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之子刘蒙:父亲曾学过武功 不喜欢看战争片

布袋和尚

刘蒙少将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并不是完全没有领导武装暴动的经验。

1926年底，时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刘伯承为策应北伐，调动四川军队，发起泸顺起义。起义坚持了5个月，1927年3月31日，军阀刘湘暴力镇压中共活动，杨闇公被杀害，使得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在川黔两地军阀围攻下，泸顺起义失败，刘伯承离开四川前往武汉。



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遗址，万州宝隆洋行

“我们共产党第一次组织的起义无疑是顺泸起义（即泸顺起义），但它与南昌起义有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马日事变。南昌起义是马日事变之后，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起义。马日事变之前，还是国共合作期间。”军事外交家、党史研究者刘蒙少将表示。

7月22日，封面新闻在北京见到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蒙少将。他向记者讲述了刘伯承在南昌起义时的经历、弃笔从戎的过程以及解放后他与父亲相处的片段。

“刘伯温”的亮相

封面新闻：今年是南昌起义九十周年纪念，能不能请您和我们说说刘伯承同志在南昌起义中的经历？

刘蒙：大革命失败以后，原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走了，就新派了一个人来，新派的这个人叫罗明那兹。罗明那兹是共产国际暴动小组的组长，专门研究暴动的。他看到（叶挺关于南昌起义）报告后，就提出了以南昌起义为起点，发动一系列起义的方案。

所以我们为什么定南昌起义为八一建军节呢，因为它是一系列起义的核心起义。原来定的方案是南昌起义以后，大家都暴动，都往广州集结，到了广州再进行国共合作和苏联援助，展开国共的新局面。当时这样设想的。

刘蒙：南昌起义真正的组织者无疑是周恩来。（起义以前）周恩来到南昌考察，发现南昌有几股部队，一个部队最大是叶挺的独立团，包括24师人数是5500人，25师接近5000人，还有蔡廷楷的一部，程潜的一部。还有朱德的300人。周恩来希望有更多部队加入起义，又去找到贺龙。

（最后商定）起义总指挥是贺龙，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在上面再成立一个参谋团，由共产党领导，是负责所有起义指挥的核心。你看那个南昌起义的指挥序列表，参谋团在最上面。然后就召集成立参谋团，周恩来就打电报让我父亲去，从武汉急速赶到南昌。周恩来给他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说服程潜，因为他（刘伯承）和程潜私交很好；第二个任务，成立参谋团，让父亲任参谋团首席参谋长，指挥权是他，并且让他来起草南昌起义的报告。将来所有的仗也由他指挥。

当时父亲答复周恩来，“你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没法完成，程潜这个人是没法说服的。第二个事，我一定完成好。”

第一仗番台子，是父亲带贺龙的两个师去打的。番台子如果胜利意味着起义军夺取南昌的控制权。父亲很快就带领部队打胜了番台子一仗。后来还举行了庆功大会。庆功会上贺龙找到父亲祝酒，仗打得很漂亮，问题就是他一个师的师长侄子被打死了。父亲就说，“这事很抱歉，子弹不认人，打到我，我一样死。”

刘蒙：番台子战役胜利以后，成立了朱德的第九军。然后部队就开出南昌城。（出了南昌）最关键的是会昌战役，这是国民党正经拿出王牌部队来阻挡南昌起义的一场大仗。这场仗，张发奎的余部都参加了。张国焘《我的回忆》里也写了，这是第一次那个被称作“刘伯温”的人来指挥战役。

会昌战役非常惨烈。双方都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战场上互相都叫得出小名。张国焘回忆，“刘伯温”精心策划，但由于当时的地图有问题，所以赶去包抄地方部队，来晚了。因为地图上有100里，实际有150里，造成伤亡比预计大。但是会昌战役还是打胜了。

做事不能喜形于色

封面新闻：据了解，刘伯承同志和父亲一起考上过秀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他这段经历吗？

刘蒙：父亲和我回忆，他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我翻辞典是1905年春，他应该12周岁（因为他12月生的）。他曾经给我回顾过这段历史。



刘文炳亲手写的刘氏家谱，作为刘伯承幼年开蒙的教材之一


祖父刘文炳年轻的时候就参加过科举考试。但考的时候，被人家告了状，还罚了120块大洋。弄得非常惨。他们（告状者）说，是因为我曾祖父当过吹鼓手。我父亲告诉我，这是谣言。实际上，这个人（曾祖父）多才多艺，他会打铁也会吹唢呐。乡间做红白事，请不起吹鼓手的时候，就请他吹吹。他确实吹过，但只是会而已。

