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密档——Ｂ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

赤色

内容简介：

1939年起，国民党军统局将风景秀丽的重庆歌乐山变成了神秘的人间魔窟，设立专事关押审讯革命志士的军统集中营。这里曾见证了无数英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和感天动地的故事；也记录了徐远举（《红岩》中大特务徐鹏飞的原型）、廖宗泽、周养浩、杨进兴等军统要员、大小特务、叛徒、刽子手、看守的罪恶行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B类档案长期以来密而不宣。7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重庆革命烈士纪念馆Ｂ类（敌特叛徒类）档案不断充实完整，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渐次浮出水面。本书首次披露有关《红岩》神秘的Ｂ类档案。

赤色

重庆。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着“慈居”两个篆字。不知内情的人，恐怕会想到这里也许是某某达官贵人的豪宅公馆。但从那警卫森严的气势来看，又像是一处阴森的衙门。这地方正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一部分，它的公开名称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实际上却是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开领导机关。

如果把特务机关的分布比作一只黑色的蜘蛛网，那么，在这座楼房指挥下的特务站、组、台、点，正像密布的蛛网似的，交织成巨大的恐怖之网，每一根看不见的蛛丝，都通向一个秘密的场所。这座阴森的楼房，就是那无数根蛛丝的交点，也是织成毒网的那只巨大的毒蜘蛛的阴暗巢穴。哪怕是一点极小的风吹草动触及了蛛丝，牵动了蛛网，便会立刻引起这座巨大巢穴里的蜘蛛们的倾巢出动。

此时，这个庞大特务机构的主持正面无表情地坐在黑色的皮转椅上，认真地批阅着公文。他是一个身材粗壮，脸色黝黑，显得精明干练，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腮帮上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有着两撇浓黑的眉毛和一双不怒而威、让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金色梅花。他的官衔太多，简单说来，就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长。仅仅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戴着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任何军统人员不能超越戴老板的军衔，如果不是如此，他的领章上完全有资格再添上一颗金色梅花。

他姓徐，名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县，祖上经营实业，家境殷实。年少时，徐远举顽皮却聪慧伶俐，据说还有过目不忘的天赋。1929年，15岁的徐远举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7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陈诚的部队，任副连长，在江西参加过围剿红军。不过，徐远举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他没什么背景，要想升迁，必须走特殊的方式。

1932年，他从军队脱身，加入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直接受戴笠领导。徐远举的特务天赋在受训期间就彰显无疑。在特训班，戴笠对学习拔尖的学员会奖励一支金笔。毕业时，徐远举所有的口袋上全挂满金笔，四处炫耀。刚工作的徐远举得一绰号“徐猛子”——他太傲，开口闭口不离介公（郑介民）、戴老板（戴笠），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说话很冲。当时军统局很多人视其为“瘟神”避而远之。

1935年，西藏班禅大师到南京，蒋介石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戴季陶出面，动员蒙藏委员会的头面人物，成立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徐远举出任行署少校参谋，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39年，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军统西昌站站长。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攀上关系，过往密切。1943年，出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晋升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1946年1月，调华北出任军统北方区区长。1946年7月，又回到重庆出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于1948年与张笃伦（时为重庆市市长）之养女耿静雯结婚。

他现在肯定还不知道，他的头号敌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下市委由于“左倾”盲动路线，将会很快赐给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迫使全体人员撤回延安。与此同时，在国统区所有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也尽遭驱逐。一时间，重庆政治空气沉闷，白色恐怖加剧，中共重庆地下党的活动也陷入了低潮。

1948年2月28日上午，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正踌躇满志地坐在办公桌前。他随意拆开一封朱主任亲启的信件，不料里面掉出来的竟是一份《挺进报》，用油墨印在毛边纸上的一排大字让他目瞪口呆：“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用电话将徐远举召到办公室。

待徐远举匆匆从隔壁的二处（重庆行辕在老街34号，与“慈居”比肩而立）赶来，朱绍良一反常态地冲他吼道：“徐处长，你看看，这是什么？前几天你不是还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近期内不可能重建吗？”

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动怒。

徐远举兜头挨了一腔呵斥，自知祸事不小。果然，朱绍良发完火后，扔给他一封信。徐远举赶紧拿起一看，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地说：“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一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的一切事务丢开，务必从速将此案侦破。”

徐远举诺诺连声，答应马上去办。朱绍良立即提笔给徐远举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指令。


3月2日，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朱绍良亲自莅会，一开口就提到《挺进报》事件，沉着脸把大家全都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宪特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重庆就平安无事了，从《挺进报》事件看，地下党还猖獗得很呐！然后，他指令徐远举牵头，与有关机关会商，拿出限期破案的措施来。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一定积极配合。

三天后，徐远举拿出了破案计划。他的计划得到了朱绍良的支持，并要求徐远举统一协调军、警、宪、特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从《挺进报》入手，务必将《挺进报》摧毁，彻底打掉中共重庆地下党。徐远举手捧尚方宝剑，亲自指挥，要求各方面每天要将搜集到的情报及时上报，试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促下，特务们四下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徐远举这一次可谓大获全胜，而为他立下头功的，便是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的组长李克昌。

此人面相和善，生就一脸憨厚相，衣着朴素，长年穿着蓝布长衫，从不西装革履，只在背街小巷的茶馆、小酒店出入，从不在舞厅、西餐馆露面。他在街上行走，人们满以为这是个十足的乡巴佬，顶多是个乡村小学的先生。而实际上，李克昌算得上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是个极善伪装、工于心计、善于打入内线的老手。

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聪明又能吃苦，长期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重庆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情报人员。”

李克昌手下8名组员、14名利用员（即眼线），社会职业有大学生、中学教员、报馆经理、电影院舞厅的交际花，以至民主党派成员、基督教徒，可谓三教九流的人都收入网内，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他掌握的这些眼线都善于利用同乡、同行、知己、亲密者的关系，使其不知不觉落入圈套，招来杀身之祸。

早在1942年9月，李克昌就加入了军统黔江组当组员，7个月后，便晋升组长。他领导二十余名特工，四处活动，各方搜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报，致使以乡村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翁志和与匡世中被逮捕并遭杀害。1944年4月，他调任军统重庆特区情报股编辑，因编辑情报及时，第二年1月，渝特区保送他到磁器口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渝训班高干系第三期深造。毕业后升任助理督察，负责渝特区内部的防奸保密和纪律督察。1946年9月，他又升任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指挥手下二十多名特工，除参加逮捕《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公开特务活动外，主要是秘密搜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先后开列黑名单，使65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相继遭到逮捕和杀害。

1947年8月里的一天，李克昌接到利用员、草堂学校学生姚仿恒密报：“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新近来了一个借住的青年，名叫陈柏林，他以前是邹容路民联书店的店员，书店被查封后到草堂暂住，带有许多“左倾”书籍，还有《挺进报》。此人谈话中对政府极其不满，估计是共党分子。”

李克昌马上派特务曾纪纲以失业青年面目前往江北，由姚仿恒牵线住进学校食宿，并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李克昌在给曾纪纲布置这一任务时还特意叮嘱他：“接近陈柏林后，切莫东问西问的，你要先和他建立感情，取得他的信任，有了感情后，他自然会向你吐露真情的。”

曾纪纲认识陈柏林后，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向陈推心置腹交谈，他谈苦闷、谈志向、谈追求、怒形于色地发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陈柏林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曾纪纲有相见恨晚之感，对曾表现出极大的信任。他看到曾纪纲居无定所，为给曾节省一点开销，还主动邀请曾纪纲搬到书店里去与他挤住一室。果然，没过多久，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陈柏林开始向对国民党政权极度不满、渴望追求进步的失业青年曾纪纲吐露真情了。由此，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吕世锟的手中。

“《挺进报》是用铁笔磨尖后刻的，所以笔画很精细。油印时不用滚筒，是用竹片在蜡纸上刮，每划必显。”

“今天向先生到书店里来，翻翻书就走了。他走后陈柏林就拿出《挺进报》给王经理、潘星海和我看。《挺进报》是刚出的。重庆共产党由顾先生负责，电台安装在市政府里，《挺进报》上的一切消息，都是顾先生的电台提供的。”

“陈柏林很想与人合股开家书店，这样晚上好在书店内办报纸。消息由顾先生提供。”

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探明《挺进报》的内情，得促成陈柏林把书店和报纸办起来。你去向陈柏林表示，自己愿意把大衣、被盖卖掉，再向老乡借点钱，反正，你要表现得是尽了一切努力来帮助他。”同时，李克昌还报请吕世锟从特务活动经费里拨出500万元法币交给曾纪纲使用。

很快，民生路胜利大厦（现重庆宾馆）对面文城出版社书店换了主人，经理是王维诗，店员是潘星海和陈柏林（陈柏林也是股东之一）。由于曾纪纲是陈柏林的好朋友，也经常到书店里来，不久，便和王维诗、潘星海熟悉了。

一天，曾纪纲对王维诗说：“王经理，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在城里无亲无故，想到书店里寄食寄宿，这样好在城里找个工作。”

陈柏林也在旁边敲边鼓，要王维诗答应。王维诗虽心里不情愿，但为了照顾陈柏林的面子，只好勉强答应了。

万万想不到这是引狼入室。李克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在书店里安上了卧底。

不久，李克昌便收到了曾纪纲送回的一份情报：“陈柏林告诉我，他已经向顾先生汇报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希望组织上发展我。老顾的警惕性很高，叫他不要轻信人，陈柏林就很坚决地替我打包票。这样，顾先生就决定安排时间亲自和我见面，对我进行考察。听陈柏林说，顾先生住在红球坝山顶的铁工厂。”

当李克昌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后，吕指示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但是，急于破案的徐远举却等不及了，他把吕世锟和李克昌叫到他的办公室，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已经查到綦江有一个人的笔迹，与刻《挺进报》的人笔迹完全吻合，把那人抓来，就不难查出编、印、发行《挺进报》的人来。不过，为了怕影响你们查《挺进报》，所以找你们来谈谈，通报一下情况。”

听完吕世锟与李克昌的汇报，徐远举沉默了片刻后又说：“我们先抓陈柏林、顾先生、向先生，然后再抓綦江那个刻钢板的。你们马上回去布置，曾纪纲掌握顾先生什么时候在家，就什么时候抓人。”

此后几天时间里，吕世锟每晚都去和平路姜海清裱褙铺渝组刚刚迁入的新地址，商议如何找到顾先生和向先生的住址。最后决定派利用员小龙坎教员陈桂荣和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学生陶蜀屏去盯梢。陈桂荣紧跟陈柏林，弄清和证实了向先生的家。陶蜀屏却因神情紧张，举止不大方，差点被陈柏林识破，李克昌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派职业特务渝组副组长李芳信、组员盛登科去跟踪。很快便弄清了顾先生在红球坝家的具体位置，并且确定了抓捕方案。

“由我假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马上要离开书店，为感谢他们平素对我的好意，我决定买点酒菜在书店里办上一桌，托陈柏林请顾先生、向先生也来，如两人都来，就一并抓住，如只来一人，抓住一人后也可探出另一人的确切情况。”这是曾纪纲的建议。徐远举认为这办法好，进能攻，退能守，不会把事情搞砸。


4月1日中午，曾纪纲备好了酒菜，再三催促陈柏林去请顾先生和向先生光临吃水酒。起初，陈柏林不愿意去，经再三恳求后才答应去请客。

陈柏林一出门，曾纪纲马上把瓶子里剩下的酱油全部倒进了阴沟里，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稍顷，曾纪纲见陈柏森却单独回来了，问他：“怎么，他们一个都不来么？”

陈柏林说：“算你运气好，我去时顾先生正在写帐，向先生正巧也在他那里。我一说，他们都答应了，不过，得等顾先生写完帐才能来。”

