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社教运动期间毛、刘分歧的历史考察

赤色

    中红网北京2016年2月17日电（郭建波）

    编者按：文革前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得到了暂时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背景。郭建波同志的这篇文章就是从思想战线的角度对毛、刘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进行的历史考察。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现在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在这里发表，以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

    目录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左”反右中前进。
    1、《前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2、《后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3、《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如何形成的呢？
    4、《十七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5、《二十三条》是如何形成的？
    四、关于“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1、关于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
    2、关于依靠对象上的分歧。
    3、关于运动具体做法上的分歧。
    4、对干部处理问题上的分歧。
    五、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1、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反映出城乡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2、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更进一步透射出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四：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巩固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决定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的产生又一次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到思想战线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 作者手记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通过整风整社和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始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整风整社和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表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迎接挑战，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将它作为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领导全党先后经过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拨正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应该如何看待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出现的这些错误到底是因为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还是因为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在纠“左”反右以后，这就又一次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有人可能会说，“一五”计划期间，在工业化建设方面，我们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经济顺利发展，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波折。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却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不就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如果从现象上看来，似乎是这样，可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话，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毛泽东在领导纠“左”反右的过程中，在不同级别的会议上多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这种分析集中体现在一九六○年六月他写的《十年总结》和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在文章、讲话和谈话中说明，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既不能教条化地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也不能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而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还由于没有经验，因而出现一些挫折，走一些弯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分析，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从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全党是没有经验的。同时在整风整社和纠“左”反右中也暴露出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修改《前十条》的时候写道：“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反映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党内不少党员干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在日常工作中，他们不是用辩证唯物论，而是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调查研究问题。因而就要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希望通过这次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但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

    这对于全党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课题。毛泽东领导全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活动。这种探索的初步思想结晶体现在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

    在这个文件的前言中，毛泽东写下一段文字，谈到了这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他写道：“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指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2]

    毛泽东在前言中明确说明了这个文件是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以来的实践经验以后才制定的。这是对过去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这个总结不是从头脑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毛泽东在《前十条》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河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3]

    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决定既不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或外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搬过来的，而是来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活动。这个决定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对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生动丰富的素材，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抽象，才最终产生出来的。

    为了使全党同志对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切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毛泽东在文件的前言中还专门写了一段文字，用简洁的语言，通俗的文字，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真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4]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5]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为了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深挖抗战以前我们党所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出发，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不仅鼓舞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斗志，而且成为他们认识中国革命斗争规律的思想武器。

    现在毛泽东总结了建国后十三年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后，再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作了一个更为简明的概括，这就是关于认识论的又一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被称为《实践论》的姊妹篇，既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发问，既否定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否定了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在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以后，笔锋一转，顺势得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具体说来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的结论。

    随后，毛泽东阐述了认识过程中出现的两次飞跃：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又从精神到物质，从存在到思想，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在实践的基础上，如果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世界的话，那么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就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够检验认识的正确与错误。因而这后一个飞跃比起前一个来更加伟大。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

    最后，毛泽东在文章中点明我们党内现在还有不少同志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而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使他们掌握这一思想武器，以此来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奋斗。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我们党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这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我们还处在必然王国阶段。既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曲折，走一些弯路，甚至出现重大的波折和动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不能因为走了一些弯路，就质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照搬苏联发展模式一时顺利，就忽视这种发展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所存在的严重隐患，而要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来武装全党，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形成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坚定性和科学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表明，当时有不少干部和群众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存在着模糊的认识。鉴于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鼓舞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使他们认识到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便于从思想上逐步地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于是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经验和教训，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在头脑中树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如何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无疑是我们党进行这种探索的思想认识工具。掌握了这一认识工具，不仅可以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使之成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而且还可以正确看待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地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一个人要确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才能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哲学就是认识论”[6]，因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无产阶级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无产阶级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武装头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彻底的世界观。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人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够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规律，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形成正确的世界观。由此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要条件。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思想认识工具，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这样的思想武器。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要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方针政策，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在成功与失败的多次反复中，逐步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在人的思想深处进行革命，使唯物论战胜唯心论，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这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正是因为这样，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指导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规律，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的思想武器。运用这一思想武器，不仅可以坚定信念，树立信心，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增强对事物发展的洞察力，提高判断认识问题的能力。

    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思想武器，还可以正确处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从必然王国逐渐进入到自由王国。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处在必然王国阶段，人们还没有掌握客观规律，要求不出现错误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人类认识规律的。因而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走一些弯路，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这里注意的是少犯错误，尽量避免犯大的错误，尤其力戒犯同样的错误，谨慎从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发现了错误，就迅速找到致弊之因，立即纠正。从对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汲取中，逐渐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够正确认识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保持必要的警惕，一旦遇到惊涛骇浪，才能够触变不惊，从容应对，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掌握了这一思想武器，就可以正确对待和处理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和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可以增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逐步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而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工业部门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决定的，而后又扩展到商业、农业等其它部门中，成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正确地处理了思想、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在人民军队创建的初期，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决议》中就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制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以及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成为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论述了思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在为《严重的教训》一文写的按语中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7]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8]

    毛泽东在这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将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精辟阐述了政治和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辩证统一问题。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是政治统帅经济。在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关系中，是思想政治工作决定经济技术工作。这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体现，抓好了政治，做好了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保证经济技术工作的正确方向。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鲜明地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要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要想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思想政治工作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而加强政治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确保生产力前进方向，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在经济部门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最初是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呈递的一个报告引发的。

    王鹤寿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就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今年我们在企业里，除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增产节约、“五反”运动以外，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开始“经济活动分析”，一是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济活动分析是一个企业或班组里，拿它这一个月的各种经济指标（产量、质量、成本、品种、消耗、回收率、劳动生产率等）与上月比，与最好的季度比，与别人企业、班组比，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从这种比较中找出差距以及产生差距的原因。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就是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的方法，发扬主席过去所批示的《鞍钢宪法》精神。这不仅使我们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效果是显著的。

    毛泽东阅后，敏锐地发现这是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契机，十二月十一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做出批示：“薄一波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9]

