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的《八路军将领传略》“晋察冀军区将领”部分，冀中九分区政治委员吴立人位列其中。吴立人是“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也是这场伟大民族觉醒运动的实践者和播种人，他和昔日一起在民族危亡的黑暗年代呐喊、拼搏、奋斗的“一二•九”战友们，生不留名，死不争地，早已长眠祖国怀抱，但他们留下的“一二•九”精神代代相承，将与日月同辉，将与红色中华同在，将永远鼓舞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现将收集到的吴立人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部分情况呈现出来，以飨读者。
1933年底到1934年春，保属特委委员范克敏叛变。是年夏，特委书记贝中选回原籍巨鹿躲避敌人捜捕，其他特委成员多数被迫出走，保属特委惨遭破坏。吴立人和陆治国、侯玉田、张君等保属特委的同志秘密潜入衡水的安平一带，在与河北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经研究决定以陆治国家为保属特委临时办公地点，并做为保属特委的地下秘密联络站，利用保属特委委员陆治国家的肥皂厂和砖厂作掩护，继续宣传、组织、发动、领导民众开展对敌斗争。1934年夏末，吴立人与陆治国、侯玉田商议，决定分别到北平、天津寻找党的组织。
1934年秋吴立人考入北平华北大学。华北大学的校址在北平西城西四南街的“礼王府”，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都是蔡元培。礼王府位于西黄城根南街7号、9号。明代是崇祯皇家私宅。清初皇赐太祖努尔哈赤次子、“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代善所有。
建府之初，康熙帝下旨命天下资助，甚至府中陈设也为官员献纳。代善之孙杰书以康亲王世袭，故府称康亲王府，乾隆四十三年改称礼亲王府。清嘉庆十二年(1807)礼亲王府毁于火，由当时的礼亲王昭裢集资于原址重建。礼亲王府规模雄伟，占地广阔，呈长方形，分中、东、西三路。中路为主体建筑，有府门、宫门、银安殿，殿前有丹墀；有两侧翼楼、后殿、两侧配殿；有启门、神殿前出轩、两侧配殿；有遗念殿(后罩楼)、两侧转角配房、后罩房，共有房屋五重、院七进。东路由十二进院落组成，西路由花园、屋宇等十一进院落组成，整个王府共有房屋、廊庑等480余间。1922年6月，经蔡元培在北京倡议创办大学，当年10月成立校董会。1925年由国务会议决议拨礼王府作校址，到1928年11月礼王府校址开始启用。到1930年1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命名私立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当时知名度较高的原因：一是创办人蔡元培和校董会成员都系国之名流、政要；二是把“京城王府之首”变成了颇有背景的“私立大学”，把偌大的礼王府变成了大礼堂、美术馆、图书馆、实习法庭，还有运动场、园林假山、古物陈列室等等，但是王府的框架与建筑确未损秋毫；三是学风正尽、进步思潮匡涌，蔡元培呕心沥血，为第一任国人自己创办的华北大学校长（蔡是北大第14任校长），四是蔡元培、何其巩任校长后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断引进新人才，改革旧制，使华北大学校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风。如何其巩聘请最早把中国共产党写进国统区大、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孟世杰教授。孟世杰1925年1月出版的《中国最近世史》得到了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蒋梦麟的高度重视。1928年12月11日南京政府任命蒋梦麟为教育部长，1929年初蒋梦鳞请孟世杰将1925年出版的《中国最近世史》改编成大、中学生教科书《中国近百年史》，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将文言文改成通俗易懂白话文，并经过蒋梦麟委派教育部参事王桐龄校对，1931年，中国第一部近代史教科书在国统区正式出版。
这部近代史教科书的问世，首次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史实、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四•一二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李大钊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等最近百余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写入全国大、中学生课本，当时在全国有北京、天津、保定、南京、广州、西安、太原、郑州、济南、青岛、昆明等二十多个城市印刷出版，虽然四次印刷出版，印量达数千万册，但仍供不应求。红军到延安后，《中国近百年史》也有相当数量流向延安和晋察冀、冀中、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其影响之大未可估量。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东北沦陷，华北大学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秘密联络点之一。1935年8月华北大学学生受中共八一宣言影响，满腔爱国热忱，投身“一二•九”运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华北大学董事长是宋哲元，以第29军大刀队与日军展开搏斗，其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悲壮残烈至极，震撼华夏。当时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响遍全国。1935年宋哲元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常务校董兼校长是何其巩，他曾受冯玉祥将军指派，南下广州迎接孙中山来京主政。校董还有黎锦熙、褚民谊等人，从蔡元培首任校长到继任者何其巩都是政、学两界的耆宿，因此校风凛然、思想进步。可惜，中华民族的灾难即至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入城，强占校舍，拘禁职员，校具图书，被掠一空。直到八年抗战胜利，华北大学才迁回礼王府，募集资金，修整校舍，增设学系，添置校具图书，到1947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核定校名为华北文法学院，北平习惯所称还是华北大学，1949年4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暨中国人民大学。
