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

玉兰花

——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
（1983年12月）

不久前出版的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一次公布了从1949年到1982年共三十四年中每个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数字，其中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1976年）每个年度的数字（1982年出版的《年鉴》，有些指标只列每个阶段头年和末年的数字）。有些人问：文化大革命中统计工作受到干扰破坏，这十年的统计数字是怎样取得的？它的可靠性如何？从发表的数字看，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4.9%，这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说这些数字是基本可靠、反映实际的，那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情况应当怎样看待？本文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说明一些情况，谈谈个人看法。

一、首先从文革十年统计数字的来源和可靠性谈起。

我国的统计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在十年文革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在1967、1968、1969年三年中，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工作几乎完全停顿（国家计委尚有少数人收集少量数据），国家统计局的大部分干部被下放劳动或调走了。各省、地、县和各部门、各单位的统计工作虽然没有完全中断，但有些统计机构的负责人被当作“走资派”来斗争，有些统计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种情况，对国家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明确指出：“统计工作不能取消，统计机构还要有，基本统计还是要搞的，但不能搞繁琐哲学。”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国家计委内部设立了统计机构，并由国家计委于1970年5月14日发出通知，要求自当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搜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1971年8月20日到9月22日，国家计委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国民经济基本统计报表制度。1972年以后各个年度，统计工作尽管仍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恢复。1975年，为了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告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完成情况，许多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亲自抓统计年报工作，增加了统计机构的人员和经费，统计工作颇有起色。1976年虽有些干扰，主要数字的统计还在继续进行。
这里要说明，在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工作中断的三年中，有若干部门、地区和许多基层单位还在坚持进行统计工作。从专业部门看，有三个系统仍在坚持或基本坚持：一个是银行、财政、税收系统；一个是铁路、交通、邮电系统；一个是商业、粮食、外贸系统。其中尤以人民银行各级机构的数字较为完整、准确。尽管当时武斗时有发生，环境动荡不安，但作为社会“总簿记”的银行账目，始终没有乱，没有断，这对于以后补上当时的统计数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到银行去核对账目。银行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赢得了“铁账本”的赞誉。至于基层单位，只要生产还在进行，一般都保存了若干原始记录和帐表。许多统计人员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仍然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坚持工作。有些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基层统计员在街上武斗、枪弹乱飞的情况下，仍然堵起窗户作报表，积累了基本的统计资料。此外，不少地区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为了工作的需要，自己布置了一套报表，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统计数字，包括每年农产量的数字和工业产值、主要产品产量的数字。
总之，这十年中，国家级综合统计中断了三年，其余七年还是大体坚持了基本数字的统计；在国家级综合统计中断的三年当中，不少部门、地区、单位并没有中断，仍然收集和保存了不少重要的统计资料。
那么，1967—1969年三年的全国性统计数字究竟是怎样补上的呢？如前所述，这一工作是在1970年5月统计机构恢复后不久着手进行的。经过各级统计人员深入收集和反复核对，到197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数据基本补全。具体做法是：农业统计数字，一方面收集各地方“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积累的产量数字；一方面收集商业部门、粮食部门的农产品收购数字，按国家对各种农产品收购的比例和农民自用自销部分的比例加以估算，然后把两方面的材料加以核对，纠正某些地方夸大的产量数字。此外，还根据各个年度农村集市贸易粮价的涨落情况对产量数字的可靠性加以分析鉴别，得出定案数字。工业统计数字，一方面向地方和企业收集帐表和原始记录材料；一方面同银行往来账目、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购销账目以及财政部门收缴利润和税收的材料相互补充、相互核对，尽量纠正由于生产管理混乱、计量不准所造成的数字误差，然后得出定案数字。外贸部门的统计比较完整，可靠性较高，一般按当时统计材料上报。基本建设投资数字，首先向各地收集资料，再把这些资料同财政拨款和银行结算的数字相核对，然后定案。经过各级统计人员和有关人员的艰苦努力，当国家统计机构把整理编印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各个年度数字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送到国务院时，周恩来总理立即从头到尾仔细审阅，看完后高兴地说：很好，立即印三百本，以便发给中央委员，大家好长时间不了解全国经济情况了。周总理还对改进和完善《统计提要》做了具体指示。
1967—1969年三年空缺的主要数字是补全了，但有些较细的分组数字或分年数字，如工业生产中的某些经济技术指标、农村人民公社分年度的收益分配数字等，没有补上。
1979年3月，国家级统计机构从国家计委中分立出来，正式恢复了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通知各部门、各地区对十年文革期间的数字进行核对，并将其中一些不确实的数字作了改正。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国家统计局在1980年编出了《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在内部印发，请各地方、各部门对其中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数字再一次进行核对。1982年编印第一本《统计年鉴》时，因核对工作尚未完成，所以没有列入。直到这次核对完毕之后，才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公开发表。
总之，现在公布的十年文革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二、下面请看十年文革期间各年度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数字与上年度的比较（以上年为100）

