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安徽省金寨籍老将军、老红军的长征故事

布袋和尚

第一篇 百岁开国将军詹大南的长征故事

    今年101岁的詹大南，是为数不多的、健在的“开国将领”之一，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的戎马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长征时期，他曾给时任红25军的副军长、后来的徐海东大将当过保卫员，并在战场上结下了生死之交……

    一、与“徐老虎”的生死之交

    1915年4月，詹大南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槐树湾乡，16岁时，与16位同乡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

    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期间，徐海东军长见詹大南的军事素质不错，就把他调了过去。就这样，詹大南成了“徐老虎”——徐海东的保卫员。

    徐海东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授衔的10位大将之一，也是中央军委确认的36位军事家之一，尤其擅长游击战。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为革命牺牲最多的是徐海东同志，他的亲属中有66人为革命捐躯。

    当保卫员不久，詹大南随徐海东回家看望他的妈妈。第二天一早，敌人突袭这个村子，向徐海东扔过来一枚手榴弹，詹大南见状立即将徐海东扑倒在地，可是他的腿还是被炸伤了。詹大南背起他就往回跑，路上正好遇见和自己同年参军的弟弟詹大海，两一起带着徐海东摆脱了敌人。1935年，徐海东在亲自指挥突围时陷入敌人包围圈。詹大南冒着枪林弹雨，冲到马夫身边，拉过马缰、跃马来到徐海东面前，首长骑上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事后徐海东对詹大南讲：“这次你又救了我一次，好样的。”

    詹大南说，首长也救过我的命。一次，詹大南的脚被敌人打穿了。有人提出将他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大家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生命不保，因为大部队走了，还乡团发现红军伤员是不会放过的。这时，副军长徐海东说：“他的伤不重，弄口牲口给他骑着走。”

    很多年后，詹大南去北京开会、探望首长时，徐海东对长子徐文伯说：“我们父子的感情，还不如我同你詹叔叔的感情，我们那是生死之交啊！”

    二、血战独树镇

    位于河南省方城县城东北方向10多公里的独树镇，是当年红25军的生死存亡之地。

    当时，红25军刚刚通过豫西地区，正向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前进。雨雪交加，道路泥泞，许多同志的鞋袜都被烂泥粘掉，只好赤脚行军。中午12时许，先头部队在独树镇附近遭遇敌人埋伏。许多指战员因为手指冻僵，竟一时拉不开枪栓。零星的火力，不能有效地反击敌人，加上地形平坦，我军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形势十分严峻。

    见此情况，徐海东副军长率223团立即投入战斗，一次次将歇斯底里的敌军顶回去。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天黑后，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围。极度疲劳、饥饿的战士累得不想动，焦急万分的徐海东硬是把战士们从屋里赶出来。

    部队在泥水里整整折腾了一个通宵，终于在拂晓前通过了许南公路，打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

    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长征中生死存亡的一仗。红军仓促应战，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挺进了伏牛山，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忘想把红25军消灭在大别山和伏牛山之间的战略计划。

    三、杀个回马枪，活捉敌旅长

    1935年二、三月间，红25军攻克柞水后，国民党某独立旅旅长张汉明仗着装备好、没吃过败仗，紧追不放。可是，张汉明他们哪里是“飞毛腿”的对手？红25军跑三天、歇一天，等他们快追上时，红25军又走了，直拖得张汉明的两个团筋疲力尽。

    一天，天刚亮，红25军进入了一条大山沟。大家纷纷议论：“这里真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爬上一座小山梁。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然后围着地图商定后便离开了。

    傍晚，部队在葛牌镇宿营。大家刚睡下，又接到命令：夜里12点钟开饭，饭后出发。

    顺原路返回西南，大家暗暗高兴；“不知道又是哪个该死的送上门来了。”

    部队很快就回到了白天走过的小山梁，天明时，部队进入九间房村两旁的密林。只有西南角的山坳口空无一人。

    太阳挂在山沟上空，前面低声传来了口令：“注意!”渐渐地，山沟的小路上出现了敌人的队伍。一直到下午2点多，小山梁那边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原来敌人的尖兵已碰到“口袋”底。敌人听到枪响，以为已经追上了红25军，于是催着快跑，不一会便全部进入红军的“口袋”。

    顿时，号声响起，埋伏在两边山上的部队从四面八方扑向敌人。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下午4时许，五个营的敌人大部分被歼。此时，徐海东忽然发现五、六个敌人从树林中闯出，跳下了一丈多高的悬崖，向外窜去。徐海东立即对詹大南说：“这几个肯定是敌人的高级军官，特务员快去抓，一个也不能让他跑掉!”当敌人刚从树林里探出脑袋时，詹大南他们的几支枪便对准了敌人的脑袋！

    一个肥头大耳、约摸40岁上下的矮胖子，强作镇静地说：“不要开枪，我是旅长张汉明。”说着便将手枪和电筒丢在地上。

    四、劳山巧布口袋阵

    1935年10月打响的劳山战役，是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前奏，是红15军团（红25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与西北红军第26军、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献给即将胜利结束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见面礼。

    巧设口袋阵的部署是徐海东和刘志丹等共同商定的。当时，延安有东北军2个主力师，强攻显然不行。于是，调虎离山、围城打援。

    在什么地方歼敌呢？刘志丹副军团长选中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伏击地区——劳山。劳山是延安至甘泉的必经之地，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