曾纪纲心中暗喜，借口上街去打酱油，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了装扮成修鞋匠正候在附近等消息的盛登科。盛得到这一情报后又立即转报给李克昌。这时，吕世锟、李克昌和徐远举派来的二处上校情报科科长雷天元率领的特务早已集中在附近的警察所准备行动。

吕世锟对雷天元说：“雷科长，夜长梦多，我们马上行动为好。还有，演戏就要演得像一点，曾纪纲的身份不能暴露，我们抓人时要连他一起抓。”特务们在吕世锟的统一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直扑书店抓陈柏林和曾纪纲，另一路直扑红球坝铁工厂。正在写账的顾先生被逮捕了，睡在床上的向先生被盛登科指认，也遭逮捕。特务们接着从顾先生的房内搜出进步书籍十多本，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一本，印《挺进报》的纸一大卷，没有搜到电台，但却发现了无线电灯管两只。年仅18岁的陈柏林和向先生（向先生即中共地下党员向成义，在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传送《挺进报》的人员）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坚强地咬紧牙关，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企图（两人均于“11·27”大屠杀中在渣滓洞殉难）。

问题出在顾先生身上。顾先生的真实姓名叫任达哉，又名任达伦。此人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李答应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吸引下，任达哉成为军统渝组的利用员，李克昌将他安插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领导成员的活动情况。参加工作后，任达哉向李克昌密报过诸如《民主报》经费困难，工人闹嚷，范朴斋（川盟负责人）到重庆处理等无甚价值的情报。以后李克昌见任达哉成绩平平，便予以疏远。不久，任达哉给李克昌写来一信，说：《民主报》已停刊，我失业了。津贴不足以生活，我即日到万县另谋职业。自此后便和李克昌中断了联系。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先在四川省委工运组，后在许建业领导下做工运工作。

任达哉被捕的当晚，由徐远举和侦防课课长陆坚如亲自审讯。

当徐远举喝令特务用刑不久，任达哉开始还咬牙挺住，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招供。可是，快到天亮时，他受不了残酷的折磨，终于交待了1947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供出他的领导人是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以及《挺进报》在他手里的发行情况，和掌握的地下党员的情况，都合盘倒出。同时，任达哉还交待了4月4日要与上级杨清联络接头的重要情况。

4月4日是个星期天，下午，按照惯常的约会时间，已经叛变的任达哉在二处渝组组长季缕等特务的暗控下，早早来到了保安路（今八一路）升平电影院东邻的嘉阳茶馆。这时电影已经开演，茶客稀落。一会儿，杨清进茶馆坐下，任达哉就以打招呼的方式给特务们点水，季缕等特务从左右两边一拥而上，把杨清挟持进南面两百米处的老街32号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慈居”。

“慈居”进门是一间堂屋，堂屋左侧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为特务的行刑室；堂屋后面是楼梯，二三楼是徐远举等特务的办公地。楼梯左侧外面是天井，天井南侧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拘留室和一道石梯，石梯坎左下侧的地下室是监狱，用于羁押刚逮捕来和从渣滓洞看守所提押来此审讯的政治犯，人们称之谓二处看守所，由二处警卫组人员负责看押。后门有一条小路可通相隔很近的重庆行辕。

在“慈居”审刑室里，任凭徐远举、陆坚如搬出老虎凳等刑具，杨清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叫杨清，邻水人，做小本生意为生，住过街楼旅馆。搜查杨清身上，无片纸只字；派特务到过街楼查询，根本没有杨清所说的那家旅馆。

歌乐山烈士纪念馆保存的B类档136卷中有徐远举解放后的交待：

“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待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间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如果落到特务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满门心思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二处警卫组上士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想从犯人身上捞些好处。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请陈远德赶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收信人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四千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

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

“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左志良率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科科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大墉、周则洵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派雷天元率特务到兵工厂、铅笔厂按图索骥，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人。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尤其是当他看到刘德惠也被捕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复兴关被公开枪杀，赴刑场路上，许建业面对两侧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走在前面，一进门便被守候在此的左志良和特务队长曾庆回等扣住。刘国定情知不好，强作镇定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这人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此时跟在刘国定后面的涂绪勋也探身进门，马上被埋伏的特务扣住。涂绪勋非常机智，见刘国定正被戴上手铐，马上大声问左志良：“先生，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曾庆回掀了他一把，瞪眼喝道：“滚！给老子滚出去！”涂绪勋继续纠缠着：“你不要吼嘛。实话告诉你，我这轮胎是偷来的，随便你给几个钱就打发了。”曾庆回大怒：“你他妈的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特务一听便放了手，涂绪勋装出害怕的样子，回头就跑，遂得以脱险。

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装出十分害怕的样子，一进审讯室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的故事。徐远举见他吓得战战兢兢的样子，叫他写《自白书》，他又规规矩矩地写了，还供出了李量平，以为此人是个软骨头，当晚便没有深究。而刘国定此举实是想弃芝麻保西瓜之计。他供出李忠良，是想到李系一般党员，且家中有钱，被捕后可以靠社会关系保释出去。

据B类档案34卷记载：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后叛变……

4月8日晚，徐远举派雷天元率领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南岸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和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到华蓥山参加游击队的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李忠良的父亲李量平。

李忠良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4月9日下午1时，经刘国定对质，李忠良的身份无法再隐瞒。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的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三十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余永安等人。但也有所保留，并没有供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李忠良，化名李庄，重庆南坪乡人，1927年生，1947年由女友倪俊英介绍认识刘国誌，12月25日，由刘国誌介绍入党。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他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他于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时，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里看到过《挺进报》。还供出，本月15日，老张要来找他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永安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

但是，15日这一天老张并没有来找余永安。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迎面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永安点头向特务示意，众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在兴江旅馆，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供出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誌及刘与未婚妻曾紫霞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分配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教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永安不是党员，不应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4月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最初想以沉默来反抗，几个特务把他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他痛得大声惨叫，仍不承认。可是，当他看到特务们把烙铁烧红，要往他身上按时，他吓坏了，大叫道：“不要烫了，我说，我什么都说。”冉益智、刘国定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誌、李文祥等130多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特务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徐远举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徐远举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监狱。在狱中李文祥与陈然同囚一室，他同样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却放心不下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突然哭了，感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的脆弱，熊泳晖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害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陈然讲：“我入党已经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我能做到，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精神准备。可是，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了……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

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徐远举掌握了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不仅指示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仍然定期派特务押他到渣滓洞与熊泳晖见面，而且有意地安排他俩过夫妻生活。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离开白公馆前，陆景清把李文祥叫到办公室去，恶狠狠对他说道：“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你对我们还有点用处。”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的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回到白公馆，他对陈然说：“我太爱熊泳晖了，为了救她的命，我决定去自首！”

陈然大吃一惊，竭力阻止他，并告诉他这不过是敌人的阴谋，甚至威胁他：“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革命眼看就要胜利了，我死了对革命不会有什么影响，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庆的地下组织基本上完了，你们就当我已经死了一样，我现在必须为熊泳晖、为我的四个孩子打算了！”

1948年12月22日，已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其中6人殉难。


李文祥也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押往珊瑚坝执行。

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据统计，在这次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133人被捕，55人被杀害。

《挺进报》事件给重庆地下党造成的灾难是不可估量的。许多年后，渣滓洞脱险志士刘德彬一针见血地总结道：“‘左倾’盲动主义带来的危害极大，进步人士有的被捕入狱，有的牺牲，当地群众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党员和游击队员不能在当地立足。因起义失败，华蓥山区群众逃往重庆及其他地方避难的人不少。在城市工作方面，也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突出的例子便是重庆地下党出的《挺进报》，在重庆到处乱投乱发，有的张贴在街上，甚至把报纸寄给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朱绍良，因而引起敌人的重视，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限期破案。由于《挺进报》事件，导致重庆市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惨痛的后果。”

而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密切合作，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踌躇满志的徐远举也拨出法币两千万元奖励李克昌等有功之臣。李克昌为破坏《挺进报》、打掉重庆地下党立下了头功，除分得奖金七百万元外，重庆站又特奖给他一套美国卡其制服。曾纪纲也因功勋卓著，除分得奖金外，由准尉提升为中尉。

最让李克昌受宠若惊的是，毛人凤局长到重庆后，听了徐远举的汇报，在召集保密局特务头目们开会布置潜伏和游击工作的会上，破格通知他也参加。会前毛人凤还亲自接见了他，给他打气说：“要准备熬过漫长的黑夜，迎接光明，我们要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和共产党对抗到底。”会后，毛人凤又提议与所有参会人员结成金兰之交，成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拜把兄弟。他们一共19名特务在大同路照相馆排好座次照罢相后，又前往稽查处副处长杨蜀农家中客厅内，在蒋介石、戴笠的像前进行团结反共宣誓，煞有介事地喝血酒，写生庚，共表反共之决心。

进入1949年，在国民党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李克昌奉已被提拔为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吕世锟之命，于5月上旬去黔江县任潜伏组组长，策划布置游击和潜伏工作。曾纪纲也随他前往。到黔江后，李克昌组织起三百多人枪的地主武装的同时，还指使曾纪纲网罗了一批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建立了黔江潜伏组。他的出色工作，受到了毛人凤、徐远举的通报表扬。7月初，李克昌到重庆向西南特区汇报联络黔江游击武装和潜伏布置的进展情况，并要求增拨活动经费、拨给枪支弹药。

李克昌返回黔江，继续抓紧扩大反动武装时，11月7日秀山解放，相距几十里的黔江县城顿时乱得像挨了颗炸弹的蜂巢。李克昌眼见拜把兄弟们纷纷只顾逃命，自己也只好带着家眷离城出逃，准备到彭水郁山镇打电话，与保密局西南特区取得联系。哪知道他还在半路上，便听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郁山镇。他只好转头向涪陵高家镇逃窜，打算把妻小安顿在万县娘家，自己则独自坐船上重庆找特务机关接头。在路上，李克昌一家两次遭土匪洗劫，又听说高家镇也解放了，逃重庆的水陆路已断。晚上，他在火塘里烧掉了随身携带的特务证件，准备就地潜伏下来等待时机。12月20日，李克昌逃到万县，在万县河边沙嘴开起了一家日杂铺作掩护，潜伏了下来。

1950年6月25日，美国侵朝战争爆发，这无疑给蛰伏的李克昌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一改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天天上街去看《万县日报》，从中寻找他的好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支持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台湾成立中美合作所；秀山土匪暴乱。

看着报纸上的这些消息，李克昌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会爆发，蒋介石就要回来了！

7月19日，李克昌假借到彭水县收账，找街道上开了一张通行证。在丰都县的一家路边店里，他混进彭水县一帮桐油贩子之中，从中打探到上个月间，黔江各县闹反共救国军，谢剑安、陈运仪、陈邦奠、杨德滋、姚风平几股最为强大。龚云龙部原先只有几十支枪，现在已发展到机枪几十挺，步枪上千支，还血洗过酉阳龚滩乡公所等等，这些都是令他心花怒放的好消息。8月3日他赶到石槽投奔龚云龙部。


就在李克昌决定和共产党大干一场的时候，龚云龙派出去的探子送来了一个个令土匪们大为沮丧的消息。解放军剿匪部队已到金溪坝，大批解放军正向黔江县集中，谢剑安被打死，陈邦奠寨硐被包围，杨德滋已败逃贵州。股匪接连被歼，令龚云龙魂飞魄散、一筹莫展，但听了李克昌添油加醋地渲染《万县日报》上的消息和重庆潜伏组织的强大后，又满以为找到了救命菩萨，当即封李克昌为军师。哪知第二天夜里龚云龙匪部就被解放军围歼，李克昌随残部逃入深山老林躲藏。13日，残部被解放军围歼缴械，李克昌只身漏网，跌破了腿，差点被活捉。

