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立公祭日理所当然”——日本民众参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活动

布袋和尚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在大阪参加证言集会。
　　本报记者 刘军国摄


12月13日，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国同祭，缅怀在大屠杀中不幸遇难的30多万同胞。日本民间组织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德寿和艾义英赴日参加证言活动。日本有识之士认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参加证言活动意义重大，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体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每位幸存者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更是亲历者，每听完一位幸存者的证言，就越发觉得侵华日军的残忍，也越发体会到举办证言集会的必要性。”已经听过20多位幸存者证言的高实对记者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之际，75岁的高实等日本友人正在为13日在长崎市参加证言集会活动的陈德寿举行欢迎晚会。

“虽然我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南京大屠杀，但作为一名日本人，作为一名侵华日军的后代，对于日军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我想向中国人民真诚地道歉与谢罪。”听完陈德寿证言的田中信幸12日晚对本报记者说。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罪证，中国政府就此设立国家公祭日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并牢记历史，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熊本县的樱井政美12日对本报记者说。樱井政美1995年访问南京，听完大屠杀遇难者、幸存者的悲惨经历后，认为非常有必要让更多日本人熟悉这段历史，于是便从1996年开始，邀请幸存者赴熊本进行证言活动，18年来几乎没有中断过。

“对渐渐忘记这段历史的日本民众来说，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理所当然，对防止这段历史被遗忘意义重大，我对此非常支持。”律师丹羽雅雄对本报记者说。

大阪证言集会活动负责人森一女对本报记者说，在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的背景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讲述亲身经历，对日本民众了解日军在中国罪行最有说服力。现在日本右翼到处散发“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的传单，不了解历史的日本人很可能被这些传单所欺骗，因此在日本举行证言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来日本参加证言活动，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段悲惨的历史，希望以史为鉴，两国人民永享和平。”陈德寿通过女儿对本报记者表示，“来到日本之后，发现真的应该来，非常有必要”。

7日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86岁的艾义英在大阪向约100名日本民众讲述了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历史：“南京大屠杀死了30多万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犯的是滔天罪行。这段悲惨的历史不应被忘记，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唯有牢记历史，才能创造和平的未来。”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之际，艾义英的父亲、叔叔等多名亲人被日军杀害，母亲为了带着艾义英姐妹三人逃往难民营，被迫丢弃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艾义英讲完后，全体起立，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默哀。艾义英的儿子黄兴华对本报记者说：“幸存者越来越少，母亲不顾年事已高赴日本证言，正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大阪证言集会上，一位名为宫田幸太郎的观众通过自己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向在场的日本人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历史。宫田访问过南京，认识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3年间，宫田拍摄了54名幸存者的照片。宫田说，自己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一定会坚持拍摄下去。“如果忘掉这样的悲剧，历史就有可能重演，因此中国政府设立国家公祭日，对于世界和平有着深远的意义。”

72岁的河野通威听完证言后对本报记者说：“日中友好与设立国家公祭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并不矛盾。” 河野退休后特意前往中国学习汉语，以便直接阅读关于侵华日军罪行的资料，希望将这些内容翻译成日语。

“亲自听了幸存者的证言，更加真实地了解幸存者的内心，了解历史的真相。我支持中国设立国家公祭日。中国没有必要被日本的一些错误声音所干扰，应该堂堂正正地举行相关悼念活动。”特意从冈山县赶到大阪参加证言集会的上甲悦子对本报记者说。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13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