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野：毛泽东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布袋和尚

毛泽东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

林伯野

改革、开放这两个词，这些年来人们使用得很多。大众传媒上天天可见。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屡见不鲜。不少人认为只要表示自己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也有的人认为只要把自己想要搞臭的人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就可以把他搞臭。他们造谣说：毛泽东时代是僵化的，不进行改革的；是闭关锁国的，不开放的。所以导致中国发展缓慢、贫穷落后。本文的任务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击破这些谎言。本文将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来证明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位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有关于改革和开放的系统理论，也有丰富而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的实践。

一、毛泽东关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建立在他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他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纪录的论点汇编》第5—6页）

改革是事物在长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领导过许多改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并领导了根据地的政治改革，把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并具体规定在政府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以争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中等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支持。（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到了一九四二年，毛泽东根据各抗日根据地困难日益严重的实际情况，又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压缩军队和政府人员的数量，提高质量，使我们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巩固了根据地，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并领导了根据地的文化改革。他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的学风，要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反对为地主资产阶级和汉奸服务的文艺；反对片面孤立地强调提高，忽视普及，提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正确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个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文艺改革，不久便涌现出一大批好的音乐、戏剧、小说和诗歌，使根据地的文艺欣欣向荣。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还提出并领导了经济改革。抗日战争时期，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又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五卷中，几十次提到土地改革问题。他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7页）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由于他们的积极参军、参战和努力生产，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平叛、剿匪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页）在这方面，我们清除了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充实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使教育向工农子弟敞开大门。我们对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扩大了招生数量，适应了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

1959年，在西藏地区开始进行民主改革。我们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参加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奴隶主，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彻底消灭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也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经过党和政府的大力整治，解放后很快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了这些丑恶现象。形成了新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引得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惊奇和称赞。

毛泽东是在新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主要领导人。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领导我党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犯罪的，要坐班房，要杀头的。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出书办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都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的奋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

我国农村的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第44页）

中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也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毛泽东领导我党，创造了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把民族资本家的私有制工商业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工商业。先是通过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锐、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对资本家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进行揭发批判和惩处，粉碎了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在处理时又区别轻重，团结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一小撮。使绝大多数民族资本家还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我们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和工人的脸色。后来又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国家工作人员、职工和资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参加，实际上把很大一部分企业管理权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手里。

接着采取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办法使国家同民族资本家在流通领域建立起固定有序的联系，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公私矛盾，劳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是已从流通环节上卡住了资本家，便于使他们接受下一步的改造。

接下来是推行公私合营。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企业已成公私共有，由国家派干部去管理和领导，利润分配上资本家已只能按私股比例取得一份，其剥削受到了限制。公私合营后生产力迅速提高。同时又大力发展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工业。到了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和合作社营的工业产值已占67.7%，公私合营已占16.1%，私营已只占16.2%了。而在私营工业产值中，有82%已纳入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在商业领域的情况也与此相仿，这就为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怀仁堂邀集全国工商联人士座谈，并向他们作了恳切的讲话，劝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规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表示党和国家会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在政治上、工作上适当安排。在经济上执行赎买政策。鼓励他们把自己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6年初，全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1956年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对原来的私企主进行了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

定股，就是对私企主的生产资料估价定股。到1956年底，全国私股共为24亿元。

定息，就是国家给私股每年发5%的股息。每年共付股息一亿二千万元。十年之后，股息取消。

人事安排，就是让原私企主都有事做，量才使用，适当照顾。有的参加生产劳动，有的担任管理人员或技术工作，有的还当了国家干部。

用这些办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自愿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就是要逐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毛泽东领导我党，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探索到并胜利实现了这个消灭剥削阶级的新办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也出现过步子过快、工作粗糙等缺点和错误，但是成绩是主要的。在一场涉及几亿人口的与传统私有制决裂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一点差错都没有。发现偏差，及时纠正，就符合人民的利益。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继续前进呢？毛泽东又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57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重要著作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提出了重大的理论观点，从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器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4页）这就为进一步推行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建国初期，中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也发挥过积极作用，使我们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晚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毛泽东是我党最早反对照搬苏联的做法，最早主张要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人。他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与苏联的做法不同的创见，这实际上是对许多方面的重大改革。例如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苏联是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我们要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使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反过来又可以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苏联是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则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苏联是重视中央企业、大企业，我们则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样就提高了发展速度。毛泽东说：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众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5页）

