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山：刘鼎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人民军事工业（组图）

布袋和尚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



习仲勋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的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5年10月28日电（刘文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工业》的后记中我们看到：“刘鼎早在1980年就提出趁老同志健在时，抢救兵工史料的建议”，今天来看其意义深远。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把当年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于1983年亲笔写的几篇兵工史料，汇总成一篇公布于众。由此，让我们铭记，日本军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凭借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妄图征服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由此，让我们领悟，在敌强我弱民族危亡时刻，是中国共产党做出及时正确的英明决策：在敌人后方开展持久的人民游击战，创建我军的人民军事工业抗击日寇的伟大战略。由此，让我们知道，八路军太行人民军事工业，在抗日救国战争中的奋勇发展和伟大功绩，感受抗日军工战士们热爱祖国、艰苦创业、用生命和血汗自造武器弹药，支援前线，甘当无名英雄的伟大抗战精神。

    刘鼎写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广大农村开辟和创建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依靠人民武装力量；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又离不开革命根据地。因为人民武装力量赖以发展的两个物质条件：兵源和武器，大都来自于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总部奉命率3个师开赴华北，指挥华北前线的抗日斗争。第129师和八路军总部先后于1937年底和1938年初进驻太行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爱国热情高涨。我们部队的兵源不成问题，亟待解决的是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无军火缺乏之虞”。在这次中央全会的决议案中，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中华民族当时的紧急任务之一。

    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自力更生，因陋就简，逐步建立了太行山区的人民军事工业。开始，只有几个分散的随军修械所（或班）。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3月决定成立军事工业科，统一领导和管理太行山区的军工生产。6月，军工科扩大为军工部，隶属后勤部领导。军工部成立后，组织力量加强了，军工队伍，特别是技术人员队伍壮大了。逐步将各修械所改建为4个步枪制造所，1个复装枪弹厂，1个炸弹厂，1个试验所。

    我是1940年5月初，从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无线电通讯、测绘、参谋、兵工等特种技术人才的特科大队，调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从事军工生产工作的。当时，朱德总司令找到我，要我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一路上几位领导同志谆谆教导我，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着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却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为正义而战的抗日战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较小的损失，较短的时间，取得最后胜利。武器从哪里来？靠国民党政府发给，希望渺小，靠缴获敌人的，代价太大，往往为夺取一支枪要付出重大牺牲。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制造。我和同志们一起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根据地的物质条件，为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全力以赴。

    我到职以后立即到太行各兵工厂调查研究整体的和具体的情况。

    一、 1940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太行兵工厂基本情况

    在我调到军工部之前，太行山区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有4个步枪制造所（即军工部第1、2、3、4所）。（说明：所即厂。）

    1所：位于黎城县城西北约45公里的水窑山里，厂区北有黄崖洞，故又称黄崖洞兵工厂。厂区周围群峰环抱，地形险要，是经左权副参谋长和后勤部杨立三部长亲自勘察，报经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批准定点兴建的。这个所是1938年9月，由总部安邑修械所、115师344旅修械所和129师修械所组合而成的。在所长陈明升主持下，1939年7月开工建设厂区。没有砖瓦，就捡起石头垒墙，开山掀石板盖房顶，伐木作梁柱门窗，不到半年时间就盖起了一座座简易厂房。其中有动力机工房，钳工房，木工房，锻工房，组装房等5个独立的工部。约有二三十台不配套的车、铣、刨、钻等杂旧机床，3节锅炉及蒸气机、发电机等设备。除工房外，还建有职工宿舍、食堂、俱乐部及其他生活设施。工人大部分来自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他们都是不甘为敌人卖命的抗日进步分子，其中有技工李作锦、齐宣威、韩忠武、李鑫德等。还有民间匠人教逢春一家和石成玉，以及河北峰峰煤矿的赵方（1939年9月，他在中共磁县县委的支持下，将一批机器运到了太行山）。在建设过程中，又从各地调来一些工人（包括从延安调来的刘贵福、刘先惠等熟练技工）。到新厂房建成时，已有职工680余人。修理枪械兼造新枪。后以造枪为主。  

    2所：位于平顺县偏僻的西安里村，地势险要。1939年7月由曾任红军师政委的徐长勋领导筹建。后又调曾任红31军政委的张广才任政委，长征干部、做过镟盘工的郝希英任所长，从1所抽调职工四五十人，又从延安调来100余人，正式命名为军工部2所，有机床7台。从10月下旬全面开工到11月底两个月左右时间里，共修理枪械四五百支（件），并依靠手工试制出两支新79步枪，送到朱总司令处报喜。1939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又不断在驻地附近制造磨擦，为了保障安全生产，2所于1940年1月奉命将人员、机械分别并人1所和3所。

    3所：位于辽县高峪村，是在1939年10月由总部供给部高峪修械所、129师先遣支队梁沟修械所、杨家庄炸弹厂、武安县政府修械所等单位合并而成的，所长吴卓然、教导员王永庆。该所借用民房作为钳工房、仓库、办公室及宿舍，还修建了锅炉房、机工房、锻工房，有蒸汽机及车床10余台，以造枪为主，也造手榴弹、地雷，以后又造了掷弹筒等。1940年由郝希英任所长，张广才任政委（后肖光明）。从1940年到1944年，3所规模逐渐扩大，生产蓬勃发展，成为太行根据地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和军火供给地。

    4所： 1939年冬我军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所制造的磨擦中，缴获了张荫梧、侯如墉等部的修械所。当时，将缴获的修械所和我赞皇县修械所合并成立了“晋冀工作队”。他们艰苦创业，两三个月时间就生产出几十支新枪，得到了朱总司令的传令嘉奖。后因日军时常侵袭，奉命迁到武安县城西北45公里的梁沟后沟，被正式命名为军工部4所，陈志坚任所长，陈廉如任教导员。该所的任务是修理枪械兼造新枪，后以造枪为主，拥有机床10余部，机具设备共数十台（伴），1940年开始安装锅炉和蒸汽发动机。这也是军工部下属的一个大厂。（随着太行军事工业的发展，以后各厂生产的产品有调整。）

    此外，还有3个厂：

    柳沟铁厂：（亦称炸弹厂）位于武乡县燔龙镇东南4公里。地处丘陵地带，盛产煤铁、陶土等。该厂前身是几家生产农具的小铁工厂。1938年底，武乡县工会将他们合并在一起称鞞山铁厂，开始研制手榴弹，但质量很差。1939年3月底由我军接收，改名为柳沟铁厂，并派郝希英、高原为军代表，领导工厂的整顿工作。年底，高原改任厂长、刘致中任副厂长、张先进任教导员、曾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为技术指导，柳沟铁厂是军工部生产手榴弹、地雷和炮弹毛坯的主要基地。

    下赤峪子弹厂：（亦称复装子弹厂）位于黎城县下赤峻村。1940年3月建厂，开始主要是复装枪弹。厂房设置在关帝庙里，参加生产的50余人，由3名从太原枪弹厂出来的工人孙永福、王秀廷、谭振玉等同志组织生产。厂长王化南（后沈鼎祥），指导员吕明珍（后易辉）。