“一二•九”、“一二•一六”前，吴立人在这所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以学生身份作掩护，通过育德中学老师、曾任保定特委书记的冷楚找到党的组织，冷楚是北平市临委的组织部部长，半年后吴立人被派去做彭涛的助手和联络员，积极从事和开展党的工作。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步学生自发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后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历史事件。毛主席指出：“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么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正是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
中共党史研究室根据彭涛同志1960年11月24日的谈话出版了以清华大学校史组名义发表的《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一文，记载：“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是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这时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当时发展党的组织非常慎重。党员全市共有10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20个左右。党的外围组织，有‘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以宋庆龄、马相伯的名义发起的，也是秘密组织，但分布比较普遍，在北平有七、八十会员。其他进步组织很多，如读书会、学生自治会等。”
据清华大学出版的《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一文谈道：“‘一二•九’前两天，河北省委派人（按：李常青）来北平，同意在北平搞运动，并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这时参加领导学运的经常是黄敬、我、姚依林、郭明秋等几个人……，‘一二•九’前几天，我们四个人是在劈才胡同我的家里开的会，经常开到天亮。成天都研究运动，‘一二•九’的一切行动部署都是从这里发出的。当时北平地下党力量虽不大，但起了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193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开始伸向华北大地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向劳动大众发出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中共河北省委多次发出通知、宣言，要求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对北平市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一二•九前后， 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1935年1月吴立人秘密来到安平，与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创建人弓仲韬取得联系，并交给他20元大洋，成立了安平第一个抗日救国会。据《王林日记》1947年9月30日记载：“1934年小范（克敏）叛变后曾来抓他们，机关还不在此（安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吴立人来找仲耘（弓仲韬）成立抗日救国会。吴留下钱二十元，后得知吴是C• （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这期间，弓仲韬的女儿弓乃如住在前门外的万福客店，在北平一所教会小学——北方小学，以国文教师身份作掩护，协助吴立人收转上级党组织和各地的来信，开展地下工作。据原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严镜波《我的一百年》记载“1935年4月，吴立人化名吴迪（吴悌），和弓仲韬一起来到饶阳，在饶阳县找到了1933年入党的北师钦村堡垒户李文光家。通过李文光与饶阳县第一名党员韩子木取得了联系，并住进了韩子木家。先后与焦守成（焦守健大哥）、严镜波等取得联系，秘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展党的积极分子，开展对敌斗争。”1934年1月至1936年1月吴立人几次接受河北省委派遣从北平去安平、饶阳、武邑、武強等地开展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一二•九’中还有教授方面的力量，他们分散在各校，受北方局党组织派遣指导并支持北平学运，也起了很大作用。如杨秀峰、孟世杰、张申府、吴觉先(武剑西)、潘怀素、程希孟、章友江、沈钧儒、冯友兰、黄松龄、严景耀、许德珩、吴承仕、谭丕模、张郁光、齐燕铭、李苦蝉等。彭涛还谈道：“北平地下党与河北省委联系上后，北平就成立临时市委，成员有王学明（曾任过财政部副部长）、我、冷楚等，还有谷景生，他是共青团的负责人，市委书记是王学明。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活动的是周小舟。他和姚依林、郭明秋、董毓毕，邵清华、孙敬文、宋尔廉、刘燕等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同志。党的活动是单线进行的，我们和上面也没有多大联系。党的工作当时主要抓组织学生，先是搞‘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合法斗争，进行募捐救灾。把水灾赈济和国民党的制度联系起来。这个活动很成功，大部分学校都建立了赈济组织……”当时，参加组织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有“一二•九”运动之前入党的，也有“一二•九”运动之后入党的，他们大部分是从爱国青年学生的积极分子中选举出来的负责人，“一二•九”运动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除了推动民族觉醒，也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批的新鲜血液。