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4日,毛泽东（右一）,周恩来（右二）,陈毅（左二）,张闻天（左一）在中南海颐年堂交谈。(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4年9月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红网红色图库）
近几年，我看到一些介绍毛泽东教育子女亲属的书籍和文章，有了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伯父周恩来对我们子侄亲属的教育，竟和毛泽东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其实说来也不奇怪，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有共同的革命信念、共同的战斗经历。在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方面，也必然会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标准，他们的彻底革命的精神风貌，代表了新中国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主流。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从小长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全社会都在强调划分阶级成分的年代，按照当时的标准，我们周氏家族的成分并不好，伯父每次提到我们周家，都说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族，他说他要带领我们“背叛封建家庭，投降无产阶级”。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伯父对自己以及对周家亲属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和彻底。
下面我想以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点滴记忆和我的兄弟姐妹的部分回忆，结合着有关对毛泽东教育子女的文字介绍，试着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家风家教问题上的一致性做一个比对和梳理。
1947年10月，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在陕西葭县神泉堡，他吩咐保育员韩桂馨带七岁的李讷去机关大食堂吃饭，卫士李银桥认为孩子还小，应该留在家长身边，毛泽东说：“不可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粗粮一样长得壮。”于是每到开饭时，李纳也像战士们一样，自己拿着小碗，打一碗粗饭，一份煮菜，蹲在地上和大家一起吃。
——参见 丁晓平：《家世•家书•家风——毛泽东的亲情故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以下简称《家世•家书•家风》）
李敏说：“在爸爸身边时，我们都被爸爸赶到大食堂吃饭了。”
——“李敏：回忆父亲毛泽东” 《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摘自《生活时报》《广州文摘报》《大众文摘》。（以下简称《文化艺术报》）
李讷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就吃烧饼。
——摘自“毛泽东的女儿为什么不姓毛”
2009年7月东北新闻网转自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
毛泽东他老人家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格，他说：“我的供应标准，她（李讷）不应当享受，她有自己的一份。谁让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
——摘自 张随枝：《红墙内的警卫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
周秉宜：1949年我们一家来到北京，母亲响应新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了工作，没有人照顾我们了。伯父伯母把我和大姐秉德、二哥秉钧接到西花厅跟着他们生活，我们平时上学的上学，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周末才回家。
1952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了，伯母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跟着她一起吃饭了。她让我和哥哥一起去大食堂买饭吃。记得是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发给我两张饭票和一只小碗，我们跟着一个叔叔来到了中南海第三食堂（政务院食堂）。进了食堂，我找到一支买饭的队伍排在后面。我个子小，要拼命仰起头才能看见排在卖饭窗口上的菜板。虽然我在幼儿园已经念过一年书了，但菜板上面的字还是大多不认识，只好向站在身边的大人请教。最后我买的是一份炒白菜，好像是300元（相当于今天的3分钱）。从此我就在大食堂吃饭了。
周秉钧：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七妈对我说：你也长大一些了，可以到食堂吃饭了，毛主席的女儿也是去吃食堂的。
——摘自《亲情西花厅》 红旗出版社，2008.2。（以下简称《亲情西花厅》）
周秉宜：记得上高中的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来晚了，大食堂已经关门，伯母让我上街去买个烧饼吃，我说没事儿，我不饿。伯母无奈地看着我说：“你这孩子就是太任性。”即使如此，她也没有让后厨房的桂师傅给我做点吃的。
在个别情况下，比如家里来了亲戚，我或许可以跟着一起在伯父伯母的饭桌上蹭一顿饭。
李讷：在延安时，我还不到上小学的年龄，父亲身边没有孩子，需要一个小孩子活跃家庭气氛。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休息，到时候大人把我推进去，让我去和父亲说。我记得一句话：“爸爸，散步去”。父亲后来说，你小时候就会说：爸爸散步去。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
——2003年12月26日，山西台，大型系列电视访谈节目“我眼中的毛泽东”。
