身一变成为反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斯大林与希特勒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一九四一年，随着德国对苏联的突然入侵，斯大林只好暂时收敛起反犹思想，允许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组建反法西斯组织，接受西方国家犹太人组织的捐助。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势力急剧膨胀，斯大林又重弹反犹老调，继承希特勒未竟的事业。

　　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属于高加索人的格鲁吉亚人是遭受歧视的少数族裔。然而，吊诡的是，斯大林却是一个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对寻求民族独立的格鲁吉亚人的镇压从来不曾手软，更对犹太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变态的心理，也许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包括对矮小的身材和丑陋的外形的自卑有关。当然，当反犹主义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又包含了斯大林巩固权力、打击政敌的意图。斯大林最大的政敌托洛茨基便是犹太人。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苏联，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斯大林玩弄的宣传口号中有两个常用语——“阶级至上”和“民族光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在为所译之《怎样研究苏俄》一书作的注解中指出：“近代的极权戏，不是以‘阶级’作班底，便是以‘民族’为赌本。‘阶级至上’与‘民族光荣’都是具有慑服力的旗帜。现代民主自由的社会没有看见这些旗帜。因为，民主自由社会所注重的是一个一个的人。凡超越有血有肉的人，而径直高唱‘阶级’或‘民族’者，背后常藏有不可问闻之动机。”在斯大林这里，“民族光荣”之民族，显然不包括犹太民族在内。

　　一九四七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社会从上到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纳粹刚刚覆灭两年多，斯大林便拾起了希特勒的牙慧。《真理报》上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犹太人的思想和文化破坏了俄罗斯的“纯洁性”，指责犹太人是不会效忠苏联的西方间谍，一旦苏联与美国开战，都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成千上万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导人、军官、公务员和商人被传讯，失去职位，被公开嘲弄、辱骂、威胁，甚至监禁，许多人被处决。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德军围攻莫斯科的危急时刻，斯大林并未命令将莫斯科艺术学院内的瓦格纳肖像取下来；而在五十年代初，犹太作曲家门德尔松的肖像却被从艺术学院大厅移走。

　　日丹诺夫的突然死亡，成为斯大林将反犹运动升温的绝佳借口。就像此前斯大林利用基洛夫、高尔基等人的死亡，制造一环扣一环的冤案来清洗政敌一样，此刻他又故伎重施。负责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犹太医生们纷纷被捕，四个规模空前庞大的集中营动工兴建，莫斯科街头巷尾都在传说领袖要将所有犹太人都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甚至还发生殴打排队买食品的犹太妇女的浪潮，“对医生们的审讯计划在三月进行，但是到二月，许许多多甚至连牲口都不适合住的牢房被草草建成了，围绕莫斯科的那些专用铁轨上满是货运列车，大城市的民兵总部正在列出要驱逐的公民的名单——那些具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犹太血统的人。”

　　这次种族清洗不是领袖的心血来潮，正如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密闻》中所指出的那样：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是打算建立一个绝对服从“当家的”的一统社会，并为国家作战争准备；而一九五三年计划的清洗也有同样的目的，意味着恢复被战争损害的纪律，使逐渐消失的恐惧感重新笼罩全国。尽管苏联的犹太人早已归化，对斯大林的统治并不构成威胁，但他就是要通过对犹太人迫害来向西方释放强烈的信号：我是一个比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一九五三年二月，斯大林最后一次出席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猛烈抨击那些担心西方对医生案件反应的战友们，辱骂他们是“瞎眼猫”，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惊恐万分的话：“我们谁都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只是因为死神迅速降临，才使斯大林的战争狂想曲未能奏响，否则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是人类的一场浩劫。

　　斯大林企图利用反犹运动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对内是树立“敌人”的靶子，获得党政军系统和老百姓对“伟大领袖”的支持，进而彻底清除残存的老战友们。他亲自指示审理犹太医生案件的特务头子：“如果医生们不从实招来，你就到他们现在呆着的地方去。”所谓“从实招来”，便是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久经考验”的政治局委员们统统网罗其中——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这四位老战友再也没有被邀请到其别墅去，斯大林已经将他们看作“死囚”。对外则是故意挑起西方对苏联的反感，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既然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么打击犹太人，就会疼在美国主子的心上。如果西方由此掀起新一轮的反苏浪潮，那么就趁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场可耻的反犹运动是苏联历史上被遮蔽的一页。即便是索尔仁尼琴这样挺身反抗暴政的文豪，也对犹太人的遭遇关注甚少。西方学者获得的信息更是残缺不全。直到今天，俄国当局亦不曾向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犹太人公开道歉。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残余分子、搜集受害犹太同胞资料的维森塔尔指出过：“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防御机制。”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所从事的事业与维森塔尔是相同的：不仅是哀悼无辜受害的逝者，更是要将产生暴政的机制彻底埋葬。