但祖父特别相信，要读书才能找到出路，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点。父亲5岁开蒙，祖父当时认识一个叫任贤书的人。任贤书是石达开的旧部，文武双全。我父亲讲他的武功非常非常高，书也读得非常好。祖父和这个人很谈得来，就把我父亲背去（找任贤书）。父亲那时候很小，就不愿意去，闹，把我祖父脖子都抓破了（笑）。祖父也很倔，把他放在那儿就走了。这样我父亲就开始读书了。

父亲读书读得非常好，所以在任贤书的推荐下参加科举考试。祖父就带父亲去开县考试。他记得在开县周围租了一个很小的屋子。祖父是陪考，他就想看看任贤书讲父亲这么好，父亲到底有没有这个水平。

当年秀才要考五轮，你只要五轮都榜上有名，就是过了。发布成绩不是分，是多少多少团，也叫圈。前几轮考完发榜那天，父亲和祖父一块儿去的，他的名字很显眼，就是二团头一名，就是第二等成绩的第一名。父亲高兴得直蹦，听见祖父喊他，回头一看，就看到祖父满脸不高兴。他想怎么了，是不是没有找到祖父的名字，他就往下看，看到祖父考了第十四团多少名。他就想是不是爷爷没有考好，不高兴了。

祖父就一把拉着他回租小房子里去了。一进门，祖父就抱着他跳。高兴的要死了。祖父就告诉他，我不是不高兴啊，我告诉你，你一生中想要做大事，不能喜形于色，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

结果这次又被人告状，说刘文炳违典考试，他儿子又违典。 实际上他们没有考完五轮考试，就被人赶出来。这件事让父子二人愤愤不平，觉得清朝（典制）太不合理 ，这样他们就永无出头之日。回去父亲问祖父怎么办，祖父说还得读书，就去读了洋学堂。

刘蒙：这样本来读的旧学，现在就读上了新书。父亲记性很好，开学第一堂课他还记得，他说我们就开始学《新三字经》，就给我背，开头是“东半球、西半球、欧罗巴，亚细亚……”（笑）这时候，他就开始接触很多新的思想，认为满清是不行的。



1920年，刘伯承供职于川军时留影

走向革命

封面新闻：鲁迅曾因一场幻灯片放映而触发弃医从文的念头，刘伯承同志当年弃文从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瞬间？

刘蒙：这个问题很深，我从我理解的角度给你讲几个事情。祖父在父亲14岁的时候走了（去世），我小叔叔成了遗腹子。这里面就有很多感人的事情。
祖父一家六兄弟，他的天赋最好，就选了他去读书。他作为刘家读书的苗苗培养起来。他是老小，身体不太好。兄弟六个分家，他分得最少。另外，也是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种地的水平就差一点。（笑）

父亲小时候很有个性。祖父去世以后，兄弟就来要债，把地也都要走了，所以家里就变的非常穷。奶奶把四叔生下来以后，没有钱养，就送给远方亲戚养。父亲回家以后问，弟弟怎么不在了，奶奶就说给人了。父亲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他跑去那个亲戚家把弟弟抱回来了。

一进门就跪在奶奶面前，就哭了，说，“我发誓，我来养。”那时候14岁。奶奶就答应了。父亲小孩子干活干不过大人，就去很远的地方挑煤。每次挑完回来都特别晚，奶奶就站在一棵大黄桷树下面等他，每天都在那儿等他。

日子过得非常不好，又赶上灾荒年，就只能吃观音土。后来我父亲特别讨厌吃红薯。因为吃观音土，便秘，只能靠吃红薯来解决。17岁那年，就去当了半年警察。这就迫使他辛亥革命出去了。

实际上他对满清有种认识，他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很不公正。他为了推翻满清就要出走，那时候弟弟们也大一点了。奶奶跟他说，要走可以，先结婚。结果他结了婚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就走了。这也是父亲告诉我的真实情况。

封面新闻：是吴玉章带他接触到共产党的吗？他后来又如何投身共产主义的呢？

刘蒙：他当时养伤，住在成都剪子巷，我后来去找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因为前线形势很糟糕，熊克武三番五次来找他，他很烦恼。这时候就认识吴玉章，就让吴玉章给他找个房子，搬到五通桥去。他跟我讲，他买了一房子书。他决定在这里好好学习看书。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二十四史的事情，我估计就是在五通桥这段时间，下功夫读书时候想出来的。

