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他的思路与“文革”还是脱轨的。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十七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摩它的含义。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十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正式通过《通知》。
因为是在5月16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历史学家也把1966年5月16日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彭真被撤销了职务。他，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无情的口诛笔伐。
“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不久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时为湖北省委书记)、刘志坚为副组长。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大将，于是姚文元的名字被补充了进来。
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外通知。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五人小组”，“五一六通知”代替了“二月提纲”。江青不仅参加了“文革小组”，而且当上了第一副组长，压抑了几十年的她从此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露峥嵘。
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她这一次登上的是更高权势的中国政治舞台。
《通知》的下达，意味着这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雨，终于在5月鲜花盛开的季节里，朝着人们劈头盖脸无情地打了下来。
随后，北京城中如急风暴雨来袭。十年动乱爆发……
5月17日夜，邓拓自杀；
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1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人民日报》将“文革”之火燃得更旺了。
随之，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
面对着如此局面，最为着急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心里明白，上海会议搞罗瑞卿；3月会议点名杨尚昆、陆定一；4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真。这只是刚刚开头，事情远没有结束。那么下一步局势如何发展？会乱到什么程度？他们也难以把握。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6月1日，又一个国际儿童节，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坐镇”，以便引导运动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摇头，表示不回去。他认为一切只是开了一个头，天下大乱才能充分将那些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还没有被识破、正受到信用，甚至被培养为接班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暴露出来。前来汇报的两位，也是《通知》所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都还尚未彻底暴露。这把火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冲着他们点起来的。此时的毛泽东不肯回去“观火”，更不要说去“救火”了。
毛泽东不咸不淡地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刘少奇、邓小平劝说无效，带着无奈的心情，无功而返。
毛泽东虽然远在杭州，却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5月4日，列席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江青，决定把这一特殊时代负有特殊使命的“文革小组”就安营扎寨在钓鱼台。
钓鱼台国宾馆是新中国最早建造的国家级宾馆，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地方。这里环境幽雅、宁静，充满了古典情调；新式建筑又为之平添了现代气息，是一处令人神往的地方。
1966年5月之后，外交活动也几乎停止，钓鱼台里很少见到外宾的身影。浓烈的“文革”气息从这里不住地升腾，把“战斗”的指示送向四面八方。
“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也将她的主要栖身之所由中南海转移到钓鱼台。一方面为了方便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躲开中南海那些戎马生涯、耿直倔强的“帅”字老将们。尽管“文革”的疾风将他们吹入了不能乱说乱动的冷宫，可是骨子里那股对江青不买账和轻蔑的情绪还是让她体味到了威慑。
开始江青住在钓鱼台八号楼，后来康生组织了写作班子，十一号楼宽敞些，江青就搬到离院墙近的十一号楼居住。1967年1月初，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打倒，接着上海开始大夺权，著名的“一月风暴”暴发。“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各地开展了一场狂热而混乱的大夺权。空气越来越紧张，夺权夺得造反派们几乎六亲不认，竟然扬言要冲击钓鱼台。江青平日神气活现，一听说外面的形势紧张，有人要冲击钓鱼台，担心不已，生怕有人爬墙进来。如此，她所居住的十一号楼就成了第一个被冲击的目标。于是，江青连夜搬家，换到离围墙远一点儿的十号楼住。她在这里安定下来，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江青才又搬回中南海毛泽东住宅旁的房子里。
当时钓鱼台几乎就成了“文革派”的大本营，十五号楼住着“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十六号楼住着副组长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后来，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也住进了钓鱼台。
