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冶：白沙村采访纪实（八）

玉兰花

     　
　　2013年4月2日  星期二　　
　　晚上在一日厨房餐厅吃饭的时候，进来了10来位工人，转了一下，服务员给端来一盆水放到门前，便都出去洗手了。进屋后到厨房领了包子，有的一边往餐桌处走一边就往嘴里塞，看来是饿了。我看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一份吃的，心安理得地吃着，想到自己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也是这样收工回家吃饭。当时吃饭的贪婪和满足就跟他们一样。现在对比一下，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能干能吃的快乐啊！
　　　
　　我吃完起身要走的时候，就问门边的那个团脸大眼睛的小伙子：“你们是做啥的？”回答“白灰厂的”。我接着问他们是不是本村的。小伙子说不是。其实我也想到了，若是本村的，也就回家吃了。倘若是为了改善伙食下个饭馆，就兴许去其他饭店了。这里没有炒菜，就是油条、馒头、包子和饼。一日厨房嘛，从早到晚都营业，主要是为村民提供面食的。这里早餐是豆沫、米粥、豆腐脑和混炖。要吃菜就是凉拌菜。晚上，来就餐有想喝啤酒的就要凉拌菜，把几样小菜加上佐料搅拌好称了重量，6元钱一斤，比较便宜。这个便宜的餐厅跟其他5家饭店不是一个主管单位，它归都华兴商贸公司主管。其他5家都归华鑫饮食服务公司主管，而且那5家饭店也有分工，军刚饭店和宾满楼饭店是接待一般客人的，农家乐和馥鲜楼是接待会议、集体聚餐和来宾的。这样的分工只能是村上规定的，有计划经济的影子。这样就把一日厨房定位为给村民提供面制食品，早餐，给外来劳工提供午餐和晚餐的大众饭店了。那个小伙子说他们是河南郑州的。到这里在白灰厂打工，8小时上班，供吃住，月薪4000元，不拖欠。很满足了。我问他领导来没，他说来了。我问哪个是，他说哪个衣服干净哪个就是。我看西北一个餐桌有两个衣服比较干净，就去搭话。其中靠墙坐的那个承认是他们的领导。我就把他的名字和手机号记下了。他叫冯国玲。我说有时间采访采访他。出了餐厅，我心想，冯国玲可能是个工头。但是，这些打工的能按时得到工资，还不是因为白灰厂是白沙村的，而不是个体的。现在老板拖欠工人工资的太多了。
　　　
　　我对所谓的“农民工”的称谓一直是持有疑义和异议的。务农的就是农民，务工的就是工人，从军的就是军人。“农民工”是啥？莫非是另类吗？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工人是务工的农民上岗后试用半年或一年后转为正式（固定）工人，而没转正为正式工人的称为“临时工”。无论正式的还是临时的都属于“工人”范畴。正因为正式工人就是固定的职业了，国家是要负责终生的。改革后实行市场经济，把劳力变成商品，于是，就出现出卖劳力的一群人。他们没资格享受国家给予的待遇，只是从老板手里挣点儿劳务费。对于这样的人群怎么定位？国家劳资表上没有这个行当。鉴于他们多是从农村进城的农民，于是就叫他们“农民工”了。现在，这个人群可庞大了。尤其在建筑业，那是建筑大军啊。一座城市的长高，一条公路的延伸、一座大桥的落成，不都是这个大军干的吗？那些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不是被买断下了岗，就是退休离岗了。而剩下的留守人员主要是领导层的“干部”，有的也已经成了老板。现在老板也觉得不够劲了，开始叫“老总”了。现在到处都是什么“张总”、“王总”、“李总”、“赵总”的。他们自诩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却在奴役劳动大军，还不及时发放工资。增加工时不给加班费，节假日不休息却不给双倍工资。国家的《劳动法》成了《没办法》。这方面的议论我早在文章里谈及过。现在我想，不叫他们“农民工”，叫啥？实在难住了。如果农民出身的都要冠以“农民”二字的话，那就要出现“农民军”了，这样可以吗？现在我把他们叫工人？太不仗义。于是就叫他们“劳工”。可是，我打小就厌恶“劳工”这俩字，因为我父亲一连当了3年劳工给日本鬼子修飞机场，那是屈辱的称谓。莫非，咱们又回到日伪时期了吗？打死我也不承认。尽管日本人又进来了，可是再也不是伪满的时候了。那么，为什么要出现类似“劳工”的工种呢？就是国家为了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甩包袱，让出劳务的人永远没有铁饭碗。而且，在国家和工人之间出来个“老总”，用人不是国家用的，剥削或拖欠工资的行为就跟国家没关系了。国家有个《劳动法》，觉得还不够，又跟出来个《劳动合同法》，国家成了裁判人，有尊严、有权威，就是没作为。把国企工人推向社会，把国企功能让给民企。民企（其实就是私企）自营就招用临时工。因为这个临时工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临时工，不用转正，总是临时的，所以便于老板管理、剥削和压迫，随时可以打发了，一点儿负担没有，可以给老板带来最大利益。这就是“国退民进”的真实用意。
　　　
