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利改税与“卖光、送光”

学与思

在农业集体经济被“分田到户”搞垮后，83年到84年间邓小平又急不可待地搞了个国营企业的“利改税”。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国营企业的“政企不分”是造成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于是才有了利改税的“改革”。而正是这个“利改税”打开了掏空国营企业，搞垮国营企业，化国营企业为私人所有的大门。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剖析利改税的政治本质，及其后果；在这个剖析之前先来揭露一下邓小平在上述话语中耍的把戏。
邓小平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因为他首先断定了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然后再来说原因。如果你只注意他所说的原因，你就已经在不经意间同意了他“政企不分的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的结论。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政企不分的国营企业”的效率究竟是低还是高。
所谓政企不分，就是指国营企业的计划经济模式。
政企不分的国营企业——计划经济模式——的效率确实低下吗？最近几年有大量网友通过十分具体的数据证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比“改革”年代低。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完全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而“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国外资本的扶植，即所谓“招商引资”、“外资拉动”。如果“改革”仅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其效率能够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吗？可以肯定，没有国外资本的“奶水”，“改革”的崽子很难养活！
其实哪里需要这些数据，只要稍微有一点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知识，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才是真正强大的、高效的经济模式。
直接的证据有两个，最典型的是苏联在短短五十年里就从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被西方资本主义瞧不起的落后国家一跃而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他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而且在科技水平上也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相上下。不要忘记，美国经济与科技以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为基础，曾经远远领先于苏联。苏联能够赶上来，并驾齐驱，就已经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效率高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
同样，中国的经济在毛泽东时代也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邓小平污蔑为“到了崩溃的边沿”，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远比邓小平诚实，他们广泛赞誉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靠自力更生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奇迹！在短短二十七年间，中国从一个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跃而为一个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设计、制造飞机、巨轮、各种数控加工机床、集成电路、大中小型计算机，电子显微镜，以及“两弹一星”的强国。这样的发展速度与生产效率也只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才能找到。
再与日本的发展对照一下。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国时，日本早已能够制造飞机、坦克、巨型战舰，而中国只能生产步枪与轻机枪。而到七十年代初，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科技水平，中国都与日本不相上下。反倒是“改革”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科技又再次落后于日本。幸好胡锦涛上台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其实，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管理模式上很像一个跨国公司。他们都有巨大的规模，都包含众多的行业，都有统一的财务计划，内部都是按照计划生产与销售。所谓市场经济，那是对企业外部而言。那些跨国公司的外部是自由市场，内部是“一盘棋”的经济运作。国营企业也是一样，它的外部是市场经济，内部是计划经济——也是“一盘棋”的经济运作。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主要由两块构成，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不仅这两块之间是“市场经济”，各集体企业之间也是“市场经济”。所谓计划经济有双重含义。首先国家的发展是按照计划来布局的，不论是兴办国营企业，还是新建集体企业，都要服从国家的全局利益；另一方面，在国营企业内部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所有国营企业都是一个“老板”——政府。
之所以说在国营企业内部“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是说在各国营企业之间仍然有独立的经济核算，仍然有买卖关系，只不过无论盈亏都不会影响企业的运作。赢了的部分国家会调走，亏了的部分由国家补上。国家往哪个企业投入多少，完全取决于“一盘棋”的需要。难道那些巨型跨国公司不是这样运作吗？
想一想那些巨型跨国公司在自由市场上与那些中、小公司竞争中的优势吧，国营企业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不是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势吗？没有人指责跨国公司效率低，又凭何指责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效率低呢？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不是效率低下，恰恰相反，其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身为国家高级干部的邓小平说出这样的鬼话，实在是太卑鄙！
就历史事实说话，国营企业就没有效率低下的时期吗？有啊，有两个时期国营企业的效率比较低。一个是大跃进之后的两、三年调整时期，一个是文革前期。刘邓在大跃进时期大搞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搞乱了经济，需要一个调整、巩固的时期，效率自然要低一些。文革的“全面内战”时期，许多企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国家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另外，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计划经济都经历了一个生产效率逐渐降低的过程。导致国营企业效率逐渐降低的原因则是党风、政风的日益恶化。而导致党风、政风的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党与政府的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制衡。这个问题将在后面专门讨论。