仅仅江青就占用了十号楼与十七号两座楼。十号楼用于办公与休息，十七号楼是活动娱乐场所。这一静一动，组成了江青的“文革”岁月的特色，也勾画了这一特殊时代的“旗手”剪影。人们提起江青，不寒而栗的印象大多集中在这个时代。
6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坐汽车前往韶山的滴水洞，住了下来。在小时候拜石头为干娘的地方，他“闭关”十一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亲自带领全国人民开始“新的长征”！
就在北京“热闹”非凡、“火药味”渐浓之际，毛泽东却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周游”。从毛泽东于1965年11月离京至1966年7月回京旅行日程表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成竹在胸的自信与决心。
1965年11月11日晚离京——11月12日天津——11月13日济南——11月13日至14日徐州——11月15日蚌埠——11月16日至17日南京——11月17日至19日上海——11月19日至22日杭州——11月22日至26日上海——11月26日至12月5日杭州——12月5日至16日上海——12月16日至24日杭州——12月24日至1966年1月5日南昌——1月5日长沙——1月5日至2月19日武汉——2月20日至26日晚长沙——2月27日至3月26日杭州——3月26日至4月1日上海——4月1日至5月3日杭州——5月3日至15日上海——5月15日至6月16日杭州——6月16日南昌——6月16日22时40分至17日16时30分长沙——6月17日下午至28日10时韶山滴水洞——6月28日长沙——6月28日至7月17日武汉——7月17日郑州——7月17日午夜至18日2时邯郸——7月18日返京。
“文革”初起的一段时间，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的时光是在他的故乡——韶山度过的。
每每重大决断之前，毛泽东总会有一段深思熟虑阶段，而且喜欢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寻找灵感与力量。自从1964年12月与刘少奇公开“对立”后，毛泽东便开始远离北京，四处“漂泊”，所到之处几乎都是留有他青春足迹的地方。这一次，他几乎是叶落归根般地来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在他从小就十分喜爱的韶山滴水洞度过了十一天。
6月17日下午，烈日炎炎，气温高达三十五摄氏度，四辆汽车紧紧连成一线，奔驰在长韶公路上。这是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坐在一辆灰色吉姆车上，为他开车的是湖南省委接待处技术最好的司机赵毅雍。另一辆白色吉姆和一辆吉普车上，坐着摄影记者钱嗣杰、中办副主任张耀祠以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等人；最后断后的是一辆大卡车，装着毛泽东的八个大书箱和一些生活物资。
汽车进入滴水洞，在一号楼的大门前停下。这是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毛泽东准备下榻此处。钱嗣杰及部分警卫住在旁边不远的二号楼。下了车，一股清风吹来，毛泽东深深地吸进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望望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环抱其间。它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滴水洞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林立，过去有一桥，桥下是一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遇到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滴水洞的名称由此而来。只因毛泽东由东而至，所以将它称作“西方山洞”。
毛泽东用手往左侧的山头一指，给第一次到韶山的钱嗣杰等当起了讲解员：“那是龙头山，龙头山过去叫黄田坳，从前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是湘乡，山这边是韶山。韶山属湘潭，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他又指着右边的山脉，“那里是牛形山，山的形状像头水牛，小时候，我到外婆家去，就是走的这条山沟；东北边那个高山上有个大石鼓，过去常有老虎到石头上乘凉，所以叫虎歇坪。我的祖父母就葬在那块地方。”
毛泽东的韶山话依然很地道，如果不是跟随他时间久，很难听懂。所幸，钱嗣杰不是第一次跟随主席出行，这些外人不知其所以然的湖南话他都可以理解，甚至还能辨出其中的滋味。
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为此特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每块重二百斤），分放在木桶里，用电扇把冰块吹化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
毛泽东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喝着滴水洞龙口的泉水，品味着韶峰名茶，但他却无法融汇到家乡人群中。这一次毛泽东回故乡，是一件绝密的行程。警卫局在毛泽东与韶山人之间，隔起了一道戒备森严的警戒线。
与前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相比，钱嗣杰的镜头多少有些寂寞。从钱嗣杰拍摄的照片里看不到毛泽东1959年重回故里那种热闹的欢迎场面，看不到他与乡亲们频频握手、亲切寒暄的画面。
其实，毛泽东何尝不想与乡亲们叙叙旧，谈谈天。但此时的他已经少了很多“自由”，多了一身使命。尽管毛泽东知道警卫局有纪律，他的活动范围也有具体的规定。但他每次散步，总是试图越过“禁区”，走向更远的地方。每次出现这种情况，他都会被随从人员好言劝止。
一次，毛泽东不愿听从劝阻，还是继续往前走着。他看见不远处有几户老乡家，实在想过去瞅瞅，攀谈一番。
钱嗣杰等毛泽东身边人员责任在身，不能让毛主席“随心所欲”。大家软硬兼施地搀扶着毛泽东，不让他再继续迈进。毛泽东望着近在咫尺却不得与之交流的乡亲们，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毛泽东在韶山住了十一天，新闻界未作任何报道。后来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也隐去了具体的地方。外国情报机关想尽各种办法，也始终未能探出中国头号人物此时的行踪。
在滴水洞，钱嗣杰遇到了一件让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事虽不大，但令人感慨。