在企业管理体制上，毛泽东认为中央和省市，应该使企业有适当的自主权力，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1958年，当“共产风”在许多地方猛刮的时候，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7—440页）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所以扩大商品生产十分必要。

毛泽东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又很快发现还应当适当恢复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因为全靠公有经济还无法满足人民许多方面的需要，不少地方冒出了“地下工厂”。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上海的地下工厂，……要使他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对于方便群众生活的服务业，“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是实行一长制的。苏联的，也是实行一长制。但毛主席却使中国的公有企业管理具有中国特点，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毛泽东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是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而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摘编》第80页）

1960年3月11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企业管理经验极为赞同，作了批示，把这个经验称之为“鞍钢宪法”与苏联实行一长制的“马钢宪法”相区别。鞍钢宪法主张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大稿合理化建议，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毛泽东倡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方面。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就开始了对汉字的改革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艰苦工作，于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简化汉字的联合通知》。如今，在中国大陆上所有人使用的汉字，都是文字改革后新规范的，那些污蔑毛泽东时代是不搞改革的时代的人，也无法否定文字改革为我们认识、书写汉字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一方面，他提倡大力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引导知识分子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重视利用实际例子开展对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1951年，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毛泽东又支持两位青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解决科学文化领域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

在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争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中，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最好的助手，认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反对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在文化改革方面也有失误。例如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扩大化了，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更是严重错误。但综观毛泽东领导的28年的改革历史，错误只是支流，而非主流。成绩是主要的。

以上我们举一漏万地叙述了毛泽东倡导的许多重大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目的是用铁的事实封住造谣者的嘴巴。用铁的事实，擦亮无知者的眼睛。下面，我们再引用一段毛泽东关于将来也还会有改革的预言来使那些把毛泽东排除在改革倡导者之外的人更加不得人心。毛泽东说：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有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候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会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8—319页）

毛泽东在拥有长期、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搞好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是：
一、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改革是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将来的共产主义。像赫鲁晓夫那样把苏联共产党改成“全民党”，把苏联改为“全民国家”是毛泽东解决反对并深刻批判的。
二、在改革中要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左”倾冒进。主张“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三、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
四、在改革中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二、毛泽东关于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页）改革是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开放是调动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泽东对开放的重视是建立在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他在《矛盾论》中就已指出：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他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的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毛泽东历来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开放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一相情愿是不行的。我们要开放，敌人要封锁，就开放不成。毛泽东说：

“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同上书第1507页）

新中国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制裁”，禁止向中国输出各种战略物资。1949年11月22日，西方国家还成立了“对过程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蒋介石的海军对中国大陆的港口实行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16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蒋介石海军的拦截。把闭关锁国的罪名安在毛泽东头上的人，完全是颠倒黑白！完全是在为敌人开脱罪责！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是面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决定与我国建交，互派大使。十二月六日，毛泽东亲赴苏联，经过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订了苏联贷款帮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这是十分优惠的。后来，苏联又帮助中国援建了156个大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展。毛泽东说：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

对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毛泽东主张区别对待。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同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同时也要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团结。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同上书，第402页）

对外开放，一个是向外国学习，另一个是对外国进行国际主义的援助。在向外国学习方面，毛泽东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同上书第285—287页）

毛泽东以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战略眼光，积极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认为亚非拉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这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打击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力量。在亚洲我们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支援了柬埔寨和老挝的抗美斗争。仅1971年到1973年，中国向越南援助金额就达近90亿元人民币。对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我们都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援助。这些对外援助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发展，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

1971年10月，在主要是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和权利。

要扩大开放，就必须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重要方针。“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外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传》第57页）

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建国初期，我国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23个国家建交。在1956年到1965年，又有24个亚非拉国家以及法国和南斯拉夫与我国建交。从1966年至1976年，又有64个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和美国与我国建交。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11个。这些打破封锁、扩大开放的成绩难道不是毛泽东及其亲密战友周恩来等创造的么？

毛泽东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对外贸易关系。毛泽东说：“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90—191页）他说：“搞经济关门是不利的，需要交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1页）他指出：