戳穿了邓小平“国营企业效率低”的鬼话后再来说说利改税。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国营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运作所产生的利润当然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可以按照全局的需要来统筹使用这些利润。所谓国营企业上缴利润也只是账面上的上缴，所有的资金全部在国家银行手中，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
注意，当邓小平之流在谈到“利润”时，实际上已经确认了国营企业的经营也是商业化运作的，否则哪里来的利润？
按照邓小平之流的说法，利改税首先是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模式，可是我认为利改税实际上是改变了国营企业的公有制属性，使之退化为类集体企业。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出。
首先，利改税后国营企业有了自己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私利”。
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基本上没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私利，企业发展和职工生活的利益完全由国家统一计划来保障。这就为全国范围内既可保障重点，又可平衡发展提供了一种最有力的调节手段。就是这种“一盘棋”模式才使得我国得以在极度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迅速建立起作为国家经济栋梁的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是这种“一盘棋”模式才使得当年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几乎与东部各省不相上下。
另外，国营企业没有自己的“私利”才有可能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技术合作，实现先进设备与先进技术共享。在毛泽东时代各行各业的无偿技术合作，技术共享，无偿的人力、物力相互支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国营经济不论在资金上，在装备上，在技术上全都是所有国企共享的，是真正的公有制。
利改税后企业的发展和职工的福利全部依赖“剩余利润”，企业和职工必然要为争取更多的“剩余利润”而排斥一切非本单位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利益。所有的国营企业都以本单位的利益为中心，就再也不会把本企业的技术与装备无偿地提供给其他国营企业使用，这就大大降低了我们拥有的技术与装备的使用效率。同时，为了在同行业中取得优势，必然互挖墙角，必然增加内耗，必然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
利改税后企业有了独立的生存、发展的权力，有了独立与国家计划之外的意志与权力，“一盘棋”的计划经济不复存在，无序竞争成为国营企业的常态。“改革”后许多国营企业几度一窝蜂地追求高利润行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造成国营企业内部无序竞争，浪费了国家的资源，降低了国家资源与资金的使用效率。
这一切正是利改税后那几年国营企业迅速陷入困境，国营经济迅速萎缩的原因之一。
利改税使得各国营企业“分家”了，原来共享的资金、装备、技术现在被分割到各个国企中去成为“私有”的了。这说明，从资产的所有权方面说，利改税使得国营企业退化为“类集体所有制”的企业。
在利改税前，国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完全由国家利益来调节。需要“你”——国营企业——生则生，需要“你”死则死，需要“你”肥则肥，需要“你”瘦则瘦。利改税后国营企业有了独立发展的权力，国家除了象地主一样“收租”外，不能干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这说明，从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控制能力上说，利改税使国有企业低为“类集体所有制”的企业。
说到此，“改革派”会说国营企业的“大锅饭”恰恰是造成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降为“类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正好可以激励企业的创造性经营能力。
他们所说的“大锅饭”就是指国营企业的公有性质。他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公有性”使得国营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效益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不能激发这些管理者、经营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利改税后企业的管理者的权力扩大了，他们不仅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手中的企业了，更可以从经营企业的成果中获取自己的超额利益，他们的积极性自然就调动起来了。
这是不是个实际问题呢？确实是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越来越多的官员对国营企业的“大锅饭”不满，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越来越低，他们要求给他们更大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从管理、经营国营企业中获得与他们的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与财富。他们要向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CEO”们看齐。——这是站在官僚们的立场看问题。
如果你是站在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的立场上看问题，就立即可以看出，这些反对国营企业“大锅饭”的官员们已经堕落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了，他们不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他们是企图通过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获取个人利益的蛀虫。他们没有管理、经营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只有窃取国家财富的积极性。这些人不想继续走社会主义的路，要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路。
包括苏联与中国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们都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先后腐败了，他们都先后堕落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昔日的革命者腐败、堕落呢？“改革派”会说这不是什么腐败、堕落，而是回归人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小岗村就是他们的旗帜。他们认为只有利益是值得追求的东西，作为国营企业的管理者的人们如果不能从企业中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他们就不会有工作的积极性。
对于这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无需争论。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信奉的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提倡奉献，“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旗帜。