14日天亮后，他终于追上了龚云龙和仅存的十多名土匪。逃跑的路上，他们听到了陈邦奠寨硐已被解放军攻破，陈被打死，另一匪首姚风平被活捉的消息。

中午时分，残匪们进入一户农民家中，正准备弄饭填肚皮，忽听得枪声骤响，解放军已追了上来。土匪们四散逃命，龚云龙被击毙。李克昌侥幸漏网，风餐露宿，沿路乞讨十多天后，才于9月5日潜回万县家中，又干起了贩运营生，妄图重新等待时机。9月25日，李克昌从西沱搞贩运回万县，刚下船就被万县市公安局的几名侦察员戴上了手铐。

在审讯室里，自知罪孽深重的李克昌说道：“我只要求政府枪毙我，不要剥我的皮就是了。”

1951年春，未等宣判大会召开，李克昌就在川东公安厅北碚看守所牢房中主动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两名大叛徒的命运也与李克昌无异。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家中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先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益智躲躲藏藏地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想找罗广斌解释，结果罗广斌不在。13日他又去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也未找到人。18日，冉益智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不料碰见了已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正苦找不到将功赎罪的机会，见了冉益智大喜，立即冲上前去将冉益智紧紧抓住，口中大呼：“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在群众的帮助下，李修凯把冉益智扭送到早些时候徐远举的老巢“慈居”（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关押。结果，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留言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刘国定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

1950年1月16日，已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

赤色

1949年9月6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毛人凤命令徐远举飞赴昆明搞“九九”整肃，临行前徐派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西南特区二科（审讯）科长濮齐伟、二处二科（行动）科长雷天元与军统局司法室副主任、国防部高级法官毛惕园、法官夏鸿钧会同签办，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因《挺进报》事件被捕的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陈然、江竹筠等42人和“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李宗煌、王白与、周从化、周均时、黎又霖的名单，由西南特区专员陆坚如交二处上尉书记余海文承签，二处司法股长张界核对，西南特区助理秘书周顺思报毛惕园签判，最后由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准备进行集体大屠杀。台湾保密局还要求将处决现场的遗体逐一拍照送核。

也就是这一天，由有“笑面虎”之称的周养浩将杨虎城一家和宋绮云一家从贵阳骗到重庆，全部杀害于歌乐山下的松林坡。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贞及幼子杨拯中由法国马赛回到香港，住九龙半岛酒店，要求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复电邀杨虎城到南昌会晤，并派戴笠前往迎接。

12月1日，杨虎城到武昌，戴笠率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官员一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安排杨虎城住在武昌胭脂坪湖北省政府招待所。第二天，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前往南昌，住在二纬路一号戴笠的办事处内，即遭软禁。事前，戴笠从杭州警校特训班毕业生和南京警察厅特警科，选调了三十多名特务，组建了警卫队（1940年改称为特务队），由特警科军事股股长李家杰任队长，龚国彦任队副，提前赶往南昌待命。12月2日，办事处主任王立生率众到机场迎来了戴笠和杨虎城，安排杨虎城住楼上，戴笠住楼下。

当晚，戴笠对李家杰说：“我派你当杨先生的警卫队长，明里是警卫，暗里是监视，防止他逃跑或自杀，要保守秘密，不许让外人知道此事”。

随即，戴笠将李家杰带到楼上，对杨虎城说：“李队长忠实可靠，特别选来伺候杨先生。”

戴笠陪杨虎城住了五六天。这时，日寇进逼南京，南昌市区每天都有日机来空袭投弹，戴笠与李家杰陪杨虎城同乘一辆车到郊外躲避空袭。戴笠多次对杨虎城说：“你就安心在南昌住些日子吧，等委员长决定了接见日期后，我就马上陪你去。倘若日机再这么轰炸下去，对你一家人也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

几天后，杨虎城被移居到离市区十多公里外的梅岭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里。四周由宪兵八团一个排守卫。

当天晚上，戴笠便悄悄离开了南昌。

12月，南京沦陷，随后九江告急。1938年1月，李家杰按戴笠的指示，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省桃源县城三四公里外的吴家大屋监禁。两个月后，戴笠派特务杨继荣、蔡霞观（女）把杨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送来一起囚禁。长沙大火后，桃源不时遭日机轰炸，李家杰奉命于1939年春押解杨虎城一行，沿湘筑公路经沅陵迁至贵州息烽。先是被关押在息烽阳朗坝看守所，后戴笠检查时，发现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于是又把他们一家三口迁往离息烽县城十多公里的玄天洞道观内。除12名特务和宪兵看守外，还在周围15公里范围内修筑起碉堡，由军委会特务四团张止戈部第三连廖广文部驻守。

玄天洞是崇山峻岭中一个百步方圆的天然岩洞，有平房五间，潮湿、阴暗，早晚有浓雾扑室，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杨虎城一家经常生病。杨虎城要求外出散散步，李家杰的答复居然是：“不行！”

这时，杨虎城已看出，蒋介石不可能在短期内放他，要改变居住环境，更不可能靠蒋介石良心发现。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军统局才同意由杨虎城自己拿了数百美金，在离玄天洞百步之遥的另一新洞内招工修建囚室。在修建过程中，李家杰趁机吞食建房费用，被杨虎城识破，李家杰见杨将军有不满之处，便处处刁难。1939年底，谢葆贞生下儿子杨拯黔，九天后夭亡。1941年2月，生下女儿杨拯贵，谢葆贞身体虚弱，营养又差，只好从山下请了一个农妇来带养孩子。

一天，杨将军一家正围桌就餐，看着粗劣的饭食，拯中又黑又瘦的面孔，听着孩子哇哇的哭叫，谢葆贞心烦意乱，顺口说了句：“怎么饭菜弄得越来越糟糕？”

恰好李家杰路过，他不仅不致歉，反而站在门口阴阳怪气地说：“杨夫人还是将就一下吧，百多号弟兄陪着你们到这山旮旯里来吃苦受罪，也没抱怨半句哩。”

谢葆贞不堪顶撞，蓦地将一碗饭兜头盖脸地朝李砸去。

李自知理亏，落荒而逃。但从此后，他们便结下了深仇大恨。李家杰虽不敢在杨夫人跟前露面，暗地里则常常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地向戴笠打报告，诬陷杨将军夫妇如何辱骂党国领袖、谢葆贞是精神病、杨虎城有钱不拿出来治病等等，并以谢葆贞有精神病，影响杨虎城生活为由，将谢葆贞和奶妈赶回旧洞居住，活活拆散了这个家庭。

面对李家杰的精神虐待和迫害，杨虎城极力抗争，经常和李家杰争吵。戴笠见李家杰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只得调李到重庆中训团任警卫组副组长，改任龚国彦为特务队队长，1949年3月又由白公馆看守所长张鹄接任。对负责看押的三个特务队队长，杨将军的评论是：“李家杰官僚的脑筋，军阀的举动，唯利是图，不知民苦，我太太的病就是受他刺激引起的；龚国彦拨弄是非，爱钱如命，剥削阶级的典型人物，几年来整得我连一口气都喘不过来，这家伙厉害啊！张鹄，獐头鼠目，自尊自大，不把人当人看，纯粹的一个刽子手！”

长期的忧郁，使谢葆贞精神开始失常，常常隔着窗子大骂特务，甚至不管碗盆、桌椅，皆朝特务砸去。杨虎城屡屡恳求医治，但副队长兼杨虎城的专职医官张静甫虽然恭敬周全，却缺医少药，无法可施。

戴笠每来视事，杨虎城总要提出改善生活条件，为儿子延师教读的要求，均未获准。

1945年初，杨将军病情时好时坏，饮水不良造成的胆结石病经常发作。谢葆贞的病情也愈发严重，急需人照料，经多次请求，戴笠才允许将监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杨虎城的副官阎明、勤务兵张醒民移囚玄天洞，以照料杨虎城夫妇生活。

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特务的罪恶活动。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成为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3月戴笠摔死，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息烽的军统特务机构相继撤迁南京。1946年10月中旬，张学良由贵州桐梓县天门洞（40兵工厂所在地）被押解到原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戴公祠，11月1日又被押往台湾新竹县竹溪口。

在保密局由毛人凤主持的一次局务会议上，司法处长李希成报告张学良的押解经过后，问：“对杨虎城如何处置？”

毛人凤想了想说：“总裁对此尚无明确表示。杨虎城这个案子，处理实在有点困难，释放吧，杨虎城必定造反；杀吧，又有好多顾虑，暂时只好继续关下去。”


1947年4月30日，杨虎城被移押重庆原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一平房内，由交警大队和宪兵24团一个连看守。7月，杨将军胆结石病急性发作，在童家桥洗布塘中央医院童家桥分院（前身为军统局四一医院），由中央医院医生陈仁亨割掉胆囊。后又由牙科学博士蒋祝华拔掉两颗牙齿，并为他配上假牙，正是蒋医生配的这两颗假牙，为日后确认杨虎城遗体提供了科学依据。

据蒋祝华医生回忆：1947年夏天某日，蒋祝华突然接到伪中央医院谢锡珙院长打来的电话，要他准备医疗器械，一会儿有车来接他去为一个病人拔牙。大约半个钟头后，果然就来了一辆美式吉普车，蒋医生带上他的学生简华彬和张维汉医生一同前行。车开到歌乐山下，经过一道大门检查，然后就到了一个办公室，有两个人陪他们吃中饭。吃完饭后，他们就被带到山上最高的一幢房子，四面有持枪的岗警。当蒋医生等人坐下后，有一个人来给他们招呼，叫他们一会治病时不要多问，稍后，另外的人便带了一个病人来与蒋医生对面坐下，并介绍这是杨老先生。蒋医生见杨先生个子高大，头发蓬松，未戴帽子，也未戴眼镜，未加修饰的脸上，留有二三寸胡须。他穿了一身陈旧的黑色长绸衫，面容严肃，气宇不凡。但是他全身带有一股浓浓的臭味。当蒋医生一跨进这个地方，他就意识到这位杨先生不是一般的政治犯，既然要请有着他这种医学资历的人来替这个人看病，这姓杨的绝非一般的人。蒋医生开始为杨先生检查，问他哪里不好？杨先生没有说话，只用手指着上唇。蒋医生在检查时，发现他两颗上中前门牙松动，明显叩痛，是创伤引起的根尖脓肿，如果早进行治疗，就不会发展这么严重。于是蒋医生提出这两颗牙齿应该到医院照片、作根管治疗及根尖切除手术。但旁边的人说：“到医院去不行，我们这里没有条件，也没有医生，请你来，你把它拔掉就行了。”

蒋医生回忆说：“我当时感到很愕然，既不能按我提出的方案治疗，又要拔除能够保留的牙齿，心里感到很是不安。杨老先生由于疼痛难忍，只有同意把牙拔了，我只好违心地为他消了毒，打了麻药针，很仔细地分离了牙龈，轻轻地把牙拔掉了，再进行了止血。我问杨先生痛不痛，他摇头表示不痛。手术后，他就被看管的人带走了。当时我就与他约好：一个月后再去为他镶牙。后来，他们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回了医院。在返回的路上，张维汉医生在我耳边细声问我，知不知道杨老先生是谁，我说不知道，他说那就是杨虎城。我很震惊，当时全国人民都不知道杨虎城将军囚禁在哪里，原来却在歌乐山麓。一个月后，按照约定时间，下午两点钟有车接我们去为杨虎城将军镶牙，由于我已知道他就是发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的爱国将军，心中对他产生了敬意。我早已为他想到了最好的修复方案，采用当时最好的黄金丁牙为他修复，并且在他的唇侧设有基底，固定在最稳当、最舒适的牙上。车到后，我便把给杨将军镶牙的想法讲给看守听，但遭到反对，我只得为他安装瓷牙。当我与杨将军见面时，我看见他仍然穿着上次的那件衣服，周身臭气四溢，但他仍保持着固有的威严气度。我便开始为他检查打样，取石膏模型。这些本来可以让我的助手去做的，但是出于对一位爱国将领的尊重，我都亲手制作，完成了假牙，又为他装戴上，经过几次修整，我问他是否合适，他点头表示满意。然后很快又被管理他的人带走了。”