　　人们对斯大林的“怕”远远多于“爱”

　　十月革命之前半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先知般地预见到了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将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国度。在《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中，作者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在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下，其安全机构从主管到喽啰们是怎样地卑劣、残暴和道德败坏，该书用无数的细节回答了后人关于“魔鬼是怎样炼成的”和“凯撒王国是怎样建立的”之疑问——制造“犹太医生”冤案的命令是由斯大林亲自下达的，实施者是国家安全部的将军和侦察员们；一个大魔头之下，有成千上万小鬼为之效劳。该书细致地梳理了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斯大林与苏联的政治制度之间“鸡生蛋、蛋生鸡”般的复杂关系。“犹太医生”冤案是斯大林个人基于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矛盾心理状态而制造出来的闹剧，却被各级党政官僚、军队、安全部门、宣传和教育机构忠实地执行；看到自己的命令畅通无阻地得到贯彻，使得斯大林越发自信和狂妄，更加变本加厉地展开其杀人计划。这一恶性循环遂变得不可收拾。

　　斯大林是怎样成为苏联帝国的“当家人”的？这样一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没有尊严感和道德感的流氓，是如何成为“不朽的导师”的？或者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方式提问：“为什么数量巨大的人们，在体力上占有优势，却要一致同意服从一个人或者一小批人，如果这些人握有权柄的话？”为什么俄国文化传统中的健康力量，为什么那些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好人”，却无法阻止斯大林作恶？布伦特和诺莫夫通过研究斯大林日益歇斯底里的晚年生活，得出如下结论：“立足于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斯大林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使这个国家脱离合法化的方法。”换言之，斯大林不受国家机器和法治体系的制约，一个人便让整个国家“流氓化”和“黑帮化”。这个领土广袤的大帝国，是斯大林一个人的帝国，正如本书指出的那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里的‘医生阴谋’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它赤裸裸地表明了斯大林的权力不是从国家和它的制度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个允许他操纵国家和国家制度的隐秘的体制中产生的。”斯大林的权力来自于一套比写在纸面上的苏联宪法更重要的“潜规则”。他用催眠的方式巩固绝对权力，“医生阴谋”案件正是他实现催眠的最佳材料。

　　斯大林没有朋友，所有人都被他看作潜在的敌人。他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借他人之手来完成。他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心领神会，随即下令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严刑拷问出来的，其中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的供词迟早都用得上。材料立即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审查并给出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他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干部。”在此过程中，他是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晚年的斯大林更加密集地逮捕亲人、故人以及身边人的家人，他越来越多疑，他要以此来考验他们的忠诚，考验他们的忠君感情。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加里宁、作为外交部长和政治家委员的莫洛托夫、以规划莫斯科城和修建莫斯科地铁而获得声誉的老战友卡冈诺维奇、每天都在他身边忙碌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于自己家中发生的灾难只能不露声色。斯大林在观察他们的行动，对于他们不发怨言感到满意。斯大林下令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勃·索洛蒙洛芙娜逮捕，最终将这位可怜的妇女、两个孩子的母亲枪毙了。可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都在斯大林身边连续工作十四至十六个小时。这种令人震惊的不道德的残酷行为，表明斯大林离正常的人性多么遥远。在这位伪君子的假面具后面没有任何神圣、高尚、正派的东西，他在酷似恐怖影片的生活中高超地扮演了许多角色。