前面已经述及，毛泽东有个习惯，他走到哪里都会带上自己随身的物品。他的行李中有一双并不起眼的破旧拖鞋，不仅鞋边脱落,牛皮面上也裂出一道道的沟槽,一看就是年代很久远的标志。这双拖鞋跟随了毛泽东十七年。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念旧，用过的东西不肯丢弃。因为在他眼里，物品也是有感情的，如果丢掉它，就是嫌弃它。主人会伤心，物品也一定会伤心。这双拖鞋一直被毛泽东视为心肝宝贝，绝对不可以随便弃之。没想到，就是这双拖鞋跟着毛泽东回到了故乡，却差点被丢进了垃圾箱，着实让工作人员虚惊一场。
据说这双拖鞋是1949年毛泽东去莫斯科，火车专列上为他专门准备的。毛泽东一穿觉得很合脚，以后就一直带在身边。1964年，钱嗣杰跟随毛泽东到武汉，毛泽东这双拖鞋又破了，不能再穿了,大家想给主席换双新的，他大手一摇表示：修修还可以穿。工作人员只好把这双拾破烂都不要的鞋拿到湖南省委大门外让一个修鞋匠去修补,鞋匠拿去一看，觉得这么破的旧拖鞋已经不能修补，于是随手将它撂在一边，对工作人员说：“同志，你不要浪费了，这样烂鞋子实在不好再补了，花钱补鞋还不如买一双新鞋。”工作人员一听有些着急，他没法说明这双鞋是毛主席穿的，只好变了个法子说：“这位师傅,这双鞋是我的老爷爷穿的。他老人家就喜欢这双鞋,说什么也不肯换新的,你就给补补！”说着将身上带的中华烟都掏出来给师傅抽,“你把鞋子修好，我们家的老爷子肯定很高兴，他一高兴心情就好，心情好就写文章也好……”说到这里又赶紧打住，恐怕再说说漏了嘴。经过工作人员的死缠硬磨，老师傅才勉强答应。等到鞋修好，用去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拿着修好的鞋子很满意。到了1966年，他还是穿着这双拖鞋。不用说，鞋子是更加破旧了。他们刚在滴水洞住下，工作人员发现南方潮湿，拖鞋很容易受潮，于是趁毛泽东睡午觉之际，将拖鞋放到窗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等毛泽东起床时再拿回来。没想到，一会儿工夫，工作人员突然发现窗台上的拖鞋不翼而飞了！这还了得！大家赶忙去询问执勤人员。执勤人员一听拖鞋是毛主席穿的，脸吓得惨白，二话没说飞奔出去，把拖鞋从垃圾堆里捡了回来。原来执勤人员巡逻时，发现主席住的阳台上有一双破拖鞋，认为不妥，于是就把它随手丢到了垃圾箱里。他们哪里知道，这竟然是毛泽东的心爱之物。
事情有惊无险，毛泽东起床前，拖鞋完璧归赵。嘊
毛泽东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居住的十一天里，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26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嘋
钱嗣杰在滴水洞，发觉毛泽东与以往很不一样。他始终寡言少语，神情凝重，沉思默想，也不与工作人员交谈。回到家乡，主席不开心么？毛泽东的举措对当时的钱嗣杰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见毛泽东不太爱动，也就很少拿相机为他拍照，至今在钱嗣杰拍摄的影册里，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的照片并不多。
毛泽东在滴水洞的日子哪儿也没有去，什么人也没有见，每天大半的时间都在室内伏案工作，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吸烟思考问题。直到下午四点左右，他才从楼里出来，走到韶山水库大坝边，站在那里远眺。
毛泽东与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1959年他第一次回韶山时，就在韶山水库畅游了七十分钟。一晃，时过七年，毛泽东又想在韶山水库里游一游。张耀祠颇感为难，那几日气温并不太高，他生怕主席下水后感冒。张耀祠带着钱嗣杰等人多次去水库视察，寻找可以下水的时机。好在老天帮忙，天气一天热似一天，大家最终决定主席6月21日下午游泳。
那天晴空万里，烈日当空。上午，工作人员早早地在水库大坝上搭了两个临时更衣棚，还支了一个水扶梯。省委警卫处组织了十多人的游泳队，负责保护毛主席在水里的安全。他们知道今天要陪同领袖在这里游泳，一个个都显得精神抖擞，情绪十分高昂。
下午两点左右，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及几名水手的陪同下，来到了波光粼粼的韶山水库。他走进更衣棚，脱去睡衣，穿上一条洁白的游泳裤。护士递给他一小杯茅台酒，毛泽东一饮而尽。而后，他点燃一支中华牌香烟，边吸边走出更衣棚。下水后，他把头抬得高高的，香烟上一滴水珠也没有。他就这样在水中吸着烟仰泳游动，十分惬意。一直游到水库中央，那支烟正好吸完。接着，毛泽东表演了“睡觉”、“坐凳子”、“立正”、“稍息”等动作。他幽默地打趣：“我休息了。”随后，就见他四肢伸直，一动不动，仰卧在水面上。
钱嗣杰坐在椭圆形的橡皮船上，一边感受主席的快乐，一边按动快门拍摄，为毛泽东留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
游泳队的警卫战士与毛泽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大家不时模仿着毛主席做着各种动作，这些年轻人，还真不如毛泽东游得那么自如，特别是睡在水面上的动作，他们几乎都做不来。等毛泽东游到大坝边时，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大家希望他上岸休息，而他还毫无倦意，兴致正浓。毛泽东看见有几个人到溢洪道的水里练习游泳动作，便也跟着他们到溢洪道里练侧泳，就这么游了又近四十分钟。陪同人员送上香皂,毛泽东把全身擦得都是泡沫,一头钻下水洗了个干干净净,这才上了大坝，换好衣服坐在水库边的藤椅上休息。钱嗣杰看见毛泽东刚洗过澡，头发都支棱着，样子很随意放松，赶紧按动起镜头。
后来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考虑，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此次在韶山水库游泳与1959年相比，要清静许多。那回山上山下人山人海，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1966年6月的水库警卫森严，陪同他的只有寥寥几个随员和水手，气氛很是冷清。
6月28日九时许，汽车的马达鸣响。毛泽东离开了滴水洞宾馆，和悄然而来一样，他同样是悄然而去。
毛泽东就这么轻轻地离开了故乡韶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尽管他那么思恋故土，晚年还多次提出重回韶山的愿望。但他没有料到，这一次的告别，却成了与故土的永诀。韶山给他留下了几多思念、几多遐想。
由于当时滴水洞之行属于绝对保密,钱嗣杰所拍摄的那批照片属于秘资，直到近几年才陆续曝光。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的愿望。一首名为《有所思》的七律透露了他的暮年壮志，一封写给江青的长信照见了他备受折磨的矛盾心灵。
