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籍老红军邓忠德逝世,享年106岁

布袋和尚

《四川日报》11月3日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离休干部、原成都气象学院副院长邓忠德同志[享受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0月24日在成都逝世，享年106岁。

邓忠德同志系四川阆中人，生于1916年1月，1933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30军88师264团二营六连战士，军参谋处通讯队通讯员、警卫员、学兵连排长，陕北延安红军大学勤务连排长，延安军委无线电51分队见习报务员，山西屯留编辑部电台分队报务员，辽县军区、太行独立支队、太行二军分区司令部电台队长，太行三军分区、三支队、三纵队司令部电台区(中)队长，二野三兵团司令部通信营营长，川东军区、志愿军十一军、空五军司令部通讯科科长，中央气象局通讯处处长、北京气象学校校长兼书记、成都气象学校校长，国家气象局成都气象学院副院长、顾问等职务。1985年10月离职休养。



向长征时的战友致以军礼的老红军邓忠德，图自四川在线

电台通讯长征二万五

据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官网文章介绍，1916年1月16日，邓老出生在四川阆中邓家湾一户普通农家里，从小艰苦的生活让年轻的邓忠德暗暗下定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当时的贫穷生活始终刻在邓老的心里，成就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1933年，带着对红军的敬仰和信念，年仅17岁的邓忠德在故乡自愿加入李先念的红军八十八师264团。来不及与家人话别，邓老所在的赤卫队便跟随大部队转战川北、川东，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当时张国焘认为自己力量强大，强行南下，后来失败，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那时我们年轻扛得住，第一、二次过草地都不算难，难的是第三次，因为经过一、二次后，草地被我们吃得连草根都没有了。那时完全没吃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野萝卜（只是长得像红萝卜），味道很苦，但我们把萝卜缨都一起吃了。不过，这样的运气一路上很少能碰到，每个人都瘦得皮包骨头。后来，有一次给我们发“干牛肉”，每人只能吃二两。因为饿太久了，有人就吃多了，牛肉在胃里发胀，胀死了。返回途中，我沿途经常看到战友的遗体，有的已经露出了白骨。”那是邓老长征中难以忘怀的一幕。回忆起长征，邓老陆陆续续地说起过去的事，“为了躲避国民党袭击，部队尽量选择晚上摸黑行军，每个人都是很机械地在走路。有一次我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还做了梦，头碰到驴屁股的时候才惊醒，那时驴也很疲倦了，都没有扬起后蹄踢我。过党岭山，山顶到处是雪，冰天雪地的，在那上面不能大声说话、不能打枪、不能坐下。人太疲倦了，一旦坐下，就会立刻被冻住，拉也拉不动，很快就牺牲了”。

部队走出草地已是1936年。途中西安事变爆发，直至1937年邓老和部队才到达陕北延安，在那里的红军大学邓老开始了无线电报务一年多的学习生活。1938年，邓老“大学”毕业，所在的通讯连被派往延安军委三局电台见习，于是他成为我党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抗日生涯在邓老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邓老流利地说了一句日语，意为“缴枪不杀，宽待俘虏”。邓老笑着说道：“我们抓到俘虏之后让他们走前面，他们就哭，原来日本人以为我们在后面要枪毙他们。”

成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对于邓老来说是个挑战。他幼时家贫，一直没有读过书，在行军路上有个文化干事每天教邓老5个字，他就用木棍在地上写画。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务员不仅要学好中文还要学习英文。当时学习电报时很多人有文化，邓老就一直担心自己不行。在首长的鼓励和自己的努力下，邓老迅速掌握了无线电报务业务，并担任电台队长，在战争中为保障部队通讯做出了贡献。革命时期能够掌握一部电台，在别人看来很不简单。从一名警卫员直至一位专业“通讯”人，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邓老却做到了。而这股在背后支撑他不断向前的力量正是他对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的坚定信念以及为此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

