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远行，“最可爱的人”——痛别魏巍同志

布袋和尚

涂 途


一

2008年8月25日上午，我正在家中陪同专程从家乡来京观看奥运会的表弟，听他畅谈对北京的印象，突然从电话中得知魏巍老在前一天晚上7时12分不幸逝世的噩耗，一时竟不能从昨夜京城四处焰火飞舞的欢腾中转过弯来。他怎么这样匆匆忙忙地就离开了人世呢？难道他是随着奥运的圣火腾飞而起，升入云霄；也许他是听着烟花爆竹的鸣响，看着人们的仰望和欢呼，情不自禁地尾随着再也不愿回到病榻吧！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是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的熄灭而离去的；是在举国欢庆胜利举办奥运的欢欣鼓舞的乐曲声中，昂首阔步向着心中的目标急急忙忙向前冲刺而去的！您这位老当益壮、老而弥坚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健将，和我国所有的优秀奥运健儿们一样，洋溢着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英雄主义的拼搏精神，尽忠尽职、尽心竭力地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记录、新的业绩、新的辉煌。我们为您而骄傲，我们为您而自豪！

那是半个多世纪前，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刚刚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我还是一个在小县城读书的爱好新文学的不满17岁的中学生，正被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激动人心的浪潮席卷，不顾家长的反对，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并挥笔写下了《我们是年青的一代》（《湖北文艺》1951年第3卷第2期）的“诗篇”。就在此时，在学校的报刊栏里，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课间休息时，我站在那里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将这篇作品急急忙忙读完；回到课堂上，已听不见老师讲些什么，脑海中反复回响的只是：“年轻的朋友们，请你告诉我/在艰苦的日子里/什么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中午放学后，我未回家吃饭，抢着再次站立在报刊栏前，默默地又重新读着；“我有着许多可爱的老战友，都像拴在我的心上一样。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微笑着，隐隐出现在我的眼前。”晚间，学校里已经无人，我依然眯着眼站立在那里，从晚霞的余光中仔细地辨认着文章的最后几行：“这不是星星之火，这是无边的火，排山倒海的火，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扑灭的火。”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魏巍。巍巍昆仑的魏巍，巍然屹立的魏巍，“群山巍巍耸群峰”（贺敬之致魏巍诗）的魏巍，“巍然于天地之间”（刘白羽题词）的魏巍。

上世纪50年代初，也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公开发表几个月后，魏巍与李季等诗人，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苏联，他们到了莫斯科、巴库、索溪等地，参加了红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4周年活动。访苏期间，他写过不少的诗，如《过满洲里》、《贝加尔湖》、《城》、《登列宁山夜望莫斯科》、《红场夜景》、《桥上》、《波波夫夜话》、《给莫斯科河》、《十一月七日的钟声》、《快乐的集体农庄》、《巴库偶拾》、《小河》、《炊烟》、《美丽颂》等等。几年后，我有幸被派到莫斯科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学习时，常常会与同学们一起，朗诵这些诗篇，感到无比亲切、真实、感人。例如，我们读着《登列宁山夜望莫斯科》中的诗句：“这儿是天堂还是人间，/为什么星星跟银河都落到地面？//你是登到了列宁山上，/山下面是天堂也是人间。”的确，那时我们这些祖国的“佼佼之子”，在异国他乡就好像身处于天堂之中，格外感到幸福和美好。有这么一位“最可爱的”诗人，用优美的语言，将我们积聚的青春感受和思绪，一下子全都浓缩地、真挚地、热乎乎地倾诉了出来；自然，魏巍这个名字，与我们这些学子就更靠近、更响亮、更具有吸引力了。