其中不少优秀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各条战线上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5年5月，吴立人与张启仁等做为华北大学代表，参加并领导成立了华北大学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华北大学黄河水灾赈济会；参加了北平学联等学运组织，与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彭涛、组织部长冷楚等取得了联系，在北平新平胡同新平饭店，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指示省委组织部的马国瑞同志恢复了吴立人的党组织关系。6、7月间，王学明任北平市委书记期间，在北平工委领导下，成立了的党的群众组织“武卫会北平分会”。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周小舟负责筹备工作。周小舟于1935年4月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的外围群众性组织，简称武卫会），5月成为中共党员，在该会北平分会党团中负责宣传，后任党团书记，曾兼任北平师大中共党支部书记。那时的中共北平工委书记是王健（王学明），宣传由彭定乾（彭涛）负责、组织由杨子英负责，后为朱子贞（冷楚）。工委决定首先着重发展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杨子英为武卫会书记，周小舟为宣传部长，冷楚为组织部长，他们三人组成武委会党团。“左联”和“文总”(谷景生为党团书记)；社联、教联、语联等建立后，针对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大、中学校多，又有光荣革命传统（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的特点，决定深入学校发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彭涛、周小舟等人负责的武卫会北平分会，在北京的大中学校中，有了一定的发展。清华大学、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朝阳学院、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华北大学、镜湖中学、女一中等大、中学校相继建立了武卫会的组织，一批地下秘密党员和进步的爱国学生加入到武卫会中。通过武卫会活动，不断涌现出新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武卫会成为党领导下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组织，是当时最大的党的外围组织，其成员都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吴立人作为地下党员在华北大学运用各种方式，积极组织各种类型的读书会、座谈会、社会科学团体、文艺团体，去团结爱国学生，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受到学生拥护，成为华北大学学运的核心人物。同时，因组织工作出色，被任命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西安门地区负责人。
1935年7月8日，北平学生抗日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出卖华北，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积极援助红军北上抗日，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全国一切抗日团体。
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大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国民党政府空谈敷衍、视若无睹，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义愤。河北省委指示地下党，要通过赈济活动，组织合法团体。8月间，彭涛在西山（一个法国人的别墅里)召开了武卫会骨干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彭涛、姚依林、黄敬、周小舟、吴立人等人。会上决定，由武卫会负责，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开展赈灾活动，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9月底，“北平大中学生水灾赈济联合会”正式成立。“水灾赈济会”在北平市社会局登记备案，取得了合法地位,对外公开活动，由彭涛具体领导。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将20多个曾被敌人搞垮了组织的学校，又逐步地重新集中起来。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华北大学等大中学校也都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分会。吴立人秘密组织华北大学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在西安门地区和华北大学师生中广泛进行宣传工作，吴立人、张启仁等带领学生们公开在大衔小巷开展救济灾民募捐义演,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和救国救民的热情。在这期间，彭涛常秘密来到华北大学和吴立人谈到学生运动的组织与发展等问题，彭涛所谈表现出一个青年学运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使吴立人敬佩不已，加深了吴立人与彭涛的革命友谊。也为1937年底彭涛任冀西特委书记、吴立人任冀西特委委员，共同筹建冀西特委，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相互了解、信任和支持的工作基础。