    9月28日，红81师243团包围了甘泉县城，第二天清晨，我伏击部队进入阵地。三天后，敌军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甘泉增援。敌人以为红军会在地势险要的九沿山打埋伏，其实在那里，红军只是留了少数部队虚晃几枪。敌军认为险关已过，两路纵队变成四路纵队，公路上黑压压挤着，来势凶猛。

    当敌尖兵离我军指挥部埋伏的山头仅20米的时候，徐海东军团长下令：“开火！”红81师师长贺晋年带头冲入敌群，埋伏在公路两侧山上的红军紧跟着出击，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

    战斗从10月1日下午2时持续到晚上将近8时，全歼敌2个团及师直属队，缴获各种火炮12门，轻重机枪180多挺，长短枪3000多支。

五、直罗镇战役击毙敌牛师长

    直罗镇战役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扎根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对后来的西安事变、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1月初，红1军团与红15军团会师后，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决心在直罗镇打一个大的歼灭战。战前，彭德怀司令员领着詹大南他们在直罗镇东、南仔细地勘察了多个山头，制订了周密的方案。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大摇大摆地开进了直罗镇。

    红15军团悄悄地占领了直罗镇南面的高地。次日拂晓前，进攻开始。红军攻势猛，冲得快，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拼命往北山上爬。

    此时，北山没有动静，看不见人也听不到枪声。其实，毛主席亲率的红1军团，早已按事先安排隐蔽在山上。当敌人气喘喘地快接近山顶时，突然，英勇的红1军团几下子就把敌人压下来了，退下来的敌人又被红15军团打死、打伤很多。

    激战几个小时，敌牛元峰师人马大部分被消灭。最后，他和参谋长带着400多人，退守土寨子，然后趁夜溜走。徐海东军团长命令詹大南立即带少共营(陕北同志称呼为“娃娃营”)跟踪追击：“抓不住牛元峰就莫回来！”

    接连追了10多个山头、10多公里，山梁上枪声骤起。詹大南率少共营冲上去，两面夹攻。敌人走投无路，全部被歼。

    詹大南没有忘记徐军团长交给的任务。在最后围歼敌人的地方，被俘的敌师参谋长用手指着附近山坡上的一具死尸说：“那就是牛师长。”詹大南不相信，他又指着地上的一本红色长方形的大本子对我说：“请你对照军官证上的照片。”

    照片上的牛元峰穿着笔挺的将军服，威风凛凛，怎能和眼前身着破旧士兵服、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样呢?詹大南仍不敢肯定。接着，詹大南他们从尸体上搜出一枚铜质狮头的私章，在手掌上印了一下，篆体宇，不认识。于是，向徐军团长汇报。经过认定，私章是牛元峰的。徐军团长高兴地说，“发电报报告中央。”并命令通信员，通知少共营把牛元峰的尸体抬下山来。

    直罗镇战役后，詹大南回到保卫局工作。离开徐军团长，詹大南依依不舍，徐海东对詹大南说，干革命四海为家，哪里需要哪里去。他还送给詹大南一把刚刚缴获的新盒子枪留作纪念。

    链接：詹大南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红15军团保卫局科员，第28军直属队特派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和第四次反“围剿”。1934年11月随红25军长征。到陕北后，参加了劳山、直罗镇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第二篇 空中名将——方子翼的长征故事



    一、第一次过雪山草地

    方子翼将军他们第一次过雪山草地，是在1935年七、八月间，也是第一次北上期间。当时方子翼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部当秘书，随副师长杨秀坤同志一起行动。

    1935年6月10日，杨副师长率二六四团在川西威州南面攻下绵篪镇后，驻在岷江边上，向灌县方向警戒。6月中旬，听说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率八十八师，在西康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了。消息传来，方子翼他们欣喜若狂。有的同志说：“这一下可好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起来，既有中央的直接领导，又有红军总部的统一指挥，意志更加统一，力量更加坚强。”也有的同志说：“先赤化四川，再赤化全国，中国革命很快就会成功。”

    7月初，方子翼他们听说“红军不在四川驻足，而是要集中全力向北进攻，消灭胡宗南，夺取松潘，打通要道，挺进甘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听到要和胡宗南打一仗，方子翼他们也很高兴，因为胡的部队从鄂、豫、皖跟到四川，老缠着红军。如果消灭了胡宗南，既挖了蒋介石的心肝，也给红军除去一支劲敌，还可获得一批新武器。

    接着，方子翼他们就接到上级下达的命令：部队加紧准备给养和行装，预备翻越雪山。同时，上级发来了包米、牛肉、食盐、辣椒、花椒、茶叶、棕皮等物品，要求部队自己动手，制作干粮。方子翼他们当时制作的干粮有：将包米炒熟磨面做主食；将牛肉煮熟晒干做副食。另外，他们还将辣椒和花椒焙干舂粉做调料，将茶叶煮汁熬膏做饮料，将棕皮做成背心当棉衣。这样，他们每人开始准备40斤干粮和两双草鞋。

    在准备行装的过程中，方子翼他们一边忙一边想：40斤干粮和两双草鞋，是要准备吃多少天？走多少路？食量大者要40斤，食量小者也要40斤？方子翼则认为，“我的食量小，只要一半就够了，多了我扛不动。因为当时身上除了武装外，还背一大皮包的文件、地图、文具和200块大洋，如果再加上40斤食品，非掉队不可。”想到这里，方子翼就自己做主，真的只准备了20斤干粮。