二

我年青火热的心中，从此忘不了一位令人尊敬和爱戴的人民作家——魏巍。可早已忘记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第一次亲自见到他。如今留下的最深刻的第一印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建所、创刊汇报会”上，同与会的代表们一起，听到他在会上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发言。那时，我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那天，我同所内的蔡仪、王燎荧等，一道前往出席了会议。魏巍在会上的发言，给我们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的名称谈起，说是一提起马克思主义，大家都感到很亲切，是它引导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接着便提出：“今天，在和平的日子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不是减弱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过时了？它的历史责任是不是完成了？”然后回答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远远没有完成，它还有饱满的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目前开放的形势下，它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大。今天是文艺理论家们充分发挥威力的时候，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他又谈到“观念更新”的问题，认为“也要考虑什么观念要更新，什么观念不要更新。”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在回家的路上，蔡仪和王燎荧两位老文艺理论家都连连表示认同和赞赏。

后来，我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召开的各类会议上，我们便经常见面。他虽已年过花甲，可仍然生气勃勃、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谈笑风生。有一次，在一个小型的仅有几个人的聚会上，我将不久前在报刊亭上买到的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专刊”《当代长篇小说》拿出来请他签名，因为上面载有他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他接过这本“特刊”看了看立即还给我说：这部小说已经正式出版了单行本，我应当送你一本。而且，这本特刊发表的也不完整，你还是看书为好。仅仅过了一两天，他就专门让人将亲笔签名的赠书送到了我的手中。

接到他赠送给我的这本书后，我立即抽空补读了在刊物上未发表的八章，觉得更加充实、也更为完整。等到《魏巍文集》出版，我又将收编到第一卷的这部长篇小说聚精会神地再重读了一遍，越读越觉得有意思、有味道。一部长篇小说能让我在不太长的时间读三遍而仍然津津有味、兴致勃勃，一生中不能说绝无仅有，可在记忆中也是极为罕见。是什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可以如此浓郁地保持强烈的审美享受而长时间地不衰不减呢?我觉得，首先是长征本身具有的伟大魅力和吸引力。长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也许，它也将是空前绝后的一首壮丽的史诗。历史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和复制的，但的确像作者所说：“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魏巍不止一次地说过，“长征是我心中的诗”。从他17岁参加革命部队之日起，就倾心和向往这一非凡的重大历史事件，很早就想用文学艺术的色彩再现它、反映它、描绘它。这种真挚浓郁的情感，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直到他两次重走长征路，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收集了大量史料，这才开始动笔。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与书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完全融为一体，这才精心编织了一条光彩照人、铭心刻骨的红彤彤的地球的丝飘带。它不仅真实地、生动地重现和描绘了长征的宏伟历史画卷，还再现和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从革命领袖到普通战士的崇高的典型形象。

我不会忘记，2006年6月6日，在北京崇文门哈德门饭店的便宜坊烤鸭店，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与中华老字号“便宜坊”共同举办的一次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当年红军长征道路沿线的中小学校，捐赠一批反映长征的革命文学书籍。在这批书中，便有我熟悉的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会上，当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学生将红领巾戴在他的脖子上时，他笑得那么开怀、那么单纯、那么甜蜜、那么可爱，如同那些站在他面前的几岁、十几岁的红领巾们一模一样。苏联汉学家斯·玛尔科娃在1957年由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俄译本序言中曾经写道：“魏巍总是以最真诚、最敬重和最热爱的激情描述自己的主人公。他歌颂他们的勇敢、正直和质朴。他善于以自己的情感感染读者。战士的激情与作品中深刻的抒情情调谐和一体，交相辉映。”这个评价相当深邃和真切，可从我和他接触的直觉中，却感到他本人首先就是一个“勇敢、正直和质朴”的大写的人，是地地道道、名实完全相符的“最可爱的人”。他“总是以最真诚、最敬重和最热爱的激情”，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志和战友，从来不论他们的地位高低、职务大小，资格名望、新交旧识。正因为如此，他也极端地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愤世嫉邪、不畏权势，同样地是不管他们的地位高低、职务大小、名望资格、旧识新交。