周秉宜：伯父的工作非常繁忙，而且经常一坐下工作几个小时不肯离开座位。伯母总是想各种办法让他能短暂地休息一下。在我五六岁时，伯母常常安排我进伯父的办公室拉他出来去院子里散步。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张永池叔叔后来对我回忆说：“你小时候见人就笑，不爱说话，进了你伯伯的办公室，也不说话，一边抿嘴笑一边拉着他的胳膊往外拽。”后来我上学了、认字了，伯母就不再让我进伯父的办公室了。但她会安排其它来西花厅玩的小孩子去执行这个任务。比如卫士长成元功的女儿成宇，卫士韩福裕的女儿韩迎建，秘书王海青的儿子王宝山，护士郑淑云的儿子崔志刚等，他们都有过这样的童年追忆。
周秉钧：1973年6月，我到北京参加空军党员代表大会，选十大代表，顺便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伯伯在办公室正忙着，我和七妈说了会儿话就准备告辞。我说：“七妈，那我走了，伯伯在忙，我就不打扰他了。”七妈说：“不、不、不，我就是让你去跟他打个招呼、告个别，他会起来走动走动，起码跟你握个手吧。”于是我过去敲敲门，跟伯伯说：“伯伯，我要回去了，来跟您告个别。”七妈在一旁赶紧接着说：“正好，你也坐了好久了，干脆跟秉钧出去散散步吧。”伯伯就起来了，我们就往外走，他一直把我送到二门。（即西花厅大院的大门）
——周秉钧口述，2003年10月20日。
李讷：上学后父亲不让我在家长一栏中写他的名字，要填工作人员的名字，填籍贯我还填延安。
——2003年12月26日，山西台电视访谈《我眼中的毛泽东》
为了不使孩子们有特殊感，在孩子入学登记表的“家长”一栏里，毛泽东从来没有填写过自己的名字。毛泽东委托李银桥做孩子们的监护人，在“家长”一栏里填写“李银桥”的名字。每次李敏、李讷和毛远新从学校带回老师与家长的联系册，要求签名时，都是由李银桥签名，然后再把有关内容向毛泽东汇报。
——《家世•家书•家风》
李敏：爸爸还时时从工作人员中了解我们的思想表现，问问我们有没有违反纪律的事。
——李敏“回忆父亲毛泽东”，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周秉宜：我和哥哥念的小学是北京军区八一小学，每逢寒暑假时，我们将学生成绩册带回家给伯母看，我们在学校的表现，一般是由伯母看过成绩册后向伯父汇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成绩册上“家长”一栏填写的是“监护人成元功”。后来到了我上小学三年级，我们就回到父母家住，“家长”一栏就由父亲填写了。但是寒暑假期间，我仍然需要将成绩册带到西花厅交给伯母看。据伯父的卫士长张树迎叔叔后来告诉我，伯母始终掌握着我们在学校的表现，并随时会向伯父汇报。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们长大参加工作。他说：“我经常看到你七妈在对你伯伯念叨你们几个。”
1947年8月，李银桥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跟随毛泽东十五年》一书中，写到他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曾对他说过一句话：“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
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给正在山西搞土改的儿子毛岸英写信时，对卫士李银桥说：“岸英如果见到你，还要叫你叔叔呢。”（岸英比李银桥大5岁）李银桥说：“那我可不敢应，我们是同志。”毛泽东说：“在我们三人之间，你同我是同志，他同我既是同志，又是儿子与老子么，应该叫你叔叔的。”
——《家世•家书•家风》
李讷那时还在上大学，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周六的傍晚，她必然会来游泳池看望爸爸。我替她开门时，她会叫我“叔叔”。举止谦让，说话有礼貌，着装简朴。
——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我所知道的中南海游泳池”，
《百年潮》2012年第11期。
李敏：“爸爸不允许我们盛气凌人地对待他们（工作人员）。”“对他们要绝对尊重。”
——李敏“回忆父亲毛泽东”，《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周秉宜：自从我们走进西花厅，伯母便要求我们，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全要叫“叔叔”、“阿姨”。伯母说：“这些叔叔阿姨和我跟你伯伯都是革命同志，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只是分工不同。”这句话她说过不只一次。
于是我们对年纪大一些的同志会称呼他们全名，如“成元功叔叔”、“张树迎叔叔”，对年轻些的则加上一个“小”字，如“小郑阿姨”、“小关阿姨”。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的弟弟妹妹至今见到伯父的秘书纪东、卫士高振普，仍然称呼他们“小纪叔叔”、“小高叔叔”，对这些叔叔阿姨，我们始终都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韩福裕叔叔对我说过：“周家的孩子懂礼貌，对我们从来都叫叔叔，有的人家孩子对我们傲气，我们看得出来的。”
毛泽东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格，平日里，每逢星期六，别的首长以及工作人员有许多人用小汽车接孩子们回家。毛泽东不同意用小汽车接送自己的孩子，一直坚持让孩子们坐集体接送的大轿子车。
——《家世•家书•家风》
李讷：我上的学校，育英小学离城里远，有两次家里用小车接我回家。父亲认为这是典型的特殊化，不好。后来由中南海机关统一用能装十几、二十人的大车一次性接20个孩子回来。
——山西台电视访谈《我眼中的毛泽东》
当时她（李讷）在解放军报社工作，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上下班或外出，从来未见车接送她。
——路来谦口述，王松山整理：“参加李讷婚礼的事”，《档案春秋》2007.11。
周秉宜：我和哥哥秉钧所在的八一小学，学生们大多是北京军区的干部子弟，每逢周末，校门口就会停放好几辆来自军队各机关的大轿车接孩子们回家。另外，也有一些首长的小汽车。
伯父伯母从来不让我们用他们的车，伯母说：“你伯伯的车是组织上分给他，让他开会办公用的，你们没有权利享受。”
学校位于海淀郊区，路远，我们年纪又小。到了周末，由卫士长成元功叔叔派西花厅的一个工作人员骑自行车去学校接我们。到了学校门口，这个叔叔会叫一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放在三轮车上，然后一起进城。三轮车的车费从伯父的津贴里出（没领工资前，他的津贴也很少）。如果西花厅的叔叔们都抽不出时间，没有人来接我们，我们就在学校过周末。那时我和哥哥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是常事儿。
顺便说一句，成元功叔叔从来没有接送过我和哥哥，因为他是周总理的卫士长，保卫周总理的安全，鞍前马后、寸步不离，他有责任在身，这在西花厅是个常识。
周秉钧：在我读四年级时，放暑假了，同学们陆续被接回家，一天多了，我才想起，上次周末回家忘记告诉七妈下周放暑假，赶快写封信给七妈说：“放暑假了，请来车接，因为有行李。”