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30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从6月16日到7月1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答复他们提出的在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讲话》的要求。毛泽东在信中表示：“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
此时，毛泽东要领导这场“革命”的决心已下。他的注意力已从1962年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转移到“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方针、指导思想上。当时，他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会拖延太久，曾经表示：“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但他没有想到，这场革命会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持续时间长达十年。
面对卷席之势的“文化大革命”向全国推进，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此重要时刻，依然没有忘记以诗言志。1966年6月，他写下了一首别样的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写的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境况。“青松怒向苍天发”，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斗志，而“修正主义者”则是“败叶纷随碧水驰”。全诗体现了毛泽东终生信奉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诗作写完不久，毛泽东又于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下一封长信。信写毕，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
那时毛泽东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依赖。每天的文件、材料和报纸中，都有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言辞，毛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抱着疑惑自问：“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他在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期间就如何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全信如下：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注：魏：魏文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陈：陈丕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注：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6月1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做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他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指的是林彪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所说的“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因此，他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自然是林彪。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做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毛泽东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完全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
毛泽东的斗争意识和挑战性格使他在战争中如鱼得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制定的战略战术及其取得的辉煌成果举世公认。他强烈的斗争意识、鲜明的挑战性格以及造反情结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因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并未在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注入了偏离国情、党情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内心意识和价值理念的严重偏差和失误。
毛泽东在长江中时而“中流击水”，时而“极目楚天”。畅游时，他似乎找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意境。“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毛泽东与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他意志和性格的流露。毛泽东一生游过中华大地无数的江河。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湖北武汉，他游过长江。在没有大江大河可游的时候，他就游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江西的庐山水库、湖南的韶山水库，还有武汉的东湖。他一向认为“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抵达武汉后，不时在东湖游一会儿泳，但还没想到去长江里再次畅游。1966年7月16日，检阅武汉市第十一届游泳比赛大军之际，毛泽东圆了自己在长江畅游的心愿。
那天早上八时二十分，湖北省公安总队快艇大队接到命令，迅速做好出航准备，有重要首长要坐船。由于任务紧急，队领导决定用W506艇，这是当时船队最好的船，船队还选调了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人们很快就知道，今天来坐船的是毛泽东主席，他要检阅游泳比赛大军。这可是船队发展建设史上的最高荣誉，大家听后一片欢腾。