    1个实验厂。

    人员情况：在创办军工厂初期，八路军总部已经从中央军委延安军工厂、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部机关和129师各部门抽调了近千名优秀干部和技术人员，调到军工部。当时厂领导干部中郝希英、徐长勋、张广才等都是老红军；技术人员：有留学回国的或是国内大学毕业的专业人才，他们是学过土木、工程、机械、内燃机、冶金、化工、物理学、电机、动力工程等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有郑汉涛、郭栋才、张华清、陆达、陈志坚、刘致中、程明升、高原、唐成仪、杜吉祥、李非平、王大勋、张浩、王锡嘏、贾晓东、励瑞康等数十名同志；还有抗大培养的技术人才和干部，如沈丁祥、张汉英、刘职珍、魏新学、徐英全、韩俊生、李宝庆、梅岺等许多同志；还有一大批专业技术熟练的工人如李作锦、刘贵福、齐宣威、白英、韩忠武、孙永福、李相池、韩国珍、赵芳、王化南、李鑫德、刘先惠、王秀廷、谭振玉、马文郁、吴卓然、徐璜智、吴贵祥等同志；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土”专家，如石成玉、教逢春、魏振祥等二三十位同志。他们在机、钳、锻、铸、木以及其他特殊工艺中，均具有精湛的技艺。这些“土”、“洋”专家结合，成为太行兵工专业技术上的生力军。

    自然资源的情况：太行山上的煤、铁、陶土、耐火材料、硝、磺、铜、锡、木材等蕴藏丰富，且极易开采；还有平汉、正太、同蒲、道（河南滑县道口镇）清（河南沁阳县清化镇）铁路可源源供应道轨。

    这几方面的情况，使我对发展太行军工事业非常乐观，充满了信心。当然也存在着不利因素，那就是战争的破坏、敌人的封锁、山区道路险阻、交通不便以及物质生活条件艰苦等等困难。军工厂存在的生产技术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机械设备少，武器质量差数量少新产品少，不能跟上战争的需要等等问题。但我相信，有党的领导，在具有高度觉悟的军工战士面前，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能够克服的。

    二、加强煤、铁生产基地建设，不断改进冶炼技术

    钢铁是武器生产先决的物质条件。这个时期的兵工生产，无论是煤、铁等原材料，还是动力和机械加工，比起土地革命时期都有很大发展。...晋察冀边区靠近平原，人烟稠密，物产丰富，技术人员较多，兵工厂建设较齐全。晋冀鲁豫更有利的条件是幅员广阔，煤、铁产量大。处于太行山西侧的山西省武乡、和顺、潞城、长治、晋城、井陉、阳泉等地，煤、铁资源极为丰富，河北地区也有一些零散煤矿。因此，这两个边区兵工厂发展很快，生产出大量高质量的枪炮弹药，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对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和发展经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山西省武乡县一直就属我军根据地。其中有一个武乡矿区，有煤，有铁，矿井遍地。附近有一柳沟铁厂，距武乡县燔龙镇东南4公里处，收购铁矿石进行冶炼。但冶炼方法却十分落后。我军接管柳沟铁厂以后，对这种传统冶炼工艺，进行过初步改造。以后根据大生产的需要，我们加大了方炉、坩锅容量，改善了通风条件，出铁量成10倍地增长，铁质也大大提高。用方炉、坩埚炼铁，用大约三四千斤容量坩埚，一层层地装满矿石和焦炭，置入四五平方米的方炉内，每炉可安放16个坩埚；炉内装有足量的煤。方炉点燃后，自然通风燃烧，一两天后出铁。方炉、坩锅炼铁，是当时山西各地采用的最普遍炼铁方法，也是最古老的传统冶炼工艺。设备虽简陋，但在战争年代却不怕被捣毁，捣毁了也容易重建，适用于游击战、运动战中的军工生产。在我军手里，成为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生产线。虽然当时还炼不出钢，但是能炼出铁，就比没有强！比起土地革命时期已有很大发展。我们不断改进冶炼技术，提高柳沟铁厂的生产力，是把太行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的关键之一。我常说“柳沟铁厂顶半个军工部”，就因它是太行军事工业的钢铁基地，是我们造炮弹、枪弹、手榴弹、地雷的原料基地 ，非常重要。

    三、军事工业从修理、制造枪械起步，改变生产方式、批量生产制式化步枪

    太行军事工业的发展是与战争形势的发展，与战略战术的迫切需要并行前进的。当时部队缺少步枪，总部指示军工部加快步枪生产。

    我到军工部以前，先来的同志们遵照总部首长的指示，已集中了各部队的随军修械所，在黎城县水窑山黄崖洞建立了兵工1所（所即工厂，下同），在平顺县西安里村建立了兵工2所，在辽县高峪村建立了兵工3所，这3个所主要是修理枪械，生产步枪。还接收了武乡县工会办的鞞山工厂，改建为柳沟铁厂，生产手榴弹。总部首长对这几个兵工厂视若“掌上明珠”，在筹建水窑兵工厂时，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地形，确定厂址，调兵遣将，解决困难。工厂落成后，又派总部特务团担任警戒。总部首长的足迹走遍了各个工厂所在的村落。朱总司令对工人谈笑风生的讲话，与职工同吃一锅饭的简朴作风，给作出突出贡献的工友的题词在职工中广为流传。当时兵工厂的设备很少，多数生产工序是手工作业。从豫西来的手工造枪工匠技艺较高，凭虎钳、锉刀等简陋的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1939年阳城晋豫游击支队修械所韩忠武等人用手工抠出几支手提式冲锋枪，朱总司令看了十分赞赏，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还派人送来大米、腊肉以表慰问。可是用手工造的枪，尺寸不规则，许多零件不能互换，各厂造的枪型号、规格不同，性能各异，产量少，质量差，成本高，常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甚至伤害自己。怎样把各种规格的枪支统一起来，实现步枪制式化，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刘伯承同志曾给我很大的启示。那是20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有一次他向我讲述有一些国家单纯追求步枪的射程，把枪管搞得很长，很笨重，结果是射程越远，命中率越低。刘伯承同志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200米以内射击准确，越轻越灵巧越好。我本着这个战术技术要求，又根据山地游击战争的特点，并考虑日军火炮不能发挥作用必须靠近战，我们子弹少要做到命中率高必须等敌人靠近再开枪，拼刺刀我们要出刀快，刺刀应在枪身上，刺刀要坚固要长，免得肉搏时吃亏。我提出了新步枪的设计方案，并组成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研制集体，指定水窑1所副所长刘贵福组织设计和试制。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1938年八路军办事处招聘技术工人，他们十几人一起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与制造，是一位造枪能手，1939年冬调到太行。1940年8月1日，我们经过多次设计改进和试制，用2个月的时间，终于造出了第一支适合我军战术要求的新步枪。这种枪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无名式以及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它的长度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彭副总司令给新枪取名为八一式步马枪。枪的刺刀紧紧连在枪筒口部，平时折伏在枪杆上不会丢掉，肉搏时能迅速脱钩弹出展开。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枪体轻巧、坚固、外形美观。我们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彭、左首长见后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作刺杀动作。特别是在场的徐向前同志背上枪不肯放下，笑着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彭副总司令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

    我们按照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将此枪的图纸、生产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一生产八一式步马枪，从此太行区实现了步枪制式化。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曾遇到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原材料和设备问题，但这不是主要方面，因为我们在设计样枪时，早已考虑到这些条件。最大的困难在于工入的技术素质悬殊太大，我们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从城市大工厂来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铁匠、银匠、铜匠、木匠、锡匠等游动手工工人和农民，要把这些匠人从手工作坊式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方式，他们很不习惯，有的甚至反对。我们经过政治动员，教育工人认识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并要求大家严守工艺纪律，严格执行生产过程中的检验制度。同时，组织工人学文化，从识字开始，逐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掌握了各种基础技术知识。经大家的刻苦努力，终于把一大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逐步培养成太行山上的第一代产业工人。之后，大家都能自觉按工艺要求进行生产，每支枪的零件都经过样板检验，从而保证了枪的质量，产量也不断提高。到1940年底我们共生产步枪3300多支，部队战士拿到这种枪后笑逐颜开，使用效果比三八式好，很受部队的欢迎。1949年解放太原时，彭副总司令拿着缴获的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水窑的枪好。如果那时我们造枪用的不是道轨钢，质量会更好。制式化步枪实现工业化生产方式，为以后新产品的生产从思想、管理上开创了新局面。