第二天，一位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在海淀镇雇了两辆三轮车，我和秉宜坐一辆，另一辆放行李，一个多小时才到家。七妈见了先道歉：“对不起，孩子们，我不知道你们放假了，使你们回来晚了。”但接着又说：“我不能派车接你们，汽车是国家给你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学生不能享用。”
——《亲情西花厅》
1947年11月，毛泽东对教李讷读书的韩桂馨说：“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既要严，又要放得开。”
1953年，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有5个人：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新和王博文。毛岸青不常在菊香书屋，也不常在丰泽园。其它孩子们也不常在中南海，而是要到学校里去住宿学习，只有星期天才能凑到一起玩一玩。吃饭时也是孩子们在一起吃，毛泽东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吃顿饭。
毛泽东曾对照看孩子们的李云露说：“莫多干涉孩子们的事，莫管得太严，束缚了孩子们的行动。”毛泽东的口头禅是：“莫煞孩子们的风景。”
——《家世•家书•家风》
周秉宜：1953年冬天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西花厅又进来两个小朋友，他们是伯父在建国前一位老部下的孩子。不久，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带着她的3个孩子也来到了西花厅，他们一家住在前院的水榭旁。这样，西花厅一下子变得热闹了。
因为毛主席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伯父的作息时间也就随着改为深夜工作，上午休息。西花厅需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为了不让孩子们打扰伯父，伯母把我们安排在西花厅外院最南边的几间小平房住。平时我们都住宿在学校，只有周末和假期才回西花厅。伯母让我们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年龄大的带着年龄小的，一同起床、做操、吃饭，一同做功课、做游戏，同时，我们的内衣裤、毛巾手绢也开始练着自己洗。有时伯母出来散步，经过小平房，还会进屋抽查我们的个人卫生。
当时大姐秉德已经上高中了，她也是住校，周末回来。她还住在里院的东厢房，和值班的护士阿姨住在一起。
我们那时很少能见到百忙中的伯父，但伯母为了让伯父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能得到片刻休息，也会尽量安排一个时间，让我们和伯父见一面，或陪他出来散散步。
1994年的一天，我去拜访成元功叔叔，他对我说：“那时候你七妈还是给你们很大的宽松，基本不限制你们的活动。”
李敏：“父亲从来不主张我们拢在他身边”、“他要我们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将来能自立于社会，就必须早早独立生活，靠在他的大树底下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长久的。”“他一向主张我们要独立生活，要过普通人的生活。”父亲说：“人呐，生活还是要向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
——李敏“回忆父亲毛泽东”，《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1963年李敏与丈夫孔令华一起离开中南海的高墙大院，离开父亲。从有自己的工作开始，李敏就再也没有从父亲那里拿到补贴。父亲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史哲“毛泽东后人现状”，《南方周末》2007年4月12日。
周秉宜：我们在西花厅生活得很快乐，但伯父却认为这种脱离社会的高墙大院的生活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1954年秋天，我上三年级了。父母从东城区搬到西城区一处较大些的房子。伯父伯母便把我和哥哥送回了父母身边。一年后，大姐秉德参加工作，也搬到她工作单位朝阳区委的宿舍去住了。
西城的房子相对于家中9口人来说（父母和我们兄妹5人，还有两个照顾五弟六妹的老大娘）仍然不显宽敞。尤其是我和爱哭的两岁的六妹及照顾她的潘大娘挤在一张床上，总也睡不好。去西花厅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伯母，却被她狠狠批了一顿，她说：“人家老百姓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别人能住，你为什么不能住？”她说的也没错，我们这个院子共4户人家，每一家都是大人孩子挤在一屋的，我家条件还算好的呢。
回到家以后，也不再有人接送我和哥哥，每到周末，六年级的哥哥领着三年级的我和二年级的四弟秉华一起从学校乘公交车回家。一年后，哥哥考上北京三中，就由我带四弟回家了。
寒假里，我看到父亲早早起来为一家人生好炉子以后再去上班。他安排哥哥和四弟帮助两位老大娘倒炉灰、搬白菜、劈劈材，让我负责带五弟六妹玩，教他们唱歌、做游戏。过年时，我们拿着副食本去副食店排队买回定量的花生、瓜子等年货，附近的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还为学生们准备了假期专场电影，哥哥得到的压岁钱也只够买几串儿“小鞭儿”和一只“嗞花”。的确，我们的生活和北京城的老百姓没什么两样。
1964年8月2日和9日，伯父在给周家亲属谈家史时，曾又一次提醒我们：年轻人在工作上要向比自己好的学习，在生活上要向比自己低的人看齐。伯父还要求我们多和劳动人民子弟交往，说他们热爱劳动、生活朴素。
我和哥哥、姐姐离开了西花厅，但是，伯父的那位老部下却一直没有把女儿接回福建，从小学到初中，她始终住在西花厅。这样显然不符合毛主席对晚辈的一贯要求：“要独立生活”、“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于是，在1961年秋天，由伯母出面，在中海西岸的国务院工作人员家属楼租了一套里外间的房子，又把姐姐秉德从朝阳区委的机关宿舍叫回来，让她带着我和那个女孩子住了进去。伯母说是为了让我们早点学会独立生活。租房子的钱，伯母没有出，而是让姐姐出的，她对姐姐说：“你既然有工资，就应该自己付房租。而且你是大姐，你还要照顾好两个妹妹。”
1945年秋天，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她的丈夫曹全夫接受组织分配，即将从延安前往东北工作。临行前他们去毛泽东那里向伯父辞行。毛泽东嘱咐他们说：“今后你们无论到了任何地方，都不要打家庭的旗号。要靠自己，靠组织，靠群众。”
——毛远志之子曹宏2014年10月19日在延安市延安大学《纪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讲话发表70周年》大会上发言。
李敏：父亲说，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