“对外贸易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41页）在毛泽东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外贸工作逐渐冲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封锁、阻挠，不断扩大。1967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以后就年年举办。到1973年底，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有150个，中国在亚非拉和欧洲共25个国家举办了贸易展览会，与世界上550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并参加了国际博览会。

在外贸工作中，我们还十分重视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从1950年到1976年，在我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生产资料的进口占80％多。50年代，我国主要是从苏联和欧洲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和设备。60年代，主要是从日本和西欧国家引进新技术和设备。主要是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等。1972年前后，我国决定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引进26套成套设备，其中包括一套一米七轧机、13套大型化肥设备、三套电话设备、三套石油化工设备、三个大电站以及汽轮机、燃气轮机和透平压缩机等。1973年初，又增加43套综合采煤机组和其他项目。总计43亿美元。这些都是经毛泽东批准的。这些技术设备的引进，对于填补国内某些技术空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1970年到1975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4 5.9亿美元增加到1475亿美元。五年间增加了22倍。

这些事实，不明历史真相的人可以去查阅历史资料。而一小撮肆意歪曲历史事实、恶意攻击毛泽东时代是“封闭的”、“不开放的”那些人，是何等可耻！也是极其可笑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

毛泽东关于开放的教导，对我们今后仍有指导意义。这些教导是：
开放是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开放决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
开放是为了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为了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决不能搞民族利己主义。
开放要分清敌我友，区别对待；
开放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决不允许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对外国的东西要区别对待，学习其好的东西，拒绝其落后的、腐朽的东西。
只有坚持上述原则的开放，才是正确的开放。一切不符合上述原则的开放，都是错误的开放。错误的开放既违背爱国主义，也违背国际主义。我们要拥护正确的开放，反对错误的开放。

三、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成就永放光芒

那些恶意丑化毛泽东，并通过丑化毛泽东来丑化新中国的人，还故意抹煞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他们把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28年，说成是贫困的、落后的、经济停滞不前的28年，说成是造成了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恶果的年代。然而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要确认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绩，首先要知道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经济的起点是多么落后。在1949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15.8万吨；煤炭产量为0.32亿吨；粮食产量为11320万吨； 棉花产量为44.4万担；石油产量仅12万吨。在生产技术方面也很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还不到比利时工业人均产量的1/15。然而在帝国主义敌视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的28年内，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长着，而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4.6％。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8％。其后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速度受到影响，但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间，工业生产仍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1952年到1976年，我国的钢铁产量从140万吨产量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0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12万吨增长到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增长到869.3万吨；毛泽东去世时的中国，已经能成批地生产喷气式飞机、拖拉机、火车机车和现代海船。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76年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把卫星送上轨道。中国还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中国成了拥有核武器的强国。

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在1952年，工业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但到1975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农业则只占28%。可见毛泽东时代绝不是经济停滞的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壮举之一。

在农业发展方面，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完善，由于毛泽东对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诸方面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2378万担增长到1978年的6095万担，年均增长3.6%；棉花产量从1952年的130.4万担增加到1978年的216.7万担，年均增长1.97%。马克•塞尔顿说：“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用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50%的人口手中”。（《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第244页）

在教育、医疗、保健、卫生和对贫困人员的生活保障方面，毛泽东时代做得也很出色。正如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它低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在农村实施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以前的平均35岁到70年代中期的平均65岁。”（《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第244—245页）

综上所述，可知毛泽东时代是不畏强权，和世界人民一道为消灭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时代，是中国人民既反对教条主义，走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又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时代，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通过改革和开放，走向繁荣富强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清除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社会风气良好的时代，是工人不愁失业，农民不愁失地，大学毕业生不愁找不到工作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民向高科技进军，成了世界核大国之一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时代。

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杨振宁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说：

“在艰难的道路上，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牺牲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辉煌成果的每一个过程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中国的明灯，是中国的舵手。”（《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第174页）

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对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他说：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他为中国及其8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第147—148页）

所以，任何贬低、造谣诬蔑毛泽东的人，必将如蜀犬吠日，如蚍蜉撼树，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毛泽东的业绩、思想和风范将与世长存，永放光芒！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永远向前！

2008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