年 度        社会总产值        其        中        国民收入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1967        90.1        86.2        101.6        92.8
1968        95.3        95.0        97.5        93.5
1969        125.3        134.3        101.1        119.3
1970        124.1        130.7        111.5        123.3
1971        110.4        114.9        103.1        107.0
1972        104.4        106.6        99.8        102.9
1973        108.6        109.5        108.4        108.3
1974        101.9        100.3        104.2        101.1
1975        111.5        115.1        104.6        108.3
1976        101.4        101.3        102.5        97.3
注：社会总产值是指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邮电业、商业五个
物质生产部门总产值之和；国民收入是指这五个物质生产部门净产
值（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之和。
从上表中数字可以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国民经济破坏。主要是1967年和1968年。1967年社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9%，1968年再降4.7%；国民收入，1967年下降7.2%，1968年再降6.5%。1969年以后各年社会总产值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1969年增长幅度较大，是由于前两年连续下降，带有恢复、补偿性质；1970年增长23.3%，1971年增长7%，主要是内地战略后方建设，投资猛增，促使重工业加快发展的结果。1976年增长较少，有唐山大地震的影响。
有人问：为什么这十年期间，“工人不能正常地做工，农民不能正常地种田”，而从统计数字看，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相当的增长速度呢？事实上，这十年中，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并不算低，但同以前的十四年和以后的六年相比，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请看下表中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3—1966        1967—1976        1977—1982
社会总产值
其中：工农业合计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业
国民收入（净产值）
其中：工农业合计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业        8.2
8.5
2.9
12.9
10.3
9.1
3.9
6.2
6.4
2.0
13.6
8.5
8.1
3.2        6.8
7.1
3.3
8.5
7.1
4.7
5.0
4.9
5.2
2.5
7.2
6.2
3.7
3.3        8.9
8.7
6.8
9.4
10.7
8.6
9.6
7.5
7.5
5.0
9.1
6.8
6.3
9.3
这里要着重说明，十年文革期间国民经济的增长所以有上述速度，一个重要因素是能源工业上得快。原油产量，1966年为1455万吨，到1976年达到8716万吨，平均每年增加726万吨，年增长率为19.6%。原煤产量，1966年为2.52亿吨，1976年达到4.83亿吨，平均每年增加2310万吨，年增长率为6.7%。原油、原煤、天然气再加上水电等能源，合计一次性能源（折标准煤）由1966年的20833万吨增加到5034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9.2%。石油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不仅增加了能源，而且为石油化工提供了原料，而石油化工的发展又为轻纺工业提供了原料。这样看来，十年文革期间，在能源平均每年增长9.2%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值每年增长6.8%（其中工业总值每年增长8.5%），国民收入每年增长4.9%，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为什么这十年内乱期间能源增长这样快呢？主要是这十年中国家对能源投资约500亿元，石油、煤炭、电力部门的广大职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努力生产。还要说明，文革前的十四年，国家在能源建设上投入大量资金，打下了良好基础。石油工业相继建成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并且做到了储采比例的合理化，掌握了雄厚的可采储量。煤炭方面，建成了大批煤井，并且在三年调整时期集中力量调整采掘比例，1965年开拓煤量可采期达到5.08年（一般规定为3—5年）；准备煤量可采期达到25.7个月（一般规定为12个月）；回采煤量可采期为8.1个月（一般规定为4-6个月）。所有这些条件，促成了十年文革期间能源生产的较快增长。当然，也要看到这十年中片面追求能源产量的一时增加，不按科学规律办事，造成采储比例、采掘比例的严重失调。原煤生产1976年产量比1966年增长91.7%，而同一时期开拓进尺反而减少4万米，下降了6%，这些为后来能源的发展留下很大的“生产欠账”。文革结束后，1977年和1978年继续片面追求产量，更加重了采储比例和采掘比例的失调，致使以后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把主要力量用来偿还过去的“生产欠账”，能源生产不仅不能增长，而且有所下降（1980年比上年下降1.3%，1981年下降0.8%）。