    7月10日，二六四团奉命北上，在威州过岷江，翻党岭山，抄近路向松潘开进。

    一过岷江，就进入大山峡谷。幽深阴森的山谷，沟壑狭窄，似有似无的荆棘小路，在冰水河沟左右频繁变换，没有桥梁，全要徒涉。河虽不宽不深，但水流很急，冰冷刺骨。经过一番跋涉，方子翼他们到达山麓。部队提早宿营，准备次日赶早上爬山。

    次日拂晓，部队向山麓开进。一到山麓，道路完全消失，摆在方子翼他们面前的只有陡峭的山崖。

    见此情景，杨副师长急忙向向导询问：“刚才山沟里还有羊肠小路，怎么到这里就没路了？”

    向导回答说：“山沟的小路是砍柴的樵夫走出来的，他们也不经常走。这山以前是有人从此走过，但近来已经许多年无人走，能走的地方也被冰雪掩埋起来了，但是挖一挖还是可以向上走的。”

    听了此话，杨副师长当即命令：“尖兵开路！”

    二六四团黄耀宗团长立即将全团的锹、镐、刀、斧集中起来，交给尖兵连，要求照可走的痕迹斜着往上挖，尽量挖成一米长、半米宽的台阶，以便骡马通行。同时，令全团每人采一捆野草，准备垫路防滑。

    党岭山标高4000多米，从山麓到山顶的垂直距离不过3000多米，但是斜着往上挖，弯弯拐拐、曲曲折折，就不是几千米、而是几十里。2000米以下还有泥土，比较好挖，2000米以上尽是冰雪，表面是雪、深层是冰，需要战士们花很大的力气。黄团长令部队轮换作业，一个团1000多人，从早上挖到中午，终于将路挖到山顶。多亏采取了“跳跃式挖掘”，如果是一米不落的全挖，恐怕花上一整天也挖不到山顶。

    大部队沿着道路开始向山上前进，方子翼他们感到非常吃力，因此行进速度很慢。上到2000米就觉得胸闷气短，开始头昏脑胀，全身也渐渐乏力，越往上越严重。前面挖路的同志们，弯腰下去挖两下就得直起腰来喘气，但怎么呼吸也觉得喘气费劲，很多同志感到体力不支，有的同志当场晕倒，还有的同志不幸坠崖牺牲。

    好不容易到达山顶，方子翼他们刚想喘口气，但突然发现下山比上山更难——北面的山崖既陡又无路痕，有的地点连站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开挖了。于是大家放弃开挖，只好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往下滑。部队带的那些骡马更艰难，它们的脚掌本来就不够灵便，背上还驮着沉重的兵器物资。饲养员同志们只好让它们跟人一样，臀部着地往下一点一点滑。这下可苦了饲养员同志们，他们自身行动已很困难，还要照顾骡马及其背上驮的军械物资的安全。虽然大家十分小心，在最陡处还是有骡马坠崖。

    山上的气候变化得飞快。7月间是盛夏的季节，在山下方子翼他们看到的是红日当空，晒得满头大汗，爬到半山腰就觉得清爽宜人，到了山顶就是白云笼罩，阵阵寒气袭来，顷刻之间下起了雨，中间还夹杂着雪花，冻得大家够戗。方子翼他们都说：“今天一天经历了四个季节。”

    在山上，雪盲症开始在方子翼他们中间出现。当时他们没有人有墨镜，绝大部分同志连雪盲症是什么也不知道。上到雪线以上后，很多人由于眼睛长时间被雪光刺激，感到眼球发胀，到达山顶后眼睛开始疼痛，下到山麓，天一黑就变成了“瞎子”，一见火光便疼痛难忍。

    为了恢复体力和视力，方子翼他们在党岭山麓的黑水河边休息了一天，准备再翻越东谷山和打鼓山。

    东谷山和打鼓山，也是4000多米高的雪山。虽然山谷不深且宽，山坡较缓，同时有藏民居住，上下山的道路比较明显，走起来比较容易，但因为山的宽度较大，每座山一上一下也花了一整天时间。

    下了打鼓山后，北面已经看不见雪山了，一眼望去都是平坦的高原。方子翼他们沿俄德溯黑水而上，7月中旬到达毛儿盖，结束了第一次雪山行军。

    毛儿盖不是城镇，而是一个较大的居民点，住的都是藏族同胞。此地有一座规模很大、建筑精美的喇嘛寺院。松潘就在毛儿盖东面200多里的岷江边上。

    方子翼他们到达毛儿盖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同志亦相继来到，并在此召开军事会议。二六四团奉命保卫会场。

    在此，方子翼他们听到很多重要消息：据侦察得悉，松潘地区驻有胡宗南等部重兵布防，兵力约十几万人，并筑有坚固的堡垒工事，我军可能不易通过。经研究，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另行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将北上路线改走阿坝，向甘南的夏河、洮河方向前进。这样，行军就要经过若尔盖大草原。