杨虎城病体稍愈，夫人谢葆贞的病情却不断恶化，甚至发展到十多天不吃食物。杨虎城的专职医官张静甫技穷，只好从中央医院请来同学张维汉、任万山两医生会诊，经两医生建议，又请来成都的专家刘昌永。将谢葆贞送到童家桥分院治疗几天，毫不见成效。

1947年12月27日，谢葆贞不堪折磨，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护士劝她服药时，她说：“你那金戒指好漂亮啊，给我看看吧。”护士没有在意，取下给她，她接过去一下便塞进口中，吞入肚内。护士吓得大叫起来，医生们闻声匆匆跑来，赶紧施行抢救措施。但谢葆贞拒绝救治，刘昌永医生不得不让几名医护人员强力将她按在病床上。她已经二十多天粒米未进，身体十分虚弱。刘昌永为她注射葡萄糖液，针头刚一插进去，谢葆贞便停止了呼吸。

人生最大的伤心事，莫过于老年丧子，中年丧妻。丧妻之痛使杨虎城一连数日不语不眠，唯将爱女搂坐膝上，相对垂泪……

谢葆贞火化后，杨虎城将夫人的骨灰殓入一个尺多见方的箱子内，白昼为伴，夜晚共枕。

1949年元旦，国民政府蒋介石总统发表元旦文告，作出主张和谈的姿态。

1月18日，蒋介石重新安排人事，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1月21日正午，蒋介石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下午2时，又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宣布：“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宣布散会后，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喊道：“总裁，总裁！”

蒋介石停下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裁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一甩，说：“那是政府的事，我已经不是总统了，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吧！”说罢，便加快脚步走了。当天，《中央日报》宣布蒋介石引退。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一行乘专机经杭州到奉化溪口老家隐居。

22日，李代总统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为表和谈诚意，下令取消剿总，改各地绥靖公署为军政长官公署；撤销特别刑事庭。3月20日晚，川盟负责人范朴斋向张群提供成渝两地“六一”被捕民盟盟员名单37人。3月2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的前一天，田一平等18人从渣滓洞被营救出狱。同一天，兰国农等三人从白公馆被放出。此后，又有一些人通过疏通关系获保释。

重庆《大公报》、《新民报》，南京《江南晚报》、《人报》，香港《华商日报》、《文汇报》，接连登载了有关开释杨虎城的消息：

1月24日，李代总统电令台湾省主席陈仪、重庆市市长杨森：着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以专机送他们到南京共商国是。

1月26日上午9时，国民党重庆市市政府接李代总统释放杨虎城电令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与杨森通电话，探询杨虎城近况。

张学良软禁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杨虎城拘押在重庆近郊某处，据闻设在重庆的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离任前往探视。

旅京陕籍人士于右任、孙蔚如等各方接洽，闻派专机迎杨氏离渝来京，孙将军并拟亲搭专机飞渝迎杨氏。李代总统之代表甘介侯拟近期专机飞渝迎杨氏。

对于释放杨虎城的命令，新闻界已传得沸沸扬扬，国民党内却没有任何人出来接受此任，当时毛人凤已率保密局机关的大小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而给李代总统配的徐记保密局（局长徐传道）仅是个摆设，根本无权办理如此大事。李宗仁一看自己的命令得不到执行，便直接致电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

杨森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但又不便公开违抗李代总统的命令，只好虚与委蛇，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借媒介向社会各界表明：“李代总统释放杨将军的命令，已于26日到达本府，本府理当遵命行事。但鄙人确不清楚杨虎城现在羁押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事情也不该我管，故除将电令转请重庆绥靖公署张长官处理外，并决定如此电复中央。”


同时，上海报纸更以虎嘴捋须之势质问当局，登出《毛人凤向何处去？》的文章，称：“李宗仁派甘介侯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命令专机飞往重庆，但找不到毛人凤，故无法释放。”驻重庆的国民党空军第五路晏玉琮司令赶紧声明：“本人尚未接到总部派机迎接杨虎城到京的任何指示。”

私下里，杨森秘密急电毛人凤，请毛人凤赶快拿主意。毛人凤因已于1948年12月将杨虎城另列专案，签呈总裁，请求处置办法，自己也做不了主，便星夜从上海赶到溪口向蒋请示。

“不准释放！”蒋介石的回答毫不含糊，而且向毛人凤面授了如何处置杨虎城的指示。

“迅速密押杨虎城到贵阳监禁。”远在重庆的徐远举接到毛人凤的密电后，从市区老街“慈居”来到了歌乐山下。囚禁在杨家山秘密囚室的杨虎城，早已知道李宗仁释放他的电令已到重庆，见徐远举在特务队长龚国彦的陪同下，笑嘻嘻地走进屋来，满以为是来宣布释放的命令哩，心想自己十二年的囚徒生活即刻便会结束，不禁满心欢喜。而且，徐远举也一反平日颐指气使的神态，寒暄几句后说：“杨先生，这地方不安全，特请你转移住地，到贵阳去。”

杨虎城闻言大怒：“什么？李代总统下命令要释放我，你姓徐的却要我迁贵阳。你们既不执行李代总统的命令，反来欺骗我！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我不走，我不是小孩子了，要死就死在这里，何必把我送回贵州去再杀呢？”

徐远举被杨虎城诘问得哑口无言，只得悻悻地走出囚室。如何才能说服杨虎城呢？他想到了人称笑面虎的周养浩。于是返身来到杨家山周养浩的公产管理处办公室……

杨虎城早先曾关押在息烽阳朗坝，因此地离公路太近，自从出了黄显声将军的部下乘车前来以武力营救，与警卫部队对峙的事件后（在这次事件中，黄显声拒绝出狱，他向他的忠心耿耿的部下们喊话，让他们回去，并坚决表示：如果不是堂堂正正地走出去，宁可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戴笠怕杨虎城的部属也如法炮制，于是将杨一家转往附近山上的玄天洞道观筑室关押。周养浩主持息烽集中营期间，同时兼管玄天洞，为笼络感情，避免出事，他经常上山去看一看。杨虎城见他是上海法学院的正牌毕业生，而且一来便对狱政大加改革，弃暴力而施仁政，对他印象自然不错，加之见面后觉得此人长相英俊，谈吐斯文，确实不同于军统中那帮狗窃鼠偷、横行无忌之徒，所以也肯和他下下棋，说说话，消磨时光。徐远举当然知道这些情况，正因为如此，他才前来请周养浩出面，安置杨虎城的转移工作。

周养浩过去与徐远举一个钉子一个眼，相互不买账，此番见他无奈之下登门求助，自然也想露上一手，于是欣然答应。他事先找到负责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队长龚国彦，了解杨虎城近来的情况。龚国彦说，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已于前一年过世，去年，他患胆结石住院，在保密局控制的中央医院沙磁分院做过手术。术后恢复期间，为防止肠粘连，医生让他多作户外活动，所以前段时间他经常到山坡上去散步。几天以前，他在后山坡上见到一处古墓，墓前的石枋上刻着几个字，杨虎城见后神色大变，从此再也不敢出门散步了。

周养浩叫龚国彦用手指写下那四个字，一见是“杨氏佳城”，心里顿时有了底。

原来，在旧社会行伍的人当中，历来流传一句老话，自古大将忌名地。不久之前戴笠座机撞的那座山，偏偏叫做戴山，发现戴笠尸体的地方，恰恰又叫做困雨沟（戴笠字雨农），似乎也恰好为这句老话作了最新的验证。杨虎城是旧军人，自然会为杨家山上这座古墓石枋上的四个字所忌。周养浩心中暗暗高兴，若果真如此，岂不是天助我矣！

到了杨虎城住处，周养浩先表示对杨夫人的吊唁，接着又关心老朋友杨虎城身体的复原情况，东拉西扯一阵之后，见话题已经入港，遂顺水推舟地说：“离开息烽以后，我在贵阳又工作了两年，知道有个地方不错，不知杨将军有无兴趣过去住一段时间？”

杨虎城拒绝迁徙，勃然变色道：“李代总统下令释放我，你们拒不执行，是何道理？我杨虎城这一生经历了多少沙场血战，莫非还惜一条命吗？蒋介石要杀我就在这杨家山杀好啦，何必又劳神费事地弄我到贵州去杀？”

周养浩娓娓劝说道：“杨先生暂息怒，蒋总裁现在对释放你和张学良将军有顾虑，这个中的原因恐怕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当初是他下令软禁你和张学良将军的，如果现在他刚一宣布引退，便马上由李代总统把你们释放，这不是昭告天下，蒋总裁错了吗？所以总裁要你暂时移居贵阳，避开这股热劲，不久将会把你送到台湾，然后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再把你和张学良将军一起释放……”

龚国彦在一旁插嘴说：“我怎么不知道李代总统有这个命令，杨先生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杨虎城厉声呵斥道：“这不用你管，你先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欺骗我！”

龚国彦争辩道：“杨先生天天看《中央日报》，哪有这样的事？”

杨虎城拍案大吼：“《中央日报》当然不会登这样的消息，你敢把《大公报》拿来给我看吗？”

龚国彦自然不敢给杨虎城看《大公报》，故杨坚持不去贵阳。

徐远举与周养浩商议许久，想起了杨虎城由玄天洞移来重庆时，杨也严词拒绝，最后还是由张静甫游说成行的，于是决定再派张静甫去劝说。

张静甫，又名张华盛，1911年生，山西省太原市晋祠镇花塔村人，1937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川至医专，1938年4月入湖南临澧军统特警班一期，毕业后任军统息烽训练班毒品教官，1939年春被指派当杨虎城之专职医官、特务队队副，1947年底因盗卖特务队药品被关押在白公馆。

徐远举立即打电话命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鹄把张静甫送来杨家山。

徐远举对张静甫说：“你要是能把杨先生劝说去贵州，我马上放你出去。”

张小心翼翼地回道：“这事我也没有把握，只好去试试看吧。”

张静甫见到杨虎城，未及开口，杨虎城首先发话：“张静甫，你不是早就被关起来了吗，今天他们放你回来，我已经预料到了，是徐远举、周养浩让你来劝我去贵州，对吧？”

“是的，我还没有被开释。他们许诺，要是杨先生依劝，就恢复我的自由。”张静甫还告诉杨虎城，“我被关押在白公馆，看到宋绮云、徐林侠（1941年被捕）和他们的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也被关押在里面。”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均是共产党员，宋绮云曾做过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不知宋、徐两人何时被捕入狱，十分惊讶。他思忖了片刻后说道：“你去告诉徐远举，要我去贵州可以，但要答应我几个条件。杨拯中年纪已长，需读书启蒙，要求宋绮云夫妇随去充任教师，阎继明、张醒民也一同前去照料。哦，另外，必须把龚国彦换掉，这个家伙太可恨。”

徐、周当晚电告毛人凤，毛人凤当即答应，但要求立即动身。徐远举向国民党空军第五路晏玉琮司令洽妥了专机，2月1日，由周养浩和新上任的张鹄率特务队押解，杨虎城一行乘专机从白市驿机场飞贵阳，被囚禁于黔灵山麒麟洞。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彻底覆灭，接着，又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华南。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等由台湾飞抵重庆，妄图把重庆作为他在大西南负隅顽抗的据点。他杀人的嗜好，此时更加变本加厉，一到重庆，就指示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的政治犯择重要者杀掉一批。他对毛人凤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对我们太不利了，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杀掉。”当毛人凤请示是否将杨虎城押送台湾时，他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这种祸国孽臣，还留下干什么，早就该杀掉了！”

