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水琴、东海：育英学校组织采访老同学回忆的一次座谈简录（组图）

赤色

左起 吴水琴、孙成成、廖明媚、田村



左起：安民、周东、宋炳辰



左起：孙成成、严华、廖明媚、田村



左起：王东哈、曾庆洋、安民

    沙盘献辞

    历经沧海沉浮，遍尝人生百味，到了花甲之年，蓦然回首，遥望母校——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乐园。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方，勾起了无数星星点点的记忆，无比温馨，无限感慨。
    那是一方净土，学生家长无论领袖、开国元勋、马夫伙夫，一律平等博爱，有教无类，人人从小就决心继前辈之志，长大要强国富民。
    那是一方沃土，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手脑并用；因材施教，个性高扬。
    那是一方乐土，无师长逼学之威压之苦，有志趣自由选择之乐,人人争做学习的主人。
    她一直保持着延安的气息。她给我们的教诲是刻骨铭心的。她教我们长大后做一个诚实的人，善良的人，勇敢的人，无私的人，正直的人，永远忠实于人民的人。
    弹指一挥间四十七年过去了，校园旧貌已逝，昨日的育英小学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间。

    中直育英小学同学会敬赠  (2013年11月7日老毕业生捐献给母校一个复制当年校园的沙盘)



    育英学校是一个有光荣历史、革命传统的老学校，从西柏坡到北京城有着一系列的红色记忆。但长期以来却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校史记录。校长于会祥、书记严华一直期望在他们任内能整理出一套翔实的校史，同时学校也在筹备建立一个更全面的校史展览室。近几年，校领导不断地安排座谈会，找一些老校友回忆当年在校经历和感受，挖掘抢救珍贵的资料，以整理编撰校史。

    2014年5月27日下午，学校组织了一次采访会，内容是老校友回顾在校生活。这次采访了安民、曾庆洋、田村、孙瑾（成成）、廖明媚等第六届的老同学，主持采访会的是校方老师宋炳辰，一位80后，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与会的还有同学会副秘书长王东哈、周东，及新加入同学会的第十六届同学代表吴水琴。

    安民首先发言，他和同学们一起回忆了当年在校时的经历。育英学校的教育给当年的孩子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政治传承是第一位的，要有坚定信念。学校清明节组织学生步行到八宝山为革命先烈扫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点我们后来进校的同学也有同感。我们许多同学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就是在任弼时墓前举行的。继承先烈遗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我们的誓言。

    那时学校教育特别强调集体主义，尤其注重思想教育，一个班三十多人，宿舍大房间十几人，小房间也有五个人。每班都有生活老师，照顾我们无微不至，我们叫阿姨。每天起床、出操、吃饭、学习、劳动、玩儿都在一起，一二年级时连洗澡都由阿姨带着，阿姨帮助挨个搓背、搓泥儿，教孩子们洗澡。冬天洗完脸大家都擦一种装在大瓶子里的凡士林油。阿姨还会检查手、脚、耳朵洗没洗干净。学校每周五下午打扫卫生，擦地、洗毛巾、用锅炉灰把统一发的铜脸盆擦得闪闪发光。安民说：到现在，他擦地板的水平仍然是一流的。当年在家时还教公务员怎样擦地板。一般每周五的晚上会演电影，周六回家。各中直部委机关统一有班车来接孩子。散居的孩子也常有三五成群，结伴步行很远的路程回家。