    在解决步枪制式化的同时，我们加紧枪弹的改进和制作。黎城下赤峪复装子弹厂，是1940年初建成的，开始只有四五十人，3台子弹专用机器（是国民党军队扔在宝鸡站台，被周恩来同志发现，令我西安兵站运来的）和1台冲床。由王化南、白英、郭永福等同志进行枪弹复装试制，他们因陋就简克服重重困难，只用两个多月，在1940年五一节就复装出质量完全合格的79枪弹500发。到8月中旬，便生产出10余万发，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以后这个厂虽几经迁厂还是不断发展和扩大，枪弹厂从1个厂变成了两个厂。枪弹产量翻倍的增长。

    从1940年8月起，我们组织了几个复装枪弹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0余个人，携带成品弹头和修复子弹的简单工具、底火、无烟药，深入平原地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哪里打过仗，有子弹壳，就在哪里复装子弹。到1943年，全区复装子弹数量达100余万发。抗战末期，总数已达220余万发。

    我军从井冈山到太行山，十几年里基本是复装枪弹，并非完全自制。为什么？因为根据地缺铜少锌，缺乏原料，但是从战场上却不断得到大量旧弹壳。兵工厂就利用旧弹壳重新装药和弹头，造出新的子弹来。虽说是复装，但机械加工工序却减少不了多少，冲压、拉伸、切削、整形、制造、工装，其他如清洗、抛光、热处理和底火制造则一道工序也少不了。开头复装子弹质量差一些，但是总比没有好。后来逐渐提高质量，技术指标逐渐达到要求，子弹的射程和弹道精度完全合格。用在机关枪上也经得住考验。

    1944年底，太行军委由晋察冀调来的孙艳清和沈丁祥合作，以收集的铜钱（圆形方孔铜钱）和铜元为原料，先蒸出锌，用电解技术，提炼出纯铜、纯锌配合成铜锌合金——三七黄铜。有了三七黄铜，我们用自己设计制造的冲压机，经多次碾压、冲盂、引伸、收回等程序，制出了全新的枪弹。从此，开创了全新枪弹的制造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共生产枪弹790多万发，基本上保证了我军作战的需要。

    四、促进生产发展，加强机器制造

    早在1940年初，军工部各兵工厂初具规模时，就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工厂技术装备严重不足和缺少机床，特别是缺少生产步枪、炮筒、炮弹的各式专用机床、机具。为此，我们抽调技术干部和几个车、钳、锻、铸的熟练技工为主，配上学徒，在1940年底，建立了1个机器制造修配厂。该厂首先保证在战争中经常发生的武器的损失，能及时得到修补，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步枪生产，自行设计、制造一些最基本的急需的简易设备，以及各种专用的刃具、量具，还专为炮筒、炮弹的成批生产，及时提供了一大批简易车床、冲床、磨床、吊锤和专用机具。总之，需要什么就自己动手设计什么，生产什么。特别要提到的是郭栋才、唐成仪两同志。他们为了研制原装子弹的专用机具及无烟药成型的成套设备，贡献出他们的知识和力量。这两项专用机器设备，他们过去见都没见过，硬是在老技术工人们的协助下，开动脑筋，从设备雏形、结构原理、作用功能直到技术设计所需的各种实际参数，都琢磨得十分透彻、准确。他们从我们当时自身的各项条件和加工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设计并制造出上述两项性能各异的数十台专用机具，为原装子弹及无烟药的大批量生产打开了大门。

    五、研制掷弹筒和弹，建立显王锻造厂，改造革新迫击炮

    百团大战开始后，1940年9月初，彭副总司令找我，讲到我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50小臼炮（即50毫米掷弹筒，亦称50小炮）的轰击，压得我们的战士抬不起头来，甚至造成很大伤亡，难以发挥我军的近战优势。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能压制敌人的火力。我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随后，我们组织1所、3所、柳沟铁厂3个单位的技术人员，对日制掷弹筒进行解剖、测绘和试造。9月9日彭副总司令亲自参加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日夜奋战，抓紧试造。一切为了前线胜利，这是军工生产的巨大动力，我们昼夜琢磨制造方案。 50小炮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在太行山上制造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我们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

    没有钢材，部队和组织起来的民兵，拆毁铁路道轨，把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变成了我们军事工业的“钢铁厂”。有了铁路道轨原料，必须加工成能够制造炮筒的钢坯。1941年1月我们在洪水镇东南的左会山北麓，山沟口一个叫显王村的村庄建立了显王锻造厂，厂长韩国桢，指导员陈海清。该村附近盛产工业用煤，且有铁轨、矿车运输，自然条件十分方便。因无需机器加工设备，厂房主要利用庙宇及弃旧民房。它的西南面邻近柳沟铁工厂，东北面离峒峪镇四十公里，向东南翻越左会山就到了黄崖洞兵工厂。就在这个锻工厂里，集中了一二百名锻工，把从峒峪镇运来的道轨加工锻制。锻工厂设备极其简陋，只有几台靠人工拉动的简易大吊锤。工人们拉动多头风箱把道轨加热烧红，再用吊锤一锤一锤把它轧断并燉成步枪枪身、机柄、撞针、和炮弹的尾管等零件毛坯。1门50小炮的炮筒，是用平汉铁路道轨的轨面作原料，1米长的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下反复锻打，墩粗，锻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制成掷弹筒或迫击炮炮身。这些大大小小的锻件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运往黄崖洞兵工厂，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我们技术人员研究改炮筒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保证射击距离及精度。日军的弹是用熟钢挤压成型的，平底平头，紫铜弹带。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用白口铁浇注弹体，焖火后机加工，并改日制平头炮弹为曲线炮弹，弹尾加短小型尾翅，滑膛顺飞，炮管也不用来复线。后来因筒内丝杆变弯，改为筒底开口放气，调动射程，又同时增加定时引信，听人选用。

    日军50小炮射程100至500米，我们研发制成的掷弹筒和弹，经实验证明不仅弹轻一碰就炸，且射程可达700米，还能通用自制和缴获日军的两种炮弹。1941年初试制成功两门小炮，随后投入生产，5月开始成批生产，源源运往前线供给部队，使我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与日军火力抗衡的火器。并从此开始大量生产82迫击炮弹。掷弹筒和弹的生产技术和图纸，上报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后，很快传到其他抗日根据地，他们也制造出了这种产品。

    有了50小炮，还必须有大量的炮弹。解决炮弹的生产问题比制造50小炮更困难。炮弹的原料主要是钢或灰口生铁，而且需用量很大，用道轨钢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地又没有灰口生铁怎么办？唯一的途径，是充分利用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白口生铁含碳量高、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用它铸造地雷、手榴弹壳是很好的原料。但铸造炮弹的毛胚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生铁铸成的炮弹壳变成可进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中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我们在武乡县柳沟铁厂成立了试验小组，和铁厂厂长高原，工人孙兆喜一起研制。我又派了曾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陆达与工人合作，把美国式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工人孙兆喜建议的焖火技术，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土窑式火焰焖火炉，把炮弹壳铸件用砂子埋上，加热到银元即将熔化的温度，焖火，自然冷却。经过反复焖火试验，焖火处理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铁素铁，终于炼出了可进行车削加工的生铁铸件。因地制宜，土洋结合的冶炼技术，为大批量生产掷弹筒的炮弹毛坯和82迫击炮的炮弹毛坯提供了原材料。从此，柳沟铁厂铸造的炮弹毛坯源源不断地送往1所和3所（所即厂）再加工成炮弹。从1941年4月起，在太行山上开创了大量自制炮弹的历史，这是太行军工生产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冶炼工艺的一次飞跃。