　　白沙村的白灰厂不是私企，这个才可以称为民营的。就像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的区别，公办教师是国家正式职工，而民办教师是享受社员待遇的挣工分的教师，但不是现在私人创办的学校的教师。我认为白沙村白灰厂是白沙村集体公有的，尽管不是国营的，但是还有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不是现在说的民营企业的私人老板所有。因此，他不剥削工人，不超工时，不拖欠工资。这是很正常的。然而，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就显得尤为可贵了。这也跟郑培民之所以成为高级领导干部的楷模一样，若是在毛泽东时代，郑培民那样的领导干部有那样的作为是很正常的，也是普遍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样一心为人民的领导干部少了，才把郑培民凸显出来。尽管郑培民的“公仆本色”是无法否定的，但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实在让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难堪，所以，多数人是不看好郑培民这个楷模的。有的还无中生有给郑培民泼脏水。我想，白沙村这个我看好的农村共富的典型，高级领导干部能不能看好也很难说。为什么？白沙村又恢复了集体道路，这是跟当前“顶层设计”相矛盾的。但是，一个村办企业就能把河南郑州的劳力吸引来，凭什么啊？我没有具体问那些工人，也许不仅仅是农村的，下岗工人也有外出打工的。据一些老板说，在国企干过的下岗工人的责任心和纪律性是比较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好带，不用培训，有自治能力。
　　　
　　同日晚8点半，华鑫饮食服务公司的张军刚和妻子王彩凤应邀来我房间。由于我总在村里饭店就餐，逐渐都熟了。在《白沙村采访纪实（二）》的末尾写道，“尤其是她们那个领导，热情、干练、爽快、利落，精明中不乏灵气。但是，我不知道她姓啥。”原来就是眼前的王彩凤。要采访他们还是在3月31日下午6点半，我去军刚饭店等待炒菜的时候，就跟王彩凤说了。当时就开了个头，她说：
　　　   
　　我是1977年农历正月21出生于本村的。父亲叫王宝得，66岁，属鼠的；妈妈叫陆花茹，64岁，属兔的。哥哥王文生和弟弟王文学都在本村上班。我在本村初中毕业，1999年8月份23岁时，跟张军刚结婚。张军刚比我大两岁，属兔的。结婚当时，他在石家庄打工。他也是本村初中毕业，1996年到石家庄虎振技校学了3个月，就到一个饭馆学徒，月工资70元，由于虚心好学终于考上二级烹饪师。2000年我生个儿子叫张世豪，属龙的，14（3）岁了，读初中一年级。小儿子7（6）岁了，属猪的，在学前班读中班。2005年村里兴建新村，为了闹套房子，（我们）就回来了。开始摆地摊卖小吃，水饺、炒菜和啤酒。当时这里是个大工地，建筑工人很多，我们的小食摊火了。
　　　
　　当时因为饭菜都端上来了，就谈到这里。于是约定在他们得空时到我住的房间接受采访。下面是这对夫妻接受采访时的答话。为了叙述方便就用男和女做标示了。
　　　
　　男：我妈爱好文艺，你们那个年代挺开心的。虽然吃不饱可是心情愉快。去年上北戴河旅游，跟旅游团去的，晕车、害怕。我也爱好旅游，像我妈。我性格好，39岁了，还愿意参加活动。显不显老就不在乎了。我父母都上班，起早打扫公园，心脏病也好了。
　　女：我家离学校近，就是湖边那栋楼，跟学校挨着。孩子自己走，放心。
　　男：我妈属鼠的，66了；父亲小两岁，64，属虎的。一辈子不争强好胜，不想做点什么。我哥也是个老实人，俩闺女一个小子。我有俩小子，老人满足了。我妈带大的孩子都好。老大上初中了，在武安十中。两周回来一次。能自理，不用管。学习一般，人缘好，学生会的小头目，比我强，但没得过什么奖状。两位老人前半辈子挺受罪的，现在平平安安的，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妹妹也在村里，叫军霞。妹夫孔树海在石料场搅拌厂，当过采购员，自己弄台车，不像前几年不挣钱。我沾媳妇光，她跟我十几年一天福也没享。
　　   女：干活也是一种幸福。在石家庄布衣房饭店，老板叫我当大堂经理，不知道什么是大堂经理。饭店火了，排不上桌顾客也不走，等着。为什么？老板看见了，咱们服务态度好，就让我当大堂经理，还当员工代表。我想自己开个店。老板不让走。05年5月份回来的，想买房子。家里人多，买130平米的小，换150平米的没阳台，狠心弄个180的。
　　男：当时要买180平米的别人看了挺惊讶。只有两家敢买。那家是张老二，部队回来的，有安家费。我手里只有两万元。侯书记说买房要拿钱啊。16万多，村里补3万，还得掏13万。侯书记说你放心住吧，每年还点儿。别人是先交钱后拿钥匙，我们是先拿钥匙后交钱。我跟他说：“哥呀，这钱可怎么还啊？让我弄个饭店吧。”他同意了，就在一日厨房对过，卖米面油的那个地方。
　　早饭后，街道边的门市都开门了。我进儿童礼品店看看，我问店主经营得怎么样，她说一天能卖得100元毛利交上去（指商务公司）就给开800元工资。我问能卖上100元吗，她说能。事后得知这个女人是临时替班的，怪不得问名字都不告诉我。我又跟这里的负责人张素霞再次交谈。原来这个店是赵爱芳开办的。当时有两方面买卖，西面是儿童游艺，兼卖秋衣秋裤和小孩用品；东头是话吧。2011年10月份交村里了，赵爱芳就干别的去了。每年要上交纯利1万6，1个月交3000元毛利。前些日子是淡季，最近好些，每天都卖2、3百。她的月工资是800元。
　　　
　　接着我就到金足鞋行看看，女主人说这个店铺原本就是大队办的，现在负责人是程帆，月工资开800。鞋行每个月上交3000元毛利，纯利1500，超过了工资。
　　　