他这段时间和吴玉章来往很多。杨闇公是吴玉章带来见他的。杨闇公请他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他觉得不能“见到旗帜就拜倒”，他说“我对共产主义要进行深究”。他这个时候跟吴玉章谈，谈了以后他决定要和吴玉章一块儿去考察一下。



杨闇公日记中称，“使此人得志，何忧四川”

父亲跟我讲，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吴玉章带他去见一下孙中山现实，他一辈子革命一直就是信仰孙中山。孙中山有很多政治顾问，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吴玉章就跟他说没问题。这样他们就出川了。

出川以后，他听说熊克武败北了。熊克武在四川站不住了，要去广州。熊克武驻扎的地方离他不远，他就跟吴玉章说，我还是要去见一下熊克武，把我要说的话说清楚。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笑）

熊克武见了他就问他怎么不回来，意思是还要我父亲跟着他干。父亲就跟他说，“我来不是跟你讲这些的，我来是跟你讲一个事儿，我闷在心里多年没跟你讲。你在川中败北，是早晚的事儿。因为你搞的那个不是三民主义的革命，你搞的是那是小集团，你搞是十人团，你搞那个十人团得罪了将士，得罪了四川老百姓，你是一定要败的。”把熊克武气的够呛，然后他就走了（笑）。

然后，他和吴玉章赶到广州，正好赶上五卅运动。这个运动本身给他一个强烈的刺激。结果孙中山没有见上，孙中山北上了。吴玉章说没关系，我带你去北京见。他们又去北京，就在北京见到了赵世炎。赵世炎当时是共产党北方局的负责人。他们和赵世炎在北京谈了很多。

当时，杨闇公和吴玉章已经在四川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在北京他们又和陈独秀有了接触。吴玉章就把（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给了杨闇公。杨闇公同意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入中国共产党。

他（刘伯承）也就在这时信仰了共产主义。

刘蒙：其实他当时想法之一是去清华再读一点书，增加对国际的了解。他后来跟我说，我没有上成的大学，让你上了。因为我是清华毕业的。（笑）



刘伯承同志身前用的书桌

白马悍将

封面新闻：据了解，刘伯承同志一生戎马负了很多伤，最严重的就是早年革命，子弹穿过右眼致残，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时期的经历。



1915年，未受伤之前的刘伯承

刘蒙：他自己有记载的，负得比较重的伤有9次。实际上有些小的他就没有记了，9次就是他身上打个窟窿的这种。比较重的一个是眼伤。（护国战争时期）丰都战役，他实际上头部中了两弹，第一次从头盖骨打过去，他让我用手摸，头盖骨这里有个槽。我去采访过，确实给他包扎了，第二次又上前线，子弹从这里（太阳穴附近）进入从眼睛里穿出来。人脑袋没有多大，他一次战役就负两次重伤。还有一次就是腿部负伤，差点把腿失去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东路军总指挥了。

1923年有一场大战，他们叫（川军）一、二军大战，也是熊克武和杨森、刘湘争霸四川。一军是熊克武的嫡系部队。熊克武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但懋辛，两人关系很好。但懋辛是熊克武的第二把手，也是他的参谋。熊克武不在就是但懋辛来代（理），他也是一军的军长。

一、二军大战，熊克武请父亲做他的东路军总指挥，但懋辛西路军总指挥。但西路军进展不力，一直是东路军在前面打。打到大足（县）的时候，他负伤了。一枪打在股动脉上。




1950年，刘伯承在照片后题写丰都战役受伤经过，赠邓小平。

父亲给我回忆，他年轻时候喜欢骑一匹白马。腿打伤以后，一看到白马马背上全是血，再一看腿，血滋得好高。他就拿手自己摁着。部下来了拿布给他使劲系上，压迫止血。就把他往成都送。成都是一个法国医生给他治病，开始给他说要截肢，但他已经有生命危险，怕他在截肢过程里坚持不住手术，可能出事，就停止截肢了。这以后，没想到竟然消炎了，伤口还长上了。但他自己就发现一只腿萎缩了，变得很细。

好赖是长上了，他就要出院，因为前线战事很急。大夫就送他一个拐。我父亲就把那拐给扔了。大夫说你怎么不要，父亲就说我一定能痊愈。大夫说你不可能站起来，还讲这（拐杖）可能要伴随你后半生的东西了。我父亲就是不要。