我们深知，几千年剥削制度中成长起来的利己主义思想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是顽固而强大的。这些丑陋的思想无时不在侵蚀着我们的思想。苏联、中国和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先后变质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还有问题，还不能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这就是说，共产党的腐败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不是经济制度的问题。
公有制的经济制度遭到腐败份子的反对，正说明公有制经济有着抑制腐败的作用。热衷“改革”的腐败官僚们一边高“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一边疯狂反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正说明一党制政权是错误的，而公有制计划经济是正确的。关于一党制政治将在后面专题讨论，这里请读者注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为人民服务”这两种人生观必然导致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属于资产阶级，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们属于无产阶级。
现在“改革”为了满足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发家致富的需要而“改革”，正说明这个所谓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退一步说，给国营企业管理者们更大的权力，更多的个人利益，他们就能够把国营企业搞好了吗？“改革”二十几年的事实已经作出了结论：利改税激励下的官僚们不仅不能更好地管理国企，反而大批大批地搞垮了国企（二十年来国企已经倒闭百分之八十以上），大批大批的国企变成了官僚们的私企，千万个官僚资本家成长起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阶层”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看吧，这就是利改税的政治意义与后果！
当然，要实现化国有为私有，仅仅靠利改税还不够，还要一系列“配套”措施。
要把国企变为私企，首先要让国企亏损，要让国企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当国企亏损，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甚至是政治负担时，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贱卖，甚至可以“光明正大”的白送。所以，化国有为私有的第一步是让国企亏损。
让国企亏损的办法很多，第一位的是高税收。在“开放”后的中国，“招商引资”请来的外资企业是享受“超国民待遇”，只需缴纳很少一点税；为了鼓励私人创办企业，又给予头两、三年免税的优惠；唯有国企遭受了结结实实的“当头一棒”，一下子就征收超过营业额30% 的各种税。在这样重的税收压力下，除了个别垄断、暴利行业，绝大多数国营企业都立即陷入亏损。尽管政府一直叫喊国营企业要“扭亏为盈”，可是那泰山压顶般的税收却至今没有改变，国营企业如何能够不纷纷垮掉？
“改革派”会反问：民营企业仅仅在头两、三年享受优惠，以后还不是照样纳税，为什么它们能够承受这种税收，而国企不能？
民营企业能够承受这种税率而国企不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民营企业的主人——新资本家不愿意让他自己的企业垮掉；而国企的主人——上级主管和企业经理们——都在盼望国企尽快垮掉，以便他们能够把这些企业变成自己的私企；因而前者会想方设法减免自己企业的税务负担，而后者正好借重税来实现自己搞垮国企的目的。
第二个原因是，民营企业的经理们会通过向税务部门行贿来减免自己企业的税务负担，国企的经理们即使不是故意要搞垮企业，也往往不愿意为了不属于自己的企业而去冒险行贿；所以，尽管私企与国企应当承担同样的税率，可是实际上私企所缴纳的税要少得多。
搞垮国企的第二个重要手段是卡住贷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运作的资金由国家统一调拨。现在利改税了，国家只管收税，不再为国营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国企需要的资金全部要靠银行贷款。银行在谁手中呢？当然在政府手中，在“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政府手中。政府一心要尽快把国企转变为私企，使用银行来卡死国企不是一个现成的好办法吗？只要提高贷款利率，再来个“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卡断国营企业的资金来源易如反掌。
搞垮国企的第三个重要手段是不买国营企业的产品。理由是现成的，外国货质量好。计划经济下国企的产品是由国家包销的，现在政府带头不买国企的产品，国企还能不陷入困境？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利改税之后的几年内，国营企业纷纷倒闭，或贱卖，或白送，转眼之间国营企业就去了七、八成。利改税的目的终于顺利实现了！
下面是摘自网帖的一段文字。
【这不是改革，是搞官僚资本主义！

2008-07-30 21:42摘自《环球视野》杂志

2005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纵横谈的沙龙活动，期间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喻权域说，199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商业中，国有商业占30%。那年制定的《宪法》第六条规定，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可是，1992年以后，国有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反而是直线下降。到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25.5%；商业中，国有商业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10%。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大批的国有企业被贱估出卖给私人，或者半卖半送。从2000年到2003年，连续四年的“两会”上，喻权域委员提出，要求主管经济、财政的领导人向“两会”报告：在我国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是否仍占主体？这些年卖了多少国有企业？卖得多少钱？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
……
喻权域问：这叫改革吗？这不是改革，这是造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
在私有化的进程中，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失业下岗，几千万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成为打工仔，这些工农群众已经进入“弱势群体”。在岗的职工中，多数人已从“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变成了老板们雇佣的打工仔。这是改革吗？这不是改革！这是造反！是造工人农民的反！
……
有些人鼓吹，人都是自私自利、各人顾各人的，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就搞不好，只有私有化。喻权域念了一大串数字，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经济每年递增6.5%，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快一倍，比美、英、发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两倍。
喻权域还拿出联合国的统计、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财富》杂志的统计说明，从1952年到1998年，我国国有经济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根据90年代的调查，我国各类企业中，国有经济的效率最高，利润率最高，大大超过“世界500强”。
喻权域委员激动地说，这些年，许多国家企业亏损、破产，是那些打着“改革”旗号搞破坏的人搞坏的，目的是把国有企业搞跨贱卖给私人，搞私有化。】
看看吧，谁说“改革”仅仅是经济模式的探索？这个利改税及其随之而来的化国有为私有的浪潮不就是造社会主义的反吗？造反还不是政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