    柳沟铁工厂不断发展，名声大震。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成为日寇多次扫荡的重要目标。敌人把碉堡炮楼一直修到距铁厂十余公里路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铁厂的生产。但是，柳沟铁厂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仍然照常生产。有广大乡亲农民的支援，日本鬼子对柳沟铁厂毫无办法。那时，敌占区农民用煤全靠近柳沟到煤窑上买煤。只要是哪一天不见农民进山担煤了，准是鬼子有军事行动来捣乱。工人说：“清早不见担煤队，中午就有鬼子来。”我们铁厂的全体干部和工人，就迅速“坚壁清野”，严密掩藏好原料，布下地雷阵，拿起枪与鬼子周旋。柳沟铁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在敌人眼皮地下坚持军工生产，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大贡献，在太行军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1941年5月起，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成批生产出的50小炮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在战场上有了能与日寇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使敌人震惊，认为八路军在太行山建立了现代兵工厂，有了先进的设备和外国专家，因而千方百计地搜索兵工厂，妄图加以摧毁。1941年11月，敌集中5000余名精锐部队，奔袭1所。1所是军工部规模最大的一个兵工厂，位于山西黎城、辽县（今左权县）、武乡县交界的山谷之中，处根据地腹地。厂北的山崖断壁上有一山洞，叫黄崖洞，故亦称黄崖洞兵工厂。有职工近700人，切削机床20多部，并有蒸汽机和发电机作动力。晚间电灯照明，厂区周围机声隆隆，运输队伍川流不息，一片繁荣景象。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当敌人入侵时，我特务团与敌人展开了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在这一战斗中，我军歼敌千余，兵工厂厂房受损严重，但是工厂人员安全转移，机器设备和物资未遭到严重损失。为了保卫黄崖洞军工厂，欧团长带领战士们浴血奋战阻击日寇八天八夜，在保卫战中那些英勇牺牲、壮烈殉国的先烈们，永远被我们军工战士怀念！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铁厂就是用这种土窑焖火的土方法，生产了20多万发50小炮炮弹及其它炮弹，有力地抗衡了日寇的火力，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4年下半年进一步改进焖火冶炼工艺，增加了焖火检测手段，提高了炮弹的质量和产量。太行山上建立起来的这批兵工厂，在以后解放战争的华北、华东战场决战中，提供了425万多发炮弹，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攻击火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为加强我军的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总部又要求我们生产步兵炮。当时我们的技术能力不够，从设计、工装准备到试制投产，至少要经过半年以上时间。特别是原材料及设备等方面都有很大困难。但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积极与炮兵合作，请总部炮兵团副团长赵章成到兵工厂来做技术指导。赵章成在火炮性能方面的造诣较深，使用火炮的经验很丰富。根据他对火炮的建议，我们组织技术人员首先在苏公、明水两个兵工厂对82迫击炮进行研制。我们在炮尾部增加了1节400毫米长的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并将地盘倾斜着地，使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保持在5度以下。这样，使82迫击炮达到既能曲射又能平射，具有步兵炮的功能，在对日反击作战中，发挥了极好的作用。迫击炮的革新起到了步兵炮的作用，相当于部队增加了新的炮火，还不增加战斗人员，受到部队的夸赞。

    （在刘鼎的手稿中，我们看见刘鼎仔细记录赵章成对改进火炮的意见有30条之多。）

    六、开展火药、炸药的创造性研制   

    火炸药是兵工生产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的发展标志着兵器科学技术的水平。黑色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民间，与爆竹手工业相结合的制造技术较为普及。抗日战争时期也大量使用黑火药，制黑火药需要火硝和硫磺，制酸也同样需要这两种化学原料。我们在华北根据地设有硝磺局，管理硝磺生产。磺的用量比较小，周围就有矿源，即便从市场采购也比较容易。而硝的货源却很困难，全靠广大农民挖墙脚、刮地皮、从泥土中熬制提取。根据地内不少群众的房屋因长久挖墙脚土而倒塌。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全力以赴支持我军兵工事业，这样才有成十万、成百万斤的火硝生产出来。

    抗战初期，我们装填手榴弹、地雷的炸药，都是黑火药，用不同配比、形状的黑色火药，既当发射药，又当炸药。因而弹丸杀伤力很低，有的手榴弹甚至只炸成两半或几片。1940年百团大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我军的军备供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号召我们尽一切可能发展工兵炸药。朱总司令和彭副司令也要求我们广泛收集人才，研究生产火药、炸药，要做到弹药自给。彭副总司令指示军工部尽快制造无烟火药，首先把枪弹发射药搞出来，做到复装枪弹火药自给。

    枪弹发射药是无烟火药的一种，我虽在苏联学过军事爆破技术，但是对制造无烟火药仅从书本上了解一点知识，没有具体实践。经查阅职工档案，发现军工部有几位懂得制造无烟火药的同志，其中有在高等技术学校化学系毕业的王锡嘏，有曾在太原、重庆火药厂工作多年的王化南、白英等人。通过向他们学习，共同研究，确定从试制硫酸入手。硫酸是火药的重要原料，称之为“火药之母”，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接触法，它的生产装置复杂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一种是铅室法，工艺比较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太行山区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我们的技术人员依据铅室法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在晋察冀根据地制造火药技术的启发下，采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用的陶瓷缸和陶管（陶瓷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把同样大小的缸两个一组口对口的垒成塔形代替铅室制作硫酸。对陶缸加工，凿孔还比较容易，困难在缸与缸之间的密切结合。漏气是个大问题，即危害工人的健康，酸的成效又很低。经过若干次试验，创制了耐酸粉粒，又选用适合的液体来调成腻子，堵塞漏隙。这种腻子使用方便，经久耐用。硫酸日产量日渐上升，不久即达到日产几百至上千斤，1941年11月获得成功。硫酸研制成功后，我们立即在黎城县南委泉百步蛟村建立了化学厂。

    硫酸浓缩也采用新办法：把若干个大磁盘组成的梯形锅由低到高排成一套浓缩设备，在最下面加热，加热后的稀硫酸从最高一排慢慢流下，流行整套设备，边流边蒸发，在最后一排流出来的就成浓硫酸。制酸的整个过程都在露天进行，很远就看见蒸馏塔雾气腾腾，酸味刺鼻，当时劳动条件很差，只有简单的口罩防护，工人的牙齿被腐蚀，衣服被烧坏，有时不得不赤身进行工作。但是，为了前线的胜利，军工战士们为了生产火药、炸药，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忍受艰难和痛苦，坚持昼夜生产，有的甚至献出年青的生命。浓硫酸试制成功，每日可产60公斤左右。我们有了浓硫酸以后，有了火硝，硝酸就顺利制造出来了。有了硝酸，雷汞、无烟火药、硝化甘油、迫击炮用的双基药等也都可以制造了。我们积极创造条件，抓紧研制，生产出酒精、乙醚、脱脂棉、硝化棉、枪炮发火药、烈性炸药等产品。

    在能批量生产出硫酸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无烟药的研制。我们的化学厂在几间废弃的破房里，技术人员和工人以棉花和硫酸硝酸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以土炕当烘干机，擀面杖当碾辊，剪刀代替切片机等土办法，终于在1942年9月成功的研制出首批硝化棉枪弹无烟药，装入枪弹试射成功。从此，解决了太行山区兵工厂枪弹、炮弹发射药的自给问题。