——史哲“毛泽东后人现状”，《南方周末》2007年4月12日。
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在中宣部从事翻译工作，他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在爱情问题上却一直不如意。为此，毛泽东认真地找毛岸青谈了一次心：“你谈恋爱，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
——《家世•家书•家风》
周秉华：记得上学时，伯伯有一次对我说：“不要对别人说你们和我的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了、问起来，你就说是很远的亲戚。”
——周秉华口述
周秉和：伯伯和七妈要求我们对外人不要提及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我去延安插队时，一开始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关系。直到后来因为我参军的事，伯伯让我回延安，又和延安地委打了招呼，大家才知道我是总理的侄子。
——《亲情西花厅》
毛泽东1952年6月14日致函周恩来“（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方志辉整理：《广州日报》2013年1月17日。
1953年，周恩来总理视察101中学时，明确提出：“干部子弟不能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
1955年，所有干部子弟学校被通令逐步转型为普通中小学，划归地方。
——方可成等“难以革除的权力学校”，《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
周秉宜：1958年，北京军区八一小学正式划归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局管理，更名北京市八一学校，但学生的成分大多还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的子弟。
1958年9月，我的五弟秉和该上小学一年级了，伯父伯母没有再安排他上八一学校，而是让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就近上学，第二年六妹秉建也和五弟一样就近上学了。他们的学校就在离家不到100米的另一条街上，叫赵登禹路小学。
1952年1月1日，全国掀起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队伍里出了贪污犯和官僚主义，全国的老百姓心里也不好受，也要骂娘哩。”
3月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问李银桥：“你有没有贪污？”李说：“没有，我也没地方贪污。”毛又问：“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不贪？”“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问：“你不贪污，你浪费没有？”
——《家世•家书•家风》
周秉宜：伯父和父亲有一个堂伯，老人在清末担任朝廷命官，民国初年又在袁世凯的总统府任职，解放初期，老人北上北京投奔伯父，在伯父的关照下安度晚年。1950年代初，有一天，伯父陪他的堂伯在西花厅散步时，问老人：“你有没有贪污？”老人说：“我没有贪污，但是收过人家送的礼。”伯父听后便说道：“那也是贪污，大有大贪、小有小贪、没有不贪。”
1964年8月2日和9日，伯父在对亲属谈家史时说：“我为什么痛恨旧社会封建家庭？没落的封建家庭什么都败坏了，贪污、腐化，有许多坏东西，我们小时候都见过。如果有人认为无所谓，就会铺张、虚荣、说假话，完全是虚伪，我最痛恨这些。对这种生活习惯不痛恨，就改变不了。你们年轻一代不要学习老一代的生活习惯，穿衣服要朴素。”
“我总是想谈封建家庭，是想批判它、否定它。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是要救他们，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毛泽东曾告诉他的女婿孔令华（李敏之夫）要看《红楼梦》，至少看三遍。1960年暑假，毛泽东对孔令华说：“要你们看《红楼梦》，不是让你们单纯看文学作品，是要你们通过看《红楼梦》了解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看了《红楼梦》才能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封建大家族。”
——孔淑静：《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海南出版社，2003.3。
1954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与李银桥、孙勇等随行人员谈话时说：“你们读了《红楼梦》就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书中写了贪官污吏、皇帝、王爷，写了大地主和奴隶平民。”
——孙勇：《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
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小学五年级就读《红楼梦》。
——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万卷出版社，2011.1。
周秉钧：1965年我从部队回北京探亲，在伯伯那儿住了一个多礼拜，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伯伯问了我一些部队的情况后，又问我：“你看过《石头记》没有？”我说我没看过。伯伯就说：“你看看那个《石头记》，就讲那个封建家庭的弊病啊。”伯伯和我说话时，他筷子就停了，就不吃饭了，七妈就说：“你赶快吃饭吧，不然一会儿又没时间了。秉钧对《石头记》也不感兴趣。”伯伯就说：“我是对他进行家庭教育嘛。”七妈不说话了，伯伯又接着说：“那个封建家庭办事有头无尾，你看看这个贾家，他们也有大排行，但排来排去就不排了。咱们家也是这个样子，大排行排到你二伯这儿，他是老八，以后就不排了，所以你爸爸没有大排行。”（注：“石头记”即是《红楼梦》）
——周秉钧2003年10月20日录音
1957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程潜、王季范等，共进晚餐，并看电影《家》。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周秉宜：1950年代，伯父的一个侄孙女周国盛从南京来到北京，希望伯父帮她找一份工作。伯父和伯母经过商量破例给这个周家的小亲戚安排了一份工作——石家庄国棉一厂挡纱工。有一年的国庆节，周国盛从石家庄赶来北京看望伯父伯母，两位老人高兴地请这个“周家的第一个工人”吃饭。饭桌上，伯父问国盛：“上影厂拍的一部电影《家》，巴金小说改编的，你看过吗？”国盛说没看过。伯父说：“过去周家就像那个《家》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伯母在一旁劝伯父：“别说了，快吃吧，一会儿嗓子又要呛了，你又总是爱呛嗓子。”伯父则认真地回说：“我在给她讲封建家庭。”