布袋和尚

谢 佳


良师益友桃李满天下

2015年，99岁高龄的邓老，虽然经历过无数战火洗礼，看起来依然很硬朗。邓老只是听力不太好。邓老的女儿向我们介绍，每年邓老寿辰时，总有很多人来拜访他，或电话送来祝福，大多数是邓老的学生，他们现在也都是古稀之年。那年冬天，有个学生病重住院，怕自己赶不上邓老的百岁生日，留下遗愿让妻子一定要代他去。

成都气象学校（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武汉地区68级同学会曾经这样写这位老红军、老校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身为老红军的邓忠德校长，在治学育人的事业中，时时处处凸显着红军精神，他的言传身教铸就了我们气象学校的灵魂。我们入校以后也亲身感受到邓校长对工作极其负责任，对师生十分热情，待人诚恳，光明磊落，平易近人。他非常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经常深入学生宿舍、食堂、操场等处，查看实情，倾听心声，与同学们拉家常、摆龙门阵、打篮球等，和学生打成一片。他是校长，却像家长般的体贴；身为领导，更像朋友般的亲热；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使得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远离父母后又有了家的感觉。他离休后出外旅游路过武汉，湖北省气象局宴请他，他把在武汉的68级、69级学生都叫去同桌共饮，还合影留念，足见师生情谊非同一般。他的为人处世、言谈举止，潜移默化感染着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他传承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和‘保证完成任务’的红军精神，‘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的顽强作风，已经融进我们的血液里，深深影响着我们一生，使我们受益匪浅，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老的爱人祝静敏说：“他当校长的时候，上课时间要不在教室了解学生的上课情况和老师的讲课情况，要不在操场和学生一起打篮球、乒乓球；阅读文件或处理其他事宜往往在下班后才进行。国家困难时期，他也带着孩子们自己种菜，种的菜全拿到学校食堂给学生加餐；他还发动大家养了两头猪。他有时在路上看到学生穿少了，就会担心学生是不是生活困难没钱，反映给班主任看是否要发点补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同学们都了解认可他，就对他暗中多加保护。”

1978年4月学校正式升格为本科院校，邓老任学院副院长。退休后仍继续关心学校发展，69岁还担任学院顾问，2001年学校五十周年校庆、2006年6月学校召开六届五次党员代表大会，邓老都出席了，可以说邓老见证了学校的发展，也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校。

电台通讯长征二万五

1916年1月16日，邓老出生在四川阆中邓家湾一户普通农家里，从小艰苦的生活让年轻的邓忠德暗暗下定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当时的贫穷生活始终刻在邓老的心里，成就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1933年，带着对红军的敬仰和信念，年仅17岁的邓忠德在故乡自愿加入李先念的红军八十八师264团。来不及与家人话别，邓老所在的赤卫队便跟随大部队转战川北、川东，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当时张国焘认为自己力量强大，强行南下，后来失败，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那时我们年轻扛得住，第一、二次过草地都不算难，难的是第三次，因为经过一、二次后，草地被我们吃得连草根都没有了。那时完全没吃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野萝卜（只是长得像红萝卜），味道很苦，但我们把萝卜缨都一起吃了。不过，这样的运气一路上很少能碰到，每个人都瘦得皮包骨头。后来，有一次给我们发“干牛肉”，每人只能吃二两。因为饿太久了，有人就吃多了，牛肉在胃里发胀，胀死了。返回途中，我沿途经常看到战友的遗体，有的已经露出了白骨。”那是邓老长征中难以忘怀的一幕。回忆起长征，邓老陆陆续续地说起过去的事，“为了躲避国民党袭击，部队尽量选择晚上摸黑行军，每个人都是很机械地在走路。有一次我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还做了梦，头碰到驴屁股的时候才惊醒，那时驴也很疲倦了，都没有扬起后蹄踢我。过党岭山，山顶到处是雪，冰天雪地的，在那上面不能大声说话、不能打枪、不能坐下。人太疲倦了，一旦坐下，就会立刻被冻住，拉也拉不动，很快就牺牲了”。