没有多长时间，几辆小轿车就停在汽艇前的码头上。毛泽东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汽艇上全队几十名官兵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当时的毛泽东的确如同随后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毛泽东不用人搀扶，健步登上汽艇舷梯，在紧挨驾驶舱的休息室坐下。
快艇迅速离开码头，向下游驶去。九时整，武昌桥头打出了三颗红色信号弹，武汉市第十一届游泳比赛大军下水了。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出，站在驾驶台前面，高兴地观看游泳大军在江中前进的场面。横渡长江的群众有五千多人，阵势很是壮观。
毛泽东乘坐的快艇逆流而上，游泳队伍顺流而下，当快艇慢慢地与游泳健儿接近时，一个小学生认出了主席，激动得大声欢呼起来:“是毛主席，是毛主席!”顿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岸上、桥上、江上的欢呼声连成一片，久久回荡在长江两岸。
现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在木船上保护主席游泳的工作人员由于用力跳跃使小船大幅度摇晃，不少人都跌入了江中。
毛泽东站在快艇左舷向游泳健儿招手致意。钱嗣杰趴在船头，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他立即定格了这一瞬间。这幅照片，至今看起来仍旧令人动容。
汽艇与游泳队伍反向而行，渐渐相距越来越远，汽艇上全体官兵本以为即将胜利完成任务，不料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把船开到江中去，主席要畅游长江！
汽艇立即重新起航向上游开去。当快艇航行到汉江口与武昌大堤口相对的江面，已经做好游泳准备的毛泽东从快艇的休息室向左舷后甲板走去。他来到扶梯前，脸朝快艇背朝江面，一步步攀着扶梯下江。当江水没到胸前时，他先在水里湿了一下，而后站起来，伸开双臂，一纵，扎入了波涛滚滚的大江。
驾驶员下意识看了一下驾驶舱的钟表，时针刚好指向十一时。急流险浪中，只见毛泽东拨开层层浪花，时而侧泳，时而仰游……全体官兵看着湍湍急流中主席优美的泳姿，都不禁为这位拥有健康体魄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感到自豪。
钱嗣杰起初坐在后面一艘小木船上一直跟着主席拍照。可是，一些会水的工作人员听到毛泽东在江中高喊邀请大家一同下水畅游时，都纷纷跳了下去。钱嗣杰心中痒痒，见到同志们都已随主席下江，他也放下相机，一头跳进水里游了起来，与大家一起围绕着主席，形成一个保护网。当然，他并未忘记自己的工作，游一会儿又爬上船再拍摄照片。许多人在水中都想模仿毛泽东的漂浮技术，可是很难把握，容易歪过去，沉入水里。毛泽东自在地游着，脸上不禁浮现出得意的神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长达一小时零五分，游程三十华里。游罢上船，钱嗣杰和同志们都或重或轻地有些肌肉酸痛之感。而毛泽东看上去并无丝毫倦意，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自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聊天攀谈。
钱嗣杰回到宾馆，立即向上级汇报今天的行动。吴冷西得知毛泽东畅游长江，马上指示钱嗣杰尽快将底片送回北京。
7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毛泽东与记者的谈话和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同时刊发的就有钱嗣杰拍摄的那张毛泽东在江上挥手的大幅照片。
毛泽东对记者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嘍
毛泽东畅游长江，成了一次世界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在关于游泳的畅想中，在同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对话和斗争中，他常常富有个性地、文人式地表达自己的兴趣，传达自己的思想。
自此，“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毛泽东回到已经离别半年多的北京。他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状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后不久，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
离开武汉长江边的毛泽东，两天后，即7月18日抵达北京。这是他在外八个多月后再返北京。这一次，他没有回到居住了十多年的丰泽园，而是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的一幢平房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住到了去世。难道他真的那样喜欢游泳吗？或许不是。丰泽园正在装修，装修好后，毛泽东却不想再住，他对一个地方只要住习惯了就不想动，这是他的特点。总之，从此毛泽东在游泳池下榻，他身体衰颓不能游泳后，游泳池上铺上了木板，成了一个大厅。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还是那种决定过无数重大事件的手势，还是那典型的湖南乡音：“撤掉，统统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被林彪顶替，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王光美回忆，会上，毛泽东指出，刘少奇的问题“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毛责问刘为什么害怕群众时，刘插话打断：“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批评刘在北京专政，刘反驳道：“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刘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嘐至此，毛、刘关系彻底崩溃。