    从批示中看到，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不仅肯定了石油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做法，而且主张要调一批解放军好的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部门去，还要薄一波查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

    这个时候，群众来信中也提出了在农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上登载了《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该文是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十一月来信的摘要。来信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到基层。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落实到生产队的原因是：（一）认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二）上面有的机构设置不当，使一些职能部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却把下面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牵扯在行政事务圈子里拔不出来。（三）生产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因此建议：（一）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的重叠机构。（二）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10]

    我们看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在信中分析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落实的原因：认识问题、机构设置不当和缺乏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而后他又提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撤销重叠机构和在生产队设置政治工作干部。毛泽东认为这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同意在生产队设立政治工作人员，以此来将几亿农村人口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抓起来。他还表示城市工业、商业、居民也可以依照军队的方式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和人员。他将这个摘要批转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建议书记处先议一下，而后中央常委再开会商议。

    薄一波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以后，迅速地开展了调查工作。鉴于上交调查工作报告还需要几天时间，十二月十五日薄一波就批示的落实情况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你十二月十一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十三日收读。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部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11]

    我们看到，薄一波在信中报告说，他们正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石油工业部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进行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学习石油部的经验，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去工作，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办法。

    毛泽东收到薄一波的信后，看到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在石油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水利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调一批好的军队政工干部充实到工业部门中，十二月十六日他给具体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肖华写了一封信，还将薄一波的信件附在信后。他在信中写道：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到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2]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四个第一，是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是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三八作风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来的。四个第一，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提出来的。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制定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创立四好连队，评比五好战士，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信中看，毛泽东对此是肯定和赞赏的。

    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在工业部门设立政治部、处、指导员的做法，他认为这样可以振奋起工业部门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精神。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提议几年内每年要调一批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部门去工作，以后还要向商业、农业部门中调动干部。关于政治干部的来源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四个办法：一是从军队抽调干部；二是工、农、商业部门派人到部队学习如何做政治工作；三是军队院校培训地方政工干部；四是参照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制定本部门的政治工作办法。毛泽东指出第四种办法是主要的，因为军队不可能抽调很多干部，现在已经有四个部这样做了。

    毛泽东在信中就调动军队政工干部问题，向几位主管军队的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告诉他们随后几位中央常委要和他们谈一下，以便确定工作方针。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了几年了，而今工业部门主动提出要向军队学习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况且又有石油部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后取得的伟大成绩作为说服力，现在是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早就考虑如何在经济部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振奋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问题了。因而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当收到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报告时，毛泽东不仅同意在工业部门设立政治部、处、指导员，还提议要调一批军队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为此还专门向军队具体负责同志征求意见，并由中央讨论来确定工作方针，还要推广到其他经济部门中去。这表明了毛泽东对在经济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说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13]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在对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了调查以后，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草了《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为了送审这个报告，薄一波十二月二十日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

    薄一波在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根据你十二月十一日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真地抓了，确实抓起来了。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另一类是抓了一些，但是抓得不够经常，不够系统，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于本部门情况的办法，因而成绩不大。石油工业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抓得比较好，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结合石油工业的具体情况，成功地运用了解放军的成套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

    为落实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指示，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二）拟出一个工业、交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三）从中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所属的企业中，选拨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四）目前，先从军队抽调三百名到五百名熟悉政治工作的干部，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和重要的企业担任政治工作。（五）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以后，似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部门政治工作的机构。[14]

    我们看到，薄一波在报告中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业、交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情况：一类是抓得比较好，根据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确实搞出了一套适合本部门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办法；另一类是抓得不够好，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本部门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薄一波在报告中又分析了石油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具体方法，就是要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随后，他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工业、交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建设，设立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的管理工业、交通部门的政治工作机构，建立并进一步完善政治工作系统，制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抽调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一波同志：报告已看过。请你考虑，可否印发到会同志研究，并加以讨论。”[15]

    从中看到，毛泽东是希望将薄一波的报告印发会议研究、讨论，然后在工业、交通部门实行，进一步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和条例的制定等方面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后，各工业部门从机关到企业纷纷设立政治部。这一做法迅速扩大到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政治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产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机构得到了很大加强，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振奋人们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发展的组织保证。[16]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如何加强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几年时间。当他收到王鹤寿关于冶金工业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同时也获悉了石油工业部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推动生产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以后，才决定要调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部门工作，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加强这些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在革命队伍中清除官僚主义作风，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为了创造一个适宜的氛围，毛泽东还要求在党内活动和起草的文件中要以同志相称，而不要称呼职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审阅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给肖华、林彪、罗瑞卿的报告后，做出批示：“此件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17]

    其实，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作过这样的规定。[18]但是几年来，党内的活动及行文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作，而是仍然积习如故，这就极易滋生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和干部群众之间的某些隔阂，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因而毛泽东才主张坚决地改过来。

    为了进一步清除官僚主义，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在社教运动期间毛泽东以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例，反复要求干部要参加劳动，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确实保证。后来他又将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作为社教运动是否搞好的标准之一。[19]

    思想政治工作要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会削弱生产，而且是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动力。

    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保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决不是空洞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抽象而又孤立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立起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必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决不是削弱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思想政治工作就失败了。那种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割裂开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时，鲜明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20]

    由此可见，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过程中，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在纠“左”反右过程中运动冲击生产的沉痛教训，毛泽东在社教运动中，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始终紧紧抓住社教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多次强调进行社教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促进生产，而不能削弱生产，并将生产是否发展问题作为社教运动及思想政治工作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准。[21]

    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一段时间，要进行扎实的工作，关键是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思想作风。要在探索中逐渐形成适合本部门实际情况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时说：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三四年，四五年，才能学到手，也不能急，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五月十三日在听取汇报时，当毛泽东得知搞了九个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他说：提交会议讨论，先试行嘛，不灵，再改。[2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工业、商业、农业等经济部门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是在社教运动中产生的。本来，毛泽东从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几年来是一直在考虑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个时候，王鹤寿关于冶金工业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上登载的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成为毛泽东在经济部门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契机。于是他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调军队干部到工业、商业、农业等经济部门去工作，大力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加强经济部门及其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这是在思想路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左”反右中前进。