部队走出草地已是1936年。途中西安事变爆发，直至1937年邓老和部队才到达陕北延安，在那里的红军大学邓老开始了无线电报务一年多的学习生活。1938年，邓老“大学”毕业，所在的通讯连被派往延安军委三局电台见习，于是他成为我党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抗日生涯在邓老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邓老流利地说了一句日语，意为“缴枪不杀，宽待俘虏”。邓老笑着说道：“我们抓到俘虏之后让他们走前面，他们就哭，原来日本人以为我们在后面要枪毙他们。”

成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对于邓老来说是个挑战。他幼时家贫，一直没有读过书，在行军路上有个文化干事每天教邓老5个字，他就用木棍在地上写画。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务员不仅要学好中文还要学习英文。当时学习电报时很多人有文化，邓老就一直担心自己不行。在首长的鼓励和自己的努力下，邓老迅速掌握了无线电报务业务，并担任电台队长，在战争中为保障部队通讯做出了贡献。革命时期能够掌握一部电台，在别人看来很不简单。从一名警卫员直至一位专业“通讯”人，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邓老却做到了。而这股在背后支撑他不断向前的力量正是他对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的坚定信念以及为此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

九十九年酸甜苦辣咸

在子女的教育上，邓老很严格，不会因为他们是干部子女而给予方便。“我16岁时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爸爸来看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来问农民我的表现好不好。虽然当时爸爸觉得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却什么也没有说。”邓老的女儿说，“以前，爸爸跟其他老战友聚在一起时，也会聊到过去长征发生的事，大家总是谈笑风生，从来没听他们说过那时有多难有多苦，即使是危险的经历也没有听到过一个怕字。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也许是在战争年代看过太多年轻的生命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邓老对生命特别亲近和重视。而邓老身边的人对于这位老红军、老前辈、老领导，眼里总有数不清的敬仰，小孩们也十分喜爱这位和蔼的邓爷爷。

邓老身边的人评价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在群众中有着极好的口碑和凝聚力。他总是严于律己，在他身上总能看到老一代革命人忘我的革命精神。邓老的左脚曾受过伤，那是战争年代留给他的光荣历史。

邓老骄傲地说：“全国除了宁夏，每个省我都去过了。”一些是战争年代走过的，一些是离休后去过的，邓老到某地去，如果当地学生知道了，必定会赶来看望他。

丰富的人生经历，短短的文字是不能道尽的，那充满硝烟、血泪、痛苦的日子已经离邓老远去了，但那些经历却成为邓老人生的勋章，熠熠生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初中时学的诗，到现在读来倒也品出了更深刻的味道。长征精神是老一辈们用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值得每一个人认真学习，仔细理解，代代相传。

“夕照桑榆晚景好，时逢盛世老人安”，在这里祝愿邓老“鹤龄频添开旬清健，鹿车共挽百岁长生”。不过我们认为对于邓老最好的祝福是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让母校以我们为骄傲。

（邓忠德，1957年9月～1978年4月任成都气象学校校长，1979年10月～1983年6月任成都气象学院副院长。本文由校报记者谢佳在邓老99岁寿辰之际采写）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 发表于 2021-11-5 23:01
谢 佳

邓老近照


邓老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



年迈的邓老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左边是邓老及夫人、孩子、警务员合照



邓老与毛主席等人的合影，邓老在第一排右起第四个

　　四川新闻网成都12月30日讯（记者 余娜）近日，记者走进了老红军、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老领导邓忠德家中。96岁高龄的邓老面色红润，精神矍铄。难以想象的是，邓老不久前经历了两次大手术的折腾。

　　邓老得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发出《关于四川省牵头组织“长征路线”申遗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馆”建设的对策建议》后，欣然表示：好，好啊！并为长征路线申遗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红军精神 时时处处凸显

　　邓老年轻时是红四方面军李先念的部下。1935年3月，邓老所在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长征，三过草地，到1936年10月与一方面军会宁会师结束，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省，行程1万余里。

