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葬礼举行

布袋和尚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含恨去世，终年90岁。图为葬礼现场。

来源媒体:中国新闻网　摄影记者:尹海明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含恨去世，终年90岁。图为葬礼现场。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含恨去世，终年90岁。图为葬礼现场亲人祭拜。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圈。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在家中因病含恨去世，终年90岁。图为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良老人送行。


她15岁成"慰安妇"被日军关2年 至死没等到一句道歉




8月2日，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姓名：黄有良
性别：女
终年：90岁
去世时间：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经历：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去世。

14岁遭日军强暴，15岁被抓去慰安所，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抗战胜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子不理解……“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诉。

和黄有良一样，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共计20万左右。

70多年过去，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14人。

她们老了。身体饱受摧残，世俗的嘲讽伴随左右，屈辱又通过子宫蔓延至儿孙两代，从未间断。

最大的敌人，是岁月。

皱纹爬满全身，器官生了锈，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时光，她们答非所问，记忆错乱，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没人等到。

噩梦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 ，烈日炎炎。黄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节，两排椰子树林立，茂盛的树叶从顶部“炸”出来，像浓绿色的礼花。

75年前，她被日军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种了一片小椰树。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数，就来到那个让她“恨”的年头。

1941年农历十月，14岁的黄有良帮着父亲种田。那天，她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听到几声喝叫，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军士兵。吓得我扔下稻笼，转身就往山里跑。”2000年，她曾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日本兵紧追不舍，自己逃得没了力气，被抓住。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剥开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发狂大笑。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军官大声喝住。

“姑娘别怕”。军官“九壮”（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将几人遣走后，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黄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壮”什么时候，对方跟到家门口，拦住并把她抱进卧室……

黄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来找，她吓得躲起来。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脚牛（当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黄有良得知后，连忙回来看父母，再次被强奸。

逃亡

军官“九壮”认得家门，天天来。只要黄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军车后，直开到藤桥，关进一座房里。

“门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一般是三个五个，有时还要陪着睡。”黄有良曾回忆，不听话就会挨打。她很怕，被逼着，只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形容，在藤桥的那段时光，整个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过办法，但因日本兵站岗很严，加上不熟悉路，无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汉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后，关押起来。

糟蹋得太多了……黄有良认识的女性中，陈有红（音）不听日本兵（的话），被打得大出血，死了。还有一个，听说咬断舌头，也死了。

她放弃了逃走念头，听天由命。

被关了两年后，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告诉她，父亲死了。

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好好的”，大吃一惊：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

他们连夜拿锄头、粪箕，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父女俩到处逃难、讨饭。

控诉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

这个“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当时民风尚未开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

他回忆，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但只会说黎族语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妇女，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苏智良说。

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

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

苏智良介绍，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

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她对媒体表示。

死亡

黄有良90岁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颧骨凸出，不出门，也不爱说话。

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

村长胡亚梁介绍，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农忙时，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时间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一个月能拿100多元。

苏智良回忆，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两三天不吃饭，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

从2000年起，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给予受害人实质性的援助。当时还没成立基金组织，只能跟海外华人华侨联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给每个人5000元补助，财务负担很重，但仅够维持老人们的温饱。

近20年来，苏智良走访23个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时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渐渐地，这些老人相继去世，虽然财务负担慢慢减轻，却让他很不好受。这几年，他甚至“敦促”媒体人采访，“多写写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参加了黄有良的葬礼。今年1月她到海南为黄有良送慰问金时，她已无法下床，话也不多。有时还会记忆错乱，答非所问。唯有牙口还不错，尝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点心。

照片中，黄有良戴着深褐色的头巾和银色的耳环，穿着暗红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又过去16年了，8名“慰安妇”也相继死亡。

2006年8月，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放弃，继续提起上诉。

今年5月11日，陈亚扁离世。在她的葬礼上，志愿者们见到黄有良。“照片里，她看起来状态不错。”苏智良说，黄有良算几个慰安妇里身体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这么突然。

如今，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也逝世了。

她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的消息。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曾金秋

布袋和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然而，战争中的“慰安妇”受害者却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直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今年8月12日晚，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黄有良老人，在海南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岁。她始终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她去世两天后，以她为拍摄对象之一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纪录片《二十二》在全国上映。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红星新闻，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有24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发起了4个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但原告方全部败诉。其中，2001年黄有良曾作为原告代表到日本出庭作证，讲述伴随自己一生的可怕遭遇，但直至2010年在日本终审结束，也没能胜诉。