    我们知道，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指导我党今后工作的指针。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因而社教运动是从宣讲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开始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称为“五反”运动，在农村称为“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分为大“四清”和小“四清”。小“四清”是一九六三年四月保定地委在致河北省委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其内容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毛泽东将它写入了《前十条》。大“四清”是一九六四十一月王任重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毛泽东将它写入了《十七条》和《二十三条》。后来在制定《十七条》的时候，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23]

    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五个有关社教运动的文件。这就是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一九六四年八月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草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24]

    在社教运动中，这五个文件是怎样形成的呢？运动的基本状况又如何呢？

    1、《前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十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一下。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工作的部署。

    毛泽东将在社教运动中地方上报的典型材料加写按语批转全党参考的同时，还对这些社教运动中的生动、丰富的材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初步总结了社教运动的经验。为了进一步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办法、政策，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负责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工作意见。这些批评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商讨社教文件的起草问题。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提议这个文件要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还让彭真带着这个文件到南方几个省去征求意见。他还就社教运动的做法、依靠的对象、适用范围等问题讲了话。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2、《后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前文我们介绍了《前十条》制定的基本情况，那么《后十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注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在十月五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带着《后十条》，于十月十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

    随后于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主张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毛泽东从各省得到的消息，宣讲工作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军队方面还没有什么动静。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林彪的复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军队如能照地方的做法办理，也一定会好的，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由团、营合组宣传队伍，向连队宣讲。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肖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同志，也应选择一二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

    毛泽东这封复信，不仅推动了军队的宣讲工作，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的宣讲工作。

    3、《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如何形成的呢？

    前文我们介绍了《后十条》的制定情况，那么《后十条（修正草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两个十条在全国开始宣讲以后，毛泽东仍然在密切注视着社教运动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情况，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作调查研究。

    三月二十八日，途经邯郸，毛泽东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主要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社教汇报。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社教汇报。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社教汇报。
四月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王任重随行。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的社教汇报。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的社教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晨，毛泽东到达杭州。二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的社教汇报。

    五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地听取李富春等人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还谈到了一些社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毛泽东这几天谈话的意见，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思想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还谈到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才逐步显现的。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下去蹲点，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他认为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他们现在是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和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来篡夺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要追根子，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

    他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采用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要发动群众，进行扎根串联，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

    他还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针对《后十条》规定，工作队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提出了与以前不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他在发表讲话前到地方调研后才形成的。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

    从中看到，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信中提出的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显然与毛泽东八月四日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的主张不合。这表明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觉得很好，完全赞成。看来是刘少奇提出自己的主张后，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请主席和中央审核修正草案，并建议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以便在十月会议时定稿。信中表示他将这个修正草案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去征求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

    八月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提议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党，并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核批准。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是刘少奇社教观点的具体实践，是体现刘少奇社教主张的一个标本，因而刘少奇说这个报告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他希望通过转发这个报告，将“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开来，使自己的主张贯彻到整个社教运动中。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从李雪峰和陶鲁笳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们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出批示，此件经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同意后，再发到全国去。还在批示中表示他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同时，还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发言。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说这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办法问题。他还说，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从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做法是有意见的。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指示。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有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来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25]

    从文献资料还可以看到，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认为多数地方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反映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十月，华北局致信刘少奇，反映山西、河北等省的县级领导干部在农村社教中有抵触情绪等思想动态。刘少奇当即代中央起草批语，并经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意，于十月十六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批语要求及时向地、县两级领导干部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克服“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倾向。”

    从社教运动的实践来看，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开，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后十条（修正草案）》的下发，“反对右倾”问题的提出，使得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和严重的发展。[26]

    我们看到，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出现了“左”的错误，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严重打击。这种“左”的错误是在刘少奇主持社教运动，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后才发生的。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是有不同意见的。在他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支持了刘少奇，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4、《十七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前文我们介绍了《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制定情况，那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上又出现了严重分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这几天，毛泽东还批示将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印发会议，这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刘少奇认为当前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认为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对此表示异议，否认走资派的存在。[27]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当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

    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分歧，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之间争论的焦点。虽然他们的观点都写入了文件，但是文件肯定了毛泽东的判断，否定了刘少奇的判断，对于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做出了结论。

    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重点上的分歧，从根本上反映了他们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上的不同。这表明刘少奇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否则的话，以解决这个矛盾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性质和主要矛盾又怎么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呢？这当然是一种右倾的观点。《十七条》否定了刘少奇的观点，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错误。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刘少奇关于主要矛盾和性质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毛泽东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28]

    这是因为《十七条》只是解决了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还没有解决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运动的方法问题。因而这个文件还是有缺陷的，还要修改。

    5、《二十三条》是如何形成的？

    前文我们介绍了《十七条》的制定情况，那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做法，同时还提出了进行社教运动的方法。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十七条》的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农村一度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了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这就使“四清”运动步入正确的轨道。[2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导下，为了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开展起来的。在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社教运动出现了“左”的错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刘少奇又犯了右的错误。毛泽东首先通过制定《十七条》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右的错误，又通过制定《二十三条》进一步纠正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所犯的“左”的错误。由此看来，社教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集中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那么，在这些方面他们又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分歧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四、关于“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措施及对干部的处理等方面。而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则是他们在运动方法问题上分歧的起点。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关于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干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造成的，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因而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转变过来，只对少数人进行必要的处理。而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要比毛泽东严重得多。当然，刘少奇的这种认识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不同就成为他们在“四清”运动方法问题上的分歧的起点。

    我们先看毛泽东对基层干部的估计。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30]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的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当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3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要用“六十条”和十中全会公报来教育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干部，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放下包袱，使他们懂得如何搞社会主义。在制定的《前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同意写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

    不仅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在《后十条》中还是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32]

    《后十条》虽然是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33]，但是与《前十条》相比，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承认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表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变化是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

