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种游历——读张静如先生的《暮年忆往》

布袋和尚

班永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央视记者柴静说，采访是一种抵达。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游历。读者能从阅读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精神力量和精神给养。阅读是一个游历书中著者精神家园的过程，就像与喜欢的人一起去游行。一路上，小溪，鲜花，激流，险滩，沙丘，绿洲，悲欢，离合；坐看庙宇的禅静，冷观山川的峻美；体察旅行的快乐，领悟智者的心语；陡增岁月的阅历，细品生活的甘苦。

近日，阅读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张静如先生的新著《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我觉得就是一次精神的游历，就像在茶舍里惬意地和“一个爱喝豆汁的北京老头”品茗、聊天。张老先生的话语亲切自然，字句直言率真。

1933年生于北京的张老静如先生从教60年，致力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与教学，治学严谨、视野宽广；张老先生为人宽厚、德高望重、奖掖后学、桃李满园，堪为学界翘楚，师者风范。张老先生为党史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党史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受到学界同仁和师生的爱戴。

张老先生在自序中说，由于他是研究党史的，回忆中有关党史的事，对于学习和研究党史的读者了解已经过去了的党史学界的情况可能有点用。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回忆中碰到一些问题，有的写了几句议论的话，对不对就不敢说了，如有不合适的说法欢迎批评。在书的结语，他仍然谦逊地说，写下的这些话，不见得都对，也未必都有用，仅供参考。

我作为一名党史研究部门的干部，从书中看到张老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道行”，值得读者深深体悟。

张老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党史专家，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在60年的从教生涯中，张老先生坚持勤奋学习，教书育人，坚持科学研究，开拓创新，辛勤耕耘在科学研究的园地里，著述颇多、建树颇多，在党史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张老先生说，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关注相关学科的发展，只有具备多学科的知识，才能搞好本学科。一定要关注社会，了解社会，懂得社会。“不食人间烟火”远离社会的人，肯定搞不好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的学者，也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对于当代社会的关注和了解，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就是说，既要了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也要了解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既要了解城市，也要了解农村。掌握社会实际情况，不仅要从报刊上、电视上、网上了解，而且要走出去，到实际生活各个角落去了解。

在思考过去的历史时，要理性地、科学地对待，不能不顾历史的真实而胡思乱想。一定要“尊重前人”、“尊重历史”。懂得写历史必须掌握大量史料，把历史过程叙述清楚。写历史必须有充足的史料，否则干巴巴。不仅读起来很枯燥，而且也弄不清楚是怎样走过来的。治史者要对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做分析和评价。其实，任何一个人，活一辈子，不可能一件好事都没做过，也不可能办的都是好事。历史就是历史，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分析。当然，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总会受到史料的制约，或者缺，或者不准确，甚至是假的，使用起来相当费事，有的需要考证，有的需要辨伪。尤其是回忆性的史料，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很大。就拿人的记忆来说，有人记忆好，有人记忆差，加上主观认识，写出来的文字未必都准确。


总结历史经验，以利未来的发展，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中慢慢体验出来的非常有意义的道理，弄清楚以往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就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重犯错误，使成功的经验得到发扬。中共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犯错误，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致，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管是外国的学说，还是中国古代的学说，要用它就必须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但如果它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起来一样会失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甚懂得中国国情，特别有一段时间“左”倾领导人完全不顾国情，差点把革命断送。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深入研究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又出现脱离中国国情的局面，以至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临危之际，邓小平出来了，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高明之处也在于懂国情。

张老先生说，研究中共历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由于一切历史事物和现象，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思想，等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就应该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去考察，把它们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中共历史要贯彻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的理论。无论对群体还是个人作用的分析，都要依据大量材料，不要做抽象的推论，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研究中共历史要注意吸收中国传统治史理论和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有用部分。

张老先生在书中还多次指出，做学问也有一种创新精神。创新包括克服保守观念、习惯势力，冲破各种阻碍和困难。创新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前进，抛弃什么、改造什么，发扬什么，更新什么，这又是难上加难的。创新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离开创新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人类历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创新意味着进步。

在书中，张老先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娓娓道来年轻人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和谐的家庭的秘诀。小时候靠父母养活，自己不能独立，但从小就应该懂事，不要任性，不要胡闹，不要闯祸，以免给家庭带来麻烦、不愉快。长大后，就要慢慢把小家立起来。要立家，先要谈恋爱。谈恋爱当然要花时间，但不要用太多时间耽误各自的事业。如果恋爱关系处理好，相互鼓励，就会各自产生动力，在事业上有大成就。家务劳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之类，在这方面男人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承担家务，不愿做、不会做家务的是不太合格的男人。生育并教育好子女，家庭教育对子女一生都有很大的作用，不可忽视。

人活一辈子要有理想，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张老先生说，树立理想要从实际出发，最基本的实际有两条：一是自身条件，符合自身条件才能做到；一是社会需要，只有能对社会有贡献才有意义，否则就是空想、幻想，甚至是妄想。有了理想，才能有努力方向，才有动力，才能克服前进中的一切困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碰到客观的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只能调整自己的理想，做别的方面的努力。

在如何对待宽容和诚恳的问题上，张老先生可谓是将人生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着自己的感悟。宽容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好的修养。我年轻时，不懂得这个道理，常常不让人，特别是嘴上没有把门的，说些伤人的话。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觉得宽容的重要，逐渐树立起宽容观念。只要自己行得正，不亏心，一心扑在事业上，外界再怎样，也没什么了不起。要学会宽容一切，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多理解。整过自己、骂过自己、不理解自己的人，都有他们的目的和想法，对此不去计较；即使自己占据优势，也不去报复。李大钊说过．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自信独守的坚操”，这话非常有道理。

活着就要与别人接触，相处的过程，总会出现一定的大小矛盾。关键是自己要有一种对别人的宽容态度。赞同、支持自己的，当然没问题，关键是对不赞同、不支持甚至反对自己的人，特别是对错怪、冤枉、打击过自己的人，能够容忍、原谅就太难了。但为人应该努力做到宽容别人，只有宽容才能和谐。与别人日常相处要宽容，做学问，特别在交流学问中也要宽容。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可避免要交锋，坚持自己观点并不为错，但一定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不要看到或听到别人的不同观点，就说三道四，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态度．更不能讲一些难听的挖苦人的话。在这方面，年纪大的学者要做榜样，为后学者创出更宽松的学术环境。

人活一辈子，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可能不办错事，因为任何人对客观世界的了解认识不可能都是全面的，不可能都是准确的。关键是对自己说错话，办错事，采取什么态度，是掩饰或强调客观，还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有错就改，伤人就道歉，是正直的人应该做到的，也是容易得到别人原谅的。勇于承认自己错误，不会被别人看不起，反倒会受到别人尊重。

“我这一辈子，不知说过多少错话，办了多少错事，也伤了一些人，确实应该自责。尤其我公开发表过许多文章，其中虽然有对的观点，但错误也不少，对后学者起了误导作用。”这些话，都是张老先生情真意切的心灵独白。

在洋洋洒洒近40万字的篇什中，处处可见张老先生唯真唯实、纯朴直爽的为人本色，平实大器、自信达观的做事态度。他对学术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对教育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都值得大家学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网络宣传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载《北京党史》201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