　　下个门店就是女人广场服装店。我也进去看看。这个店的负责人是田红，她没在，看店的是张月苏。张月苏是这个服装店的原主人。归村后由她统管女人广场服装店和金足鞋行以及儿童礼品店，给她开900元工资。这个女人广场服装店每个月上交3000元纯利，去年交了3万。
　　　
　　这样的情况我自然要问她是自己干好，还是归集体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集体好啊！”接着说村上把私人的店铺收归村里了，脏乱差的现象没了，现在不仅是店内和门前，整个街道都干净整洁了。（村里还给其他的福利呢。）
　　　
　　2013年4月7日  星期日
　　　
　　早饭后正赶上都华兴商务公司班前点名，我去拍照了。我还想拍华鑫饮食服务公司的班前点名，但是华鑫饮食服务公司上班晚，是8点50分点名，如果我回住处，到时候还得折回来，莫不如先到万清公园遛遛。老伴儿腿脚不好，她自己坐在花坛的水泥边墙上，我就自己朝前溜达。
　　　
　　就在我无所事事的时候，迎面走来个看样子比我稍大的老同志，笑吟吟地看着我。我看他扛个镐头，想必是种地去，就问他是本村人吗？他说是。他还说，在上月25号党员会上看见我了。于是我们交谈了几句。他叫孔令武，69岁（实际上比我还小三岁）。他问我，我说72了。他立刻说属马的，跟胡锦涛同岁。我笑了：“还有温家宝。咱这个马只是个干活拉车拉犁的马，比不了人家啊。”我问他有多少地，他说没有地。我问他扛镐头做啥，他说是拣点儿地。他说他是“时民”，我不懂，问他好几次他还是说自己是“时民”，我终于明白了他说的是“市民”，是从邯郸市退休回来的。跟前面说的张杰峰一样，老家这边有房子，就凭老房子换了新房，120平米，自己又开了3亩小片荒。他老伴儿先是给这个公园扫道，后来去寺庙看庙，每月挣600元；他自己退休工资是2000，很知足了。他有3个儿子，当年还想要个女儿，万清说，3个儿子挺好了，别要了，就没要。现在3个儿子都在村里，大儿子住140平米，二儿子住145平米，老儿子住170平米。他们都上班，家里按人头享受村民待遇。不用他管了，他也不用他们管，都没负担。我说：“你这才是幸福晚年啊！城里又怎么样？也可能3个儿子都下岗了，来啃你那点儿养老金的。你不管他们，还得管孙子不是？”他笑了笑朝前走了，步履轻盈，脚步飞快，转眼之间就走到寺庙山根了。
　　　
　　我也往回走。老伴儿走的慢，但是到宾满楼饭店还没到点，我就进了卫生室。这里原来是田霞诊所，归村后就把牌子摘了，换成“卫生室”了。室内对门是药房，左侧房间有张床，田霞没在，有个女青年在给一个小孩子输液。右侧有间大屋，里面5张床，最东边的房间还有拍片的床，看样子有点儿规模。不多时大夫来了，他叫周武朝，40来岁，是磁县人，因为爱人是本村的，就把户口迁来了，享受白沙人的待遇。村里提供的场所，以爱人田霞命名开个诊所。平均每个月按2毛钱1平米计算年交租金8000元，收入归己。今年改成村卫生室后，负责妇幼预防，村里不另收费用。租金怎么收还不知道有没有变动。反正村里是亏不着他的。他来之前，我问了那个女青年，同仁堂出的六味地黄丸多少钱，回答是11元，我在村卫生所买的是10元，显然是自己定的价。但是阿斯匹林肠溶片都是2元，我就买了1瓶。
　　　
    回到宾馆房间，我给前面说的那个白灰厂的“领导”冯国玲打电话。原来他是郑州新密市人，已经回去了。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他原是新密县第二耐火材料厂的技术工人。厂子改制后，厂长张灿辉成了企业法人，由国企变为民营（即私企）了。张灿辉从厂长变成老板后，留下一部分技术工人和业务骨干后，从社会上雇佣了一些临时工，大多是农民工。企业甩了包袱，多是临时工和留岗人员了，都是没有保障的朝不保夕的被雇佣者，不敢跟老板抗衡，自然就好用，自然就给老板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于是，这个老厂发展成河南第二大耐火材料企业——郑州昆东耐火材料公司。因为白沙村白灰厂的白灰窑每年都要拆旧砌新，所以就成了他们公司的老客户了。我不懂专业，他说拆掉1吨的劳务费是350元，再砌筑1吨又是350元。他跟弟弟带来10来个人干了7天就拿回2万多，工人的工资是月薪4000元。这样的活计是接连不断的，在接我电话的时候正准备出发去下一个工作点了。
　　　
　　前面我为“农民工”抱了不平，可是我现在对“农民工”有了新的认识。毛主席早就要实现农业工业化，让农民和工人逐渐没了差别。所以他一再强调工人亦工亦农，农民亦农亦工。其中的赤脚医生就是亦农亦医，耕读小学的老师就是亦农亦教。就连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也是亦官亦农，始终戴“农民”帽子。目的就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而改革开放后，不是缩小了“三大差别”，而是扩大了，尤其是贫富的差别。现在不仅仅是扩大了，而且是两极分化了。我在白沙村要蹲40天“点”的，说是采访，实际是做调查。高官们认为调研比视察时髦，纷纷说自己是到某某地方搞调研，其实他们一走一过，接受了招待，开个座谈会听取了个别人的汇报，自己再“指示”几点，完事就打道回府了，只不过是走马观花搞个过场而已。调查什么了？研究什么了？
　　　