    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周恩来、彭真介绍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情况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判断，并且作了发挥。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34]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时，有些地方干部认为“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观点，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回到北京后，他在一个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是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的单位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刘少奇对干部中存在问题的这种估计，无疑会对他后来领导和部署“四清”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35]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地方干部对“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提出了异议，认为这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刘少奇批评了这种意见，还进一步说“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但是却没有对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在“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是一致的。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还更为严重一些。尽管如此，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认识表现在毛泽东说的这个“敌人”，多数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或者处于争取干部的目的，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刘少奇说的这个“敌人”往往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这种不同之处在当时没有表现出来，以后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歧才逐渐显现并趋于激化。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估计的变化，是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份他前往外地视察以后，回到北京发表的八月一日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36]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37]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第二个十条是有意见的。他认为第二个十条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了。他在讲话中对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发生了质疑，这种质疑表明他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及他在讲话中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成为此后他修改《后十条》的指导思想。会后，他又到外地视察，并主持《后十条》的修改工作。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38]

    我们看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有不同意见的。从文献资料中看到，在修改《后十条》的时候，刘少奇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仍然把自己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判断写进了《后十条》。

    《后十条》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39]

    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所以才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这导致了后来“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急剧发展，给基层干部造成了严重打击。

    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进行的批评中来进一步看到他们在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不同意见。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反‘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40]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批评了“四清”运动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批评了刘少奇“完全否定一切”的倾向，说农村“不是一片漆黑”，这就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分歧。他从王光美蹲点期间对桃园大队干部实际情况的调查出发，说在桃园大队贪污的干部中，几百元以下的是多数，千元以上的只有四个人，以此来说明百分之七、八十的干部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从这里可以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也表现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不同意见。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上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六、七月份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后来回到北京在八月一日发表的讲话上表现了出来，八月四日田家英就修改《后十条》向毛泽东请示的谈话中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就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多数通过教育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而刘少奇却对基层干部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出现了“反革命两面政权”，因而要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打击，这在他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中表现了出来。

    从中看到，毛泽东并不赞成刘少奇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判断。这不仅体现在他八月四日与田家英的谈话的指示上，而且也在他一月五日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毛、刘之间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是不是三分之一的估计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对这三分之一的组织和干部性质的认定（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否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及采取的措施上（是以教育还是以打击为主）。

    2、关于依靠对象上的分歧。

    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应当依靠基层群众和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多数干部）来进行运动，工作队不过是起一个指导作用。而刘少奇认为在没有弄清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情况之前，应当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虽然刘少奇在讲话中也谈到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但是他只不过是抽象地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于具体行动。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也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毛泽东说：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农村也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不行。当汇报到在农村组织阶级队伍，搞贫下中农委员会时，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阶级队伍。人要分左、中、右，如地富反坏叫右派的话，中农、富裕中农就是中间派，贫农、下中农就是左派，这是一般地讲，个别的也还有右的。[41]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上批示道：“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时，他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他还说：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42]

    从中看到，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发动群众，这是运动的根本路线。靠上面派出的工作队不见得把问题搞出来，发动群众才能搞出来。在工作队和群众之间，他显然是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而贫下中农是农民的主体，因而才主张要在农村组织以贫下中农为基础的阶级队伍来开展运动。这就是我们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要依靠贫下中农，将他们组织起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来进行运动。只有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搞了阶级斗争，搞了“五反”、“四清”以后，才有可能将党整好，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43]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将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依靠群众和广大干部，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进行“四清”运动，而不是由上级机关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这是基本的方法。

    就是在随后制定的《后十条》中，也没有改变运动的依靠对象。

    《后十条》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44]

    从中看到，在《后十条》中仍然是主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来进行运动，而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而不是包办代替来领导运动。

    此后，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主张依靠干部和群众来进行“四清”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

    五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人听取李富春等人的工作汇报。在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帐。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他嘱咐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再次强调运动要依靠和组织贫下中农，干部和群众密切结合起来进行运动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的认识上却发生了变化。

    八月一日，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46]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基层组织和干部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基层组织和干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就不能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去进行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大工作队的职权，由工作队去领导整个运动。他在讲话中虽然提出要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来开展运动，但却主张采用扎根串联而不是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这样就实际上离开了广大群众，抛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而使工作队成为运动的主要依靠对象。

    在刘少奇主持下修改后的第二个《后十条》同第一个《后十条》相比，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文件提出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强调要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个《后十条》的发布，使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做法有了政策依据，使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左”的错误。[47]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有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48]

    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所以才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这导致了后来“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急剧发展，给基层干部造成了严重打击。《后十条》（修正草案）虽然承认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后的群众，但这只是抽象地在文件中提了出来，而没有真正见之于实际的行动，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发动起来，而由工作队独揽了整个运动的领导权。这是对群众运动抽象肯定而实质上否定的做法。这样工作队就成为“四清”运动的主要依靠对象。

    这种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后来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来开展运动的做法。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毛泽东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他还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创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他又说：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49]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而不是依靠群众来开展运动的做法。他认为过去都是依靠群众来搞运动，现在却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我们过去不是这样来进行革命的。虽然群众中有坏人，但是绝大多数群众还是好的。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只要十几个人的工作队就行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直接谈到了运动的依靠对象问题。他说：“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49]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运动的依靠对象是群众、干部和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来进行运动。这实际上就指明了“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依靠群众特别是依靠贫下中农来进行运动，只有少数的工作队员在运动中起指导作用。而刘少奇主张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在运动期间由工作队接管所在县的权力，这样就把基层组织和干部从运动中撇开了。虽然刘少奇在讲话中也提出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前提，但是他只是抽象地来讲这个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却依靠工作队，使群众成为工作队的附属物，客观上否定了群众在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

    3、关于运动具体做法上的分歧。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他主张社教运动要进行试点，干部要进行蹲点，采取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分期分批地进行，对干部要以教育为主，洗温水澡，保护大多数干部，不要赶时间。而刘少奇在运动中却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张运动期间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开展秘密工作，依靠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我们先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50]

    他还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的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5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主张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通过党内整风，在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来开展社教运动。他满怀信心地说，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就是对牛鬼蛇神，也不光是进行打击，还要采取打击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

    关于社教运动从何着手的问题，毛泽东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52]