    为了避免道路拥挤而延误时间失去先机，根据各部队当时的位置，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行军：左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于卓克基地区集结，经阿坝过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洮河方向前进；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率领，在毛儿盖地区集结，经墨洼过草地，向甘南的岷县方向挺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直属单位随右路军行动，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军的行动。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红军左右两路大军于1935年8月中旬，分别从集结地区出发，向草地开进。

    右路军的行军序列为4个梯队：一军为第一梯队；前敌指挥部及其三十军、四军为第二梯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直属单位为第三梯队；三军为第四梯队。

    方子翼所在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为第二梯队的前卫师，二六四团为二梯队的先锋团。副师长杨秀坤率二六四团于1935年8月19日从毛儿盖出发，第一天到达若尔盖草原南沿的墨洼宿营，次日进入草地。

    初入草地，一眼望去，青草茫茫、野花遍地，到处是起伏的矮丘，行军队伍逶迤其间，忽隐忽现，大家当时觉得“甚是好看”。可是好景不长，越往里走越觉得费劲儿——没有人烟、没有道路、没有树林、没有河流，连鸟兽也看不见，天空就像一口大锅一样扣在部队的头顶上。

    方子翼他们第一天走的基本上是干草地，有土丘和成丛的灌木，一过年朵坝那片有地名、无居民的地方，土丘和灌木都不见了，平地上尽是长长短短的杂草。第二天她们到达色儿坝，草地开始有水，水深没过脚踝，但还不是沼泽。第三天就逐渐进入沼泽地区，只见一团团、一丛丛的草墩子，一坑坑、一洼洼的锈水泥潭，其间暗沟纵横，草墩浮在稀泥上面，一脚踏错，就往下陷，越动越陷，越陷越深，直至没顶。人马陷进泥淖的事故不断发生，虽然大家相互救援，但还是有很多同志陷在泥潭之中牺牲了。

    草地的气候同雪山一样，也是忽晴忽阴。上午还是烈日当空、晴空万里，下午就会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方子翼他们被滂沱大雨和冰雹浇了个正着。

    在某种程度上说，草地还不如雪山。雪山无水还可以吃冰止渴，草地虽然到处都是水，但基本上都有毒，不能喝。在雪山脚下露营还可借树木遮挡露水，在草地露营只有找一块干地，大家背靠背地坐着挤成一团打盹儿。最难受的是人的一双脚，整天在锈水中浸泡，又无条件烧水洗脚，每天早上第一个小时都不会走路。但是，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在草地上行军一个多星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在8月26日到达若尔盖班佑进山，胜利结束第一次雪山草地行军。



    二、第二次过雪山草地

    方子翼他们第二次过雪山草地，是在红四方面军结束包座战役后，张国焘反对北上，分裂红军，带领部分红军南下期间进行的。

    右路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及其三十军、四军，在北上过程中完成了第一次雪山草地行军，于1935年8月底在包座战役中消灭了前来拦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伍成仁四十九师后，在包座、巴西地区待命，期待着快点进达甘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9月初，中央指示，当时的敌情形势非常有利于红军继续北进，要求右路军迅速向甘南的岷县、武都、西固挺进；左路军迅速向右靠拢，趁势尾随右路军北上。

    方子翼他们都认为中央的指示十分正确，红军应当乘胜入甘，占一块好地方建立根据地，再图发展扩大，绝不能让敌人把红军堵在贫瘠的岷山沟里受苦，因为那样搞不好还得回头再过雪山草地，那样会把部队拖垮的。

    不料，上旬，接二连三地传来一系列令人费解和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左路军在嘎曲河被洪水所阻，不能向右靠拢；其次，左路军返回阿坝，不北上了；接着，张国焘致电中央反对北上，并要右路军回击松潘；后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令右路军南下……

    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惊人，令人不安。方子翼他们想：张国焘是不是在发烧？刚戴起纱帽就歪嘴，刚当上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马上就敢违抗中央的（而且是自己同意了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了。张国焘胆大妄为，要出大事！

    15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命令红军回头南下，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于是，右路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一军团、三军团继续北上；其他的左右两路红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回头沿北上的原路，再过雪山草地，向西康大小金川流域南下。

    方子翼他们离开包座、巴西地区，经班佑再次进入草地。只见黄草漫漫，寒风瑟瑟，弥漫着秋天的气息，穿着单薄的衣衫，顶风冒雨，忍饥熬寒，再次同“魔毯”搏斗，心情十分沉重。

    进入草地第二天就是沼泽地带，一进沼泽心里就发怵，害怕陷进泥潭。第三天，厄运就光顾方子翼了。他的左脚曾在川北冻麻木过，这次可能在冰冷的污水中泡得太久，早晨起来就觉得左脚发木，并且踝部以下整个脚掌向内弯曲，正不过来，不能直行，只能侧着身体走路。就这样走了5天，一直走到毛儿盖南面的俄德洛才弄到热水泡脚。一周来，又渴又饿又累，差一点也长眠在草地之中。

    对于再次南下，既无物质准备，也无精神准备，没有想到会走回头路。在南下过程中，除了雪山草地外，最严重的困难就是缺粮。北上时准备的干粮早已吃完，包座、巴西地区是半农半牧地方，本来粮食就不充裕，加上数万人马驻扎半个多月，粮食基本告罄。不足三天的干粮，未出草地就已吃完。方子翼他们从草地中间的色儿坝、年朵坝到毛儿盖这几天，就是饥饿行军。南下的雪山区域都是红军北上经过的地方，根本无粮接济。所谓红军“吃野菜、吃草根、吃树叶”，就是在这个地带。从毛儿盖向南翻打鼓山、东谷山的过程中，就有人饿死在雪山之中，方子翼也差一点撂在打鼓山里。