    在发射药投入批量生产的同时，我们开始了烈性炸药的研制。我们同时从两方面研制烈性炸药，一方面在涉县赵色镇白滩寺的利华肥皂厂用大麻油和石灰水制作钙皂，从生产钙皂的过程中提取副产品——甘油，再把甘油滴入混酸（硫酸与硝酸的混合物）中硝化，生产出硝化甘油。硝化甘油是一种液态烈性炸药，灵敏度很高，生产它需要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工友们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混酸的瓷盆，将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从盆底通过，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规定度数之内。若发现盆内冒烟，即是爆炸的预兆，立即将盆沉入水底，我们的兵工战士，就是在这样简陋危险的生产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世界著名火药专家诺贝尔曾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生产硝化甘油的工厂没被炸毁过的。”而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这套生产程序、安全可靠，大量生产。按照这个生产程序，从未出过大的破坏性爆炸事故。这说明，我们的土办法虽土，却很实用。有了硝化甘油，就给太行生产烈性硝铵炸药奠定了基础。我们迫击炮药包用的双基无烟药很快研制成功投入生产。为了压制双基无烟药片，我们研制出压片机。用这种自制的压片机压制出来的双基无烟药片很理想，大量供应炮弹厂装配。   

    另一方面，我们军工部从敌占区大量购进日本倾销来的肥田粉（硫酸铵）。硫酸铵本来是一种肥效较高的化肥。市场上向来有以硝铵为主的混合炸药出售，给矿山爆破使用。这种炸药防潮性能不好，一般不做军用。我们根据长期制造黑火药处理防潮的经验，配置新方，制成混合硝铵炸药，特别是后来有了硝化甘油，按弹药的不同性能要求，配置各种型号的混合硝铵炸药，性能可靠，威力很大，深受部队欢迎。大量的硝酸铵从哪里来？从敌占区购买，通过商人以购买化肥名义给我们买进来。根据地的军民也通过这个渠道大量购买。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推销的化肥，到我们手里变成了硫酸铵，我们将肥田粉与火硝反应双分解，制成硝酸铵，再按照配比的物质按比例混合均匀，变成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硝铵炸药，在战场上又“回敬”给日寇，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总部军事工业从此结束了只能生产低级火炸药的历史。1944年夏季，在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派人协助下，设计制造出了生产无烟火药的成套设备，并在太行山上兴建了有500多人的化学厂，使发射药和炮弹炸药的产量得到大步提高。这里我要提到白英同志，在1942年10月他利用蜂蜜的土办法，已经研制成功黄色炸药，经过实验计算，炸药的威力与TNT之比为5: 3，超过了TNT。可惜由于原料的稀缺未能用此法进行批量生产。到1948年，太行山上己有2个化学厂，职工2000多人，年产发射药136吨，各种炸药2511吨，强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在大量生产炸药的同时，并能生产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产品，支援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医疗和生活需要。

    这里附带说一句，甘油本是生产肥皂的副产品，可是由于我们大量制造甘油，肥皂反而成了甘油的副产品。根据地的肥皂用不完，大量销售到敌占区，扩大了贸易，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此外，雷汞、雷管等这类点火元件，兵工厂从江西苏区时起就自己生产，保证供应，满足弹药生产的需要。

    七、积极推广群众性地雷爆破运动

    地雷，是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用以阻击杀伤敌人的重要武器。柳沟铁厂一直在制造地雷。1940年，我们加强了地雷的研制工作，根据不同的战术要求，考虑埋设位置、触发装置、引爆时间、配合的引信及雷管的不同，和工人师傅石成玉、技术人员一起，研制出技术性较强的滚雷，专炸日寇军车的延时起爆地雷，跳雷，飞雷，吊雷，连环雷等各种地雷。随着抗日游击战争规模的扩大，一个工厂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炸弹生产要力求充足”和要“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精神，我参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闽浙赣地区由地方政府设立地雷部和组织地雷生产的经验，向彭副总司令提出了一个发展军工生产的建议。建议的基本内容是：①军工部集中力量生产枪支、枪弹、50小炮、炮弹、火炸药、引信和雷管，重点供应主力部队。②各军分区组织制造手榴弹，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干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③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并供应雷管，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技术，发动民众开展爆破运动。彭副总司令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亲自进行动员，在全太行山区开展爆破运动。

    为了推动爆破运动的开展，1941年3月，军工部在武乡县温庄村和黎城县东崖底村等地开办了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部分民兵队长。全部训练由我负责。军工部派了杨殿奎任政治教导员，我和军工部常韬等几位技术干部开办培训班，讲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我们编写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印发给大家。依靠这些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太行山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会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的爆破运动。

    1941年6月23日，朱德、彭德怀两位首长发出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由此，太行山区的人民地雷战迅速在华北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推广展开，掀起了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战斗高潮，置日寇敌伪顽军于人民地雷战的必败之地。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太行平顺县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所在的互助组，在反“扫荡”斗争中“白天搞生产，月下打地雷”。晋东南民兵李海元、王彦才发明了造雷机，每天可造石雷30多颗。在群众性的爆破运动中，根据地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从当地的实际条件出发，创造了品种繁多的地雷。在各种地雷中，以石雷的产量最大，用途最普遍。太行山有的是石头，取之不尽，制造容易，而且伪装性好，杀伤力也强，当时，群众把造石雷的方法编成歌谣：“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

    在地雷的埋设伪装上，各地民兵动脑筋，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埋雷方法，大摆地雷阵“遍地设雷，到处开花”，使敌人“来不能来，走不能走”，如在敌人行军路上把埋地雷的地方印上车轮痕迹，表示有车已过没有危险，在无雷的地段却故意挖出新土，有时还插上红旗，旗上写着“小心地雷”，在狭窄的山路上用白灰划上许许多多的圆圈，并注明“脚下留神”，这些圆圈有的有雷，有的没有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胆战心惊，不敢冒然前进。有一次，日军150余人，在阳城县“扫荡”中，临近紫江村时，先头部队踏响地雷，后面士兵慌乱奔跑，连连被地雷炸倒，当场19人丧命。敌指挥官令工兵开路，见可疑的石头就划圈，一路上石头遍地，数不清，划不完，队伍像蜗牛似的爬行，仍然两次踏雷，死伤30多人。在开展反“扫荡”斗争中，几乎村村户户都造看家雷，埋设在门前屋后、炕头、灶口、柴堆、井台、锅底等地方，使敌人不敢进屋，不敢乱翻，有效地保卫了村庄和家院。以地雷战为主体的爆破运动，后来由护村看家，逐步发展到主动出击，形成了对敌进攻战。保卫黄崖洞的战斗中就使用了地雷战。民兵把地雷阵摆在敌人碉堡、据点周围，迫使敌人困守在碉堡内，不敢轻易外出。人民地雷战的伟大意义，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讲到：“...只有下决心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同时主力军除炸弹外并积极设法修理枪械与充实自己的子弹，只有这样，才是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八、寓军工于民众之中

    黄崖洞兵工厂使用的钢铁毛坯原料主要是从北路左会山口运进，制造出的成品、半成品从南路运出。运进的主要是柳沟铁厂的铸造毛坯、显王锻工厂的锻造毛坯、一些零星材料以及兵工厂的粮食和生活用品，从南路也运进一些物资，如从敌占区采购的物品等。柳沟——显王——水窑——黎城，这就是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线。横跨太行山，绵延三百多里。境内广大农民就是这条生产线的上的运输员，毛驴就是运输工具， 农民的房舍就是运输中继站和再制品保险库。农民赶着毛驴到柳沟或显王装上毛坯当天驮回家过夜，第二天再从家里出发把毛坯运送到水窑。遇到敌人“扫荡”，就地设法埋藏掩护。黄崖洞兵工厂就是靠这条钢铁运输线坚持成产。