    在社教运动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处理上，毛泽东主张社教运动要先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着手，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当然，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矛盾问题了。

    四月八日，毛泽东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当汇报到农村“四清”的情况时，毛泽东反复讲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表示这么做是对的。他特别问到“四清”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当汇报到保定地委指定干部进行蹲点时，毛泽东说：这样好，你们要搞个制度。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哪能都搞得过来，搞一两个点就清楚了。[53]
我们看到，毛泽东肯定社教运动要进行“四清”，还要进行试点、蹲点和调查研究。他还关切地询问社教运动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担心运动会出现极端行为。

    四月九日，毛泽东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汇报山东工作。在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54]

    从中看到，毛泽东主张在社教运动中，“五反”主要在党内进行，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要对干部洗温水澡，使绝大多数干部心情愉快。对群众揭发的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忙于做出结论。

    五月二日，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55]

    毛泽东肯定了宋任穷的做法，并向全党予以推荐，他主张采取较为稳健的方针，注意步骤和方法，进行试点，执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

    毛泽东说：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他还说：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56]

    从这里看到，毛泽东认为“四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四清”运动要进行试点，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通过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干部参加劳动，是消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的重要手段。不能脱离生产搞社教，而要与生产结合起来，进行社教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生产。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57]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主张通过说服教育，发动贫下中农，使干部洗手洗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打击地富反坏和投机倒把分子，避免修正主义的有力手段。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他强调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58]

    从中可以看到，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主张“四清”运动要进行试点，分期分批地来搞，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可以有所不同。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人民内部矛盾是长期的，普遍的，还要搞多少年才能解决掉。

    在《前十条》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的时候，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没有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子。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打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59]

    从中看到，毛泽东实际上是把前一个时期关于“四清”运动的观点几乎又重复了一遍。鉴于过去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出现扩大化的教训，这一次毛泽东反复告诫与会人员，要谨慎，不要着急，准备一、两年搞完运动。要搞好运动，不要出乱子，不要伤人，不要搞过了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进行说服教育，还要依靠贫下中农来对顽固的人进行说服教育。他要求各中央局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加强对“四清”运动的领导。尽管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要求，但是却事与愿违，在运动中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

    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这些观点，后来他还一再重申和强调。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以生产好坏衡量社教运动之成败，这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6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反复强调社教要从“四清”入手，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不要走过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结合，经常整顿工作队，干部参加劳动，将坏人清出来。通过“四清”运动，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同时，在“四清”运动时间的设定上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慎重态度。

    为了搞好运动，防止走过场，毛泽东没有为“四清”运动限定时间，反复说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后年再搞，以使运动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61]。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他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抢着搞，认识不了的，落后半年一年，有什么要紧，决不要一哄而起，一定要分期分批地搞。[62]

    由此看来，在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四清”运动的时间上予以了灵活处置，希望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来规定完成“四清”运动的时间，不要为赶时间和进度去匆忙结束运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邯郸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

    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到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那不能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6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运动时间的规定上，毛泽东对“四清”运动是慎重的。他主张运动要紧密联系生产，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反复说明运动以搞好为主，要搞彻底，防止急躁，不要赶时间，防止走过场，要用三、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运动。这是为了防止片面追求进度，贪多求快，致使出现偏差或者走过场结局的出现。他从调查研究出发，在讲话和谈话中谨慎地指导着“四清”运动的发展，以求取得运动的实效，防止出现混乱的局面。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关于社教具体做法上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可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社教具体做法上的观点出现了分歧。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一日，刘少奇召开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说：“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64]

    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认为敌人现在采取合法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和政策，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来篡夺领导权。这些人上下左右都有根子，已经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鉴于此，现在采用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不行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四清”，就要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才能将情况摸清楚。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刘少奇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四清”运动具体做法上的主要观点，这成为刘少奇对《后十条》进行修改的指导思想。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这表现在八月四日田家英就《后十条》的修改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告诉他说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田家英把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转告了刘少奇。[65]

    但是，毛泽东这个意见并没有引起刘少奇的注意。刘少奇在南下视察途中，仍然坚持集中工作队来进行“四清”运动的做法。这在刘少奇八月十六日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件上表现了出来。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66]

    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信件中，提出了改变过去社教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集中领导下搞一个县的做法。他在信中还进一步阐述了这样做的原因。这是因为有一部分县委缺乏决心，缺少办法，一部分社队的问题又牵涉到区、县机关的某些人员，因而以县委领导为主进行社教就很难搞深扩透。刘少奇在信中表示他的意见已经获得湖北、湖南省委和中南局的赞成。

    从刘少奇在信中提出的做法看，他并没有接受八月四日毛泽东对田家英谈到的不要将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的意见。尽管这样，毛泽东不仅没有对刘少奇提出批评，反而却赞成了刘少奇的意见。我们分析后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刘少奇在信中提出的原因还是有着事实根据的，同时也由于中央决定刘少奇在“五反”、“四清”运动中挂帅，毛泽东虽然对此有不同认识，但是从组织原则出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个判断可以从刘少奇的信印发后，当毛泽东了解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有不同意见，就迅速建议停发刘少奇的信件，重新召开会议进行商议，以及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出来。[67]

    会议期间，刘少奇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李雪峰作了检讨性发言。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最终还是写入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提出“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68]

    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扩大了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打击面，给“四清”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反映到中央以后，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后来毛泽东对扎根串联、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的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变。”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从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69]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倡导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了要改变运动的方法。他认为真正的领导人是从斗争中而不是在访贫问苦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真正深入到斗争实践中，通过召开地、县、社三级大会来进行斗争，而不是用大量时间开会读文件，说是依靠群众，而实际上则是依靠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方式来进行运动。

    在“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反‘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70]

    从中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四清”运动中的怕右倾思想，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当时在刘少奇具体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犯了“左”的错误。他引用江苏的话是旨在说明，在运动中要具体分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不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他指出工作队“按兵不动”，搞“人海战术”，这实际上是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的批评。