　　晚年的斯大林本应是一名呆在精神病院中的病人，这个病人却主宰着国家的命运：他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坏人，全国上下便一起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坏人；他说这个亲密战友是美国的走狗，全国上下便一起说这名革命元勋是美国的走狗，这就是《动物庄园》里出现过的场面，这就是绝对权力的可怕——“权力自己在播种恶，常常成为恶的由来。因此就需要有新的权力，以为此设立界限。但随后，为恶的权力的统治设立了界限的那个权力本身又成为恶的。这以循环是没有出口的。”斯大林的作恶，践踏了民主和法治的原则，毒化了社会的精神氛围。他的长期当权以及为所欲为地作恶，表明流氓才是“恺撒王国”的主人。别尔嘉耶夫洞悉了俄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专制主义精神传统，他用“恺撒王国”来定义此种传统。

　　斯大林将个人崇拜推展到顶峰，然而，人们与其说是“爱”他，不如说是“怕”他。让民众“害怕”的统治其实无比脆弱。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分析说：“斯大林的生与死证实，作为个人专政表现形式的独裁在历史上是非常脆弱的，它会随着独裁者的死亡而灭亡、消失。斯大林永远不能也不愿明白，真正自由的社会不是一个人居于顶端的金字塔的底座，而是每个人都能自主地参加选择本身命运的联合体。”由此，英国哲学家波普乐观地断定，独裁者和独裁制度必然败亡是历史规律：“所有的独裁者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手段来更替政府。独裁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斯大林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死去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便在苏共二十大上发布秘密报告，苏联社会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

　　自作孽，不可活

　　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苏联历史时沉痛地指出：“斯大林主义不仅限于迫害者一方，甚至将那些牺牲者弄得陷入了精神的堕落。”戈尔巴乔夫宁愿失去斯大林体制所赋予的权力，也要让国人告别扭曲人性的斯大林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他仍然欣慰地宣称：“直面于亲友的目光，我一点也不感到愧疚。将俄罗斯从恐怖中解放出来，将政治犯解放出来，而且，打破了那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大监狱的铁幕，这一切不正是我艰难地活着挺过来的收获吗？”正是斯大林将这个国家变成了残酷的斗兽场。《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引用了一份官方文件的记载：古拉格群岛中的许多囚犯处于“健康几乎崩溃和心理极度压抑的状况”，这份文件还略带感情地写道：“许多人失去了他们做人的尊严。”这两位历史学家不无感叹地说：“失去‘做人的尊严’的岂止是医生们，这个处于极度的不信任和国家暴力的持续威胁之中的社会，到了文明能够忍受的极限，它破坏了全体人民的‘做人的尊严’，构成了对全球文明的威胁。”

　　撒旦的身边需要一群小鬼的帮助。斯大林最懂得如何驱使小人，将他们榨干之后再消灭掉。克格勃的历届领导都被“当家的”除掉了，可那么多人还在前赴后继地追求这一令人畏惧的职位。斯大林重用许多“戴着白手套的侍者”，比如安全部副部长和专案重案调查局局长留明。留明的一个同事描述他是“半开化的、愚笨的、天性上自我中心的一个骗子，他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把死的说成是活的”，他是一个残酷、狭隘、粗俗、总是心怀恶意的人。他折磨和审讯犯人，甚至包括前老板阿巴库莫夫，第一次审讯这个安全部前部长时，便毫不留情地一拳打在其嘴巴上。留明持续审问那些年迈的医生，导致多人死亡。他不怕同事的谴责，因为“老大哥”欣赏这种残忍。这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农民子弟，这个曾因贪污而被免职的农村合作社图书馆的管理员，刚刚三十八岁就火箭般地升任安全部副部长，他是怎样获得升迁的呢？“他懂得那个更大的官僚政治体制，并且自己完全是他的工具——他的行为反映了这些比他更有权势的人的行为。他的成功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他害怕他对别人作过的事最后落到自己的头上。最终果然如此。”两年之后，留明被逮捕并被处决。

　　维辛斯基也是斯大林重用的爪牙。他身材不高，敦实健壮，戴一副眼镜。斯大林很喜欢这位苏联总检察长的口才。他的长篇大论的起诉书简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部分人在最后的发言中只能对维辛斯基的指控表示同意。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他通常会以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语结束他的宣判书：“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我们幸福的国家的上空，我们的太阳将依然明亮而喜悦地闪耀着它那灿烂的光辉。我们，我国人民，将继续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沿着清除了旧时代最后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进……”如果说希特勒是一名不成功的画家，那么维辛斯基则是一名不成功的抒情诗人，他的宣判书即便是宣判死刑，也写得如此煽情，激起了法庭上安排好的听众们热烈的鼓掌。