    到达黑水那天下午，实在饿得不行，方子翼和公务员小言在藏民菜地里捋了一些被霜打蔫了的辣椒叶子，煮了一盆，他们和杨副师长一起饱餐了一顿。

    9月底，方子翼他们到达党坝，同先期到达的左路军部队会合了。这里也是红军北上的集结地，如今部队越多越无粮食。方子翼和小言到一块土豆地里寻找剩下的土豆，好不容易挖到了一点很小的土豆，他们就用瓷缸子煮着吃，先是吃了几个真土豆，味道很好，最后接连吃了两个很小的“土豆”，灾难就来了，立刻感到满嘴发麻，又舍不得吐出来，勉强咽了下去。随即感到窒息，呼吸困难。方子翼立即跑到河沟边用水漱口，足足漱了两个小时才开始缓解，差一点憋死。到底是吃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当时并不知道。

    10月初，方子翼他们来到刷经寺。这里野外连菜地都没有，什么食物都找不到，实在饿得发慌，小言冒着违反政策的危险，将喇嘛寺的鼓弄了一个，割下鼓皮，用火烧糊，刮去糊炭，掰成碎块煮了吃。杨副师长问道：“你们将什么皮带拿来煮着吃了？”小言说：“哪里舍得吃皮带，是鼓皮。”杨副师长问：“什么鼓皮？”小言说：“庙里的鼓。”杨副师长板着脸说：“你们不怕砍头呀，这是违犯政策的！”小言说：“人都要饿死了，有什么办法？”杨副师长说：“这样吧，吃完饭，写一张纸条，押5块大洋，就说我们需要一个鼓用，用5块银元买下，请原谅。”同时对我们说：“下次不准这样搞了，饿死也不能违反政策！”

    10月上旬，方子翼他们移驻卓克基。这里是红军北上时屯兵的中心区域，室内外均无粮食，他们饿得发昏，无法可想。方子翼他们住的房子是三层楼，上层供佛，中层住人，下层厩马。方子翼在上楼梯时看到马厩墙角堆着马粪，心想：藏族用青稞喂马，马吃料嚼得不碎，马粪中一定有未消化的青稞，淘出来不是可以吃吗？方子翼把它弄来淘洗干净，果然淘出一些青稞，把它煮了吃。杨副师长不吃，方子翼和小言分着吃了，又解决了一天的饥饿。

    在卓克基，听说张国焘10月5日在卓木碉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方子翼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讶。大家窃窃私语，说张国焘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大敌当前、党和红军处境极端困难之际，不带头维护团结、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反而带头违反党章、破坏党纪、分裂红军、分裂党，不经全国党代会选举，擅自个人决定另立中央、自封主席，真是目无组织。

    张国焘为了达到其目的，强行南下，10月24日，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虽然歼灭了大批敌人有生力量，红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由于地广人稀，粮食筹措非常困难。同时，来自陕北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让大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南下”是错误的。广大官兵逐渐觉悟起来，日益感到如此下去不是办法，北上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至此，二过雪山草地已成为过去，等待至此，二过雪山草地已成为过去，等待方子翼他们的是三过雪山草地的征程。

三、第三次过雪山草地

    红四方面军在二过草地后，进行了绥丹崇懋战役。张国焘为继续贯彻其所谓“南下”方针，于1935年10月20日又发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准备夺取川西平原。

    红军从丹巴、懋功地区兵分左右两路向战役地区进击，10天内攻占了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青衣江以北地区，毙、伤、俘川军近万人。川军刘湘急调其部100余团约10万人，在成都以西之大邑、新津、丹棱、洪雅一线设防，保卫成都。

    红军集中15个团12000余人的兵力，于11月上旬攻占了天全、芦山两城，接着又于16日攻占了邛崃和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关。川军立即调集5万余人的兵力，从北、东、南三面向百丈关反攻。红军在百丈关与敌人恶战了7天7夜，毙伤敌军近万人，并击落敌机一架，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35年底，摆在红军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东面有川军的100个团堵住去路；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李韫珩的7个师近10万，从雅安向北逼来。在敌人的包围之下，红军东进不能，南出无望，被迫于11月下旬撤出百丈关，结束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战略进攻，转移到天全、芦山、邛崃、大邑一线进行战略防御。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宣告彻底失败，其幻想在川康边界建立根据地的美梦也随之破灭。

    1936年初，国民党中央军见有机可乘，便伙同川军，在川西集中了20余个师20余万人的兵力，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一线的红军阵地大举进攻。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红军伤亡很大，多处防线被敌突破，最后被迫再向后撤到邛崃山下的九顶山、大品山、莲花山一带防御。红军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已经发起了进攻。

    此时，红军的处境十分窘迫：南面和东面有大敌压境，北面和西面是贫瘠的雪山区域，后方无根据地依托，部队减员严重，武器弹药、粮食都是有耗无补，伤病员更是无法得到有效护理。红军除了后撤、再次进行北上以外别无选择。这充分说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和南下方针的错误性，也充分证明了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断言的正确。