    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对军工生产给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敌人疯狂“扫荡”的日子里，我们遵照彭副总司令的指示，将工厂“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隐蔽的山村。太行山南面黎城县及漳河两岸都有军工部一些小型的兵工厂、装配厂、配合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此外，晋冀鲁豫边区还有几个大兵工厂，如梁沟兵工厂、高峪兵工厂。由于，当时敌人把黄崖洞兵工厂作为主要扫荡目标，为对付敌人的进犯，保护生产能力，黄崖洞兵工厂被分散、扩散到各地。尽管敌人几次对黄崖洞“扫荡”，我兵工生产能力却有增无减。这是兵工生产上“化整为零”的游击办法，是从斗争中学来的，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运用。

    这一时期的工厂，多数没有专门厂房，而是利用民间房舍或庙宇进行生产，职工住宿借居在农民家里。凡是兵工厂所在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军工战士的好房东。在生活上，乡亲们把热炕让给兵工战士睡，把新粮先给兵工战士吃；在生产上，献铜、献铁、献火硝、工厂需要什么，他们就千方百计支援，农会成了兵工厂的供给部；运输有困难，农民包，不论天寒地冻，路途艰险，长年累月赶着毛驴爬山越岭，把一筐筐原料和材料驮进工厂，将一批批军火送给部队，成为太行山上的钢铁运输队；劳动力缺乏，农民顶，他们主动进厂摇大轮，甩重锤，担当各种临时工作，随叫随到，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成为不在编制的兵工工人；敌人窜扰，农民护，青年民兵站岗放哨保卫工厂，老年人千方百计掩护职工，不少兵工工入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许多农民为保卫兵工厂，家被烧，人受伤，甚至献出了生命。1941年冬，日寇偷袭黄崖洞兵工厂时，住在工厂附近的彭清礼一家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追问兵工厂的机器埋在什么地方。彭清礼一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枪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及媳妇和孙子。彭清礼老两口被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地捅下悬崖。彭清礼老人被救幸存下来，他全家为保卫兵工厂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彭清礼一家舍命护工厂的事迹，深深地埋藏在兵工战士的心中。民众爱工厂，工厂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拉货发运费，献物按价付款，出工计报酬，决不乱要差乱支派，使出力的农民得到合理的经济利益。每到农忙时节，工厂便组织兵工工人帮助抢种抢收，军工人民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1942年至1943年，是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敌人的频繁“扫荡”加之连年旱灾，各种物资奇缺，军工生产原料不足，生产难以维持。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在麻田召集太行区各县县长会议，专门研究地方支援军工材料问题。要我在会上介绍军工生产及原料困难的情况。他动员说：今天来的都是县长，是人民的父母官，处处要为人民打算，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要组织人民熬硝，把铜元、锡壶、废铁等都动员出来送到各工厂，多造武器，保证战争的胜利。会后于1943年12月20日发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军区联合命令》，命令中规定了各县向军工部送交火硝、铜元、生铁等军工物资的数量、时间和地点。军工部依靠民众的支持，渡过了军工生产原材料缺乏的最困难时期。

    根据地的广大农民为兵工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兵工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这些无名英雄。

    九、生产保障依靠管理科学化和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保障军工生产持续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着重抓了管理科学化的工作。太行军工各厂建立初期，依据不同工种，分别组成班、排、连。班有班长，排有排长，连有连长、政治指导员。早出操，晚点名，除生产劳动的时间外，其余起居行动都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1940年4月，彭总到1所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后指出：“工厂不是部队，工人不是军人，要按照管理工业的办法管理兵工厂：”同时还指出工厂要成立工会，由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着手改变兵工厂军事化的管理。在体制上将连、排、班改为工部、班、组，将连长、排长、班长改为工料、领工和组长。在日常生活管理上，取消了点名、出操、吃饭站队唱歌等活动，而采取适合工人特点的群众化方式，主要由工会负责。厂部也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科室等业务组织。

    不久，彭总派左权副参谋长到工厂检查工作。左副参谋长发现工厂非生产人员多，组织机构不够合理，材料运输有浪费等问题，便责成军工部负责对各厂进行整顿。当时我和军工部工程处长郑汉涛分别带队下厂。深入考察后，军工部逐步地建立起了计划、生产、记工、工具材料收发和财务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并精简了机构和人员。

    总部在生产管理科学化上要求军工部：产品统一规格，零件能互换，以适合战场需要。还要求产量要多，价格要低。设计生产的枪和炮，既可用日军弹药，也可用国民党军的弹药。生产这样的制式产品，就要求工厂严格设计加工，并要严格验收，建立统一的工艺标准，以及定额管理。

    定额管理包括：劳动的工时定额和原材料、燃料的消耗定额两项基本内容。为了寻求合理的定额，必须依据各工种及对工种作业时的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测定，找出合理可行的先进定额。在此基础上试行了计件工资，其规定是：工资＝固定工资十技术津贴。开始时固定工资和技术津贴均和定额完成的数量、质量相联系，后来因边区遭到灾荒，根据地财政困难，经与工人协商，改成半计件，即仅是技术津贴部分按定额计件。即使是这样，仍然对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实行精兵简政，军工部的职工精简了近1／3，但完成的武器、弹药数量和批量还是逐年上升。技术管理对不符合工艺标准，达不到技术规格要求的工件，在工序运行中，即被拒绝验收，其劳动归于无效。

    再就是成本核算，包括：加强工务考勤统计及原材料、燃料的定额消耗统计，严格对各种费用凭证的管理，按产品核算成本等。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当时财会人员十分缺乏，进行得不够理想。这在当时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下，能推行初步的科学化管理，确实难能可贵。在这项工作中，工程处的郑汉涛以及唐成仪、王大勋等同志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1940年9月，在取消了用军事方法管理工厂后，曾一度把军工部政治处取消，把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交给工会去做。1941年1月，八路军政治部决定恢复军工部政治机关并扩大为政治部，宋甫南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扫荡”与反“扫荡”越来越频繁，敌人妄想用“三光”政策征服根据地。我军事工业面临的环境是险恶的。太行山区地瘠民贫，农业生产不发达，遇到自然灾害，生活就更加艰苦。越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要提高干部的革命责任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以保证完成总部下达的各项军工生产任务。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后，军工部将原来只管党组织和日常党务工作的党务委员会改为党委会，各厂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各工部设立了党支部。军工部第一、二两次党代表大会，连续发出创建模范党支部、模范党员的号召，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党员占全体职工总人数的43％。

    “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胜利！”这是当时军工战士的战斗口号。它指导着军工战士的行动，鼓舞着军工战士的意志。它集中表现在广大军工战线职工以多造武器，造好武器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反侵略战争。

    开展革命竞赛是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内容。在军工部创建的第1年，就开始组织革命竞赛的活动，到1940年以增产节约为内容的竞赛已普遍展开。1941年为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又开展了支援新四军，突击生产的竞赛，并且普遍自动的加做1小时的义务工。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又掀起了援苏生产运动，普遍推行10小时工作制。在晋冀豫边区开展新劳动竞赛中，军工部1所车工甄荣典被选为全区“新劳动者运动旗手”。随后，军工部各厂广泛开展“学习甄荣典运动”。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努力增产节约，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及时供应前线需要；战时积极保护机器资材，勇敢保卫工厂；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文化水平。1945年，为加速生产，对日反攻，又开展了新英雄主义运动。