1949年11月，毛泽东在湖南家乡的堂弟和表弟来到北京，希望毛泽东给他们找个事干。毛泽东对他们说：“我现在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不能像过去那样，一人当上‘皇帝’，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都来享受。”
——梁贤之、刘小梅：“领袖毛泽东与求官求职的亲友们”
《作家文摘》2013年9月20日，摘自《党史文苑》
毛泽东的亲戚回忆，毛泽东对他的老表说：你的困难我知道，我要是解决你一个人的困难，我这个主席不要当了，你还是种地务农的好，今天的胜利是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
——中央电视台2002年8月
1956年秋天，周恩来的一个本家叔叔（他比周恩来小8岁）从绍兴老家来北京找周恩来，希望能帮助他解决工作问题。周恩来将在北京的周家亲属20多人找到西花厅，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我承认你是我的叔叔，我是你的侄子，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关系。现在我是国家的总理，人民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大家经济有困难，要找工作，应该找当地的政府。”同时，周恩来又特别表扬了他的一个本家弟弟周毓澧，周毓澧解放后失业，他没有去找周恩来，而是提个篮子走街串巷卖小百货。周恩来对他的小叔说：“你应该向他学习，这叫自食其力。”
——摘自《周恩来家世》，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2。
周秉宜：大约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一天下午，伯母在客厅里和我说话，具体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但是有一句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说：“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伯母说到“国家、人民”这么大的题目，做为一个小学生的我领会起来还有点困难，但又不敢多问，所以就一直在心里记着。现在回想起来，伯母说这句话的时间，应该就在伯父召开家庭会议之后不久。
1949年11月，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舸来到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毛泽连当时患有严重的眼疾，毛泽东让儿子毛岸英请了一天假陪毛泽连去协和医院治疗，并吩咐毛岸英有空多去医院照顾九叔毛泽连。11月份北京的气温已降到零下1-2度，毛泽连和李舸的衣服已显单薄，毛泽东又叫毛岸英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给每人买了一件棉大衣和一双皮鞋。临别之前，又让毛岸英陪同二人去天坛参观。
毛泽连的母亲即毛泽东的婶婶在农村生活困难，毛泽东每年都要寄给婶婶一点生活费。1952年婶婶病故，他又寄去100元钱作安葬费。
——梁贤之、刘小梅：“领袖毛泽东与求官求职的亲友们”
《作家文摘》2013年9月20日，摘自《党史文苑》
周恩来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周家亲属中凡不能自己谋生的皆由他来负责提供生活费，决不给政府增加负担。周恩来的八叔（胞叔）和堂弟周恩硕均去世较早，八婶周八太带着两个年幼的孙子生活十分困难。解放初期，淮安县政府每月给周八太一些救济。1953年，周恩来托人带信给淮安县政府说：“从现在起，八婶的生活由我来照顾，县政府就不要再管了。”1956年周八太生病去世，周恩来先后给淮安县政府寄去225元，做为周八太的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这些费用是周恩来的个人工资。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解放前已去世，二弟媳王兰芳没有工作，跟着儿子周荣庆住在河南焦作。邓颖超每个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几十元寄给王兰芳作生活费。王兰芳患有哮喘病，每次到北京来看病，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拿出自己的工资替她分担医疗和住宿的全部费用。
——摘自《周恩来家世》，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2。
1960年冬，李银桥派尹荆山去看望在北大上学的李讷，李讷告诉尹她确实很饿。李银桥夫妇听说后买了一大包饼干给李讷送去，李讷忙把饼干塞进嘴里，还舍不得多吃，说准备着慢慢吃……这事让毛泽东知道了，把李银桥叫来批评：“三令五申，为么事还要搞特殊化？”“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还算好的。”又说：“还是恪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我不能看着老百姓家的孩子饿肚子，而让自己的孩子吃得饱了。要挨饿大家一起挨，同甘共苦、一起奋斗……”
——《家世•家书•家风》
1962年春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溥仪，请了章士钊和另外三位名流作陪。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唯一能撑点场面的是有瓶葡萄酒。
——“那些年，中南海里的年夜饭”新华网2014年1月24日，来源《解放日报》
周保章：1961年除夕，七伯周恩来把北京的亲属、工作人员都请到西花厅，大人带着孩子足足摆了三大桌。人都坐好了，七伯才从办公室出来和大家见面、问候。很快，工作人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七妈邓颖超站起来对亲属们讲话，她说：“今天为什么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呢？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为什么吃包子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所以今天能够吃到包子，我们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周保章、周晓瑾：《年年岁岁海棠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1。