    张国焘走投无路，在党中央的感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取消其错误方针，宣布部队北上。1936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向西康北端转移，开始第二次北上征程。执行这一计划，红军则需要第三次过雪山草地。这次所翻越的雪山主要有两座：一是大渡河以东、邛崃山脉中的夹金山；二是大渡河以西的大雪山系中的折多山，另外其中还有一些小雪山，但环境恶劣，其难度不亚于两座大山。

    行军途中，方子翼他们看到的是：这次要过的雪山和前两次的基本一样，都是万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夹金山从南向北坡缓路宽，还比较好走，但折多山标高5000多米，环境更加恶劣，积雪没过膝盖，举目四望，全是白色，当地人称折多山为“噬人魔鬼”。一路上强烈的风暴和雪崩接连发生，致使险情不断——不断有战友被暴风卷走和被雪崩埋没。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从莲花山向北转移时，方子翼从师司令部调到师政治部任青年股长，随二六六团行动。方子翼身高1.80米，在战友中算是身体比较好的，但在从宝兴到甘孜的一个月中，一路上也感到苦不堪言。从宝兴出发爬夹金山的过程中，他的右腿开始疼痛，下到大渡河边的丹巴，才发现胫部内侧红肿一片，并肿起一个大疖包。走平路一瘸一拐，还能跛行，翻折多山全靠爬行。从道孚到甘孜，一路上全靠战友前拽后推，一直拖到甘孜。疖包穿孔排脓后，才缓解了疼痛。

    方子翼他们到达甘孜后，并未准备久驻，只想筹足粮秣物资后立即北上过草地，及早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合。但因当时红二、红六军团正在北上，朱总司令命令红四方面军等候接应，待会合后一同北上。方子翼他们遂在甘孜地区整编训练。

    6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将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甘孜，实现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按照中央的部署，方子翼他们继续北上，以便完成全国红军大会师。

    这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由红军总司令部领导和指挥。总司令部根据红军当时所在的位置，对行军序列和行军路线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决定将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分为先遣和左、中、右4个纵队，经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具体的部署是：第一，由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三十军的八十九师和骑兵师为先遣纵队，于6月底从东谷地区出发，为全军开路，经西倾寺、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前进。方子翼是八十九师的成员，随先遣纵队过草地。第二，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及其九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独立师为中纵队，于7月2日从炉霍地区出发，经让倘、查理寺、毛儿盖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第三，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为左纵队，于7月3日从甘孜地区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第四，由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红五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于7月5日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唐、毛儿盖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

    这次过草地，和前两次大不相同：第一次有准备，但准备不充分。第二次完全没有准备，既无物质准备，也无思想准备。这次则是在思想和物质两方面都作了长期、全面和周密的准备——准备了足够的口粮，人马都没有饿肚子；准备了足够的帐篷，免于露天宿营；准备了大量的骡马、牦牛驮粮、驮兵器、驮帐篷、收容伤病人员，减轻了大批指战员的负担；选择干草地行军，免于沼泽噬人的危险。

    因为有了周密的准备，加上夏秋的天气，方子翼他们虽然顶烈日、冒风雨，但却很从容、很安全地完成了行军，没有像以前那样发生断粮、伤病、掉队、不幸遇难等现象。四路纵队，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草地行军，于7月底陆续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结束了第三次雪山草地的行军。

    四、第四次过雪山草地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一心灭共的蒋介石如芒在背、焦灼万状，于是就下达了“进剿令”，妄图再度组织大规模“围剿”，将立足未稳的红军就地“剿灭”。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图谋，在西北创建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并下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于1936年10月25日到30日，先后西渡黄河，为后续渡河部队开辟前进道路。后因敌情变化，河东红军已无法西渡，中央和军委遂改变了原定计划，将河东红军分别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并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充分发扬红四方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对围追堵截的国民党西北“剿共”司令部纵队司令马步芳部骑兵频频展开激战，且连连获胜。1936年11月上旬，方子翼他们在一场战斗中歼敌2000余人，12月上旬又在保卫永昌城的鏖战中再次毙伤敌军2000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到了12月下旬，红三十军又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全歼敌一个宪兵团、击溃一个团。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红军取得了歼敌25000余人的战果。

    与此同时，部队也遭遇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护理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有几次战斗，全体指战员几乎全凭借着大刀长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数次突破重围，继续前进。

    1937年3月12日，方子翼他们在梨园口突围后，西路军总部决定将他们2000多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分头进入祁连山转入游击作战。

    当日天刚黑，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把他率领的左支队的人马集合在采石场（石窝）山头上，准备进山。

    这时，方子翼已调到红三十军政治部任青年科科长。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叫方子翼把政治部的几名伤员送到毕占云支队去，并要求他以最快速度迅速返回。

    方子翼和一些同志把伤员送到毕占云支队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当回到出发地点时，左支队的队伍已经不见了。方子翼愣在那里，心想：“我们的速度应该是不慢了，部队怎么走得这样快？究竟朝哪个方向去了？我该向哪个方向去找？”感觉心里七上八下。深吸了两口气，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后，方子翼侧耳静听，希望能发现什么线索。不一会儿，他听见南面山沟里有些响声，他判断那是左支队同志们的声响，便连跑带滚地下了山沟。追了一阵，他终于看见一个哨兵同志站在前面的三岔路口上，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队伍向哪个方向去了？”哨兵指指右边的路。方子翼于是飞速向右跑，追了过去。跑了一阵，看看四周，发现这条路不像有部队通过的痕迹。他就掉头再跑到三岔路口，发现那个哨兵也不见了。他判断了一下，即顺着河沟向上游飞奔，跑了约半小时终于撵上了正在急行军的部队。