    田村还说了一个细节，有一个周六他和安民一出校门，看见一辆吉姆车在大门外等着，安民本能地说：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也可能事出有因）。曾庆洋也说到：那时的我们没有觉得父母是做官的思想，谁也不知道谁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孙成成、廖明媚也说：我们那时没有等级观念，老师也没有这种观念，没人讲谁的爸妈是做什么的，谁家怎么样。老师严格要求每一个同学。安民讲了一个具体事例：二年级时，一次学校周日组织大家去玉渊潭集体郊游活动，安民觉得特别好，就自己单独回家拉父亲来参加，父亲不知就里，可想当时相遇的气氛十分尴尬。回校后，韩作黎校长找安民谈话，指出他思想中优越感的错误，教育他做人要低调，同学之间要平等，要有集体主义思想，不能有个人主义。安民表示这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件事。一是他个人感到非常惭愧；一是韩校长的谆谆教导伴他一生。后来朱凡，赵风梧老师虽非班主任，但发现他有毛病时也和他谈话，进行教育，育英的师长们普遍是这样。当年高岗出事后，他的儿子，女儿仍在校学习。韩校长发现一些苗头立刻召开全校大会，严肃教育全体同学，一定要爱护他们，不得歧视，欺负他们。

    要如往常一样团结他们。直到现在，高岗儿子高轩都70岁多了，小时候的同学们还和他保持着亲密友情。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当时叫老虎，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孩子，叫老虎没有老虎的样子，体育课训练前滚翻他不敢翻，被一个同学一脚踹过去，才翻了个跟头。这使笔者想起前十年校庆纪念日，老虎的姐姐林豆豆来到学校，育英学校校领导、老师热情接待，同学们谈笑风生回忆当年、照相合影，与她没有任何疏远。育英学校一直保留着延安的气息，校领导、老师都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大人的事不诛连孩子，掌握着一视同仁的政策。育英小学有中央首长的子女，也有首长身边普通工作人员的子女；有革命烈士遗孤；有外国兄弟党领导的后代，以及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的子女。还有附近四季青人民公社（原红星高级合作社）的农民子女。这个学校不仅仅有一流的教学设备和环境，更重要的是校长韩作黎、孙统一带来了一大批从延安、晋察冀根据地走过来，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教师队伍。很多老师是大学、中专毕业，这在当时小学里是很少见的。就连学校大门口传达室值班的老大爷都是一位陕北老红军。

    大家还回忆道：1952年国家施行供给制，育英的孩子上学国家全包。每人一个包袱皮包自己的衣服。当年的校服有的是用缴获的日本兵的呢子军装改的，背心是日本旗剪的，还用美国兵的降落伞做短裤，当时的衣服可热闹了，有人的背心上有红块儿，有人的衣服上不一样的颜色。到1955年改工资制，才改成每学期17元学杂费，冬天另加1元5角煤火费，学校不再提供校服。

    廖明媚还讲到：老师那时不仅教文化课，还教孩子们缝纫，做手工，培养孩子们自己动手的劳动习惯。所以长大后她会做衣服。大家都说后来下农村、当兵、工作后，钉扣子，补补丁都自己做。学校组织大家种地，种蓖麻，说为国家提供油料。这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育英学校育人育才是全面的，不单单强调学习成绩。

    田村回忆道：虽然大家年纪小，但仍充满少年童心。那时的安民是中队长，但比较顽皮，经常在晚上睡觉时等老师检查完宿舍走了，偷偷给大家说书。如《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他能清楚的记得书中每个神仙的名字，还能模仿书中人的地方方言。安民说田村的画非常好，每当大家要听书时，就要求田村画一张书中的神仙或侠客像。毕业后他们同时考上了四中，因为走读离家太远，田村又转回了育英中学住宿，曾庆洋上了五中。

    安民讲：作为一个红二代，政治信念传承于父母，在家父母日常生活会讲一些战争年代的事情，讲当年革命的艰辛，讲毛主席党中央领导革命斗争的故事，讲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1955年工资制后，他上初中时就帮父亲管钱。安民的父亲安子文同志最大的爱好就是喝碧螺春茶，每月安民发父亲10元理发钱，他找父亲谈话，龙井10元一斤，碧螺春19元5角一斤，安民批评父亲喝的茶太贵了。安民还讲到父亲经常教育他要和同学团结，自己有错要承认、要道歉。