2014年3月，我们曾经赴海南和山西采访过几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并记录下了她们珍贵的影像资料，其中包括刚刚去世的黄有良老人。

她们和她们的经历，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2014年3月11日，海南，黄有良，黎族。红星新闻记者 王效 摄

自述遭受的日军暴行

“我抓起摸捏我的那只手，狠狠咬了一口”

8月14日，关注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大银幕之外，黄有良的葬礼正在海南乙堆村进行，一片哀乐声里，老人的家属、同村的村民以及来自全国的志愿者、媒体记者与老人作了最后的告别。

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中国大陆所有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均已逝世，目前登记在册的仅余14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慰安妇”40万左右，中国妇女约有20万。而随着“慰安妇”受害者年龄的增长，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去世。



▲2000年，苏智良等陪同黄有良老人寻访“慰安所”遗址，黄有良在“藤桥慰安所”遗址前留影。苏智良 供图


2000年，苏智良教授曾跟随黄有良去寻访昔日的罪恶之地：藤桥慰安所，并留下了老人详细的口述史资料——

1941年农历十月的一个早上，当时15岁的黄有良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她突然看见不远处，一群日本兵对她呵斥，她立刻扔下稻笼，转身往山里跑，却还是不幸被抓。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兵瞪着眼睛，一把抱住我，另一名日兵在我背后胡乱摸捏，并剥开我的衣裙，其他日兵在一旁手舞足蹈，发狂大笑。我抓起摸捏我的那只手，狠狠咬了一口。被咬的日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正要向我砍劈，被一名军官模样的日军大声喝住。”

军官叫“九壮”（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姑娘别怕”。他将几人遣走后，露出狰狞面目，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穿好衣服，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不料那个军官不知什么时候也跟到我家门口，他将我拦住，把我抱进卧室……”

因为“九壮”知道她的住址，以后基本天天来，她一边忍受，一边四处躲藏。但只要找不到黄有良，日本兵就对她的父母进行毒打。

饱受折磨后的逃亡

父亲“假死”，才将她从日军“慰安所”救出

第二年春天，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送到藤桥慰安所，关进一座房里。“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我们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里日本兵就会来找我们。”



▲黄有良老人（右一）来到当年的慰安所遗址前，向大家讲述受害的故事。 苏智良 供图

她形容在慰安所的时光——“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似的，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但因日兵站岗很严，加上她又不熟悉外面的路，始终无法逃走。而和她一起的一位女孩，因为逃跑，抓回来后被活活打死。

被关了两年后，家人为了救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堂兄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告诉她，父亲死了。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对方要求事情处理完后必须马上回去。

回家后，黄有良发现父亲并没有死，原来，为了瞒过日本兵，堂兄没有把营救计划告诉她。当天晚上，他们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假死”的父女俩外出逃亡。

抗战胜利之后，村里人都知道她被日本人糟蹋过，没人愿意和她结婚。最后，她找了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但丈夫也因为她的过去，常莫名其妙发脾气，打骂她。

亲赴日本公开控诉

“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的罪行，要他们赔礼道歉”

黄有良的孙女胡小城告诉红星新闻，小时候奶奶经常给她讲过去的故事，讲她这一生吃了很多苦，但是不会提及那段历史。随着年龄增长，她才知道了奶奶痛苦的过去，“我们亲属都不会去问这件事。”

黄有良育有5个子女，老伴早年就去世了，她和家人一直住在农村。胡小城称，奶奶性格乐观开朗，对人特别好。去世之前，她一直生病，不能下床，饭量也很小，体重不足40公斤。胡小城认为，她奶奶一辈子吃了这么多苦，家庭条件也一直不好，能坚强活着真的不容易。

谈起奶奶等8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在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一事，胡小城说，她的奶奶曾坚定地表示，“我愿意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的罪行，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2001年7月，黄有良与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2006年8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此后，黄有良等人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2009年3月26日，又遭到二审驳回。黄有良等人再次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就此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8人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原告要求赔偿的诉求。

苏智良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有24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发起4个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原告方全部败诉。当时，黄有良到日本出庭作证，讲述伴随自己一生的可怕遭遇。

但是，直到去世，她仍然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




▲2017年1月12日，海南，黄有良老人生前近照。苏智良 供图

本文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