1935年10月，赈灾活动即将结束时，中共地下党指派彭涛、黄敬及时引导，在一些学校成立或恢复了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国会。冷楚、王学明、彭涛、黃敬、王林、姚依林、郭明秋、周小舟、敖白枫、吴立人等党团员及骨干分子带领各大、中学进步学生发起签名拥护《八一宣言》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师生中的影响。11月，华北大学和平津地区10余所大中院校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名签署了《抗日救国自由宣言》，反对分割中国领土，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开放言论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停止内战，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北平临委地下党组织抓住时机，于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彭涛组织10余所大中院校骨干，在中国大学秘密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即北平学联），选举郭明秋为学联主席，姚依林任秘书长，办公地设在女一中。年底，中共北平市工委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成员有黄敬等，领导了北平的学生运动，改变了这些学校的沉闷局面，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活跃起来。1935年12月林枫任北平市委书记，积极推进“一二•九”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党对“一二•九”学运的领导。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期间，吴立人做为西安门地区负责人，与负责宣传工作的美术系的学生代表张启仁等同学策划、领导了华北大学爱国青年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活动，举行了各种集会和游行。
华北大学除了党、团组织外，“一二•九”前夕，成立了学生自治会。12月8日夜，彭涛在中国大学逸仙堂召开了由中国大学、华北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朝阳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大女附中等部分城区大、中（专）学校游行组织负责人秘密会议，对游行的必经之路、到达集结地点、游行路线、口号、救护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一一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安排。这次会议对“一二•九”大游行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分别在北平城里和城外（清华北大等学校被阻城外）举行示威游行，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没有被北平军警的威胁、驱赶所吓倒，游行示威的学生达四、五千人，学生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日本侵华战争运动的抗日救国热潮。12月16日是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空前壮烈的示威游行，迫使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爱国学生手挽着手，不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传单。市民们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有的送来开水和食物，有的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
吴立人还通过平津教育界进步人士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世杰联系到了杨秀林（杨秀峰)、孙文书、邢西萍(徐冰)等同志，并通过杨秀林、孟世杰的影响，通过“教联”团结了一批进步教授、教师，并请他们到华北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和革命思想，有力地配合了学生救亡运动。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也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以后，国民党采取各种措施，分化破坏学生运动。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共指示精神，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寒假通过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1935年12月下旬，经彭涛、黄敬、董毓华等倡议，北平市委领导林枫积极支持，北平学联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组织一批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向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从而把“一二•九”学生运动引向了一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1936年1月初，“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正式组成。彭涛任党团书记，董毓华、宋黎、江明任总指挥。宣传团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约500人。1月3日，宣传团开始分四个团沿平汉路南下。吴立人作为彭涛同志的联络员、南下宣传团党团成员，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任第二团宣传队长，负责联络失散在各地的党团员、传达党组决定。