　　我现在确实了解了很多、学习了很多。白沙村给我的教育，侯二河给我的教益，是我今生难得的，比我上世纪70年代两次下乡当工作队的收益总和还丰厚。我在这里要心悦诚服地向白沙人恭恭敬敬地行个大礼。同时向白沙村两委会的成员，向侯二河们致敬！你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捍卫了集体经济，捍卫了社会主义，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作为一个老朽的共产党员，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一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们勾结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摧毁中国共产党，颠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就是从损毁工农联盟入手。不是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可是他们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队伍搞没了，先是打散，后是不再发展工人的行当。老工人逐渐离世了，中国就没有真正（或原来意义上）的工人了。农民本来就是分散的，只是实行集体化了才让他们抱团的。怎么办？把集体解散了，就是有工人阶级也无法实现工农联盟了。共和国大厦的根基虚无了，不自我倒掉才怪哩！
　　　
　　据悉：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数以10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2818万名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了。1970年代国营企业比重为99%，而到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占比重达83.1%。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丧失就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衰亡。从2009年到2012年非国有企业（又名曰“非公经济”）的比重又进展多少不得而知。十八大前两年，国务院不顾全国人民的意愿听从世界银行佐利克的计谋，接受“顶层设计”，推出两个“36条”。自我宣称要善始敬终，并且哀求全国人民宽恕的“不热”大人在临终末了竟然还声嘶力竭地要踏入“深水区”攻坚克难推进全面私有化。可见他主张“政改”，就是要改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达到改旗易帜的目的。善良的中国人和有良心的共产党员们，能无动于衷吗？
　　　
　　说到这里，不妨重温邓小平先生的忠告：邓小平提出的“九个如果”是检验改革开放成败的重要标准，也是为了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开放之名将中国引入歧途，从而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
　　（一）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与日本友人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二）邓小平说：“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三）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四）邓小平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五）邓小平说：“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六）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七）邓小平说：“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即“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八）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即“会见马来西亚朋友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九）邓小平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我现在越发觉得白沙村道路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社会实践。面对白沙村的大好局面，那些指手画脚的，想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等，不该闭上你们的臭嘴吗？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看花容易绣花难”。如果你们觉得有能耐，比侯二河站得高看得远，不妨也搞个红沙村、绿沙村，或许黄沙村乃至黑沙村出来给我看看，我将像这次在白沙村一样，也深入进去，为其大书特书一番！但是你们办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