随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报纸上尽是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8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贴出一张写着醒目黑字的红纸，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看署名，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它的作者竟然是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二百多字，却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观点。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已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同时附着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既然是中央文件，为什么不按组织系统传达，而要手抄下来贴到墙上呢？大家对这张大字报窃窃私语。当时，在更多的人印象里，党中央是团结的，现在忽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中央领导有了分歧，人们一时都接受不了。问题为什么不能在党内解决，而是抖搂到外面呢？
那些日子，毛泽东住在游泳池异常忙碌，除了参加会议，就是找人谈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虽然都不知道毛主席为何如此紧张，却预感到了一些大事即将发生。果然，在大字报贴出几天后，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套红的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各界群众走上北京街头，敲锣打鼓庆祝。中南海西门外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报喜台，接受大家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报喜信。报喜台以五星红旗为幕布，正中挂着毛泽东彩色画像，上联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下联是“毛主席万岁”，横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办公厅组织人员轮流在报喜台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并维持秩序。那时府右街人山人海，声浪此起彼伏。中南海里，都能听见墙外的革命口号。声讨批判的呼声从早到晚，一刻不停。
8月10日晚上，中南海西门忽然声浪震天，仿佛爆炸一般，持续良久。原来，毛泽东晚饭后散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经宝光门折向西，来到怀仁堂前。他发现西门外人声嘈杂，就向西走去，想看个究竟。毛泽东刚走到中南海西门，恰逢一队报喜的队伍，大家意外地看见了领袖，立即拥了上来，将大门附近围了个水泄不通。毛泽东一时间无法回去，跟在他身边的只有秘书老王和护士长吴旭君。他们面对这个突发事件，一下子非常焦急，吓得满头是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整条府右街人山人海，即使没有坏人，这样的拥挤也很可能惹出大祸。毛泽东在外面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不安全。这时警卫中队的几十名官兵接到命令，快步跑到中南海西门。大家排成人字形墙，插进人群，一个紧跟一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主席跟前。而此时，毛泽东与群众握着手，交谈正欢。他望着赶来救急的官兵，却不肯离开。大家见状，只得想了一个办法，退而求其次，扶毛主席登上报喜的高台，与群众面对面。
毛泽东登上高台，非常动容。他向群众大声高呼：“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面正在拥挤着没有看清领袖的人们，忽地发现“从天而降”的毛主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短暂沉寂后，顿时掌声雷动，欢呼不尽。此时，后续部队已经赶来，在军队保护下，毛泽东总算退回了中南海。
这次突发事件之后，现场被挤掉的鞋子、书包等物品足有好几箩筐。
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文章。这次突发事件，其实是后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前奏。
第四章
1967年，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在武汉东湖宾馆
1967年7月，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途中
1967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在武汉机场
1967年，毛泽东与外宾在一起
1967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刘庄
1967年，毛泽东在南京长江渡口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谢胡在天安门城楼上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与身边工作人员在一起
第五章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赛义德 菲达 哈桑在一起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8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外送别外宾
1968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护士长吴旭君等工作人员合影
1968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巴基斯坦客人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肖劲光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六章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1969年，毛泽东在上海
1969年9月，毛泽东在南下途中
1969年的毛泽东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与钱嗣杰等身边工作人员合影于杭州
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厅
1976年9月，钱嗣杰、刘剑、崔宝林（右起）为毛泽东守灵 |
发表于 2013-8-13 16: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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