据敖白枫回忆：“一二一六”之后，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广泛的民众运动，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用提前放寒假的办法破坏和瓦解学生运动的措施，党组织决定成立‘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以下简称南下宣传团）。就在南下宣传团出发之前，中共北方局开始着手解决北平‘临委’的分裂问题。先派李常青来调查，又派林枫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南下宣传团的工作在中共北平市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南下宣传团分成四个团：第一团以北京大学为首，包括东城各大中学校，团长是北京大学的韩天石。第二团有东大、北师大、北平大学和华北大学以及东城、南城各大中学校。第三团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北城的朝阳大学、辅仁大学李昌、黄华、杨学诚、蒋南翔、董凌云等同学都参加这一团。第四团为天津各校同学（其中有天津北洋大学），负责人是天津法商学院同学庄金林。四个团之上成立了指挥部，总指挥为中国大学董毓华，副总指挥为东北大学宋黎和北师大姜文彬，他们是南下宣传团公开出面的领导人。南下宣传团内成立了党团（即党组），书记是彭涛。党团在宣传团中是秘密的，所以书记彭涛和成员一般不公开出面。南下宣传团中的一般团员并不知其中有党团。黄敬未参加南下宣传团。
……出发后不久，宣传团中的—位老党员吴立人秘密通知敖去见彭涛。彭告诉敖：‘我是小潘。’听到此代号，敖即知彭为北平市委负责人，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彭首先批评敖不该未接组织通知自行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党员们谁参加谁不参加，均由党组织决定），同时通知敢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党团。敖说：‘我还是个团员，怎么能参加党团的工作？’彭说：‘早就批准你转党了。还没有通知你吗?’敖即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党团的工作，也即从此时转为中共党员。”
第二团冒着风寒到了北辛庄，向群众宣传救亡爱国道理。连镇上派出所里也有人同情他们，不干涉他们的活动。不料，反动当局知道了他们的行踪，就派军警和便衣侦察来追击他们，包围了他们的驻地——当地的一所小学里，不让他们活动。吴立人组织同学们分成小组，当晚摆脱了敌人的包围，按照扩大宣传团的指令做好对农民抗日救国的动员和宣传工作。
第二天，吴立人和二团学生在孔家码头集合，部分同学被反动派用汽车装回北平交给学校去了。为了避免反动派注意，第二团决定化整为零，并扬言大家要回家过年，四面八方，各走各的，但是傍晚第二团又结合在了一起。第二团到了29军某部驻地，就对曾在古北口抵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官兵们进行宣传，希望他们继续爱国抗日，把枪口对外。士兵们听得很有兴趣，这可急坏了反动军官们，他们生怕士兵受到宣传的影响，但又不得不站岗，于是就不断地调换站岗的士兵。换岗的士兵都迟迟不走，对第二团表示同情和敬意。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国民党32军的一个团长亲自到第二团驻地看望学生们，带来了熟肉、馒头慰问学生。学生们和这个团的士兵并排行走，教士兵们唱抗战歌曲，谈爱国道理，和士兵们交朋友。
当时正值寒冬腊月，零下20多度，地都冻裂了，学生们穿得都很薄，许多人手脚都生了冻疮，但是热情很高，从不觉得辛苦。有位女同学的脚冻坏了，她就把衣服撕下一块包着脚走路，实在走不动了就互相搀扶。吃的是又凉又硬的小厚饼子，睡的是谷子草，没有被子。爱国热情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在艰苦又愉快的斗争生活中，学生们发扬了最好的品质。宣传团的四个团沿途宣讲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民族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并帮助当地农民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宣传团历时3周，徒步700里，促进了广大群众的觉醒，撤下了抗日的火种。宣传团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的恐惧，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围追和殴打。为保存有生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宣传团到高碑店、高阳、蠡县、保定后，取得了很好的抗日宣传效果，随即返回北平。
据王秦在《党领导一二九运动和“民先”工作之部分史料及其初析》一文写到：“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团于1936年1月21日，汇合后的队伍走到距保定城十里的地方暂停下来。上午彭涛秘密召集了党团会议，研究到保定后的行动问题。会上彭主张到保定后立即收兵回北平，理由是出来时间已经不短了，人力、财力均有些困难了，敖主张继续南下到大名后再返北平，理由是大名一带过去有党的基础，更有利于宣传发动群众，也可以找到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当时有这么一个任务，吴立人就在行进途中找到了这样的同志）。正相持不下时，北平市委派老甘（甘一飞)，中国大学学生来宣传团传达北平市委指示。甘说，宣传团南下抽走许多学生运动骨干，北平空虚；国民党分子趁机破坏，企图操纵少数学生组织‘新学联’与学联对立，借以分裂学生运动。因此市委决定要南下宣传团适可而止。另外，市委要彭涛立即离宣传团返回北平（彭即随甘返平）。于是宣传团党团决定到保定后即回北平。敖白枫被指定为南下宣传团的党团书记”。
吴立人到达保定后即接到保定特委书记李菁玉的指示，调保属特委任巡视员，负责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不久后于1936年6月，吴立人调直南特委任宣传部长。“七七事变”后，吴立人在冀西、冀中坚持八年抗战，先后任冀中四分区地委书记、游击大队总政委、冀中九分区地委书记兼政委，晋察冀分局党校秘书长、冀中区党委秘书长等职务。1947年石家庄解放，石家庄市的领导干部由中央局直接配备。在这座城市解放前夕，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和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彭真报毛泽东主席批准：石家庄市的干部要按照区党委（省级）的建制配备。1948年6月，吴立人调石家庄市委，任第一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兼第一任团市委书记等职。