毛人凤饬令西南特区清理积案，并对徐远举和二处行动科长雷天元说：“总裁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陈公洽（即陈仪，浙江省主席。淮海战役期间，陈策动旧部汤恩伯起义，汤密报蒋介石。1949年2月21日陈被汤软禁，1950年6月18日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于台北马场町刑场）交付军法会审，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你们要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雷天元问：“关押在渣滓洞二处看守所的犯人有200多人，其中42人已由徐处长决定先执行，其余的，一部分拟第二批执行，一部分罪行较轻，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局长，这样做是否适当？”

毛人凤冷冷一笑，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要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感化教育是没有用处的。”

“局长的意思，是不是全部执行？”

毛人凤道：“我刚才说的是总裁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19号交警旅何龙庆公馆漱庐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密商，就如何杀害杨虎城的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方案。

档案B类141卷记载了1953年周养浩的交待：“1949年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何龙庆公馆会客室里和徐远举、我商议屠杀杨虎城将军。先议在贵阳附近公路边荒僻处秘密屠杀掩尸，因恐被人看见，难以保密，乃决定接回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范围内秘密执行，较为安全秘密，并决定派我前往迎接，先议搭星期六飞机去贵阳，因顾虑渝筑线每星期一班，飞机常因气候不佳而停止飞行。为免拖延时日，乃决定改乘汽车，并准备早日启程，由我回去准备，决定启程日期后再谈。至此，会议告一段落，遂各自分散。我向毛人凤告辞下乡回家时（我时住磁器口中美合作所内杨家山戴笠过去的住宅），毛对我说：‘白公馆有行动员，你回乡下去找他们谈一谈，做秘密案子除用手枪外，还有什么办法，但不要告诉他们是谁，你同他们谈后回头告诉我，我和徐远举要亲自召集他们商议决定，还要他们履行宣誓手续，以保秘密。’我到家后，即打电话给白公馆的负责人陆景清，要陆通知白公馆做过行动工作的到杨家山来谈，旋即来了三人：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自称是奉陆所长命令前来谈话的，经我招待在会客室内，通问姓名后即提出，上面要做一件秘密案子，为保守秘密，除用手枪外，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首先由杨进兴发言称，‘不用打枪那就用匕首。’我问杨钦典：‘你能参加执行不？’杨钦典迟疑着说：‘我没有经验’。我又问安文芳，安文芳也说没经验。我考虑到执行必须谨慎和有充分的杀人经验，因此说：‘你们没有经验，就不勉强。我另外想办法，你们协助。’”

后来，杨进兴推荐了二处行动员王少山、熊祥。周养浩点头同意，并决定由行动组协助他们。


第二天下午，周养浩来到嘉陵新村毛人凤公馆，向毛人凤报告他与杨进兴、熊祥等人的谈话经过，并请毛人凤亲自找杨、熊两人谈话，最后核定。接着，周养浩又报告说：“我决定9月1日去贵阳，看局座还有什么事要吩咐。”

“到达重庆的日期要在出发前一天密电报告，到达时间要选在晚上。此事可以告诉张鹄，令他挑选五六名可靠的队员护送。”毛人凤还向周养浩布置了押解和密裁的衔接工作。

9月1日，周养浩带着他过去的副官、时任西南特区三科副科长的郑文松出发了。随行的有周养浩的司机尹成海和临时调来的两名司机、一名技工及一名助手，驾着一辆吉普、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带斗篷的卡车。

9月2日中午，徐远举和熊祥驱车来到中美合作所造时场（原名缫丝厂）礼堂时，毛人凤已先行到达。杨进兴和二处行动组组员王少山、白公馆看守班长安文芳、看守杨钦典则在毛人凤对面端坐着。

毛人凤说：“要各位来，是要完成一项密裁任务，不能有声响。”

熊祥起立，从身上掏出寒光闪闪的匕首，说：“我已与杨进兴商量好了，就用刀。”

毛人凤道：“要利索，这行吗？”

熊祥回答：“行。我们有绝对把握。”

毛人凤接着说：“密裁地点在松林坡戴公祠和下面警卫室，汽车一到就执行。”

熊祥说：“汽车一到停车场前，就由两名行动员扶架上山，进到房内，我们便一刀插腰，结束性命。”

毛人凤再次叮嘱说：“一定不让他叫喊出声音，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最后，几名行动员一齐举手宣誓：“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甘愿受严厉处分。”

行动员离去后，毛人凤问徐远举：“汽车夜间过江问题解决没有？”

徐远举说：“我派人去找五区公路局警卫稽查组长陈粟冬，拿张夜间汽车特别通行证，叫车渡随时开渡过江。”他还提醒毛人凤要注意松林坡周围的警卫。

毛人凤说：“我通知交警大队谢旭东，这几天这一带的警卫要特别加强。”

徐远举又说：“局座，据龚国彦讲，杨虎城的小皮箱里有英镑、美金和珠宝，这批财产怎样处理？”

毛人凤说：“全部充公，奖金由我另拨。”

经过精心策划，杀人计划已准备就绪。

周养浩一到贵阳麒麟洞，就通知特务队队长张鹄，选派六名可靠的特务队员准备押解。张鹄挑选停当后对杨虎城说：“总裁派周主任来请先生到重庆商谈西北问题，请杨先生尽快启程。”

杨虎城十分奇怪，用陕西土话说：“瞎措！瞎措！西北问题为何要找我杨虎城去商谈。快请周先生来，我当面问问他。”

第二天，周养浩果然来了，拍着胸脯对杨虎城说：“请杨先生放心，我周某用人格担保，的确是委座请你去重庆商谈西北问题的。”

杨虎城沉思良久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住几天再看！”

此后，为了使杨虎城解除疑虑，周养浩有意不提回重庆这件事，每天陪着杨虎城上街、逛公园。

9月5日，杨虎城终于答应随周养浩一道回重庆。

不过，在离开贵阳之前，杨虎城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作：

烽火连三季，

风物倍凄凉；

骊山吐皓月，

清辉满长安。

“六日晚达渝”，周养浩用贵阳的军统电台密报毛人凤。

车队出发了，周养浩和郑文松坐在前导的吉普车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副官阎继明坐的救护车居中，由张鹄和特务队员李谦祥、杨以谟、罗文焕押解；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带着幼子宋振中、杨拯贵和勤务兵张醒民及行李坐卡车殿后。由特务队员胡少亭、汤建成和江利田押解，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沿蜿蜒的川黔公路疾行。第二天，车队到达离重庆138公里处的綦江县东溪镇。

午饭后，周养浩吩咐车队就地休息，一切由张鹄全权负责，自己便和郑文松先行启程了。

傍晚，周养浩在南岸四公里半和驾车来迎的杨进兴、杨钦典相遇。

杨进兴递上一封信，写道：“他们交杨进兴同志带回，兄可回家休息。”最后的签字是“以真”（毛人凤化名丁以真）。

周养浩看完信后对郑文松说：“你留下，和杨进兴一道等候囚车到达。告诉张鹄，派特务队员把阎继明、张醒民带到望龙门看守所，说是毛局长要了解杨虎城先生的生活情况，报告总裁。因此，要他们先去城里谈谈。如若他们两人不愿走，或是杨虎城有怀疑，就一同带回去处决掉。”吩咐完毕，周养浩看看天色已晚，环顾四周后，就钻进汽车回杨家山办公室等候消息。

晚上，车队到达渡口，在海堂溪过河的趸船上，郑文松对杨虎城谎称：毛先生要找阎继明、张醒民询问杨将军的生活情况，报告总裁。于是，阎继明、张醒民被羁押到望龙门看守所。9月9日，毛人凤到杨家山，指示周养浩将阎继明、张醒民押至渣滓洞。11月24日晚，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用跟杨虎城将军一路坐飞机到台湾去的谎言，将阎、张二人从监狱提出，杀害于梅园下面的公路下。

“嘎——”，汽车在松林坡停车场前一停住，张鹄首先跳下车来，打开后车门说：“杨先生，安排你在这里暂住两天，等候总裁接见。”  

在张鹄的带引下，杨虎城在前，年仅19岁但头发已经花白的杨拯中，双手抱着母亲的骨灰盒紧随其后，拾级而上，跟在后面的是同车押解的特务队员。

登完陡立的石级，眼见天黑如盖，耳听暗谷松涛呜咽；暗谷的尽头，白公馆监狱不时地眨着鬼眼。杨虎城与儿子右弯入了上歌乐山顶的路，劳累、饥寒、困乏，一齐向他们虚弱的身子袭来。他们的步履是那么的蹒跚。

杨虎城父子步入戴公祠后，张鹄指着戴笠生前居住时的会客室说：“这里面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一间。”

杨拯中一进里屋，躲在门后的王少山举起匕首，迅速凶狠地戳进他的腰间。

“爸……”杨拯中惨叫一声，还来不及挣扎就倒在血泊之中。

走在前面的杨虎城，闻声已知有异，刚回头一看，熊祥的匕首就刺进了他的腰部。几乎同时，杨进兴用白帕蒙住了他的嘴。接着又是几刀，杨虎城挣扎了几下，软软倒下了。

熊祥和杨进兴很快离开了杀人现场，来到原戴笠警卫室。

杨进兴对安文芳和杨钦典说：“马上有部汽车过来，其中的两个小孩，你们负责弄死。”

卡车很快到了停车场。特务队员先跳下车，宋绮云等一行随后下来。徐林侠和杨拯贵在前，宋绮云和宋振中在后，在随车特务队员的押解下，来到了原戴笠警卫室。

“这里有三间屋子，你们先到里面休息一下。”等候在门口的杨进兴说。

徐林侠一走进屋子，就被预伏在里面的王少山用刀杀害了，在外屋的宋绮云则丧命于熊祥和杨进兴的利刃之下。

两个七八岁的幼童正玩得开心，突然，安文芳向杨拯贵扑去，卡住她的脖子，杨拯贵被活活憋死。杨钦典将“小萝卜头”按倒在地，凶神恶煞般地说：“让我来要他的命！”然后对着尚未断气的“小萝卜头”的胸脯狠命就是一刀……

安文芳和杂工陈紫云等将杨虎城父子的遗体和谢葆贞的骨灰盒掩埋在戴公祠前的花坛内，宋绮云等的遗体则掩埋在警卫室与伙房由陈紫云预先挖好的坑里，随后又在上面打上了三合土。

晚上，郑文松前来向周养浩复命，说是处置完毕，杨虎城及其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的尸体均已埋入松林坡内，他是亲眼看到填完最后一铲土后才离开现场的。

周养浩面无表情，打电话向毛人凤汇报完毕后，才径直驱车赶回市中区青年路他的另一个秘密家中。

熊祥和杨进兴先行来到停车场，把杨虎城将军和宋绮云两家的行李全部带走。杨将军的箱子，因毛人凤有言在先，由郑文松和张鹄清点封存，张鹄保管。箱子内有：美钞两千四百元，宋子文赠送的白金怀表一只，黄金九两（是张静甫带杨拯中到贵阳看病时在西门子钟表行用美钞买的）。8日下午，这些财物便由周养浩转交到了毛人凤手中。

10日，毛人凤对参与杀害杨将军一行的特务论功行赏：周养浩、熊祥和杨进兴各得银洋200元，张鹄得150元，郑文松和特务队员以及其他行动员各得50元，司机助手等5人每人20元。

张鹄率领特务队员，当晚住进了小龙坎东吴大旅社。第三天，又转住进中美合作所造时场招待所。15日，保密局西南特区用飞机将他们送到昆明，张鹄任保密局云南站看守所所长，特务队员到云南任新职，每人升衔一级。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

