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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葬礼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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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3:25: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含恨去世,终年90岁。图为葬礼现场。

来源媒体:中国新闻网 摄影记者:尹海明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含恨去世,终年90岁。图为葬礼现场。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含恨去世,终年90岁。图为葬礼现场亲人祭拜。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含恨去世,终年90岁。图为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


她15岁成"慰安妇"被日军关2年 至死没等到一句道歉





8月2日,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姓名:黄有良
性别:女
终年:90岁
去世时间: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经历: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去世。

14岁遭日军强暴,15岁被抓去慰安所,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抗战胜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子不理解……“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诉。

和黄有良一样,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共计20万左右。

70多年过去,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14人。

她们老了。身体饱受摧残,世俗的嘲讽伴随左右,屈辱又通过子宫蔓延至儿孙两代,从未间断。

最大的敌人,是岁月。

皱纹爬满全身,器官生了锈,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时光,她们答非所问,记忆错乱,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没人等到。

噩梦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 ,烈日炎炎。黄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节,两排椰子树林立,茂盛的树叶从顶部“炸”出来,像浓绿色的礼花。

75年前,她被日军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种了一片小椰树。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数,就来到那个让她“恨”的年头。

1941年农历十月,14岁的黄有良帮着父亲种田。那天,她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听到几声喝叫,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军士兵。吓得我扔下稻笼,转身就往山里跑。”2000年,她曾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日本兵紧追不舍,自己逃得没了力气,被抓住。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剥开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发狂大笑。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军官大声喝住。

“姑娘别怕”。军官“九壮”(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将几人遣走后,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黄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壮”什么时候,对方跟到家门口,拦住并把她抱进卧室……

黄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来找,她吓得躲起来。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脚牛(当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黄有良得知后,连忙回来看父母,再次被强奸。

逃亡

军官“九壮”认得家门,天天来。只要黄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军车后,直开到藤桥,关进一座房里。

“门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一般是三个五个,有时还要陪着睡。”黄有良曾回忆,不听话就会挨打。她很怕,被逼着,只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形容,在藤桥的那段时光,整个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过办法,但因日本兵站岗很严,加上不熟悉路,无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汉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后,关押起来。

糟蹋得太多了……黄有良认识的女性中,陈有红(音)不听日本兵(的话),被打得大出血,死了。还有一个,听说咬断舌头,也死了。

她放弃了逃走念头,听天由命。

被关了两年后,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告诉她,父亲死了。

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好好的”,大吃一惊: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

他们连夜拿锄头、粪箕,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父女俩到处逃难、讨饭。

控诉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

这个“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当时民风尚未开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

他回忆,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但只会说黎族语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妇女,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苏智良说。

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

苏智良介绍,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

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她对媒体表示。

死亡

黄有良90岁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颧骨凸出,不出门,也不爱说话。

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

村长胡亚梁介绍,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农忙时,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时间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一个月能拿100多元。

苏智良回忆,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两三天不吃饭,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

从2000年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给予受害人实质性的援助。当时还没成立基金组织,只能跟海外华人华侨联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给每个人5000元补助,财务负担很重,但仅够维持老人们的温饱。

近20年来,苏智良走访23个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时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渐渐地,这些老人相继去世,虽然财务负担慢慢减轻,却让他很不好受。这几年,他甚至“敦促”媒体人采访,“多写写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参加了黄有良的葬礼。今年1月她到海南为黄有良送慰问金时,她已无法下床,话也不多。有时还会记忆错乱,答非所问。唯有牙口还不错,尝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点心。

照片中,黄有良戴着深褐色的头巾和银色的耳环,穿着暗红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又过去16年了,8名“慰安妇”也相继死亡。

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放弃,继续提起上诉。

今年5月11日,陈亚扁离世。在她的葬礼上,志愿者们见到黄有良。“照片里,她看起来状态不错。”苏智良说,黄有良算几个慰安妇里身体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这么突然。

如今,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也逝世了。

她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的消息。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曾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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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16 00:19:59 | 显示全部楼层

慰安妇受害者:我要当面控诉罪行 要他们赔礼道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然而,战争中的“慰安妇”受害者却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直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今年8月12日晚,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黄有良老人,在海南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岁。她始终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她去世两天后,以她为拍摄对象之一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纪录片《二十二》在全国上映。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红星新闻,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有24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发起了4个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但原告方全部败诉。其中,2001年黄有良曾作为原告代表到日本出庭作证,讲述伴随自己一生的可怕遭遇,但直至2010年在日本终审结束,也没能胜诉。