周秉宜：1961年除夕的年夜饭我也参加了，我记得伯母还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同甘共苦，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最后，伯母又特别嘱咐，因为他们老两口的粮食定量也很少，希望大家饭后每人留下三两粮票。
李敏：爸爸给我们几个孩子定了规矩，无论办任何事，都必须通过工作人员，同他们商量着办。不得让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私事，更不许我们盛气凌人地对待他们。否则，就要挨爸爸的批评。对他们要绝对尊重。
——李敏回忆父亲毛泽东，《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周秉宜：我在中南海前前后后居住多年，却极少去过南海的甲区，和住在甲区的其它中央首长的子女们也从无来往。伯母曾严肃地告诫我说：“你伯伯说了，你们不要去打扰人家中央首长的工作和休息。”
住在甲区那边的中央首长的子女，我只认识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和邓林，她们一个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一个是我高中的学友。记得是在上高中时的一天，邓林约请我周末去她家听唱片，我回到西花厅便将此事告诉了卫士张树迎叔叔，张树迎随即向伯母做了汇报。伯母让张叔叔给邓家的秘书打电话，一是向他确认这件事，二是确认我去邓家的时间。张叔叔在值班室打电话，我就坐在一边等结果。打完电话，张叔叔告诉我：已经和邓家说好了，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从西花厅到邓家的距离，走路大约还要15-20分钟，所以，张叔叔说我得提前20分钟出发。
约定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张叔叔又嘱咐我：在邓家玩的时间不要太晚，太晚咱们这边的大食堂就要关门了。从西花厅去往甲区，中间还要经过几道岗哨，张叔叔已经通知了各个岗哨，我每经过一个岗哨，都需要报上自己的名字，才可以通过。如此这般地，经过几个岗哨，最后才到达了邓家。
另外两次去邓家，则比较省事一些，我干脆直接出中南海西北门，沿府右街往南走到中南海西门，经报上自己的名字，便可在警卫室等着，等邓楠或邓林出来接我去她家。
有时我做错了事，叔叔阿姨看见了该批评照样批评，因为西花厅是一个工作场所，大家都要遵守这里的纪律。也是在1964年的那个暑假，因为伯父的存书太多，工作人员便将西花厅外院岗哨旁边的一间小平房打扫出来，作为伯父的又一个书库。一天下午，我经过这间书房时，看到门正敞开着，屋里堆满了书。西花厅的纪律一向严明，我自是不敢踏进房门，只好奇地探头往里瞧了瞧，就见靠门口的右侧的地上堆着一摞灰皮书。以前听班上同学讲过，所谓灰皮书就是供高级干部参考的内部书籍。也巧了，这摞书的最上面两本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当代小说，讲的是苏联青年的生活思想现状，对我这个北京青年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我情不自禁伸手拿了一本，就坐在书房的门坎上急匆匆看了起来。我的身子是朝向门外的，我想表示自己并没有偷偷地进伯父的书房，何况书房旁边不到10米处就站着警卫战士，他也可以为我作证。刚看了没几页，赵炜阿姨从里院出来了，手里还提着一只小水桶。她一看见坐在书房门槛上看书的我，立刻慌不迭地叫了起来：“咪咪、咪咪快把书放下！这是你伯伯的书房，你不能随便看他的书！”原来，这间书房是由赵炜阿姨负责管理的。
李敏：爸爸对子女要求严格，这是众人皆知的。除了一再告诫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外，还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绝对不能为我们任何人搞特殊。
——李敏回忆父亲毛泽东，《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周秉和：“伯伯和七妈对我们晚辈的教育是从我们很小就要求我们不许搞特殊化，不许打着他们亲属的招牌要求照顾和走后门。”“他们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就是老百姓，普通群众一个。”
——《亲情西花厅》
周秉宜：1964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听说伯父过几天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给北京市应届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做报告。得知这个消息，我就去找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请他帮我领一张听报告的入场券。我从小到大，对伯父伯母一向的原则和纪律当然是知道的，比如不能坐他们的小汽车，不能去南海看电影（那里周末为中央首长及其亲属放映内部电影）国庆节不能跟着伯父上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晚会。暑假不能跟着伯父伯母去北戴河度假等等。但是我想这一次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伯父做政治报告，我是在要求去接受教育，而不是去玩，两位老人应该能同意吧。成元功叔叔也认为我的要求还算合理，他说：“你等一会儿，我去请示一下你伯伯。”我就在值班室里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对我说：“秉宜，不行啊！你伯伯说了‘伯伯是给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做报告，秉宜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她就不能去，等明年她毕业了，再去听伯伯做报告吧！’”
第二天，伯父正好要给周家亲属召开家庭会议，会议召开之前，伯母先对大家训了一番话，其中提到了这件事，她说：“伯伯星期五晚上要给应届大学生做报告。之前，国镇听说了，打来电话要票。我接了电话，告诉他要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能有票就听，不能拿到票就不去听，反正不能走家庭路线。小咪（秉宜）、尔辉、桂云都要求去，成元功告诉我，还为他们几个说话，说总理办公室的人都可以去，也让他们几个孩子跟着去听吧。我说这不一样，办公室的人是组织上的决定，但小咪、尔辉、国镇几个，不能因为他们的伯伯或爷爷去作报告，他们就可以去听。这是政治性的活动，不应该不按组织关系办。如果是戏票、游园票等文化娱乐活动，可能时，可以给他们票去看。”
李讷：“父亲告诉我们读书要由浅入深，精神上要开朗合群，不要特殊化，不要翘尾巴，不要骄娇二气，不要。”
——山西台电视访谈“我眼中的毛泽东”，2003.12。
周秉宜：伯父在1964年夏天召开的那次家庭会议上还专门批评了我的“骄娇”二气。他说：“秉宜就是骄娇二气。当然了，你这次经过劳动（我刚从农村劳动一个月回来）精神面貌有了改变。人只要经过真正实践、干活，用了心了，才能改变思想。”