几天以后，一个三十来岁、身体精悍的男子走进刘祥伦科长办公室举报：“杨虎城将军在戴公祠被杀害后，遗体掩埋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内。”

这位提供情报的男子叫李育生，三年前因聚众抢劫军统车队的物资被特务机关以土匪罪名关进白公馆看守所，11月24日才被释放出来。这是上个月中美合作所闹鬼时，李育生听白公馆看守所杂工，参与挖坑、掩埋杨虎城、宋绮云、阎继明等尸体的陈紫云说的。陈紫云此时住在童家桥乱石山6号。

这个李育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绝非仅仅如此，在几天前白公馆的大屠杀中，他就已经因为帮助罗广斌等19位革命志士脱险而立了一功。此事稍后再述。

就在李育生举报的同时，公安部刘祥伦科长也送来了从自首或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口中侦知的有关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零碎情报。

12月11日上午，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重庆市军管会的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和一辆美制道奇大卡车相跟着出城，向磁器口方向原中美合作所驶去。车上，坐的是寻找杨虎城将军忠骸的小组，该组由三人组成，胡三高、安志坚，另一位是杨虎城将军的小同乡秦一民。他们正由举报人李育生引导，前去挖掘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忠骸。大卡车上另外还有十几个工人和一些参观人员。吉普车上坐的则是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的记者陈琦震先生、《新民报》的记者周德华先生。

汽车进入原中美合作所特区时，大家顿时便感到非常异样，歌乐山中，林深树密，一路上都可看见烈士的尸棺。细雨绵绵，好像也是特意在为杨将军志哀，更增加了阴森可怖的气氛。汽车开到了一个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车，即感触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装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杨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椁，很是讲究。最后到了一处很气派的地方，下边是个院坝，上边有好些房子，这就是所谓的戴公祠了。戴公祠大门外左边，有一块靠外边是石砌的花台，上面的泥土左右长约两丈、宽约五尺，靠左边这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块。

李育生指着花台说：“不会错，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就埋在这里面。”下午一点钟，工人们开始挖土，由于唯恐将杨将军遗体毁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稍后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很大，然后看见全身，在脚边发现宽长约一尺的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缚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体抬出，面朝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整，额已见骨，鼻尖塌毁。

李育生和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都叮嘱胡三高、安志坚和秦一民，要详细鉴别，千万不能弄错了。工人们则继续挖，很快挖出一具头朝左方的青年尸体，面部肌肉已经烂完，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内脏外露。经秦一民细细辨认，认为极有可能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是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部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其形状大致与杨虎城将军生前头形相似；二是骨骼甚大，胸部发达，酷似杨将军体形；三是杨夫人谢葆贞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日夜不离，其脚边掘出之骨灰盒当系杨夫人无疑；四是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以面部肌肉及衣服腐烂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

经秦一民初步辨认后，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黑漆红头内棺外椁内。不久，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的棺木和杨夫人的骨灰盒也移放在白公馆下的平坝里。因来这里辨认、办理领尸手续和观看、凭吊的人很多，环境嘈杂。稍后，闻讯后千里迢迢从西北赶来迎灵的杨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也到了戴公祠，请他辨认，由于忠骸毁坏严重，他也无法肯定从花台中挖出的两具忠骸就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军管会管理人员与杨拯民商量，建议把杨虎城将军等人的棺木另外移往一个地方暂厝，以便开棺作进一步辨认。

给杨虎城将军忠骸作最后科学鉴定的便是曾替杨将军镶过牙的蒋祝华医生。蒋医生如此回忆了当时的经过：“重庆解放后不几天，突然有军管会的同志带着一位穿便服，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到市民医院来找我，自称姓杨，要我和他一道去看一个病人。我于是跟随他出医院大门。他请我上了一辆轿车，车上我们彼此都未谈话。从他的表情来看，非常悲伤。轿车驶向沙坪坝，经杨公桥直抵我曾为杨虎城将军看过病的住所。下车后，他带我进入一间厅堂，里面设立了灵堂，我不知来此何故。忽然，他叫人将堂中棺木打开，让我辨认是否为这个死者作过牙的修复手术。我首先环视了这个死者的体貌仪容：胡子花白，面部五官尚能分辨，唇浮肿。在我眼帘便浮现出杨虎城将军的生前仪容。这不是杨虎城将军吗？接着我便慌忙用口镜翻开上唇，显示出我亲自为他作的两颗假牙。无论是从假牙的部位、数目、工艺形态，特别是我在作前牙活动桥时，前牙龈部不现基底来看，证实这正是我亲手所作的。两个单臂卡环仍牢牢地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杨将军除这两颗假牙外，全口其它牙齿仍像我过去为他检查时的那样，都是完好无损的。我转过身来对这位姓杨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杨虎城将军，无论从全口牙的数目、形态、缺牙的位置和镶牙的工艺操作特征，以及卡环部位的设计，都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正是根据我对杨将军牙齿的特征，才从数百个死难烈士的尸体中辨认出杨将军的遗体，大约两三天后，我接到军管会的一份请柬，邀我到皇后餐厅赴宴，表示答谢我对杨将军遗体的科学鉴定。”

1950年1月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曹荻秋等首长亲临致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大会后，杨将军、宋绮云等的灵柩均覆以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公祭后，安葬于长安县烈士陵园。

赤色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几次亲自飞到重庆部署大破坏、大屠杀、大潜伏的计划。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面临全面大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曾训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蒋介石要求保密局在对被关押的政治犯实施密裁时决不能讲情面！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保密局要求将所有在押人员造册上报，迅速清理积案，择其要犯公开枪杀。

10月2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登载了由二处拟送的新闻稿，“警备司令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这天一大早，由徐远举的司机、二处中尉副官卜正纯开车，由二处司法股长张界率二处警卫组组员李俊良、杨志同、梁启运，熊祥率长官公署警卫团士兵十多人，先到渣滓洞监狱提出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长楼阅强、原中共遂宁县横山区区委书记袁儒杰（叛徒）；继到白公馆看守所提出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中共《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再到杨家山优待室提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徒）、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叛徒），押回二处巢穴“慈居”前。

这时大门前已站满了围观的群众。稍后，囚车驶进大门，陈然等10人在院坝里下了汽车，被押进二道门内小院坝。这里早已放好一排台桌，十人成一字形站在台桌前，桌上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由警备司令部法官赵树诚照名单依次喊叫对号，李俊良等警卫将陈然、王朴、蓝蒂裕等人背上一一插上枪决匪犯一名斩标后，逐一推到赵树诚跟前，赵树诚便拿起一支毛笔，依次在布告名字上点红，这样就算完成了验明正身，制作笔录，判处死刑的程序。

随后，警备司令部特务连连长胡文博率一排士兵将10人押上囚车。在经民生路到大坪刑场的沿途，陈然等面向马路两旁驻足观看的上万群众，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

到了大坪七牌坊刑场，陈然突然转过身来，面对刽子手漆玉麟等人怒眉喝道：“你们有种的，向老子正面开枪！”漆玉麟不敢，他们强行把陈然扭转过去，从后面向他开了枪。

1949年11月26日，毛人凤向徐远举下达了对渣滓洞看守所革命志士进行屠杀的名单；向保密局法官、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下达了经过蒋介石批准的屠杀名单。

27日上午，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站法官、西南特区第二科科长龙学渊、西南长官公署二科科长雷天元、行动组长熊祥、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接受了徐远举布置的任务。

徐远举决定：渣滓洞屠杀由雷天元、龙学渊主持，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并要求将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犯人押到渣滓洞一起处决。

下午4点左右，白公馆的大屠杀开始了！

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是由杨钦典与他的顶头上司、看守长杨进兴首先拉开了序幕。那一天，恰逢杨钦典担任值班看守。就在这天的一清早，所长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去面聆毛人凤的指示。下午4点钟左右，陆景清带着密杀令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

这时候，白公馆监狱的几名看守员正呆在办公室里聊着共军兵临城下，重庆眼看不保的忧心话题时，猛然听见电话铃响。看守长杨进兴赶紧将话筒抓了起来。电话是陆景清打来的，告诉他毛局长已经批准了送上去的屠杀计划，命令他立即开始按事先拟定的名单对在押犯人进行密裁。

杨进兴搁下电话，愣怔着环视了一下众人，大喝道：“弟兄们，该我们动手了。”

他马上叫事务员厉银根带着人到黄泥堡后面等候，随即和杨钦典到监舍对被关押在一起的黄显声、李英毅（张学良副官）诡称道：“刚才接到电话，杨家山周（养浩）主任请二位前去谈谈话，我们马上送你们上路。”

李英毅诧异地看了黄将军一眼，未发一言，起身出了牢门。而黄将军却在走出牢门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令杨进兴和杨钦典意想不到的动作，他猛地回头盯着墙壁上的日历，伸出手去，“唰”地将这一天的日历撕了下来——时间，在他的心中永远地凝固在了1949年11月27日！

黄将军迈着沉稳的步子跨出了牢门，走出白公馆大门外，将军在前，李英毅在后，杨进兴与杨钦典跟着离他俩几步远。刚走至黄泥堡附近的步云桥，杨进兴猛然掏出枪来，对准黄将军后背便是几枪，与此同时，杨钦典也向李英毅连连射击。黄将军猛地一怔，慢慢地回过头去，他十分厌恶从背后向他开枪，对着两名刽子手骂了一句：“混帐东西！”才倒了下去。

杨进兴脚踏尚未咽气的黄将军的脖子，在他胸膛上补了两枪，捋下了将军手腕上的自动表。听见枪声后，已经躲在这里的厉银根与白公馆的杂工陈紫云、李大富赶紧从树丛后钻了出来，抬起两具尸体，到旁边去挖坑掩埋。

杨进兴和杨钦典返回白公馆的路上，陆景清的三轮车赶了上来，两人上得车去，一同回到白公馆。随即，杨进兴和安文芳又谎称找保人开释，将军统违纪分子刘笃一、白银山骗出，枪杀于步云桥。由杂工李晓月埋尸。与此同时，看守员宋惠宽、程遂愿将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骗出白公馆，枪杀于大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

此时的杨进兴、杨钦典等人已经杀得性起，他们紧跟着又将奇丕章、张碧天枪杀于桃园；将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他们的一对儿女王小华、王幼华杀害于步云桥侧原军统四一印刷所旁边。在所有被杀的烈士中，面对敌人的屠刀，只有过这唯一的一次哀求记录。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能苟延活命，而是为着他们的孩子。当王振华、黎洁霜抱着他们的一对儿女被押出白公馆大门，杨进兴、杨钦典等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的时候，夫妇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这时残阳如血，洒落在父母的怀抱中甜甜入睡的儿女面庞上。母亲黎洁霜声嘶力竭地大喊：“孩子是无辜的！求求你们放过他们，求求你们饶了他们吧！”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之下从未流过一滴泪的父亲王振华也哭了，紧咬着牙关，眼中却透出了一丝哀恳，说道：“饶了孩子吧，你们往我身上多打几枪……”杨进兴冷笑着说：“斩草除根，一个不留！”罪恶的枪声响了，一家四口倒在了血泊之中。

解放后据周养浩交待：“毛人凤来重庆时住在何龙庆公馆（嘉陵新村19号）。1949年11月25日上午，我去见毛人凤，走进底楼，看到徐钟奇正在列表签核白公馆处决名单，我随手拿过来翻了翻，看到处决名单上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仅一岁、两岁的小孩王小华、王幼华。我问徐：‘为何把两个小孩也列入处决名单？’徐钟奇答：‘这是毛局长的命令。’进到楼上毛人凤的会客室后，我又向廖宗泽摆谈起这事，这时毛人凤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正巧听到，便冷笑着说：‘共产党来了，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奸党分子的小孩留下来有什么用。’”

