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姝、刘畅：“延安娃”何丽：我的红军妈妈蒲文清（组图）

赤色

女红军蒲文清（后排左）和丈夫、红军何炳文（后排右）及三个孩子在延安。（何丽供照）



女红军蒲文清和三个现已退休的“延安娃”。（何丽供照）



女红军蒲文清（后排左二）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何丽供照）



女红军蒲文清和学生们在一起。（何丽供照）



全国优秀演职人员复排红色经典话剧《万水千山》媒体见面会2011年1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老红军王定烈（右）、王定国（中）、蒲文清（左）参加了见面会。（中红网江山摄）



女红军蒲文清灿烂的笑容。（何丽供照）



1964年冬天，蒲文清、罗屏（原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夫人。夫妻文革被四人帮迫害致死）黄玲（任荣将军夫人）谭新华、彭克昌、贺玲六位红军老战友合影



这是六十年代初，在北京的部分老红军合影



老红军唱红歌



上、杨林、彭克昌、党之光、蒲文清、李克良，下左王克、蒲文清、李克良、贺玲，右王定国、权威华、蒲文清





永远的记忆



为人民服务



穿越时刻的歌—博物馆收藏母亲抄写的歌本



母亲生前的床铺



相亲相爱

    蒲文清是一位有着非凡革命经历和传奇故事的红军女战士。1918年7月18日，她出生在四川巴中蒲田湾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1933年9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88师医院长征，经历了两次爬雪山、过草地，时任护士排长。1934年在长征路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在延安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延安的十年，在解放战争，以及在建国至今的60多年里，这位忠诚的、坚强的、乐观向上的共产党员战士，始终以她为群众服务的行动在书写她人生的传奇，并深受人们的爱戴。2011年6月26日，蒲文清因病离世。

    何丽是蒲文清的长女。她出生在红色根据地延安，自小跟随在母亲身边行军，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童年岁月。母亲的一言一行，都对她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时光荏苒，当年那个小小的“延安娃”，如今也已是三代同堂的70余岁老人了。在一个夏雨霏霏的早晨，光明网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何丽一家住处，听她讲述了红军妈妈蒲文清的感人故事。

    两次爬雪山、过草地 艰难长征路上的护士排长

    我的妈妈名叫蒲文清，四川巴中人。她的父母去世得早，小时候被放在大娘家里养活，备受虐待，后来出来逃荒，要过饭，还给地主家当过童养媳，最后又被卖到另一个地主家，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她侥幸从地主家跑出来，就这样参加了红军。当时参加红军的一大批人，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从地主家里逃出来，或者是佃农，没有办法活了，逃到外面参加红军，才能有一口饭吃。

    所以，参加红军的这辈人当中，你要问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要问我妈妈的理想是什么？她不知道，说不出来。那时大家都不敢想翻身的事儿，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分浮财”，根本都不敢想。当时的红军战士就这么一个想法：共产党救我了，我得跟着他们闹革命，解救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这就是在1932、33、34年参加红军，这些12-15岁的娃娃们最基本的想法。

    我的妈妈1933年9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随红四方面军88师医院长征，经历了两次爬雪山、过草地，时任护士排长。她当时就在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出去啊？信仰是什么？就是走出草地，翻过雪山，保住这些伤病员的性命，保住这支队伍，就是胜利！什么是胜利？在当时我妈妈的眼中，长征过程中，生存下来就是胜利！

    妈妈认为，长征就是一种信仰，长征就是一种精神，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去追求它。当时吃也没得吃，穿也没得穿，怎么追求？靠的就是这种信仰在坚持，才能走过最艰苦的雪山和草地。

    要说长征过程中最艰苦的时候，那就太多了。过草地时有多少战士眼看着就陷到泥潭里去了。我妈妈在医院做护士，爬雪山的前一夜还有很多的战士，第二天一早就都死了，白花花的一片，有时一晚上死几百人。当时她的眼睛得了毛病，肿的像桃子一样，后来爬雪山时又被雪光刺到，眼睛落下了终生的毛病。但是老太太一辈子都没有向疾病妥协过。