　　参加红军后，邓老通过努力，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务员，后来还成为通讯专家。1953年中央军委下达命令，邓老任中央气象局通讯处处长，处于业务和管理中枢机构。1955年，邓老接受组织安排，担任北京气象学校党委书记兼任校长。后来，他又担任了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的领导。“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身为老红军的邓忠德校长，在治学育人的事业中，时时处处凸显着红军精神，他的言传身教铸就了我们气象学校的灵魂。”成都气象学校（现为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地区68级同学会曾经这样写道这位老红军、老校长。

　　邓老和爱人祝静敏都是军人，他们5个子女就有3个参军。邓老的女儿邓鲁平也是一名军人出身，她说，年轻时本来已经开始分派工作，但内心就觉得应该参军，不参军绝对会后悔。“老爸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以身作则的工作态度和终身不变的红军精神，似乎化作血液流入我身体，成为我的天性。”

　　回忆长征 战友尸骨堆路边

　　“第二次走草地，当时从芦山下去到雅安时，武器弹药都没有了，国民党重兵保守想要歼灭红军。没法打仗，我们又返回草地，开始第三次过草地。返回途中，我看到战友的尸体堆积路边，很多很多，有的已经露出了白骨。”那是邓老长征中很受震惊的一幕。回忆起长征，邓老陆陆续续说起过去的事，“为了躲避国民党袭击，部队尽量选择晚上摸黑行军，走路时太疲倦，有时会一边走一边做梦，眼睛完全水肿了。过草地，最难走的点不是夹金山，虽然它海拔很高，爬了一天才爬到山顶，但当时我们过的时候，天气比较好，山上没有什么积雪，所以比较顺利。最困难的是过党岭山，山顶到处是雪，冰天雪地的，在那上面不能大声说话、不能打枪、不能坐下。人人太疲倦了，但一旦坐下，人就会立刻被冻住，拉也拉不动，很快就牺牲了。”

　　老战友聚会 谈笑风生不言长征苦

　　“解放达县”时，邓老在战斗中负伤，小腿被一颗子弹穿过，当时忙着打仗高度紧张，受了伤也没有多少感觉，后来一战士发现他裤脚都被血浸透，这才晓得自己受伤了。那时药品急缺，治疗也非常简单。“年轻嘛不怕疼，没有麻药就咬着牙，直接拿个纱布浸些盐水穿过那个枪打的洞来回穿梭，消下毒就好了。”对于那次受伤，邓老轻松地看待，他说：“过三次草地，脚没什么影响。”

　　邓鲁平说：“以前，爸爸跟其他老战友聚在一起时，也会聊到过去长征发生的事，大家总是谈笑风生，从来没听他们说过那时有多难有多苦。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我只听过爸爸对我说过唯一一次"难"，就是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邓老说：“当时张国焘认为自己力量强大，强行南下，后来失败，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那时我们年轻扛得住，第一、二次过草地都不算难，难的是第三次，因为经过一、二次后，草地被我们吃得连草根都没有了。那时完全没吃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野萝卜（只是长得像红萝卜），味道很苦，但我们把萝卜缨都一起吃下了。不过，这样的运气一路上很少能碰到，每个人都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

　　老红军家属：长征申遗 希望做实事

　　邓老听说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发出《关于四川省牵头组织“长征路线”申遗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馆”建设的对策建议》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后代，恐怕很少有真正了解长征的了，如果申遗成功，他们应该会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人的奋斗，如今的天下如何得来，应该理解一下。”随即，老人用颤抖的手郑重地写下“支持长征路线申遗”。

　　对于长征路申遗，邓鲁平说：“这件事做得非常好，现在孙子辈的后代，已经觉得这些仅仅是书本上的故事，我的儿子也会觉得这些只是讲故事。我跟他说，你的两个爷爷（邓鲁平的公公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都参加过长征，这些伟大的经历并不仅仅是故事而已。平时，一般是在特殊节日人们才会有纪念长征的活动，但影响很小。申请非遗后，长征的记忆将会被永久保留，那么将会对我们的后代产生更大的影响。我只是认为申遗如果能早些年进行就好了，现在的老红军越来越少了。既然现在进行了这个活动，只希望为它真正做实事。”

　　作者：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