    方子翼马上找到李天焕主任，气喘吁吁地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况。李主任怕他掉队，叫他赶快上马。方子翼从队伍的后卫找到前卫，也找不到他的马。他心想：完了，我的被毯、草鞋、干粮、碗筷都在马背上，大概是被别的部队牵走了。

    左支队进山后，顺着冰河沟溯流而上，急行军两天两夜。方子翼无粮无水，又不好意思向战友们要，因为战友们的饮食也不多。他渴了吃口冰，饿了也吃冰，强忍着饥饿行军。3月16日晚，他们终于到达一个叫冰大坂（白大坂）的冰川口处，部队停下稍事休息。支队首长经过讨论认为：他们基本上摆脱了敌军的追击，部队也饥疲不堪，决定在此休息一天，缓解疲累，杀几匹骡马，解决饥饿。

    据说，两天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行动方向有分歧。有的主张向西游击，有的主张向东游击，在此开会讨论，最后决定向西游击。

    方子翼他们于3月18日顺着祁连山北麓的冰川边缘向西急行两天。仍是渴了吃冰、饿了再吃冰，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白天踩着冰前进，夜里枕着冰睡觉。19日晚上，他们到达一个叫丰达坂的地方，此地倒是有水有草。战士们发现一个小牧场，里面有几间破土房，但没人居住，房子后面圈里有近100只绵羊。支队领导叫战士们附上银元，将羊都买下，并写下一个字条。大家把羊分一部分给各单位疗饥，另一部分交给骑兵排赶着行军，准备下次再应急用。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此又对行动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虽然时至3月中旬，可是冰川里的气温仍在零下二、三十度，人员单衣薄裳，赤脚草鞋，日行夜露，缺粮缺水，且无医无药，长此下去难免减员。如果再往西前进，一旦碰上敌军的搜巡骑兵，后果将不堪设想。为安全起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最好改变一下行动方向，趁指战员的身体好、斗志旺盛的时候翻越祁连山，下到青海草原。这样既可以摆脱敌人的追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又可以解决食物和饮水。

    行动方针确定后，方子翼他们左支队便于3月20日趁夜间风小，开始攀登祁连山。

    天还没有黑，他们就出发，向祁连山北麓开去。当时预想从两峰之间的山坳越过山脊。部队到了山脚，发现前面雪深齐臀，且上山无路，他们只好拣缓处向上攀登。爬到高处，雪渐渐消失，四周全都变成了冰。地面滑得不行，他们的行动更加困难。加上寒风大起，指战员又都是单衣赤脚，大家的手背、足背和大腿都冻裂流血。加上高山缺氧，他们呼吸困难，头昏脑涨，浑身无力，两腿难支，大家全都变成了“四肢着地”、匍匐前进。爬在陡坡处，不时有人马坠崖，在山脊处有不少同志牺牲。就这样，他们一直到次日近午才爬过山坳，在一个避风山坳住下，等待骑兵排到来，以便宰羊止饿。

    没想到，雪深坡陡冰滑，羊群不向上爬，骑兵排迫于无奈将羊全都丢弃了。听及此事，支队首长将骑兵排长王继福捆起来要枪毙，幸得工委书记李卓然同志讲情才改为戴罪立功。

    方子翼他们于3月22日下到祁连山南麓。原来指望青海草原会有居民和粮牧，结果大失所望：这里既无居民，也无粮牧，还无水草；有的还是冰雪，只是比山上稍少而已。

    他们下到山麓，没有向草原腹地深入，还是沿着山麓和草原边缘西行，一路上还是吃冰、踏冰、卧冰。

    后来有人说，左支队在祁连山中，没有吃的可以“打野兔野羊吃”。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当时四周的环境冰天雪地，无草无水，怎么会有野兔野羊？退一步讲，即便有，又能有多少能供1000多人食用？再说，纵使有那么多野物，他们哪有那么多子弹消耗？假如有那么多子弹的话，他们首先会用子弹歼灭追击的敌人，夺取他们的给养。事实是，当时方子翼他们平均每支枪仅剩一、两颗子弹，还要留着准备应对敌人的进攻。

    左支队自3月14日夜在梨园口从战线上退下来后，在隆冬严寒的条件下，连续改变方向昼夜急行，攀越冰峰，除在冰川口白大坂吃过一顿马肉和在丰大坂吃过一顿羊肉外，一周来再未吃任何食物，只用冰雪充饥。他们因为过度饥饿、冻伤、疲劳，每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就这样，他们又前进了一周，于3月底到达祁连山南麓黑河尾部的马兰大坂。马兰大坂有一个大牧场，有几户牧民，他们有2000多只羊。支队首长决定在此休息两天。他们买下了牧民的数百只羊。这时，他们左支队还有900余名战士。最后，大家每4人分得一只羊，吃了一部分后，背着剩下的羊肉行军。

    左支队的通信人员在这里修好了仅有的一部小发报机，并同陕北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命他们继续西行，进入新疆。为保密，这个消息只传达到营以上干部。