    一月十四日下午，《二十三条》制定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好多怕。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联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7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他对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蹲点予以了肯定，但是仍然对在刘少奇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四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二十三条》，取消了刘少奇主张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秘密工作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主张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中活动，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7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重要分歧。毛泽东主张采取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要进行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在运动中要采取稳健的方针。对干部重在教育，洗温水澡，干部参加劳动。刘少奇主张依靠工作队进行运动，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和集中力量批歼灭战的做法，这样在运动中就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出现了严重的“左”的错误。

    4、对干部处理问题上的分歧。

    在“四清”运动中对干部的处理方面，毛泽东认为应该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干部要进行退赔，但也要合情合理，尽量少伤人，使干部洗温水澡，在教育与惩治相结合中搞好“四清”运动。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汇报山东工作。毛泽东在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73]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上批示：“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在谈到退赔问题时说：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在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74]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的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他还说：可以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当林铁说华北局已定了贪污一百元以下，坦白好，基本退了赃，群众也通得过，就可以不处分。但一百元以上到二百元的还未定。毛泽东说：还可以宽点，考虑四百元或五百元。不管多少，坦白就好。对林铁提出的有一个干部贪污八千元，他自动坦白了，并积极退赔，是否要坐牢或劳改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坐牢了，也不要劳动教养了，还是给他工作，但要把工作调换一下，治病救人嘛！[75]

    由此看到，毛泽东主张教育为主，惩治为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处分的干部到百分之五也多了，要控制到百分之一左右。干部认识错误以后，可以从宽处理。在谈到退赔问题时，他认为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一时退不起的，还可以分期退赔。情节较轻，本人认识错误态度也好，家庭生活又比较困难的，经过群众讨论，还可以免于退赔。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

    在“四清”运动中关于干部和群众的处理方面，毛泽东仍然非常谨慎，担心扩大化，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不满意。在对《后十条》（修正草案）进行修改，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谈了对干部和群众处理上的一些看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76]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谈了对干部的处理问题。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他还说：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是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77]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谈到了群众和干部处理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他对运动中处理的户数和人数做出了限制，防止打击面过宽，出现扩大化。在对干部的处理上，将贪污一、二百块钱以下的干部予以解放，这样就将百分之八十的贪污干部解放了出来。坦白退赔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这样就争取了多数，将矛头对准了大的。就是反革命分子，也整最坏最厉害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在“四清”运动中对干部采取教育和惩治相结合的办法，以教育为主，惩治为辅，讲究政策和策略，将犯错误干部中的绝大多数解放出来，将矛头对准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悔改的干部，从而保证“四清”运动的健康发展。但是，刘少奇在具体领导“四清”运动期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左”的错误，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了打击。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成为他们在运动方法上的重要分歧之一。

    由此我们看到，在“四清”运动的方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确切说来，是在会后刘少奇离京南下到外地视察，回京后八月一日在驻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表现了出来，以后又进一步加深。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具体做法及对干部的处理等问题上。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有不同意见，也通过田家英表达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当刘少奇仍然坚持个人的意见时，从大局出发，毛泽东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只不过后来当他们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毛泽东才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主张的运动方法。

    五、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最后以《十七条》乃至《二十三条》的制定而暂时予以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在对这种分歧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先来分析社教运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状况。

    1、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反映出城乡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随着社教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发现了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7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做出了三分之一的权力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又一次重申了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还特别指出一旦出现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毛泽东做出这样的论断，并非是他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

    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是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已经搞了修正主义，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当时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推行“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任部长的中联部推行“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李维汉任部长的统战部在统战工作中，抹杀阶级阵线，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79]因而毛泽东认为这三个部搞了修正主义，对他们进行了批评，结果这三位部长的职务先后被撤销，农村工作部被解散。

    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他说：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百分之五、不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都是别人告诉我的。[80]

    毛泽东在谈话中坦率地说，他提出的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主持制定的《前十条》，都是在调查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这里说的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和一般的多吃多占，而是指站在百分之五的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一边的干部。这个估计到底怎么样，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对中央的人也要一分为二，主张地方要批评中央，这样就可以创造适宜的民主氛围，推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以便于反修防修。真理存在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实践中，因而就要向工农兵寻找真理。

    这个时候，毛泽东批阅的一批报告也反映出了工厂和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后，做出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81]

    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管理的八种表现在其他厂矿企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而毛泽东才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在我们工业中到底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还是更多的问题。他要求进行清查改造。这就要政治挂帅，改善管理，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法，来探索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的是来自于上边，上行下效，主管部门疏于管理造成的。

    十二月十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十二月九日报送的陶铸十二月一日关于在广东省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情况的报告、十二月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做到搞深搞透的一些意见给刘少奇的信。毛泽东在陶铸报告第五页谈到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批注：“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次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做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而不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82]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干部队伍官僚主义严重，没有到社会实践中去掌握丰富而生动的素材，对当前存在的阶级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样也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一些人就是去了，也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和富农家里，没有去接近贫下中农，不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样就离开了贫下中农，动摇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基础。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作出批注。

    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在信中谈到拖拉机厂的领导同志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处，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

    信中谈到“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毛泽东批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83]

    这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资料，既反映出当时在厂矿企业里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又反映了毛泽东社教运动思想的发展状况，对于我们研究社教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批注中不仅对企业管理干部参加劳动表示赞赏，还倡议他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参加生产劳动。他做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论断。劳动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和占农民主体的贫下中农，这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而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做官的人，掌握着管理权的人。但并不是一切做官的人，掌握管理权的人，都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只有那些养尊处优，欺压百姓，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去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却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福利的人，才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某种变化。

    针对陈正人在信中提出先搞社教后解决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将社教和管理对立起来的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管理也是社教，这样就将社教与管理统一起来，将社教落到了落处。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厂矿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管理人员要到车间、小组去搞“三同”，拜工人为师，学几门手艺，变成内行，才能搞好管理。这实际上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具体实践。不然的话，他们一辈子就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终会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批注中又一次点明了阶级斗争的具体存在形式。