    当时当护士排长没有很复杂的程序，领导说让你当你就当了。我妈妈随着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因为身患眼疾，眼睛肿得已经看不到东西了，组织多次谈话让她留下。她当时想，我留下就得死，跟着部队走就还有活下去的希望，而且跟着队伍走，还能为部队做点什么。过雪山时，她主动为一位受伤的营长抬起了担架。这在当时不是组织安排的，但她作为一名护士排长，感到自己的责任就是照顾好这些小战士和伤病员们。虽然能力有限，但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能多照顾两个就绝不照顾一个。当时没吃没喝，大家又都是10多岁的孩子，非常瘦小，还要扛枪、抗粮袋，因此抬一个伤员需要6名战士。后来没有粮食了，米袋子翻开，抖出来青稞给伤员去吃。在这种情况下，我妈妈挎枪、抬伤员，把责任都抗到自己肩上。过草地的时候，战士们都没有力气，只能把担架放到地上，拉着走，这样能不陷进草地里。小孩儿们太瘦小了，都拉不动，当时的担架又非常简陋，没有绳索之类的东西可以捆，又舍不得把被单撕掉搓成绳子，到底怎么走的，后人无法想象。

    当时度过这些艰险，靠的就是信念，为了去解救更多的人。我妈妈是从四川巴中的农村中出来，对全国到底有多少穷苦人没有什么概念，心中的信仰就是跟着党走，就能解救更多的穷苦老百姓。

    唱军歌 钓小鱼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斗志

    红军时期的歌曲特别淳朴，《当兵就要当红军》、《打草鞋》、《过草地》，歌词特别形象，给她们一种力量和信念。像《打骑兵歌》，这是一首教授红军战士打敌骑兵战术动作的歌，在长征中很有影响。我妈妈在几十年里一直唱这首歌，一唱这首歌，脑海里就浮现出长征时的画面，就回想起当时的阵势，特别鼓舞。长征时，一个人要背5、6只枪，1只枪有10来斤重，还要背着干粮袋，抬着伤员。什么能鼓舞她们坚持走下来？那就是这种信念。

    长征路上没有高谈阔论，都是实实在在的，走出去就是胜利。长征是一种精神，是什么精神？涵盖了很多东西，他是一种无私、坚毅、奋斗、拼搏、创新、团结、追求理想、不胜不休，这样汇集起来的一种信念叫做“长征精神”。所以说，“长征精神”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去概括。它反映的是你的行动，做好你该做的事儿，让人民满意就行了！这也就是我们的军魂！

    老红军们回忆起过去，从来不讲长征时刻骨铭心的艰苦。他们对身边的人，对后代永远讲的都是希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事情。

    我妈妈跟我们讲的也都是欢乐、有趣味的事。比如在草地钓小鱼，把领扣拆下来，窝个小勾勾，在草地的烂泥坑儿里钓上来特别小的小鱼，大概一指来长，然后用随身背的大盆熬成鱼汤。虽然一点鱼味都没有，但是大家高兴得了不得。即使如此，她们这些护士也只把鱼汤给伤病员来喝，自己从来舍不得喝。这种精神是给她力量的，乐观向上的，所以她愿意回忆这种事情。

    雪山泪别战友 妈妈用一捧捧白雪将烈士掩埋

    妈妈直到去世，都没有细说过自己的病。她眼睛落下的黄斑病，一辈子都没有医治好，但在当时的长征路上，没有人会来安慰。不是红军战士们缺乏同情和友爱，而是因为在极端的生存环境下，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差不多，都很困难，只不过表现出来的伤痛形式不一样。

    我妈妈从来不讲自己的艰苦，但经常说起长征中其他战友们艰苦度过的事情。比如她们6个小战士抬的那位宋益民营长，在一次战斗中因大腿受到敌人机关枪的扫射，皮肉撕碎，露出了长长的白骨，经常半昏迷着。爬雪山的时候，他全身的伤口都溃烂了，伤口渗出的血已经冻成了冰，人都快要离开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都舍不得喝一口汤汤水水。最后，宋营长牺牲在皑皑雪山上。我妈妈和几位战士用冻僵的双手，用一捧捧白雪把他掩埋。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拣来几根干树枝插在雪堆上。妈妈把一件衣服留在了那里，衣服上有一个红领章，轻轻盖在了烈士的身上……（哽咽）

    除了回忆战友，妈妈从来没有向我们讲过长征如何如何艰苦之类的话。这种精神也影响到了我们后辈，有苦、有累、有痛从来不对别人去讲。她们这辈人对后代的影响，真是特别深刻。
    自信 自尊 自立 长征精神就在我们身边

    我妈妈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体现在生活的每个细节。所以虽然我的妈妈走了，但是我还在继续着，还在延续着她的精神，这已经融入到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思想行为当中。她对我的影响满眼都是，每一件事儿都是。