下午四点多钟，几乎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帮刽子手坐车来到了杨家山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处副处长张秉午家，召集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后，又由雷天元写了一份愿负一切责任的具结书，大家轮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商定，现场由交警大队和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找何铭带领，找交警机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十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掩埋尸体的任务。杨英杰遂叫值日分队长孟繁义、班长夏登禄带了九名士兵随雷天元等一同赶去刑场。

当杨进兴、杨钦典等人再次返回白公馆时，雷天元与熊祥带着行动员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刘国誌、熊世政、丁地平、谭谟（身中三弹未死）去屠杀。雷天元叫到刘国誌的名字时，刘国誌正俯在牢房的地板上写诗，面对特务的吼叫，他扭头喝道：“慌啥子？等老子把这首诗写完了再跟你们走！”

特务不由分说，冲进去架起刘国誌的双臂便往外拖。一出牢门，刘国誌便挣扎着爆发性地以高呼口号般的声音吟诵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诗歌。


在党的历史上，刘国誌无疑是一位彪炳千秋的铁血壮士。读过小说《红岩》的人想必都会对刘思扬这个形象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出身豪门巨富，年轻英俊，风流儒雅，才华横溢。虽然身处人间魔窟之中，面对敌人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却毫不动摇，最终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艺术形象刘思扬，便是根据刘国誌烈士的事迹为主创作而成的。1948年4月，刘国誌与未婚妻曾紫霞双双在荣昌被押回重庆后，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细皮嫩肉、文质彬彬，出生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骨子里不可能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理论，只不过是青年人图新鲜，赶时髦，误入了歧途。他认为制伏刘国誌不会有多大问题。因此，他会同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渝站站长颜齐，这三个西南的特务巨头，对刘国誌进行了审讯。

徐远举对刘国誌说：“你这万贯家财的公子少爷，家里有钱有势，有吃有穿，你也去跟着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党是闹不得的，是要坐班房，要杀头的。”

刘国誌冷冷地盯了徐远举一眼，没有吭声。

徐远举不满刘国誌那轻蔑的态度，按捺不住有点起火，哼了一声又说：“你的上级冉益智已经把你的情况全都讲了，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地抓到你，今天让你来，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如果不老实，只怕你的皮肉细嫩，吃不消。”

听了徐远举的话，刘国誌冷笑着回答：“既然冉益智已经出卖了我，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徐远举恼怒了，他感到这少爷太不识抬举，喝令对刘国誌用刑。

在酷刑面前，刘国誌没有屈服。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法审讯，只得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刘国誌的家庭在四川有钱有势，他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向军统施加压力，要求放人。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等国民党要员打电话给徐远举，请求对刘国誌的案情个案处理。但是徐远举认为刘国誌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有现行的共党要犯，重庆的几次学生罢课示威，都是由他组织的。“如果放了刘国誌，今后出现共党案件，徐某人一概不负责任。”他甚至准备将刘国誌和许建业、李大荣等一齐杀害。由于刘航琛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何应钦也出面说话，刘国誌的生命才暂时得到了保全。于是刘家又变换策略，从香港请回他的五哥刘国琪（刘国琪是国民党经济部部长的女婿，在香港开公司作生意。刘国琪解放后仍住香港，每隔几年要回来一次。每次都要在刘国誌的墓前给我们讲述他当年两次营救弟弟的情况）。

刘国琪第一次从香港回来，带回了许多贵重物品，用以打点军统局的上上下下。他专门给徐远举送了一个纯金香烟盒，送给徐远举的妻子耿静雯一只劳力士名贵女士手表和其它礼物，希望徐远举能网开一面，对刘国誌个案处理。徐远举收受了刘国琪的贿赂，军统局的里里外外也帮刘国誌说话。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但他提出，要想从军统局的监狱出去，必须要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刘家认为这个条件一点不过分，反对刘国誌参加共产党活动一直是刘家的要求，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迫使刘国誌退出共产党组织也是刘家的心愿，现在要从监狱出来，退出共产党组织，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同意了徐远举的条件。

刘国誌从渣滓洞监狱被带到了重庆市中区老街32号“慈居”。

刘国誌一跨进徐远举的处长办公室便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办公室里看到自己的五哥……是的，他太想念自己的亲人了，被捕以来，他一直被当作重刑犯戴着脚镣单独关在牢房里，每日三餐吃的是沙多、糠多、稗子多的三多饭，每天只有早晚各十分钟的放风时间，现在突然看到自己的亲人，他太激动了，他真想冲上前抱住哥哥痛哭一场！

可是，他立即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意识到远在香港的哥哥突然出现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五哥，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刘国琪说：“七弟，你不知道，为了你的事，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这次是专门回来解决你的问题的。我与徐处长已经谈妥，只要你在退党声明上签个字，在报上公布一下，徐处长对你以前的过错就一概既往不咎。出去后，你愿意读书可以到美国去攻读博士研究生，不愿意读书就随我一同到香港我的公司里帮帮忙。反正你不要再去跟着共产党搞什么革命了，弄得一家人都为你担惊受怕的……”说完，刘国琪把弟弟拉到徐远举的办公桌前，“来，赶紧在上面签个字，签完字就可以跟我走了。”

刘国誌一看，退党声明上写着：吾加入中国共产党匪组织，现经政府教育帮助大彻大悟，即日起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匪组织，今后该组织一切活动与本人无关。具首人一栏，等待他签字。

徐远举也在一旁劝说：“你这样的家庭，还缺什么？怎么也去当共产党。现在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马上就可以随你五哥一道离开了。”

可没想到，刘国誌却毫不犹豫地说：“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要我退出共产党，我活着也等于死了。”

徐远举拍案大怒：“放肆！你现在还这样执迷不悟，我可以马上下令枪毙你！”

刘国琪着急地嚷道：“七弟，你怎么这样不懂事？……赶快签了吧！徐处长刚才已经说了，签了字你马上就可以跟我出去啊！”

刘国誌缓缓转过脸，两眼含着泪水说道：“五哥，我谢谢你，可是，你并不理解你现在的七弟。无论如何，我是宁愿坐牢，宁愿枪毙，也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声明上签字的！”

由于刘国誌拒绝签字，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1949年9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已成定局。刘国誌的家人再一次为他的安危进行奔走努力。刘国琪又专程从香港赶回来了，这一次，他没有送徐远举任何礼物，而仅是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

他对徐远举说：“你们要多少美元，自己填，我们刘家只有一个要求，放人。”

徐远举把支票拿在手里，想了想，回答说：“我个人不会要你们刘家一分钱，现在国难当头，这笔钱可以视为你捐给组织，为国分忧。”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许多达官贵人纷纷由南京、上海撤到重庆，再由昆明、广州逃往台湾。当时兑美元、抢黄金乱成一团糟，这时候有人送上一大笔美元，对保密局来说是莫大的诱惑，毛人凤立即答应。但徐远举为人非常固执，他向刘国琪提出：“考虑到刘国誌情况特殊，不要求他公开退出匪党可以，但必须认错，写悔过书，悔过书可以不在报上发表。”

刘国琪上次回来已经深知以弟弟的倔强性格，根本不可能按照徐远举的要求写什么悔过书，便向徐提出：“我弟弟中毒太深，恐怕不会写什么东西的，这悔过书，干脆就让我代他写了吧。”

徐远举让了一步，说：“可以由你代写，不过，必须要刘国誌本人签名。”


1949年11月7日上午，刘国誌第二次被带进了“慈居”徐远举的办公室。

刘国誌一进门看见刘国琪，便立即问道：“五哥，我要的全家福带来了吗？”

刘国琪赶紧递上一张全家照片，刘国誌一看这张全家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不是在敌人面前，眼泪差一点就要夺眶而出。因为，照片上除了他想念的父母兄妹，还有他的未婚妻曾紫霞。他跟曾紫霞恋爱已经好几年，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一直未结婚。他和曾紫霞在荣昌被捕转送到重庆后，他关在白公馆，曾紫霞关在渣滓洞，便再也没能见面。一看到照片上的她，刘国誌心绪难平。他深情地看了看照片，然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将照片放进了口袋里。

刘国琪赶紧说道：“七弟，今天我们什么也不要再争了，你不知道外面已经乱成什么样子了，你再不出去，小命就真是保不住了！你看重你那个共产党员的牌牌，徐处长宽宏大量，已经答应你带着共产党员的牌牌出去，但是你得向政府认个错，你组织罢课捣乱的确是不对的嘛。”说着便递给刘国誌一张纸，说，“这个悔过书是我代你写的，你只在上面签个名字就算数，走走过场罢了，实际上与你无关。”

刘国誌看也不看，把悔过书往地上一扔，气愤地说：“五哥，你好糊涂！既然要签上我的名字，怎么能说与我无关呢？这一切，都是他们耍的把戏。”

徐远举平日唯我独尊惯了，怎容得刘国誌在他面前如此放肆，他的牛脾气也上来了，猛地一拍桌子，瞪着眼睛大喝道：“死不改悔，那就再也怨不得我了。来人，把犯人给我带下去！”

刘国琪这下吓坏了，赶紧对徐远举道：“徐处长，你不要冒火，让我再劝劝我这兄弟。”

刘国誌毅然说道：“五哥，我理解你同家里人对我的关心。可是，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在加入共产党时就宣誓自愿为我献身的事业牺牲自己，那不是说着玩的。你们不要再管我，也不要再来了。”

“七弟！”刘国琪目瞪口呆！

第二次营救也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多钟，也就是刘国誌拒绝签字出狱后的第19天，敌人对他挥下了屠刀。

1998年秋天与2000年1月，厉华曾将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亲手掐死“小萝卜头”、在“11·27”大屠杀的当天又与杨进兴一同首先杀害黄显声与李英毅的杨钦典从河南堰城县老家请到纪念馆，请他回忆当年情况，以充实丰富资料。杨钦典等刽子手与罗广斌、毛晓初等19名白公馆脱险志士，当年都亲眼目睹、亲耳聆听到刘国誌在被特务架出牢房押赴刑场的途中，挣扎着大声吟诵他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诗歌：“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吟诵声犹如滚滚春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壮怀激烈气吞山河的人生绝唱！

午夜过后，白公馆屠杀结束了，陆景清对看守们宣布：“明天你们进城到保防处向周主任（养浩）报到。”说完后，他便坐上三轮车进城向毛人凤复命去了。参加大屠杀的刽子手和杂工，各得了两块银元的赏钱，另各领得二钱黄金作资遣费。

此时，白公馆还剩下17名二处寄押在这里的囚犯和两名小孩，杨进兴根据雷天元的布置，派当天的值日看守杨钦典将所有囚犯移押到楼下右边二号牢房（郭德贤与小波、小可母子三人仍在楼上监舍中）。

事后据被俘的徐远举供称，这些人因各种原因和社会背景决定不杀，但并没有告诉他们。等大屠杀结束后，把他们集中在一间牢房里，不上锁，待看守们撤走后，让其自行逃生。

白公馆在押的50多名政治犯，管理权限分属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执行屠杀时，各自执行所管辖人员。下午4时许大屠杀最先由白公馆开始，当执行到第4批时，由雷天元带刽子手前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政治犯外出枪杀。到晚上10点多钟，杨进兴已执行完屠杀任务，而雷天元才提出两批共计8人杀掉，由李磊指挥的渣滓洞也只执行了3批26人，尚余200多人待执行。

李磊不断向雷天元告急，催他赶快率人去渣滓洞增援。于是雷天元将剩下的16名男政治犯集中在楼下2号牢房，将郭德贤母子三人关于楼上，请杨进兴帮忙代管，然后带着人匆匆驱车赶往渣滓洞。