    毛泽东在报告批注中指出，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已经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骑在工人头上为非作歹，拉屎拉尿，这些人已经变质了，成为革命的对象，因而社教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要依靠那些有革命精神的领导干部。这里反映出企业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从陈正人的信和报告以及毛泽东的这个批注中可以看出，当时企业管理干部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有一部分干部已经变质，还有不少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人已经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在厂矿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进行社教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到车间去，实行“三同”，和工人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否则的话，这些人就会被工人阶级打倒。

    在农村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状况。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阅张平化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请你酌定。”这封信在毛泽东建议下印发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张平化在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速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84]

    从张平化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深入农村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了湖南农村超过三分之一的基层组织被篡夺了领导权，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反映出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 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85]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他还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86]

    从与会同志的发言及地方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比较严峻。这到底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呢，还是在危言耸听？其实，自刘少奇八月一日在北京作了关于社教问题的讲话后，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下去了，这些材料是他们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材料存在不实之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反映的问题还是属实的。这是因为反映出来的问题本来就存在，不过是以前人们熟视无睹，不易察觉罢了。这些发言、报告和材料，对于以后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来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专门加了“形势”，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87]

    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反映出，不论是社会上还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臆造，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从宏观视野上来说，能不能正视这种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能不能处理好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影响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

    2、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随着社教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理性思考，对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作出分析和确定。就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88]

    刘少奇说：王任重说要清党，可以不讲清党这个话，恐怕有大批党员要清掉。毛泽东插话说：我是赞成的。我老早讲过，总要搞出几百万。他们不像样子，广大群众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嘛。[89]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少奇将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看得比较严重，而毛泽东并不太看重这些人。联系到后来毛泽东说的社教运动就是要整党、整干部队伍、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分析，他们这种认识的不同是意味深长的。这直接关系到社教运动的矛头所向。

    有些共产党员丧失革命斗志，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资格，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只能是败坏党的声誉，因而要清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由于对社教运动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存在分歧，因而就暂时中断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进行讨论，在高级领导层内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继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刘少奇从蹲点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90]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讨论农村当前主要矛盾的时候，会议是从富裕农民阶层与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地富反坏同蜕化变质的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开始的。陶铸等人赞成前一种提法。毛泽东赞成后一种提法，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当权派上来了。他明确指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坏干部是当权派。在地富反坏和当权派之间，毛泽东将矛头对准了当权派，各级党委内部的当权派。这个时候刘少奇一直是含含糊糊的，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在，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是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91]

    当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表示异议，他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他反问毛泽东：“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刘少奇不吭声了。[92]

    刘少奇明确提出了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其实这个提法早在十月十四日，他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代中央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中就出现过。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93]

    毛泽东显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豺狼当道，焉问狐狸？他引用杜甫的诗句，说明在斗争中要抓住主要对象，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还质问毛泽东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社教主要矛盾和性质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还向参加会议的若干同志征求意见，与他们进行讨论，以便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陈伯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生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问题听取他的意见。[94]

    在征求若干同志的意见以后，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观点写入了《十七条》。为了使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陈伯达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做过说明。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即《十七条》—引者注）。陈伯达发言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表达主席的思想，具体部署没有写上。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上有同志提出只写主要矛盾好不好？主席指出还是写上几种，便于比较。[95]

    “运动性质”列为《十七条》的第一条，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6]

    看来，有人主张只写主要矛盾，还是在毛泽东提议下才将社教运动中的不同观点一起写入《十七条》的。《十七条》不点名地列举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可能是毛泽东为了既向党内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又不愿意公开他与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以便使全党通过对这几种观点的辨析，提高对社教运动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的缘故。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

    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7]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经过了几位常委和大区负责同志的讨论后，才在肯定第三种提法的基础上将它写入《十七条》的。

    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不仅对自己主张的社教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谈到当时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的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8]

    在修改《二十三条》的时候，在“运动性质”的问题上，毛泽东加大了批判力度，指出刘少奇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进一步写道：“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99]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二十三条》关于“运动性质”的表述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关于运动性质、主要矛盾上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批评是严厉的。如果与前文毛泽东说我们党内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来分析，刘少奇在这两派中的位置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更多的问题，阶级斗争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并且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这些分歧虽然最后以毛泽东关于社教问题上的观点写入《十七条》乃至《二十三条》而暂时予以平息，但是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更进一步透射出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通过前文的研究我们看到，在社教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运动的方法上，而后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又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最后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肯定了毛泽东的社教观点，否定了刘少奇的社教观点，对他们之间的分歧做出了结论。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呢？这些分歧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运动的方法上，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措施及对干部的处理等方面，这一系列分歧是由于他们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的不同引发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运动的方法上会产生这些分歧呢？

    在对基层干部问题的估计上，刘少奇显然比毛泽东要严重得多，以致于毛泽东通过田家英提醒刘少奇不要把基层组织和干部看得一团漆黑。毫无疑问，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毛泽东认为应该正确对待和辩证分析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既要看到基层组织和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又要看到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执行党中央巩固集体经济的政策，克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事实。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是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努力分不开的。因而在《二十三条》中专门加了形势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100]正是因为这样，才应该重在教育，洗温水澡，对犯错误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处理上讲究政策和策略，教育、分化、瓦解犯错误的干部，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将他们中的多数解脱出来，将矛头集中对准少数人。

    刘少奇将基层组织和干部看得几乎一团漆黑，说明他在分析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时候，只看到了基层组织和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忽视了他们在农村克服困难摆脱困境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也没有注意到基层干部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因而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处理上，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措施和方法，政策和策略失当，对基层干部打击过重，出现了扩大化。这在“桃园经验”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相似的地方，这表现在他们都认为基层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中。不过，刘少奇的估计比毛泽东更为严重罢了。但是对基层组织和干部在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认知上他们却有着分歧，在对干部处理的政策和策略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干部队伍估计及处理问题上的不同，反映出他们思想方法上的分歧。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说，还是因为是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进行分析，从而制定出适宜的政策和策略进行社教运动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是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进行分析问题是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重要原因。

    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的不同，决定着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差异。毛泽东主张依靠群众，采取群众、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开展群众运动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刘少奇却撇开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张依靠工作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采取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虽然刘少奇也多次说过要依靠群众，但是他只是抽象地来谈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却是依靠工作队，而将群众撇在了一边。