    我工作多少年过后，都没有买过新衣服。因为我个子比较小，一直都是拿弟弟妹妹穿过的衣服改了改又穿，这种观念和行为是自然形成的，自己不会看不起自己，别人就更不会看不起你。我对自己要做的事儿都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要自信、自尊、自立，然后一直坚持下去，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的女儿是70后，她受我妈妈和我的影响，也从来不乱花钱，什么都舍不掉买，没有一个追求贵、追求奢侈的概念。但是我们追求“美”。“美”是什么？我们认为“美”就是“得体”。这种观念不是经过某件事就能影响的，而是从我出生开始，在生活中慢慢形成的。

    我的眼里不能有隔夜的事儿，每天“无事忙”。我的妈妈也是这样的人，她有个绰号叫“小钢炮”，就是因为她在各项生产劳动中吃苦耐劳、做事干脆利索，获得了大家的称赞。这就是妈妈对我的影响。她的实际行为成就了我们的“家风”，我们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做各种劳动，弟弟甚至会手工做皮袄，上草鞋。

    从我出生到6岁离开延安，是我印象里特别深刻的6年。当初生活的窑洞，至今我还能找到。我和大弟弟、二弟弟都是辗转陕北出来的，特别是二弟弟，是我妈妈从陕北一路背出来的。当初娃娃在背上尿了尿，都冻成一个冰棍了，她都顾不上管，只做眼前的事儿。虽然她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但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无私忘我，这就是一种境界。

    在特别困难的时期，我妈妈有一次在粮店里不小心，一个月的工资都被小偷偷走了。但就是这样，她都没有忘记去帮助那些吃社会救济的人。她给人家粮啊、煤啊，家里蒸着馒头，锅儿刚揭开，她就敢把热馒头拿布一裹就跑了，给那些被救济的人送过去，而家里的小孩儿吃不吃得上都不顾。这些事情，孩子们从小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都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想法。那时家里有句教训说“吃独食，不得好”，任何好的东西都必须共享。这在家里就是一种习惯，任何生活行为，大家都是这样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红军战士们的这种乐观、豁达、自尊、自立、互帮互助，就是一种精神，它就在我们身边。这种精神不需要喊口号、概念化，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具体去做；这种精神是要接地气的，要为广大老百姓所感触到，所接受。这样才会有感召力，才能影响社会，影响老百姓。

    这种“长征精神”我们要好好诠释，因为它并不遥远。它不是只有英雄模范才有的精神，也不是非要我们牺牲，手里托着炸药包，跳到河里去救人才叫“长征精神”。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到处都有这样的精神，那就是一种快乐的传递，一种阳光向上的生活态度。人怎么对待生命，怎么对待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全在这种精神的传递当中。

    现在我们社会正缺乏这种精神追求的引导。引导的方式不是要去感化谁，而是呼唤。只要有人呼唤，它就会出来，并且形成一股力量。

    共产党人没有享受 为人民服务就要做得叮当叮当响

    我妈妈一辈子，最突出的就是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从她参加红军到离世，都是这样一种精神在支撑她。她一生都在自觉自愿地坚守着党的宗旨，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她讲到，为人民服务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事情。虽然只有短短5个字，特别简单，但是做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为人民服务是有内容的，必须要用实际行动把它做得叮当叮当响，要老百姓满意，听到响声了，这才算达到服务的目的。她是这样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

    建国后，当时在交通部工作的妈妈响应国家机构精简的号召，37岁就提前退休。退休后，她到北京交道口街道办事处工作，并克服了各种困难，创办了北京市第一个街道服务站。这一干就是23年，其中有五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在工作、生活中，她不是刻意地去为人民服务的，而是自动自发地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到了冬天，她看到院子里的长椅上全是雪，就赶快回家拿把扫帚，把它们扫干净。夏天院子里的树枯了，需要浇水了，就自个儿回家提水来浇。院子里的人看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去提水，也就都跟着去提水，把树浇了。这种事情她从来不会去动员，去喊，去发号施令，就是靠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带动大家，坚守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她对我还有个影响，就是关于对“待遇”的认识。她认为，待遇就是责任和义务，你的官位越大，待遇越高，你的责任和义务也越多，而不是你待遇越高就享受越多。她说，共产党人就没有享受。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我爸爸可以吃小灶，妈妈吃中灶，我吃大灶，弟弟妹妹则用保育费吃饭，谁也不吃谁的，这就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到现在讲到待遇，我们也都认为这就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享受？门也没有！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部队紧急转移。当时我还小，部队得配牲口让我乘坐。但如果把我的保育费改成战士待遇，我就得跟着部队徒步走，就没有资格骑驴了。那时候牲口是稀缺资源，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妈妈就很忍心地让一个6岁的孩子加入了战士编制，跟着部队走了两千里，一直走出了延安。