1963年，周恩来先后8次观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年的8月1日，毛泽东为该剧写下“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题词。
周秉宜：1963年暑假的一天，我陪伯父在西花厅散步，走到大门口时，伯父忽然转身对我说：“我给你和秉华买票，你们去看《霓虹灯下的哨兵》吧。”不久，学校开学，校方组织同学们都去看这个话剧，伯父知道了，便没有再提给我们买票的事。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对父亲的教育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史哲“毛泽东后人现状”，《南方周末》2007年4月12日。
李敏：父亲严加管教我们，再三再四强调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小而言之，为我们，大而言之，为国家。
——《文化艺术报》2011年9月30日
周秉宜：文化大革命中，伯父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坚持和四人帮做不屈不挠的斗争，避免了党和国家的分裂，也避免了使老百姓陷入更大的灾难。由此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四人帮粉碎后，社会上涌现出大量怀念周总理的文章、诗歌、歌曲等。伯母担心我们头脑发热，在一个周末我去看望她时，她又专门叮嘱我“要夹着尾巴做人。”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很伤心。但他说：“唉，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啊。”又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名普通战士，为国际主义事业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应尽的责任……”
——《家世•家书•家风》
周秉宜：1964年8月2日，伯父在对周家亲属谈话时说：“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个亲人，咱们家还没有一个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同宇，你还为革命流过血（指父亲周同宇在北伐战争攻打武昌城的战役中受伤）我连血都没有流过。”
1961年夏天，哥哥秉钧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伯父动员他放弃高考，应征入伍。伯父说：现在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定今年只在城市征兵，不到农村征兵，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秉钧听从了伯父的动员，放弃高考报名参军，最终被空军录取。在哥哥临走之前的一次家庭聚会上，伯父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觉得我这个当伯伯的管你们太严，你们不是我的子女。如果是我的子女，我会管得比这个更严。”哥哥在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前线，做了一名飞行员，飞了近20年的战斗机。
李讷：父亲不希望我们将来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只要求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说，你们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很满意了。
——山西电视台访谈“我眼中的毛泽东”2003.12
李敏：爸爸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要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他说，你们要向工农学习，拜他们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作为毛泽东、贺子珍的女儿，今天我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为此感到骄傲。
——《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广州出版社
周秉宜：伯父一直希望从我们这一代起彻底改变周家封建官僚家庭的成分，希望周家第二代能够出现工人、农民、解放军。1961年，哥哥秉钧在伯父的动员下放弃高考报名参军了。1964年8月，伯父在对周家亲属谈话时说：“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工人，国盛来了，就决心培养她做工人，开始她想不通，现在已经做了八年工人了。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伯父又说：“我们周家现在有了一个工人，但是还没有一个农民呢。”这时四弟秉华向伯父表示，他和班上几个同学约好，等到明年高中毕业，他们也要学习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一起去农村插队落户，做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伯父高兴地说：“秉华要去农村，好，我们是支持你的。”
第二年，秉华高中毕业，被西城区武装部征兵入伍，伯父知道后叮嘱秉华：“你从部队回来后，还可以去农村，实现你当农民的梦想。”
1969年3月，秉华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印刷一厂当一名工人，秉华到西花厅向伯父做了汇报，伯父说：既然组织上分配你去工厂，你就要好好劳动，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工人师傅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1968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北京的中学生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都离开了北京，去往山西、内蒙、延安、黑龙江，甚至云南的广大农村插队落户。