    依靠工作队来发动群众，进行群众运动，是过去的运动模式。但是刘少奇却没有用工作队来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而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采取了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这样就背离了过去的运动模式。况且工作队是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如果上级党委出了修正主义，那么它派来的工作队又怎么能够来领导运动呢？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队的干部来开展运动，反映出他们是坚持奴隶史观还是英雄史观，是践行还是背离历史唯物论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时说的“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话了。[101]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实质上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大问题。那么，他们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波匈事件及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论断经过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后，又写入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102]在此基础上，八届十中全会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由于社教运动就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基本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解决的主要矛盾自然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教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既然社教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这个矛盾又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就其性质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共产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并非都是走资派，这里说的走资派是指那些在党内掌握权力而又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明确告诉与会同志，尽管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也是要整的，但是社教运动的重点不是他们，而是党内走资派。

    这是因为这些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或者被赎买，原先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业已失去，况且还被打击过一次，又是分散在各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根本性威胁。

    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真正有能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催毁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是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隐藏在共产党内，又掌握着权力，却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以党员干部的面目出现，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煽风点火，混淆视听，招摇撞骗，胡作非为，是瓦解共产党，复辟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毛泽东就将打击的重点对准了党内走资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这样分析问题的：在党内的党员和党外的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之间，毛泽东将党员作为运动的重点；在普通党员与党员干部之间，毛泽东将党员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在一般党员干部和党员领导干部之间，毛泽东将党员领导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即走资派）之间，毛泽东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

    从中看到，不论是做出阶级矛盾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还是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并非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坚持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原则，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对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行科学分析后所做出的判断。这个判断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因而如果否定了这一系列论断，也就离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泥潭。

    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表的矛盾，性质是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他不赞成社教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否认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因而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分歧的反映。

    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竟然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否定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如果我们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观点和作为，再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乃至一九四九年他在天津宣扬的“剥削有功”论和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合作社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103]就不能不说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必然性。这是关系到中国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毛泽东在斯诺后来问他什么时候决定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说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104]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是当他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刘少奇又坚持自己主张的时候，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社教运动在刘少奇的主持下犯了“左”的错误。但是当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少奇在社教的指导思想上犯了右的错误。在原则面前，他没有让步，而是果断斗争，先通过《十七条》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右的错误，而后又在《二十三条》中加大了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观点的批判力度，还从运动的方法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左”的错误。

    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在运动的方法上的不同意见，不过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因而他采取了坦然处置的方式。但是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发生的分歧就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了。因而毛泽东才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批评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中犯了“‘左’而实右”的错误。[105]

    在社教运动过程中发现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而运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分析问题造成的。干部队伍中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迫切需要我们党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武装头脑，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逐渐发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这就进一步显示出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实质上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大问题。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的分歧的反映，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分歧不仅显示出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是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且更进一步表明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分析和认识问题。这些分歧的产生，归根结底，从思想根源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又一次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铲除修正主义产生的基础，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8]，第351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6]，第3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7]，第49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18]，第409。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1]，第305页；[2]，第299页；[3]，第301页至302页；[4]，第299页至301页；[9]，第432页至433页；[10]，第452页至453页；[11]，第456页；[12]，第454页至455页；[14]，第457页至458页；[15]，第457页；[17]，第463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99]，第281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105]，第90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104]，第173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02]，第722页，815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3]，第1333页至1334页；[16]，第1335页；[19]，第1312页，1320页，1344页；[21]，第1317页，1319页，1339页，1344页，1382页；[23]，1313页，1370页，1382页至1383页；[24]，第1314页至1328页，1329页，1332页至1333页，1352页至1357页，1368页至1383页；[25]，第1309页至1333页，1339页至1346页，1349页至1358页；[28]，第1366页至1375页；[29]，第1375页至1383页；[30]，第1311页；[31]，第1326页；[32]，第1329页；[33]，第1329页，1332页；[34]，第1345页；[36]，第1350页至1351页；[37]，第1351页；[38]，第1352页；[39]，第1353页至1354页；[40]，第1377页；[42]，第1316页，第1317页，第1318页，第1320页；[43]，第1327页；[44]，第1329页；[45]，第1342页至1344页；[46]，第1350页至1351        页；[48]，第1357页至1358页；[49]，第1375页至1377页；[49]，第1375页至1377页；[50]，第1311页；[51]，第1312页；[52]，第1341页；[55]，第1316页；[56]，第1317页至1318        页；[57]，1319页至1320页；[58]，第1325页至1327页；[59]，第1327页至1328页；[60]，第1342页至1343页；[61]，第1317页，1325页至1326页；[63]，第1339页至1340页，第1341页，第1342页至1343页，第1377页；[64]，第1350页；[65]，第1352页；[66]，第1352页至1353页；[67]，第1355页至1357页；[69]，第1375页至1377页；[70]，第1377页；[71]，第1380        页；[72]，第1381页至1380页；[74]，第1316页，第1317页至1318页，第1319页至1320页，第1327页；[76]，1369页至1370页；[77]，第1375页至1377页；[78]，1345页；[85]，第1367页；[86]，第1372页至1373页；[87]，第1381页；[88]，第1366页；[90]，第1368页至1369页；[91]，第1369页至1371页；[93]，第1357页；[96]，第1373页；[97]，第1373页至1374页；[98]，第1377页至1378页；[100]，第1381页；[101]，第1427        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5]，第396页；[20]，第328页至329页；[22]，第328页至329页，第350页；[41]，[53]，第206页至207页；[54]，第207页至208页；[62]，第232页至233页；[73]，第207页至208页；[75]，第226页，232页至233页；[80]，第405页至406页；[81]，第441页至442页；[82]，第442页至443页；[83]，第445页至446页；[84]，第447页到448页；[89]，第449页；[94]，第454页，456页，457页；[95]，第456页至457页。
    12、《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26]，第723页至724页，第722页；[79]，第724页至725页。
    13、《刘少奇传》（下），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35]，第953页；[47]，[68]，第960页至961页。
    1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103]，第39页，133页。
    15、《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27]，[92]，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