吴立人五十年代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大会上，回顾南下宣传团这段历史时谈到：“1936年初，在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下，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为基础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在党的领导下，听从党的召唤，许多人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去，也有许多人去了延安。吴立人说：“参加一二•九运动和南下宣传团，更使自己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只有深入工农劳动人民群众中，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只有坚信党的领导和忠诚革命事业，才能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
吴立人是“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也是这场伟大民族觉醒运动的实践者和播种人，他和昔日一起在民族危亡的黑暗年代呐喊、拼搏、奋斗的“一二•九”战友们，生不留名，死不争地，早已长眠祖国怀抱，但他们留下的“一二•九”精神代代相承，将与日月同辉，将与红色中华同在，将永远鼓舞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
1、《刘少奇在白区》，中共党史出版社，陈绍畴著，1992年01月第1版，《主持北方局工作》部分。
2、《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第一辑》，作者杨树先等，1982.05，北京人民出版社。
3、《一二九运动史》，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编写，1961.11，北京出版社。
4、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第二辑》，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91.06，北京出版社。
5、《河北党史资料 第二辑》，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1985年12月,《抗战前夕的河北省委——1934.9-1937.4从事地下党工作的粗浅回忆》高文华。
6、《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郭明秋。
7、《从低潮走向高潮——回忆北平的地下工作》梁寒冰。
8、《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回忆“一二•九”》宋黎。
9、《“一二九”的片段回忆》许德珩。
10、《我所了解的“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市委的一些情况》高锦明。
11、《河北近代大事记 （1840—1949）》，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04月第1版。
12、《毛泽东与河北 上卷》，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省档案局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13、《保定党史大事记 1919-1949》，中共保定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88年12月。
14、《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 第一卷》，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北京出版社,2011.06，《秘密交通线的开辟与发展》。
15、《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 （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07月第1版，《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彭涛，1960.11.24。《“华北事变”后河北省委政治路线的转变和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黄小同。
16、《北京党史研究》，1991年第4期(总第69期)，《北平地下党的斗争与中国革命的道路》，吴家林。
17、《北平师范大学“一二•九”运动纪实》，北京师大校史党史征集研究室。
18、《党领导一二•九运动和民先工作之部分史料及其初析》（上）（下），王秦，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6、7期（总284）（总285）。
19、《中共北平临委当年是怎样领导“一二九”运动的？——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谷景生，《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52期。
20、《红军长征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联系》李安葆。
21、《彭涛同志与“一二九”运动》，彭定安，辽宁大学学报（哲社）1980.4。
22、《远去的背影 李大章（李常青）纪念文集》，卢耸岗，彭亚新主编，2008.08，四川人民出版社。
23、《一二九运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06月第1版，《我与“一二•九”》，周小舟。
24、《涂长望传》，温克刚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01月第1版。
25、 《“一二九”运动回忆》，姚依林，载《党史资料通讯（198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红旗出版社，1985年09月第1版。
26、《火山爆发的前夜》，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一二九运动史要》编写组，1985年，《中央党校理论月刊》
27、《姚依林百夕谈》，姚锦编著，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
发表于 2017-2-17 15:5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