    8年抗战，军事工业战线上的生产竞赛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从未间断，形式多种多样，但目标只有一个：“一切为着前线胜利”。时间对于战争来说是最宝贵的，对于军工生产也是一样，“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武器。当时的竞赛并不能排除突击，相反，提倡突击。利用一切机会突击完成与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敌人“扫荡”将要到来，赶紧突击，我们把这叫做“利用战争空隙大抓一把”。“扫荡”一过，立即突击，迅速复工，捞回在敌“扫荡”中失去的时间，弥补军火生产的损失。所以竞赛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时间和效率的竞赛，这是战争环境所决定的。通过思想教育，消除了工人中存在的帮派行会等有碍团结的旧思想，提高了他们为革命而团结生产的觉悟。广大兵工职工为了多生产武器、炮弹，废寝忘食，日日夜夜，一干就是几个通宵。为使工人适当休息，厂里将厂房大门锁上，工人们就从窗户进去，加班加点，从不计算工时，事迹非常感人。

    我们还作了大量团结知识分子和提高职工阶级觉悟的工作。提倡知识分子要热爱党、热爱工人阶级、热爱根据地、热爱军工事业、热爱武器。对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也想方设法给予照顾；在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还加以特殊保护。如对张华清一家6口，在敌人“扫荡”时，我们就派给他3头牲口，并专派炊事、保卫人员，宿营时，加派1个武装班警戒。这些措施，加深了技术人员同党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忠于抗战事业的责任感。他们同党呼吸相通，忧乐与共，紧紧地把心贴在一起。陆达、郑汉涛、程明升、高原等一批技术专家，都做出了大贡献。

    我们在1943年7月，完成了“军工部（1938——1942）五年来生产行政工作报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太行军事工业发展的指导。

十、创办军事工业学校、培养军工人才

    对于军工队伍的建设，我们采取尊重人才，发掘人才，培养人才的方针。军工部初建时，朱总和彭总就提出：我们的工厂不仅要为今天的抗战生产枪支弹药，而且要为将来新中国的国防工业造就人才。既出产品，又出人才，这是军工建设中贯彻始终的方针。在总部的直接关怀下，军工部集中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干部。但军工事业的迅速发展，干部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就一方面提倡“边做边学”，在做中学，通过实践获得知识，增长才干；另一方面积极进行专门培训，创办了太行工校。

    早在1939年9月，总部就要求军工部培养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成立了工训队，接着举办支部书记和政治干部训练班，培养政工干部。1940年百团大战后，根据地还在“精兵简政”，总部要求各工厂要减人不减产。我的想法就是多留些技术熟练的工人，多减些年轻的学徒。趁这机会，挑选些有培养前途的好苗苗，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彭总、左副参谋长都同意，杨立三部长积极支持。1941年1月13日彭总批准成立太行工业学校。在特科大队干部技术人员和工训队的基础上，1941年5月，培养军工专业人才的太行工业学校在山西黎城县东崖底看后村正式开学上课。

    太行工校成立了。我兼任校长，副校长是刘致中，行政工作人员还有李非平、历瑞康、张弥等同志。同时，从各所、厂抽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搞教学，如郭栋材、陈志坚、唐英之、赵黛娥、牛宝应、柴毅、高广平、耿震、王锡嘏、张培疆等都是教学的骨干力量。学生除来自工厂外，还有一批来自部队的青年战士。按照工作需要和文化水平，将学员编成机械专科两个班、文化补习两个班和会计1个班，学制为两年或3年。以后又成立了化工专科、采矿冶金专科以及工会干部班、政工干部班等。班设班主任，由教员兼任。班建立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学员担任。班主任和党支部配合，管学习、管思想、管生活，保证了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

    面对日军的频繁“扫荡”，工校师生在反“扫荡”中，边学习边作战， 日军进攻黄崖洞兵工厂时，工校全体教职学员作为警卫队伍，随军工部本部转移。1942年5月， 日军对我晋冀豫边区施行“铁壁合围”“扫荡”，副校长刘致中在突围中牺牲，军工部工程处副处长陆达来校任副校长。

    1942年7月到1943年6月，这一段时间是工校最兴盛时期。校址迁到武乡县温庄，靠近柳沟铁厂，条件较好。全校教职员工达270余人。1943年9月，总部后勤部杨立三部长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精神，向军工部宣布，太行工业学校原则上开赴延安。学校办了大约两年多，共培养了各种专业技术干部400余名，解决了当时军工战线上技术骨干不足的问题。

    太行军工从无到有，在困难中诞生，又在困难中发展：到1943年底，军工部已发展成有矿山、铁厂、机械厂（即制造机器设备的工厂）、化学厂、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以及工业学校等10多个单位，职工3000多人的一支比较完整的人民军工队伍。军工生产从最初锻造大刀片、长矛、红缨枪、刺刀、破坏铁路的工具到修理枪械、复装枪弹，改装机枪、造手榴弹及地雷，发展到制式化成批量制造步枪、掷弹筒、迫击炮、枪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山炮弹、发射药、炸药、引信、雷管及军工生产机械装备等20多种产品。为1944年总部军工部兵工厂由分散再到集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大军工战士用赤诚的爱国心，用智慧和辛勤劳动，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我国军事工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

    一、太行兵工在整个抗战期间，修理了大批枪械，制造了大量的枪、炮、弹药。计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支，产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弹19. 8万余发、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万发；此外，指导和协助地方生产地雷、手榴弹1000万枚以上。在当时的山地作战中，敌人有轻武器，我们也有轻武器，敌人有高级炸药，我们也有高级炸药。我们自己装备的八路军已经取得与日军作战的基本火力。我们掀起华北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的地雷战，将日寇敌伪顽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有了一批配套齐全的军工厂。太行山区不仅有造枪、造小钢炮、修炮和生产枪弹、炮弹、黄色炸药的工厂，还建立起机器制造厂。不仅生产军工设备，还为供给部、卫生部、冀南银行、新华日报馆提供了急需的机器修理及零配件。军工生产向纵深发展壮大，又带动了一批基础工业的大发展。尤其是煤、铁及硝、磺的大量开采与冶炼，为民用机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着太行山区原来封闭的农业社会的落后面貌。

    三、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了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较高技术水平的军事工业队伍；精通军工技术的专家和熟练工人；懂技术、善于组织生产的行政管理干部；密切联系工人的工会干部。这一批成干上万的干部、工人，到全国解放时，绝大多数成为接收大城市后组织大工业生产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的这些成绩，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归功于朱总、彭总，特别是彭总长期的、精细的领导。从军工布局、发展方向等大政方针，到勘察地形、确定厂址、规定任务，以及工厂管理、产品定型等等，彭总无不及时地作出指示。可以说，没有彭总的关怀和领导，就难以取得太行军工事业的成就。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部长协助彭总领导，并给军工建设以无限关心、支持，付出了很大辛劳。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

    第二，归功于边区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有他们的无私支援，我们才在当地有了建设军工的物质基础。他们热爱军工、保护军工，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与军工同生死、共命运，写下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诗篇。许多人民群众为保卫兵工厂被敌人抄了家、烧了房子，甚至贡献了生命，没有人民群众，也就没有军工。

