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文字 笔底惊雷——“狱中八条”的警示

布袋和尚

李乔


   来源：学习时报

编者按：腐败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那些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让人们联想到战争年代的另一种背叛。因此在今天重温《红岩》作者罗广斌所写的“狱中八条”，可以获得极大的警示。

一

“狱中八条”并不是新闻，近日却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出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今昔有相似之处，“狱中八条”可以引起今人的警醒！

《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中所列“狱中八条”的内容是：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严惩叛徒、特务。

这“狱中八条”见于罗广斌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是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是著名的白公馆越狱脱险志士之一，是小说《红岩》的著者之一。他越狱后汇集了白公馆、渣滓洞众多志士死难前的嘱托和意见，写成了这份报告，归纳出了“狱中八条”。这八条代表了志士们沉重的心声，是他们留给党的最后遗言。

分析这八条，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内容：领导干部问题；革命路径问题；党建问题；对敌斗争问题。其中哪方面问题最重要？无疑，是领导干部问题。八条之第一、第三、第六条皆明言领导干部问题。第二、第七条实际也涉及领导干部问题。第八条惩办叛徒，当然首先要惩办领导干部中的叛徒。总之，这八条实际含着一条主线：要高度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二

为什么“狱中八条”会如此强调领导干部问题？为什么众多志士一致强调领导干部问题？因为，“狱中八条”的背景和源起，是一段因领导干部叛变而酿成的痛史，这段痛史之最重要的警示，便是必须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这段痛史，即川东地下党因重庆市委领导人叛变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历史。

1948年，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供出了大量地下党组织情况，导致了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大破坏，还波及了川西、沪宁党组织，大批党员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烈士的许建业、陈然、王朴、成善谋、刘国金志、李青林、江竹筠等都在其中。刘、冉两个叛徒为了邀功取宠，争先恐后地出卖组织，使被捕党员数量不断扩大。罗广斌就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还有个叛徒李文祥，是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组织，导致了十几个同志被捕。小说《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就是刘冉李等几个叛徒。

刘国定叛变后，希望特务头目徐远举能考虑自己是省委、市委级别的干部，在官职上予以照顾，结果得到了军统中校专员、川西特侦组组长的官职。冉益智先是当了军统少校，后也晋升为中校。刘国定当了军统中校后，对自己立场和身份的巨变，毫无不适应之感，反而坦然得很，且神气十足。这让过去曾尊敬过他的普通党员深感惊愕。

刘国定等人的叛变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平时思想言行中实际已有了腐化变质的因素。比如，刘国定曾利用书记职务之便，要求管财务的同志把党的活动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未得同意后很生气，说：“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尔后还报复那位管财务的同志，污蔑其有经济问题。冉益智叛变前曾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原形，他骨子里就是个两面派。

对于叛变与平时表现的关系，罗广斌在《报告》中做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是从刘、冉、李等叛徒身上总结出的深刻教训。

上述这段痛史，便是“狱中八条”强调领导干部问题的背景和直接原因。

三

中国有句古话：“乱自上作。”借用来描摹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大破坏这一史实，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在中共党史上，“乱自上作”，地下党遭受严重乃至毁灭性打击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造成了上海党中央差点被摧毁，大批地下党机构被毁灭，许多人被捕杀，恽代英、蔡和森也因顾顺章的指认被杀害。又如，中共台湾地下党第一把手、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造成台湾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

顾顺章和蔡孝乾都是老革命，是党的高级干部，蔡孝乾还是长征干部。他们之所以叛变，除了敌情严酷之外，其平时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存在不小问题也是重要原因。顾顺章一向贪图享乐，嫖娼，吸鸦片，流氓气很重，与他在中央特科共事的陈赓曾预见说：“只要我不死，早晚能看到顾顺章叛变。”蔡孝乾也是个生活浮华奢靡的人，曾侵吞工作经费用于吃喝享乐，还搞了一个情妇。负责侦破蔡案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敌人看得是很准的，台湾地下党之所以失败，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就是它的领导人蔡孝乾有“浮奢个性”。

四

“乱自上作”是古人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问题出在上边”。这个道理，既深刻也平常，很好理解。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下属对于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领导干部自身应该怎么办？制度对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狱中八条”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一是下属对领导干部的认识要唯物，不要迷信，除了组织上服从之外，也要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对其腐败行为要进行斗争。

二是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确立正确的“三观”，清正廉洁，不断增强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三是建立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和教育机制，使之不想也不能做犯规越界的事。选拔干部要首重德操，不能“带病提拔”。

五

字里行间皆是血，八条警示似惊雷。我们从浸透着烈士鲜血的“狱中八条”中，仿佛看到了烈士的肺腑衷肠，听到了惊雷般的警示。对于先烈留给我们的这笔巨大精神财富，我们不能不重视，不可不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