    曾庆洋的父亲曾山老前辈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创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家里很多亲人被敌人杀害。育英的学生家家都有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从小就听着父母的革命故事长大。曾庆洋讲到：50年代育英学校建立于西柏坡，学校革命教育贯穿始终，强调集体主义观念。老师要求严格，半军事化管理，学校少先队有大队编制，班有中队，班内还有小队。大家在学校不讲父母的地位，不搞特殊化。学校教师员工没有因谁谁的孩子而特殊照顾。小孩淘气，做错事一样批评，一样写检查，一样受处分。育英学校教我们学文化，教我们做革命接班人，教我们平等待人，教我们团结友爱。因为是住校不接触社会，育英学校的孩子都很单纯，所以时至今日育英学校毕业的同学大多简单憨厚，他们中出了一些领导干部，将军、国企高管、教授、科学家、艺术家等等，他们都为自己曾经是育英的孩子而骄傲。

    田村讲到：我们不会为钱而丧失做人的信念，凡是为党和国家做的事，一分钱没有，也要认真做好，违法乱纪的事百万元钱堆在眼前也不会去做。改革开放30年，老育英的孩子在金钱利益面前，绝大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曾庆洋说；过去我们党、军队的传统是政治部、干部部门的干部提拔的慢，后勤部门分房、分福利最差。廖明媚也说，过去的教育只知道做好工作，不考虑怎样当官。安民还讲到自己后来当商务部副部长时分管人事，我们觉得他这点像子承父业。他说；父亲安子文从延安时期就在中央组织部作负责工作，从来没有听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为哪一个干部提拔下条子、暗示。他在商务部做人事工作和分房工作时就努力做到坚持原则，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群众的肯定。他说：我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就会碰到很多难题，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做事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坚持原则就要付出代价，要忍辱负重。当领导干部不是吃香喝辣的、占大便宜的。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都和少年时代在育英学校的教育分不开的。从小培养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奠定了以后做人做事的原则。

    他们还讲到一点，就是他们在领导岗位时，都自觉注意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安民说他熟悉大多处以上干部，甚至能叫出单位大部分司机的名字。廖明媚说他当北京27中书记时，坚持从上至校长下至清洁工都见面打招呼。这也和育英学校的联系群众，平等教育分不开。

    他们六届同学为校友会做了很多工作，何明、安民、陈元、曾庆洋等同学精心组织创作了一幅《春华秋实》的画卷。里面有众多老师和校领导原型，据说很多老师都在画卷上寻找到自己的当年。田村、孙成成作为执行编委，和其他同学帮助出版了建校60周年《红色家园》画册，该书集中了育英学校第一届到第十五届同学的名单和大部分照片。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育英学校的题词、领导人和学生合影等等，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回忆儿时在育英学校的经历，将这些宝贵的记忆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后人了解我们育英学校的光荣历史，是我们这些老校友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谢校方为继承发扬光大育英学校的革命传统做出的努力，感谢老校友执着的爱校精神。

    北京育英学校简介   

    北京育英学校，前身为“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1948年由中共中央供给部、中直党委创办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负责筹建学校的有李一纯、刘建勋、孙统一等同志，教职工十余人，学生八十余人，主要是革命烈士或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1949年学校随党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京，由中直党委领导，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中共中央管理时期，学校设董事会，由杨尚昆、康克清、李培芝、傅连璋、曾三、廖志高、李伯钊、邓典桃、李一纯等同志组成，杨尚昆任董事会主任。1956年更名为“北京育英小学”。1958年增设中学部，改名为北京育英学校”。1960年移交给北京市海淀区文教局领导。1964年中学部分离出去后，学校复易名为北京育英小学。1970年学校再次设立中学部，校名又改称北京育英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全日制学校。学校一直受到党中央和革命前辈的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为学校题词，“好好学习”是毛泽东为学校的题词，校名由胡耀邦亲笔题写。学校的校风是“艰苦奋斗，团结进取”；教风是“奉献、勤奋、严谨、创新”；学风是“博学、多思、活泼、向上”；办学宗旨是“德育为首、教学为主、健康第一、全面发展”。1980年学校开始“五四”学制的实验，截止到1997年，学校的基础教育阶段已全部实现九年一贯、五四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