三

1990年元旦，一本新的刊物在北京和全国的街头巷尾传开，它名为《中流》，主编便是文艺界德高望重的、年过古稀的林默涵和魏巍。这本薄薄的只有40余页的新刊物，以朴实无华、焕然一新的面容与读者见面。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它向读者娓娓叙说：“看到《中流》这个刊名，读者也许会联想到‘中流砥柱’这个成语。可以告诉读者的是：提议创办这个刊物，或参加编辑的同仁，都无意以此标榜。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当代真正的中流砥柱。以‘中流’作为刊名，仅仅意味着这份刊物一开始就无可回避地置身于思想战线的激流之中。当然，我们也多少有一点到中流击水的愿望，希望这个婴儿能在激流中逐渐锻炼成长。”1994年，魏巍又担任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一刊、一会上。尤其是当林默涵身体越来越不好时，他几乎负荷起全部的重担。有一次我去看望默涵同志，谈起《中流》杂志，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现在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工作不得不依靠魏巍，他的担子愈来愈重了！”的确，两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在晚年都义不容辞、自告奋勇地投入到“思想战线的激流之中”，尽心竭力、义无反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96年10月8日，适逢《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10周年，编辑部在恭王府内的大戏楼里，举办了由我主持的座谈会。当我向大家介绍说：“现在请我们‘最可爱的人’魏巍同志发言”时，他在台下向我摇了摇头，张嘴一笑，然后大跨步走到话筒前，没有讲稿，开始讲话。他说：“《文艺理论与批评》已经创刊十周年了，她创刊的时候，我参加了大会。十年来她走了一条光荣的道路。她维护和捍卫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所以，我认为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上，她是有重大成绩的，这十年必将作为一段光荣的历史记载下来。”接着，他再次尖锐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现在不是很“时兴”、甚至于很不“时兴”，处在一种不怎么吃得开的地位，这很不正常，也难于理解；而且还有人以“不要争论”为借口，把正常的、必要的论辩和批评，歪曲为“打棍子”、“戴帽子”。他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他说：“我觉得这段话正好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很正确的揭示。”他的讲话向来没有什么客套，简单扼要、观点鲜明，针对性强，有说服力，这次同样如此。

过了一段时间，在另外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见面时魏巍特别找到我说：“你以后不要再在正式的会议上称呼我是‘最可爱的人’，好吗？这个称呼，不是对我自己的。”我回答说：“现在‘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号，已经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统称，您也属于他们的范围，不属于特殊化。”他听后笑了笑说：“还是不叫的好，我始终只是毛主席的一个小战士，普通一兵！”我仍然坚持说：“您在我的心中，早就是个‘最可爱的人’！”他反过来又对我说：“我觉得你也是个可爱的人！”我回答他：“那么我们都争做‘最可爱的人’吧！”我俩一同哈哈大笑起来。我看他此时格外年青，格外可爱，也格外令人尊敬。

四

最后几次与他见面和交谈，已是去年5月份，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系列活动期间。那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患有多种疾病，隔一段时间便要住到医院去治疗和检查；可对这次活动，依然非常重视，很早就与学会负责人商谈过有关问题，还专门召开过一次小型预备会，研究和讨论纪念会的内容、规模和主题。他建议这次会议结合毛泽东的讲话，研讨、学习鲁迅后期的思想与作品，并说：“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在预备会上，大家一致赞同他的看法，认为这个主题很好、很有针对性，与现实紧密联系，切中要害，并确定会议名称为《纪念〈讲话〉，学习鲁迅》。

2007年5月19日，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暨系列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前我与他联系，问他是否能出席；他刚从医院回到家中，问我主要有哪些人参加，哪些人发言；我一一告诉后，他气喘吁吁地回答说：“我还是争取参加吧！” 我见他年纪已大，身体不好，便叮嘱说：“您千万不要勉强啊！还是保重身体最重要！”他在电话里信心十足地对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的！”没有料到，这天早上开会前他还是赶到了人民大会堂。我将他迎进贵宾室后让他先休息，然后问他：“您还要在会上发言吗？身体不好，坐一坐就行。”他立即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既然来了，还是对大家讲几句吧！”我说：“您讲一讲当然好，可是第一，不要讲得太长，几分钟就可以了；第二，不能过于激动，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眯着两眼笑嘻嘻地说：“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心中有数的！”魏巍在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了与会300余位代表的热烈欢迎。他那天只带了一个发言提纲，开始时没有看讲稿，一开口便说：“今天这么多的人在这里纪念毛主席的《讲话》，我感到特别高兴！”他的话音未落，就爆发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接着他说：“经过65年的风风雨雨，到今天，它说明了什么？证明了什么呢？一句话，历史完全证明它是真正颠扑不破的真理，”话未说完，又是一阵持久而又热烈的掌声。等到他接着讲完下半句：“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红色经典”时，会场里竟然随着此起彼伏的掌声而爆发了欢呼声。在他近20分钟的讲话过程中，会议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

