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荫桐：邓小平的语言魅力

玉兰花

          在党中央大力倡导改进文风、会风之际，研读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那些影响巨大的精辟的语言，是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的。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确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语言，或者叫讲话，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理论能在这样大的空间，这样长的时间被这么多人传颂着，实践着，除了实事求是，切合实际外，还得益于他独具特色的语言魅力。邓小平语言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通俗，一个是简洁。
　　通俗和简洁常常是同时体现在他的许多论点里，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择其侧重分开来谈。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还在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中肯地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时，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最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上述这些话，表达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俗不是浅薄，反倒是一种透彻，一种深刻。我国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打油诗：“文章好不好，念给老妈子，老妈子听得懂，就是好文章。”邓小平的独特本领，是能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通俗化。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面临经济混乱，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何评价毛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重大的、敏感的问题，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拨乱反正，也关系国家稳定。邓小平讲的几段话，人们至今耳熟能详。他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没有做完的，继续做下去，毛主席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的，做起来。”他还多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说?“这个问题越看越重要。”他尖锐批评反对实践标准的人是“无知”。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够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他的“南巡谈话”，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扭住不放。”他反对把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生气地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还有什么系统地学习马列，我就没有做到，我就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那是专家的事，一般干部群众根本做不到。”这些话尖锐辛辣，但是谁都听得懂。
　　简洁，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特点，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只写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潜隐在海面下的大部分，让读者去想象。邓小平的简洁，更是高屋建瓴，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解说词中说他在南昌流放处的草地上走出了一条思考中国未来的“邓小平小道”，的确具有象征意义。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和精练。在人们已经习惯大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的年代，他却大谈我们制度还存在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课题。他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闻名于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前来取经。国际问题评论家把它延伸为“一球两制”，以此提倡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他提出了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再搞政治运动。他痛心地说，“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好关系”，为数千万侨属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和海外亲人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关系广大青年前途的下乡知青问题，恢复高考问题，解决时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有时可以达到极致。家人问他长征期间干什么，他说“跟着走”。毛主席问他：“你在江西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他说了两个字：“等待”。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柬埔寨、边境屯兵）。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与他会面时还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他在中苏高峰会谈中表达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事实上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转折。关于中美建交，他指出难点是台湾问题，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简称“断交，撤军，废约”三件事。中美建交，为中国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和平国际环境。
　　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们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情况下能够处于主动，在国内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对国际形势冷静分析之后，作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果断地裁军百万，把全国工作的重心由“时刻准备打仗”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地政治家。他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不讲长话。他的语言，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并能行动起来。这就是水平，就是执政能力。他为国家发展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句句言之有物，不落俗套，也没有一个“大”字。三十多年来，祖国亿万人民一直在为着这个发展战略实践着，奋斗着，而且还要继续奋斗几十年。
　　开会讲话，他强调要“话不离题”，说“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他在一九九二年“南巡谈话”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当年这些中肯的告诫，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此，我想引述小平同志八十九岁高龄时所讲的一些话，作为本文的尾声：“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富裕以后财富怎样分配，“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问题大得很，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当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注重科学发展，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同时，正在果敢面对和着力解决发展中的这些重大问题。洽如小平同志在当年同一次谈话时所讲：“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