三、下面，我们对这十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内部比例关系进行一些分析。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甚至出现了所谓“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错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另一方面，这十年中，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从而使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使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1966年社会总产值为3062亿元，1976年上升为54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6年增长92.8%；1966年国民收入为1586亿元，1976年上升为24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6年增长62.1%。从主要产品看，除煤炭、石油已如前所述外，从1966年到1976年，粮食产量从21400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油菜籽从90.6万吨增加到134.8万吨，甘蔗从1141万吨增加到1663万吨，布从73.1亿米增加到88.4亿米，钢从1532万吨增加到2046万吨，水泥从2015万吨增加到4670万吨。这十年中，建成了一批重要工程，包括战略后方的一批钢铁、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和一批机械工业企业，包括发电装机容量122万千瓦的刘家峡水电站和库容200亿立方米、发电容量90万千瓦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包括贵昆、焦枝、湘黔、阳安等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此外，还有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等等。这些成就都是在克服种种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应当如实地加以肯定。

第一，        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请看1966年—1976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中各生产部门比重变化情况：
        社会总产值（100）        国民收入（100）
        1966        1976        1966        1976
农  业
工  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  业        29.7
53.1
6.4
3.3
7.5        25.4
58.1
8.0
2.9
5.6        43.6
38.2
3.7
4.2
10.3        41.0
43.3
4.9
3.8
7.0

        工业总产值（100）        工业净产值（100）
        1966        1976        1966        1976
轻工业
重工业        49.0
51.0        44.2
55.8        47.2
52.8        40.4
59.6
从上表看出，国民收入（各部门净产值）中，农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43.6%降低到1976年的41%；工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38.2%上升到1976年的43.3%。如果把工业净产值作100，那么轻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66年的47.2%下降 到1976年的40.4%；重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66年的52.8%上升到1976年的59.6%。这就是说，在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上，存在着农业、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进一步加重的问题。
第二，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请看1966—1976年积累与消费比例、积累中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比例的变化情况：

年 份        国民收入中积累与
消费的构成（100）        积累额的构成（100）
        积  累        消  费        生产性积累        非生产性积累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30.6
21.3
21.1
23.2
32.9
34.1
31.6
32.9
32.3
33.9
30.9        69.4
78.7
78.9
76.8
67.1
65.9
68.4
67.1
67.7
66.1
69.1        68.9
82.2
78.5
76.2
71.8
76.2
78.7
73.7
75.4
73.4
79.3        31.1
17.8
21.5
23.8
28.2
23.8
21.3
26.3
24.6
26.6
20.7
以上数字说明，在这十年中，存在着积累率较高、消费率较低的问题；在积累资金的使用方向上，存在着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较高、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住宅、医院、学校、商店等）比例较低的问题。此外，还存在着人口增长较多的问题。因此，这十年中，虽然工农业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人民生活的提高很慢。请看1966—1976年人均消费数字表：
每人平均消费量        1966年        1976年       


粮食（斤）
食用植物油（斤）
猪肉（斤）
棉布（尺）        379
3.5
14.0
19.9        381
3.2
14.4
23.6       
注：粮食是贸易粮，不是原粮
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如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更加合理，更加合乎客观规律发展的要求，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注：①本文作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作为国家统计局领导人，主持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1976）统计数字的补充、整理和核对的具体工作。在最后所得数字列入《中国统计年鉴（1983）》公开发表后，作者写了这篇文章（刊载于《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对数字的可靠性和主要内容作了说明和初步分析。尽管由于作者处于“体制内”的客观环境和本人当时政治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文章中使用了一些官方语言（如把十年文革称为十年“内乱”），但文章的内容用文革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6.8%、国民收入（社会净产值）年增长4.9%，工农主要产品增长的数字，以及一批重要工程和战略后方新企业、新铁路的建成、国防尖端技术研制成功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谬论，从而引起各方的重视。文章提供的数字中，也反映了由于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缺乏经验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对经济工作造成某些影响和损失。文章还提出了当时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此文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删节。②此文最大的不足，是没有说明由于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在文革后期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和尼克松访华之后，彻底打破了资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长期封锁，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从西方国家引进了总额高达43亿美元的最新技术和设备（通称“四三方案”，当时的43亿美元按黄金价格计算，约相当于现在的1400亿美元）。这次大规模引进的大型化肥、大型化纤、大型塑料等二战后新的技术设备，对于促进后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后来我国人民吃、穿、用的水平提供了重要条件。虽然这些引进项目大多数是在1976年—1979年期间先后建成投产的，但它的筹划、谈判、签约和预付购款大都是在文革后期的1972年—1976年完成的。为了弥补此文上述的缺憾，说明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不仅不是“濒临崩溃边缘”，而且为文革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作者多方收集有关资料，于2011年在“东方红”网上和《东方红文粹》（2011年5月号）发表了《毛泽东打破封锁、自主对外交流路线的伟大胜利》的长文。该文后来收入东方红网站编印的《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一书，可供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