几天后，5月26日，由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筹办、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等单位共同参与主办的“纪念《讲话》，学习鲁迅”座谈会，在房山的碧溪饭店再次召开，魏巍仍然抱病出席并作了主题发言。这次他已将讲话稿全部写好，基本上是照着书面讲稿宣读。他慷慨激昂地说：“毛泽东和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历史巨人，都是对中国历史已经产生并且还要继续产生影响的伟大人物。我们终生都要向这两个伟大人物学习，一代一代都要向他们学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读这两个人的书，那将是终生遗憾。”我见他越讲到后来越费劲，但还是坚持将讲稿一口气念完。会议预定开两天，他仅仅参加了半天。听说，几天后他又不得不住进医院。

其实，他病中在医院里仍然没有好好疗养，总是牵挂着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事。去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他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先是说在《中华魂》杂志上读到了我写的文章：《“但留魂魄走莱茵”——缅怀献身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杨柄同志》，这是杨柄去世后他看到的第一篇悼念文章。他十分悲愤、感慨地对我说：“他不幸逝世快一年了，死得不明不白，看来难以伸冤啊！”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发表时可能考虑到篇幅过长，有些删节。他立即要我将全文寄给他读读。接着，他又询问杨柄的诗集是否已经出版，他想看看。我说：“我也一直未见到，假若他生前已经出版，我相信一定会告诉我的。”又对他说：“我这里倒是保存了他生前陆续寄给我的已发表和未发表过的几十首诗；另外，据我所知，谷方同志因为写过关于杨柄的诗评，可能手头上也有不少他的诗篇。”他立即高兴地说，“你尽可能想办法将它们寄给我看看！”后来，我与谷方联系，两个人凑上了杨柄的遗诗近百首，通过电脑传送给了魏巍。不久，我就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读到了他写的那篇《身赖工农熔俗骨，书攻马列铸诗魂——痛悼杨柄不幸逝世一周年》，这可能是他在最后的岁月，抱病撰写的几篇长文之一。

2008年8月30日一大早，我乘地铁赶往八宝山去给魏老送行。那天细雨蒙蒙，带来了北京的秋凉。在“兰厅”前，敬献的花圈和挽联从灵堂内一直延伸到广场，组成了几行列队告别的甬道。上千人自发地排在这几条甬道里，慢慢地鱼贯前行。雨水滴落在头上、脸上，与泪水混杂在一起。我在人流中行进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到他的遗体面前，默默地行了三鞠躬礼。在哀乐声的陪伴下，他静静地躺在黄菊和白菊的鲜花丛中，安详而又平静。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送行，您想没有想到呢？等我走出厅堂，那人流还在延伸呢！还有那么多的青年男女，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80后、90后、新世纪的新人，都来为您送行！您一定欣慰地笑了，最可爱的人，沿着您走的这条大道，这么多的人跟随着您在“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道路上前进，您应当放心，请您永远放心吧！

慢慢远行，最可爱的人！

布袋和尚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我不在那里,我没有睡去

I am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我是扬起千千遍遍的风　

I am the diamond glints on snow.　　　我是雪地上闪烁的钻石

I am the sunlight on ripened grain.　 我是照耀在金色麦芒上的阳光。

I am the gentle autumn rain.　　　　　我是秋天轻柔的雨。

When you awaken in the morning hush,　当你在清晨的寂静中醒来，

I am the swift, uplifting rush　　　　我是振翅高飞的雨燕，

Of quiet bird in circling flight.　　 在天空从容地盘旋。

I am the soft starlight at night.　　 我是夜晚柔和的星光。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我没在那里安然入睡。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I am not there, I did not die!　　　　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