1968年秋，周秉建去内蒙古插队落户，临行之前她去西花厅向伯父伯母告别，伯父嘱咐秉建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到贫下中牧中间去，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群众搞好团结。”又说：“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伯母把他们二老准备好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像章作为礼物送给秉建，并说道：“送你一条你伯伯很喜欢的毛主席语录：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你也要像伯伯一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坚持与工农相结合，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进。”
秉建来到内蒙古草原后，经常写信向伯父伯母汇报自己的劳动情况及牧民对她的帮助，当伯父看到秉建寄来身穿蒙古袍骑马放牧的照片时，高兴地对伯母说：“我们的秉建真像个蒙古姑娘了。”
1970年12月，秉建从内蒙古牧区参军入伍，当她回到北京向伯父报告这个好消息时，伯父却要求她立刻“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去”，“回到贫下中牧身边，继续接受再教育”。在伯父的动员下，秉建于1971年4月初办好退伍手续，脱下军装，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1969年初，周秉和到陕北延安插队落户。临行前，他到西花厅向伯父伯母告别，伯父对秉和说：“陕北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生活战斗了十三年的革命圣地，陕北民风淳朴、忠厚善良，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到过延安了，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不多了。你能到延安插队，我和你七妈是坚决支持，希望你能在那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改造自己，过好劳动关、生活关和思想关，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有困难和问题经常来信，我和你七妈等你的好消息。”
1970年底，新疆军区到陕北征兵，周秉和应征入伍。1971年初，他来到新疆后，首先向伯父伯母报告了这个好消息。3月底，伯母给秉和回信告诉他，因为父亲还在接受审查，他不符合入伍条件，伯父已经和新疆军区联系，让他们立刻把秉和送回延安。这样，秉和在当了三个月的兵之后，又回到了陕北农村。
——摘自《亲情西花厅》
1950年代初，毛泽东在对毛岸青谈论其婚姻恋爱问题时，曾嘱咐他说：“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
——摘自《家世•家书•家风》
“毛泽东有言在先，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女。”
1971年李讷在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时，交了一个男朋友小徐。小徐是中办下属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父亲是老工人。李讷的母亲江青坚决反对，认为不门当户对。李讷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份报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的婚事。据原8341部队一中队中队长陈长江回忆：毛泽东看了李讷的报告，又听了带信人介绍说，小徐肯学习、爱劳动，两个人都愿意结婚，毛泽东当即在报告上用铅笔重重地批了同意。
——舒云“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婚事”，南方周末，2012年6月14日。
周秉宜：1968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入军宣队，全校开展“斗、批、改”运动。哥哥秉钧从北京回到广州写信给我，信中写到：“伯伯让我捎话给你，说你告诉秉宜，她如果能去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师，找一个贫下中农子弟结婚，我就算她有出息。”
周秉建：1972年春节，我从插队的内蒙古草原回北京探亲，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在和伯伯的交谈中，伯伯很认真地问我：“你今年的年龄有多大？”我说：“19岁呀，到10月份才满20岁呢。”伯伯稍停顿片刻，用一种和蔼但却是与成年人商量事情的口吻对我说：“你看你哥哥姐姐找的对象都是干部子弟，你将来能不能在内蒙古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啊？你看王昭君不是做了蒙古人的媳妇了吗？蒙古族青年也是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可以考虑嘛。”我在牧区生活了几年，对蒙古族牧民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所以痛快地应道：“行，我会找一个蒙古族青年的。”
1979年国庆节，我和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苏荣结为夫妇。我们一起去西花厅看望了健在的七妈，我想伯伯若是看到我们的结合，一定会非常满意的。
——《亲情西花厅》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时，毛泽东说：“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实践——理论——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
周秉华：1975年6月15日，伯父从305医院回西花厅，伯母吩咐工作人员通知我和三姐秉宜、五弟秉和去西花厅看望伯父。秉宜和秉和都没有找到，只有我一人去了西花厅。伯父在和我谈话时，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回答说：我已经从工厂调到北京市出版办公室的一个读书班，任务主要是培训干部，我被分配讲哲学部分。伯父说：“你讲哲学，讲得了吗？”“你讲哲学，就要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在接见李政道时讲到‘实践——理论——实践’，从实践中来，上升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你应该一个星期下去劳动三天，和实践结合，和工人结合。这样你讲的内容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要总结群众的经验。”
——《亲情西花厅》
(周秉宜系周恩来总理侄女。此文写于2014年5月24日·北京)
2014年9月25日《红色旅游网》头版
10月第二次修改版 |
发表于 2015-1-21 1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