杨进兴虽说杀人如麻，但也很狡猾，上峰要他杀的人已经全部杀掉，奖金和资遣费也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他还待在这里岂不是白白等共军来索命么？三十六计走为上！当雷天元前脚刚走，杨进兴马上命令当天的值班看守杨钦典留下照看剩下的19个人，其余的人员各自去屋里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大家把身上的手枪、子弹、手铐全解下来扔到地上，院坝上叮叮当当一片乱响。杨进兴叫杂工陈紫云和李大富拿去埋进地里，或者丢进大门前面的池塘。

看守们很快提着行李出屋，在院坝上七嘴八舌，有的说上歌乐山，看能否搭车到成都去，有的说进城去二处。

最后，杨进兴还是决定去歌乐山顶，想法搭汽车去成都。

看着众看守一窝蜂出了白公馆，杨钦典此时真有树倒猢狲散之感。杨钦典也不是个傻子，虽说他平时给了难友们一些帮助，但毕竟也欠下了共产党人的累累血债，此时见杨进兴带着人跑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等死，心里又气又恨。于是也收拾起衣物，一头钻出白公馆大门，给大门外面兵房内隶属交警队的警卫排的人打了个招呼，也慌不迭地朝歌乐山顶跑去。

到歌乐山顶上一看，成渝公路上全是逃亡的人群，只好随着人流向前移动，走不多远，竟碰到了大屠杀之前离开白公馆的李育生。

赤色

李育生，原是四川绵阳县一名袍哥，因抢劫军统货车，被抓后押送到白公馆关押。刑满后，就在白公馆伙房帮炊事员陈紫云打下手。此人长年浪迹江湖，懂点拳脚功夫，更操得人情练达，最讲桃园义气，在白公馆，他是个极特殊的角色，能上与所长陆景清、看守长杨进兴，下与杨钦典、安文芳一帮看守员，都亲亲热热称兄道弟，对政治犯则抱敬重、同情态度，常给予方便。

杨钦典、李育生二人在逃跑途中，杨不免对同伙们扔下他一窝蜂跑了之事骂声连连，同时也把白公馆里还关有19个犯人的情况说了出来。

李育生一听，不禁灵机一动，把杨钦典一把拉到路边商量：“你龟儿子好憨，手头有救命的宝贝，你还跟着国民党跑啥子？不如我两个回到白公馆，把那19个人放了，共产党来了，还能不给我们一些好处？”

杨钦典有些迟疑，说：“我出来时看见外面警卫连还没有撤，弄不好会把命出脱了。”

李育生说：“国民党垮定了，你已经拿了资遣费，还跟着跑到成都去干啥子？如今兵荒马乱的，胆大能漂洋过海，胆小就寸步难行。走，说干就干，哥我陪你回白公馆。”

杨钦典在李育生的鼓动下，想到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于是掉头回白公馆。

二人下得山来，看见警卫连正慌得像炸了营盘的马蜂窝，想撤，又没有命令，呆在这到处摆满了死人的荒坡上，又害怕解放军打来。

杨钦典和李育生刚走到白公馆大门口，迎面碰上白佑生（当天释放的叛徒）。李育生一把揪住白的衣领，喝道：“你龟儿滚远点，再待在这里，谨防老子捶死你！”

白佑生赶忙缩回到屋里去了。

再说白公馆剩下的16个人被锁在一间牢房里（郭德贤母子3人在楼上），既不杀，又不放，也没有人来管他们，大家正感到奇怪，忽地看见李育生和杨钦典走了进来。罗广斌眼疾嘴快，忙向杨招呼道：“杨钦典，把我们集中关在这间号子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杨钦典答道：“看守长临走时交待，你们的案子都归二处管，雷科长现在带人到渣滓洞那边执行任务去了，过一阵忙完了他会回来处理。”

罗广斌叫了起来：“嗨嗨，你就不能给大家想想办法吗？”

杨钦典说：“我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有啥子办法。”

罗广斌说：“你要想和徐远举他们一路坐飞机跑到台湾去，根本没你的份，搞了那么多年，你现在还不是个上士。我给你说，只要你想办法把我们的人救出去一个，把今晚搞的大屠杀公之于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解放军来了，我们都可以给你证明。你要相信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杨钦典犹豫着说：“可我在重庆，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

李育生赶紧给他打气，说：“现在都啥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娃积点阴德，先把他们放了再说。”

难友李荫枫从风门口递出一个信封大声说：“生活上你尽管放心，这信壳上有我家的地址，你可以住到七星岗我家里去。”


杨钦典回来就是打算放人的，现在又得到了难友们的保证，于是他咬咬牙，掏出钥匙递给罗广斌，又和罗广斌约定，他和李育生先到楼上侦察，看大门外的警卫排是否撤离，如果已撤走，他就在楼上跺三下脚为号。

杨钦典和李育生上楼后四处看了看，见警卫排已经开始撤离，于是重重地跺了三下脚，对楼下发出三声信号，并打开了楼上郭德贤的牢门。

这时罗广斌也上楼来接郭德贤一家。大家集中在楼下二号牢房中，由罗广斌组织人员，按老中青搭配，分编小组，并指定周居正、李荫枫照料郭德贤母子三人。大家悄无声息地出了牢房，穿过院坝，走出白公馆大门。刚下了石阶，或许是因为紧张，或许是因为激动，有的人竟然忘记了罗广斌的叮嘱，往山下的大路上直奔而去。

而此时警卫排的人正在撤离，看见门里涌出一群黑影，立即问道：“什么人？”

众人全都愣住了，罗广斌急中生智大声回道：“二处的。”

对面再问：“口令？”

他们哪儿知道敌人的口令，转身就往密密的树林中四散跑去。随即，敌人的枪声就响成一片。

郭德贤不顾一切地背着小可跑到了厨房后面的石梯那里，看见李荫枫已经跑在了前面。

李荫枫回头问她：“你伤了没有？”

郭德贤气喘得紧，回答不出，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没有受伤，但是腿软得迈不开步。这时好几只手电筒光和冲锋枪声跟着从后面追了过来，她和李荫枫只好又没命地向后山上逃。跑到半山实在是跑不动了，李荫枫说：“你跑不过他们的，就在那草笼笼里躲一下吧。”他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了郭德贤就跑了。郭只好躲在草丛里，幸好卫兵们向李荫枫他们追去了，没有发现她。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听见不远的地方小波叫了一声妈妈，她想答应女儿，又不敢开口。小波仅叫了一声就再没叫，她估计是周居正捂住了女儿的嘴。后来，她听见卫兵们骂骂咧咧地回到山下，爬上汽车，匆匆地疾驶而去。

她一点不敢出声，再后来，四下里都静了，渣滓洞方向的火光正烧得漫天通红。又过一会儿，郭德贤这才发现鞋子早已跑掉了，只好赤脚背着小可向歌乐山顶爬去。翻过了几座山，天亮时，看到前面有一户农家，便上前去求双鞋子，说是夜里遭了土匪，那农民也好，马上就给了郭德贤一双鞋。过了两天，郭德贤听说重庆解放了，马上赶到城里，住进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立刻去寻找女儿小波。

罗广斌已经在这里了，他告诉郭德贤，城市刚解放，非常混乱，为了安全，孩子可能被周居正暂时放在乡下了。其实，罗广斌也不知道小波的下落，那天夜里，他和周居正跑散了。罗广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他马上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上歌乐山上去找，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没办法，他只好将实情告诉了郭德贤。郭一听，顿时就昏了过去。   

而周居正说，当子弹扫来时，他一慌，一跤跌倒在山坡下，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去老远。四周漆黑一片，他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看到敌人打着枪追了过来，没办法，只好转身跑了。

郭小波哪儿去了？原来，小波也被吓蒙了，当她爬起来时，身边已经空无一人。她惊慌地叫了一声妈妈，看见电筒光追了上来，枪声也响得紧，再不敢叫了。她先是躲在梯田旁边的小水沟里，特务们回来了，汽车亮着雪亮的大灯从她旁边一掠而过。她害怕了，在漆黑的山林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去，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睡倒在地上。等小波醒来，天已经亮了，她发现自己睡在大路脚下。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旁边走过，她还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老百姓家的孩子，伸手把她拉了上来，并问她：“小孩，你去哪里？”小波只想离白公馆越远越好，就说：“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士兵把小波带上了大卡车。进了重庆城，到了精神堡垒（今市中区解放碑），士兵把小波抱下车，放在了马路边上。小波没地方可去，只好在路口游荡。

天色落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摆摊的妇女叫王素珍，见这小孩怪可怜的，便问她：“小孩，你家住在哪里？”小波说：“白公馆。”王素珍不晓得白公馆是啥地方，只猜想能住公馆的，肯定是有钱人。可是眼前这个小姑娘弄得这样狼狈，想必是战乱和父母跑散了吧。收摊时，王素珍见小波无处可去，索性把她领到家里，让她和自己家人一起吃了饭，还给她洗了澡，换了衣服，把她收养了起来。

而此时，党组织也一直在为寻找小波努力，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小女孩。不几天，一个市民提供线索：11月28日早上，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国民党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了一个穿着红毛线裤的小女孩。这说明小波还活着。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今犹健在）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登寻人启事。

说来也巧，一张登有寻人启事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边。她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请人把报上的启事读了一遍，知道了报上要找的小女孩正是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当时就激动得喊了起来：“娃儿，你的妈妈找你来啦！”夫妇俩马上收了摊子，抱起小波，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郭德贤见到女儿激动得失了态，磕磕绊绊地冲下楼梯，大哭着将小波抱在怀里。


至28日天亮前后，半数同志业已逃出“特区”警戒范围，各寻安身之处。其余同志也在重庆解放后，相继走出深山古墓，安全逃险。

“11·27”大屠杀中，在杨钦典、李育生二人的帮助下，白公馆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女）、郭小波、郭小可脱险。

解放后，女儿郭小波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西宁，后来又到了天津，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郭德贤解放后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她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相信党，相信组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客观的环境。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委先后批准了市广电局《关于恢复郭德贤党籍的报告》。肯定了她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的一生，1949年1月在成都川康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其夫、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敌人逮捕（后叛变），敌人到她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内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得以脱险，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报告最后认为：党组织同意恢复郭德贤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连续计算）。同时，郭德贤同志入党后，基本上是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为1939年8月。

重庆解放后，脱险志士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向重庆市军管会汇报了杨钦典的情况。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曾代表邓小平接见并褒奖了他。鼓励他解除顾虑，协助人民政府指认杨虎城父子、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陈然、黄显声、周均时等烈士的遗骸埋葬地点。政府还准备给他安排工作，这时杨的家中来信，称老母病重，要他回去。杨钦典于是要求回老家河南郾城县大刘乡周庄村。政府给了他路费，军政委员会给他开具了证明，让他回家照顾老母。

“文革”中，杨钦典因历史问题，他被铐到重庆，逼他承认罗广斌等人是“叛徒”。当时脱险同志都被打倒，罗广斌在重庆被整死，郑业瑞在万县遭公开枪毙，无人能为他证明，使他被判刑20年，至1982年罗广斌等人的冤案平反后才获释。“文革”结束后，大难不死的脱险同志们再次给杨钦典在白公馆监狱中的表现作了证明和呼吁。

1982年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刑事判决书1982（74）刑申字第315号）：

申诉人，杨钦典，男，现年64岁，河南省郾城县人，原在河南省郾城县大刘公社务农，现在四川省菩堤山农场劳改。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经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杨不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杨钦典解放前任匪特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的罪行是严重的。但解放前夕，在匪特大屠杀中，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9人，有立功表现，因此1950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将其逮捕判刑显然不当，应予纠正。

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74）刑字第315号刑事判决。

二、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被释放后，回河南老家务农至今。李育生则因功被安排回到老家绵阳市公安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