    解放后，因为父母工作需要，家里装了一部电话。但如果家里的孩子们想摸一下电话，老太太都会跟你嚷嚷：“你没资格使啊，给我放下！”。前年，我去妈妈家照顾她的时候，每月都要交50块钱的电话费，因为那个电话当初是公家给安装的，如果你用来打电话聊天，老太太就会一直盯着你，让你记住这个电话是党给她用来工作的，跟你没关系，不能占了公家的便宜。

    我的妈妈说：“过去的时候，谁想到为了待遇会怎样，那时我们都争着牺牲、争着流血，谁会去争着享受？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谁是为了一块糖、一块饼出来闹革命的？没有！”她的这些言语和行为，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妈妈有时也会“利用”手里的待遇。我的弟弟妹妹去当兵，妈妈就利用关系走了一次“后门”，让他们去了西藏、甘肃定西等最贫困的地方。她认为这是应该的，她们老一辈走过的路，子女们有什么不能走的呢？所以没有孩子向家里叫过苦，即使叫苦也没有人会去管。我妹妹去西藏当兵的时候，妈妈还带病去给其他的家属做动员。

    妈妈盖的那床很旧很旧，里面的棉絮都露出来了。但是她高兴，觉得这就是她的快乐和幸福。吃饭时，菜稀饭是她的最爱，吃块烧排骨，对她来说就算过上了“开荤”的生活。白菜好吃，肉更好吃，但是白菜吃得更顺口，吃起来心里更踏实，这就是她的苦乐观。妈妈常常感慨地说，“现在这些吃的和衣服要是放在长征时，能救多少人啊！” 她还讲：“我们都是幸存者，都是在替牺牲的战友为国家和人民尽着心力，生活待遇上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让人民满意就行。其他一切身外之物，都不足为重。”她这么说，几十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我感到妈妈身上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是国家和民族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的。千万不要把老红军、老革命们的精神和现在的时代割裂开来，认为他们的东西过去了、过时了。如今要实现“中国梦”，更需要这种精神。它不需要你去吃草根、树皮，但它需要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要真正地为人民办事儿，维护党的尊严，诠释好“忠诚”这两个字，做到问心无愧。

    长征精神是传家宝 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和丢掉

    说到近些年大家都关注的贪污腐败问题，妈妈曾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对的起那些打江山、流鲜血的革命先烈？”之所以感触这么深，是因为她一路走来，看到了太多的人牺牲在这条奋斗的路上。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有2000多女红军，到陕北时只剩下不足300人。大多数牺牲了的战友，在长征路上都没有留下姓名。我妈妈的愿望就是希望严格治党，各级党员干部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好事儿，办实事儿，将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一家都是党员，都是我妈妈谈的话，积极要求他们进步。我的孩子也在医院工作，过年过节随时听叫，多少次夜里被医院的电话叫走，从来没有急过。孩子讲：“你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肯定有急事儿才叫，有啥可急的？”加班的待遇从来没争过，孩子觉得那都是应该做的。我妈妈看到这些，非常高兴和欣慰。

    我从80年代开始做义工，寻找、整理长征时期红军的革命文物和资料，并捐献给一些历史博物馆、纪念馆。我还发表了一些回忆长征的文章，通过文字和老照片来传承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我感觉到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红军的长征虽然已经远离我们快80年了，但是并未走远。长征精神不是高高在上的，不能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产生距离感。因此，这种革命精神不止要靠我们这一辈来传承，更重要的是，要靠国家对青少年教育，来一代一代地延续。要用老红军的精神来唤起青少年们对理想的追求，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奋斗，目标就一定会实现。这种教育永远不能划上句号，否则长征精神的传承就会越说越远，变成空喊口号。

    十几亿人要实现我们国家的强国梦、民族梦， 必须要有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是由无数的人民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来的，是响当当的中国特有的精神财富。这是老一辈留给子孙们最珍贵的传家宝，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和丢掉。

    这，就是我们的红军妈妈们，用她们真诚的、滚烫的心，对传承这些革命精神的诠释和期待。同时，也是我们这些而今已7、80岁的红军儿女们，共同的真挚心愿。

    （此稿为光明网与中红网共同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