    第三，毫无疑问地应归功于全体军工战士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军工战线集合了一批老红军，他们在各级主要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把老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传给了太行军工的新一代；集合了有科学知识的专家、学者，工厂的工艺师、技师，农村的木匠、铜铁锡匠、爆竹匠、泥瓦匠，以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革命献身精神，不断攻克技术难关，精心试验、努力生产，创造了太行军工生产的奇迹——“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他们不嫌工厂很简陋的生产条件，他们长期过着物质极度匮乏的艰苦生活，有时只能吃到野菜、黑豆、玉米芯、和红薯干。住草棚、土炕。他们勇敢面对日寇对兵工厂的残酷扫荡，环境越艰苦，他们斗志越高昂，情绪越乐观。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们和前线指战员一样冲锋陷阵，前仆后继，不少同志献出了鲜血和生命。有的军工战士是在反“扫荡”作战中，为保卫工厂而壮烈牺牲！有的军工战士是在生产岗位上英勇献身——火药技师教逢春，原为民间爆竹匠，他家祖祖辈辈以做鞭炮、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制造黑火药的技术。1938年全家七口参加了我军修械所，后调入军工部从事火药研制工作，在缺少安全防护的情况下，他的妻子和两位叔叔先后在研制过程中火药爆炸而牺牲，唯一的儿子因拆废炮弹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也曾多次受伤。但为了探索火工品生产的规律，毫不退缩，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把缴获的各种炮弹引信和雷管，一一拆卸、解剖，研究它们的结构、性能和生产方法，成为军工部生产火工品的“外科医生”。他多次负伤，积劳成疾，在战争年月里不幸逝世。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1941年，第一批50小炮试制成功，我想亲自试射，炮手魏振祥怕出危险，硬把我推开。不料这次试射竟发生膛炸，炮手右臂当场炸断。医治出院以后，他仍然要求担当试炮的任务。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有一股莫名的激情，我深切地怀念那些为军事工业积劳成疾、因公负伤和光荣献身的战友，我国国防工业能有今天与烈士们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未成的事业永远继承下去，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太行军事工业短短几年的发展史，影响深远。它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我国国防工业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可以说是当年烈士们的生命和军工的血汗奠定的基础。继承和发扬当年太行军工艰苦创业的革命传统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今天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刘鼎·一九八三年于北京）

    刘鼎于1940年5月出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接受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等首长给他的任务：适应战争急需，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

    老军工们说：“刘鼎发挥组织才能，发挥生产技术才能，充分利用晋东根据地的资源，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成功研制和生产了大批武器弹药。从1940年5月开始的三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太行军事工业得到快速迅猛的发展，这是我们太行兵工的鼎盛时期，为以后军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按时间梳理了太行军工迅猛发展的奇迹：

    1940年8月1日，研制成功适合我军战术要求的制式化 “八一式步马枪”，彻底改革兵工厂落后的生产方式，推进工业化生产方式，提高了步枪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开创了军工产品制式化生产的新纪元。   
    1940年到职后，设计制造弹壳水压冲洗机，提高枪弹壳残药冲洗效率，大大提高复装枪弹数量数十倍。以后枪弹厂搬迁，又创造出水利水轮机，给复装枪弹的机械设备提供动力。
    1940年到职后，改进手榴弹设计，弹壳平顶改变为圆弧顶，弹壳体表面增加凹形网格，适应黑火药爆炸力特性，提高手榴弹爆炸破片数量，增强杀伤力。
    1940年到职后，加强地雷的研制工作，根据不同的战术要求与打击目标，从埋设位置、触发装置、引爆时间、匹配的引信及雷管、引爆方式等开展研制，制造出各种地雷及马尾弹。
    1940年5月，按照彭总讲话，取消工厂军事化管理，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成本核算。实行计件、半计件工资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数量，降低了物耗。成立工会，签订劳动合同等科学管理。
    1940年8月，军工部决定组织复装枪弹小分队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就地复装子弹，收集弹壳。   
    1940年9月，开始设计研制50掷弹筒和弹。
    1940年9月，用传统“焖火”方法与国外韧化处理的理论土洋结合，加快研究解决白口铁炮弹壳铸件的软化，适应机加工的难题。
    1940年9月~12月，建成尖庙机器制造修配厂，制造武器生产需要的机器、机具、量具、刃具等设备和工具。并为冀南银行，印刷厂，制药厂等等单位制造零配件和修理专用机器。
    1941年2月起，新建第二个子弹厂看后复装子弹厂。又新建土棚村刺刀厂与青城铁厂。
    1941年1月，建成显王锻造厂，为造炮、造枪及零部件提供武器钢坯半成品。
    1941年1月，掷弹筒（即50小迫击炮）研制成功，批量生产。
    1941年3月，可以机加工的“焖火铁”炮弹铸件研制成功，炮弹大批量生产。太行军工从此进入以造炮和炮弹生产为主的新阶段。极大地增强了前线战斗力。
    （第一门掷弹筒研制成功后，总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到场祝贺。1941年6月25日，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根据彭副总指示，分发了一批掷弹筒，129师200门，聂荣臻区140门，120师100门，延安留守团100门，吕振超区60门，杨德智、杨勇30门，薄一波区30门，赵承全、谭冠三10门，新编四旅10门。老军工们说：可见太行兵工生产的武器供应，已远远超出太行了。）
    1941年3月，刘鼎向彭总建议开展地方群众性地雷战，得到支持批准，总部军工部编写《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等教材，并跋涉百余里，创办地方武委会队长参训的“地雷爆破训练班”，掀起太行山到全华北根据地的人民地雷战。
    1941年11月硫酸研制成功，并在黎城建立百步蛟化学厂批量生产。
    1941年11~12月，根据中央军委和彭总指示，军工部提出“保存有生力量，坚持军工生产”，工厂采取“化大为小、分散生产“的战略，以适应日寇频繁扫荡的战争环境，在分散中继续武器弹药研究，源源不断供给部队高质量大数量的武器弹药。
    1942年春季，利用步枪生产的边角料，自己设计研制生产了单响手枪200支，支援地方武装力量。
    1942年9月硝化棉无烟药研制成功，并批量生产。枪弹、炮弹发射药自给。
    1942年10月黄色炸药研制成功。
    1943年6底太行兵工厂开始整风运动，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做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由延安到军工部的彭加伦与军工部原领导等人共同领导“抢救失足者运动”。太行军工厂停产，人员集中到赵姑村学习，大搞“逼、供、信”，广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工人被打成特务。太行军工停产达半年之久，研制工作和生产停止。部队得不到武器弹药供应，中央军委派赖际发到军工部任政委，责令停止抢救运动，对打成叛徒特务的人员进行甄别和平反。终于恢复太行的军工生产。
    1944年6月，在晋察冀军工部派人员帮助下，建设成套设备，批量生产烈性炸药。
    1944年2月 回到延安。整风开始，刘鼎和兵工厂连以上的干部70余人积极参加。但对停止军工生产，整风运动演变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做法，刘鼎反对！军工部负责整风运动的领导人，以刘鼎曾经被捕被俘过被打成“特务头子”， 单独关押在赵姑村一个院子的一间南屋里，刑讯逼供，险遭整风领导人枪毙。此事传到延安，八路军总部派薄一波用毛驴把刘鼎驮在驴背上送回延安。老军工回忆：彭德怀副总司令说：叛徒特务有这样卖命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的吗？老政治部主任宋甫南到了延安跟毛主席提到：总部军工部不会有96%是特务吧？毛主席说：要是96%是特务，抗战怎么坚持下来的？
    1944年5月刘鼎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刘鼎针对我军炮弹的老式引信灵敏度太低，质量不高，各种型号炮弹没有统一标准，不能大批量生产的状况。成功研制出迫击炮弹新式引信，绘制成引信标准图纸，并绘制了82迫击炮弹的标准图纸，发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各军工领导部门，改产新引信。使炮弹质量大有提高，使我军82迫击炮弹生产有了统一标准。在对日寇大反攻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给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不朽功勋的无名英雄——八路军军工战士！让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国耻，警示未来，珍爱和平。继承和发扬抗日先辈的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军备，巩固国防，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2015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