2014年3月,我们曾经赴海南和山西采访过几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并记录下了她们珍贵的影像资料,其中包括刚刚去世的黄有良老人。

她们和她们的经历,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2014年3月11日,海南,黄有良,黎族。红星新闻记者 王效 摄

自述遭受的日军暴行

“我抓起摸捏我的那只手,狠狠咬了一口”


8月14日,关注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大银幕之外,黄有良的葬礼正在海南乙堆村进行,一片哀乐声里,老人的家属、同村的村民以及来自全国的志愿者、媒体记者与老人作了最后的告别。

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中国大陆所有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均已逝世,目前登记在册的仅余14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慰安妇”40万左右,中国妇女约有20万。而随着“慰安妇”受害者年龄的增长,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去世。



▲2000年,苏智良等陪同黄有良老人寻访“慰安所”遗址,黄有良在“藤桥慰安所”遗址前留影。苏智良 供图


2000年,苏智良教授曾跟随黄有良去寻访昔日的罪恶之地:藤桥慰安所,并留下了老人详细的口述史资料——

1941年农历十月的一个早上,当时15岁的黄有良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她突然看见不远处,一群日本兵对她呵斥,她立刻扔下稻笼,转身往山里跑,却还是不幸被抓。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兵瞪着眼睛,一把抱住我,另一名日兵在我背后胡乱摸捏,并剥开我的衣裙,其他日兵在一旁手舞足蹈,发狂大笑。我抓起摸捏我的那只手,狠狠咬了一口。被咬的日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正要向我砍劈,被一名军官模样的日军大声喝住。”

军官叫“九壮”(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姑娘别怕”。他将几人遣走后,露出狰狞面目,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穿好衣服,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不料那个军官不知什么时候也跟到我家门口,他将我拦住,把我抱进卧室……”

因为“九壮”知道她的住址,以后基本天天来,她一边忍受,一边四处躲藏。但只要找不到黄有良,日本兵就对她的父母进行毒打。

饱受折磨后的逃亡

父亲“假死”,才将她从日军“慰安所”救出


第二年春天,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送到藤桥慰安所,关进一座房里。“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我们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里日本兵就会来找我们。”



▲黄有良老人(右一)来到当年的慰安所遗址前,向大家讲述受害的故事。 苏智良 供图

她形容在慰安所的时光——“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似的,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但因日兵站岗很严,加上她又不熟悉外面的路,始终无法逃走。而和她一起的一位女孩,因为逃跑,抓回来后被活活打死。

被关了两年后,家人为了救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堂兄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告诉她,父亲死了。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对方要求事情处理完后必须马上回去。

回家后,黄有良发现父亲并没有死,原来,为了瞒过日本兵,堂兄没有把营救计划告诉她。当天晚上,他们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假死”的父女俩外出逃亡。

抗战胜利之后,村里人都知道她被日本人糟蹋过,没人愿意和她结婚。最后,她找了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但丈夫也因为她的过去,常莫名其妙发脾气,打骂她。

亲赴日本公开控诉

“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的罪行,要他们赔礼道歉”


黄有良的孙女胡小城告诉红星新闻,小时候奶奶经常给她讲过去的故事,讲她这一生吃了很多苦,但是不会提及那段历史。随着年龄增长,她才知道了奶奶痛苦的过去,“我们亲属都不会去问这件事。”

黄有良育有5个子女,老伴早年就去世了,她和家人一直住在农村。胡小城称,奶奶性格乐观开朗,对人特别好。去世之前,她一直生病,不能下床,饭量也很小,体重不足40公斤。胡小城认为,她奶奶一辈子吃了这么多苦,家庭条件也一直不好,能坚强活着真的不容易。

谈起奶奶等8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在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一事,胡小城说,她的奶奶曾坚定地表示,“我愿意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的罪行,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2001年7月,黄有良与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2006年8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此后,黄有良等人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2009年3月26日,又遭到二审驳回。黄有良等人再次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就此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8人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原告要求赔偿的诉求。

苏智良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有24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发起4个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原告方全部败诉。当时,黄有良到日本出庭作证,讲述伴随自己一生的可怕遭遇。

但是,直到去世,她仍然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




▲2017年1月12日,海南,黄有良老人生前近照。苏智良 供图

本文来源: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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