　　斯大林亲手打造了整套极权制度，并将权力牢牢掌控在手中；当这套制度僵化定型之后，他本人亦成为牢笼中的困兽。像一手遮天的毛泽东晚年经常感叹“没有自由”一样，斯大林也时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争取“自由”，这不是故作矫情，而是生活的实况。僵化的体制将领袖变成最大的囚徒，领袖是作茧自缚。晚年的斯大林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越来越深居简出。他在会见高级官员时，脸色阴沉，不苟言笑，询问的问题也东一榔头、西一棍子，让人摸不清除他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他故意制造这种高深莫测的氛围。他会突然之间将某人从“近卫军”的圈子里剔除出去，不动声色地将其晾在一边。莫洛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因而惶惶不可终日。这是自凯撒以来帝王们喜欢的伎俩。只有少数与斯大林一起生活的人，才多少了解他内心的想法。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父亲在女儿眼中居然是此种形象，这是何其可悲。

　　古语说得好：自作孽，不可活。斯大林是这样一种“下流人”：他为权力而生，为权力而死。他经常像训斥宠物一样对战友们说：“你们没有了我怎么办？像猫一样完蛋？”然而，像猫一样完蛋的是斯大林自己：当他中风之后摔倒在别墅的地板上时，他最后一刻拥有的意识，一定是上帝对他的嘲弄——正是他亲手制造的“犹太医生”案件，使克里姆林宫的医疗系统陷入瘫痪，甚至使他本人丧失了最佳的疗救时机。杀死斯大林的斯大林本人：他杀死了一批最优秀的医生，当他中风倒地的时候，身边没有医生，警卫不敢不经过中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的同意就叫直接医生。当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接到报告之后，先驱车来到斯大林的别墅，探视斯大林的病情。经过紧张而漫长的讨论，他们才决定招来著名的心脏病医生卢科姆斯基教授。此时离斯大林死去知觉已经十二个小时，最好的抢救时机已经失去了，斯大林的身体已经部分瘫痪，并且丧失了言语能力。而就在医生抢救斯大林的最后时刻，他的同僚们却离开他，去召集会议瓜分留下的权力真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斯大林的最后时刻：“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开始为他按压，想办法恢复他的呼吸。说老实话，我很可怜斯大林，那个大汉完全是折磨他。”

　　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帝国中，表面上是“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崇高理想，事实上却是小人当道、好人遭殃、谎言遍地、良心泯灭。犯罪活动以国家的名义批量实施，魔鬼以救主的姿态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颅。这是一个邪恶的“反义社会”——报纸上的每个词语都必须置换成它的反义词。这样的生活损害了每一个人的心灵与肉体，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无论是沉默者还是反抗者。当我阅读着这血迹斑斑的书页时，暗自告诉自己——我们不能接受魔鬼的诱惑和逻辑，否则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犹太医生们的呻吟与呼喊从囚室的最深处传来，从字里行间中传来，直到今日。

　　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指出，斯大林的一生与死证实了许多永恒的真理。历史的深渊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的深浅，但使者跌落下去的回声可以成为善或恶的呼唤和证明。“我们愈是了解斯大林，就愈是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恶的化身之一。无论多么美好的意图和计划都不能为惨无人道的行为辩护。斯大林以自己的一生再次证明，如果政治不与人道主义结合，甚至美好的、高尚的人类理想也能走向反面。”曾经强大无比的帝国，一夜之间就崩溃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缀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的旗竿上落下的瞬间，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在别墅中倒下的瞬间，具有同样的戏剧性和内在关联性。

　　斯大林杀害了无数医术精湛、心地善良的犹太裔医生，更破坏了苏联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信任感。斯大林未能活到“万岁”，当他死在自己的屎尿堆中之后，赫鲁晓夫开展了“非斯大林化”运动——这场运动随着赫鲁晓夫的倒台被中止，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化”时期才得以完成。在我访问俄罗斯期间，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从未见过一尊斯大林的塑像，而在斯大林时代，其塑像像森林一样布满城市和村庄。我与几名俄罗斯大学士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斯大林杀害的同胞比纳粹还多，刽子手是不会被怀念的。斯大林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臭不可闻的名字——这就是我对历史的信念所在。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初稿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四日定稿   

来源：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