    左支队在马兰大坂休整了两天，指战员们饱餐几顿羊肉后，于4月1日继续出发西进。牧民给他们作向导，仍沿草原边际，经硫磺矿、野马河、公岔口、大公岔，一路上昼行夜宿，每天走40余里。每到宿营地，各单位派人分头到草原去拣拾干牛羊粪和冰雪，然后堆起干粪烧火，架起脸盆烧水。待牛粪烟冒完了，水也开了，各人就将自己的羊肉割成薄片，铺在牛粪的红火炭上烧烤，待羊肉变色，拿起来吹去灰便吃。当时不要说是作料，就连盐都没有。但他们个个吃得无比的鲜美。然而，这种口福，他们只能在每日下午露宿时才能享受。

    虽然有肉吃，不再饥饿，但一个很大的问题马上摆在他们面前：光吃肉，没有任何粮食或蔬菜，他们个个遭受了便秘的折磨。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地依次离队蹲在路边解手。蹲下来，解不出来，又赶紧起来赶队；不蹲吧，里急后重，肛坠难受。半个月里，人人天天如此。一直拖到4月16日到达石包城，有了粮和菜，他们的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

    石包城，虽是一个名镇，但没有街道，当时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驿站。此地有房有粮有水有菜，他们到此时还有一些过往旅客。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居民和旅客对红军并不表示恶意和恐惧，很愿意和他们交谈，他们从那里得知了周边很多情况。

    领导决定在此休息几天，一方面让同志们调整饮食、恢复体力，另一方面领导层研究进疆的路线和侦察敌情。

    一个多月来，红军队伍一路上遭遇了无数艰难困苦。单拿方子翼来说，他的马在梨园口进山时，被饲养员牵着走到错路上去了，上面驮的全是干粮行李。在冰山雪地里行军，别人还有夹被毯子披在身上挡风御寒，方子翼就是一身单衣，冻得几乎麻木。夜晚在山边露宿，没有铺盖，不敢躺不敢坐，只能站着跺脚。下到青海草原，脚上的草鞋已经散架，只好赤着脚走路，脚底草扎石硌，脚背冻裂流血，疼痛至极，一瘸一拐地，一直挨到马兰大坂。在那里，他向牧民要了一块毛毡，缝了一双“毡鞋”，缓解了一下脚的痛苦；剩下的毡子，他白天披着挡风，夜间再当被盖。其实同志们也都是如此。只不过大家凭借着一腔的革命热情，互相帮助，克服了这些困难，最后终于坚持到达了星星峡。

    与前三次相比，方子翼他们的第四次过雪山草地，虽然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只翻一座大山，而且走的是干草地，但是，这次是在黄土高原和冰川上前行，加上缺衣缺食，所以，这次雪山草地行军比前三次都要艰苦。其痛苦的程度，用什么言语形容都不过分。不过，坚定的革命信念鞭策着他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此后，方子翼他们随同陈云进入新疆，学习飞行本领。

    链接：方子翼（1917年—2015年3月17日），原名方泰兴，安徽省金寨县果子园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参加了南下川康边征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十团政治处干事，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司令部书记，第八十九师政治部青年股股长，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并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方子翼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训练处股长，科长，飞行大队政治委员，飞行主任教员，教育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团长，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3月30日，空军党委研究，根据全军统一编制序列的精神，考虑到空四师是空军的第一支部队，是个战功卓著的老部队，乃决定将空四师改为空军第一师。这是方子翼和全师将士的期待。和平时期，人才辈出，从空四师（即空一师）走出去的将军有90名。虽然他们中有的比方子翼职位更显赫，但他们始终尊敬并爱戴着他们的第一任师长。

    1959年4月，方子翼由空二军军长升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文革”伊始，在新疆坐过4年国民党大牢的他因为得罪了江青、康生和吴法宪等当权派，受到诬陷，被打成“叛徒”历尽非人的折磨，直到1977年才复职工作。1978年2月，方子翼奉中央军委命，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随后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参加了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像当年指挥朝鲜空战一样，这位蓝天名将依然是指挥若定，出奇制胜。进入80年代后，方子翼主动提出离职，但均未允准。直到1983年还在空军指挥学院顾问位置上为空军大业操劳。翌年，经军委主席邓小平批准，年近望七的他才得以离职休养。

    2015年3月17日9时45分，方子翼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第三篇 军中第一女大校——林月琴的长征故事



    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链接：林月琴，1914年1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小商人家。父亲林维尹，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开杂货店为掩护，秘密做党的交通工作。林月琴在小学读书时，受父亲和校长詹谷堂(中共党员)的影响，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思想进步、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者。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后，林月琴参加了起义游行，显示了不凡的组织才能，被推举为县苏维埃儿童团指导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满腔热忱地投身于革命活动。同年10月，任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组织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维护治安，为根据地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后因其父被错划为"地主"和"改组派"，林月琴同志受到牵连，被免去儿童局局长职务，送"劳改队"。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区转移时，"劳改队"解散，人员遣送回家。林月琴坚决跟着红军走，组织了一些命运相同的姐妹跟在红军队伍后面，帮助部队烧水、做饭、洗衣、护理伤员。进入四川后她们被编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分队，由林月琴同志负责。

    林月琴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原顾问(按原副兵团职待遇)，红军长征女干部（后成为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于2003年11月22日6时33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