（养伤期间）他就天天在家练功。他小时候跟任老师学过武功。那代人不会武功是没法打仗的。所以他天天就练腿。讲究钩、踢、平、落，脚在勾起来向上踢，然后再平着落下来。

他说那时候一天就两个事，一个是看书一个是练腿。结果慢慢他就看着自己腿又丰满起来了，他知道是个好现象，他就更加大训练难度。他高兴，腿就长起来了，慢慢两条腿一样粗了。后来检查，他把支动脉练粗了，支动脉血管变成主动脉血管。

刘蒙：后来呢，他跟我妈妈结婚。结婚十来天就遇见敌军轰炸。当时他们正在行军路上，两人都被扎伤，都伤在腿上。他们那个时候条件很差，弹片就没有取出来。后来火化的时候，我和妈妈去收他骨灰，骨灰里仍然有弹片。

刘蒙：后来我做了一辈子军人，才真正知道只有一个眼睛在军队里是多么不容易。

总参谋长教《孙子兵法》

封面新闻：您是解放后（1952年）出生的，哥哥姐姐都出生在战争时期，应该说您是跟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有没有给您一些指导？

刘蒙：我可以跟你讲一些生活中的小例子，那一代人和现在很不一样。父亲他有一个办公桌，办公桌右边的抽屉里，放着他领的单位的信封信纸和用品，这边（左边）这个抽屉是私人的。他有一天叫妈妈，“汪荣华，我自己的信封信纸没有了。你下午给我买点儿去。”

他所有私人信件，写字练字，不用这边（右边）的信封信纸。公家是公家的。

刘蒙：他生活也很有趣。他老了的时候，睡眠也比较少，每天早上就是 准时5点钟起床。然后第一事，打一套他自己编的拳。主要是锻炼身体每个部位。第二个是，读外文（俄文），拿一本书在走廊里大声朗读。我后来当翻译也当了几年，为了翻译的流畅也每天早上起来读，那是为了工作。他一个老人，也没有人让他做翻译，我心想他每天念什么，声音还挺大的。念完了，开始写毛笔字。写完字就可以吃早餐了。



刘伯承生前使用的俄中辞典《露和辞典》

每天早上这几件事，从来不变。还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坚持听外电广播。直到他眼睛看不见以前，每天都这样。他真的很爱学习。

刘蒙：我那天还想起个事情。因为我前面几个姐姐在那个年代，（父亲）都没有时间，也没怎么管他们。我大概到上小学前，父亲有一次跟我说，“几个大的呢，都学了俄文，我也没怎么管。你们两个小的，我来给你们选，选英文。他说，世界上大概有百分之六的国家可以用英文沟通。”这个数字，现在统计肯定很不一样了，但在那个年代很难得。他说，“学一门外文，就是给你打开一扇窗户，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后来把英文念通了。这个真的收获很大的。

其实，我觉得教育最重要是身教。有很多事并不在于他给我们讲很多讲理，但是他做一些事情或者，他在你学习期间给你一些帮助，这个影响是深刻的。1967年，他在南京，那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陪在他身边，他说，“刘阿蒙，你们学校也停课了，我给你上课吧。”我说，“上什么啊，爸爸？”他说，“我给你上《古文观止》。”

他给我选了103篇文章，告诉我这些一定要会背。对我终身会有帮助。“你背，我听，你不会的我告诉你。”我吓坏了，他看不见了，就让我背。背不对就给我纠正。真把我震住了。每句话都是他亲自讲解。


比如《刘侯传》，《辨奸论》，他在讲解中，给我很多教育。这不是空洞的教育，他一边讲解，一边教给我他怎么看事物。比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我（后来）看事物的发展，都是从他讲 《辨奸论》里学来的观察事物发展的规律，想好好的处理事物，必须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你才能预测未来，你才能够防患于未然。

刘蒙：还有《孙子兵法》。他并不是教我如何去打仗，他给我讲的其实是一种哲学思想，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觉得《孙子兵法》就是从一种哲学的高度去论兵争，完全跳出了使一些具体的小技。

比如，他讲孙子讲胜不可求。就是说实际上越是想求胜，就越容易失败。怎么把握事情的结果，在用兵中获胜，你是要对事物和兵争的本质把握。只有你先求不败，先去了解军事问题中的发展规律，我根据这个发展规律，因其事而利导之，就取胜了。不是你硬要往另一个方向去扭转这个事物，你扭不转的。

封面新闻：据了解，刘伯承同志晚年很不喜欢看战争片是吗？

刘蒙：是的，他不喜欢看战争片。他晚年有一种和平主义的倾向。

（本文图片由开县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特此鸣谢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本文来源：封面新闻 作者：何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