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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政治):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现代化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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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3 16:42: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南方来信(一)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现代化重要内容


贾儒:
    你好。前些日子你在信中谈起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即关于“十二。五规划”应该将政治体制改革纳入规划范围。我同意你的意见。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邓小平和很多党的领导人很早就提出来的。在经济发展到今天,它更成为人民群众极为关心和高度关注的问题。我看网络上的很多意见和怨言都是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
    我国的经济建设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路子。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新问题、新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引发了争论。有的人认为现在的问题就是腐败,所有的困难都是由于政府腐败造成的。我看不够全面。我们国家用了三十年取得了西方三百年的经济成就,也就必然产生和积累了西方三百年产生的问题。有的问题是由于腐败造成的,有的问题是由发展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有些一定发展阶段产生的问题往往又加剧了腐败问题。应该注意区分开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只有收获,而没有代价。这么多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是通过一些条件,执法力度、决心能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很多的资源。资源问题在中国又是极为突出的问题。
    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依靠和动员人民群众。要动员人民群众,就要有更充分的社会民主生活和文明的环境,就要改革政治体制。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绝不仅是解决腐败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因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三年五载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艰苦的努力才可以实现的。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的过程,是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的过程,是法制传统形成的过程,是人的文明素质大提高的过程。
    我认为不能够把政治体制改革仅仅理解为民主问题,或是直选问题,或是两党制互相监督问题等等。八十年代的取消领导人终身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由于社会发展了,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发展,还有很多方面的内容和实践。同时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难题。这就要很深入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要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
    不一定对。我们再进一步探讨。
    许也
    2012年7月10日

    南方来信(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


贾儒:
    你好。接到你的回信了。我看政治体制改革很难。要不然我们早就进行了。我们的改革是先易后难。政治体制改革最难,只能够放到最后改革了。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难?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难在政治体制改革涉及许许多多人的利益和机构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各种利益的大处理和大调整,是一次重新分配利益的变革。中国吃“政治饭”和“体制饭”的人那样多,怎么调整?是个大难题。很多人简单地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仅仅是组织机构的调整和权力运用程序的监督设计。中国的传统体制已经运行了很多年,并由此形成了利益格局和利益机制。就像北京西城是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分配的中心,吸引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在附近租房子建办事处。
    第二难在政府机构中哪些是政治改革要消除的部分,哪些是政治体制改革保留的部分。中国的政府机构非常庞大。国外的许多非政府机构或非政府职能在中国都是政府机构或公务员职能。所以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要将一切不属于政府管理的部分或政府功能的部分划分出去。网上有人说中国的政府公务员是世界上最多的,财政开支是最多的。我看不一定。简单地比较不一定不科学。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要将很多的政府职能交给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然后再确定政府部门和政府职能。比如税务部门是否属于政府,还是应该属于人大?铁路部门可能大多属于企业,一部分是政府职能。我是瞎说。你就凑合听。或许可以开启思域。
    第三难在现在的政府部门有执行权,又有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三权合一的。如何将这些权力分开,要很仔细地设计和研究。在中国政府这些职能不可能一下子就分开了。
    第四难在由谁来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监督公务员及其权力运用。现在人民群众反映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监督公务员和他们运用权力。因此如何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和公务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我们可能不可能再由人民群众另选一套班子专门来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就如八十年代的体改委吗?我们可能在共产党外再设一个党来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吗?
    第五难在至今没有见到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社会上到处议论纷纷,可就是没有看到公认的可行的意见。
    你把这封信转给殷维。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很感兴趣。
    许也
    2012年7月16日

    南方来信(三)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贾儒:
    殷维已给我来信,讲了他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够着急。不可能用三十年完成西方三百年的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事缓则圆”。但是一定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常讲不改革就亡党亡国。但是改革绝不会就亡党。只能够促进党的前进和发展。这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
    我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三个原则,即不仿照西方国家模式,不“摸着石头过河”,不“先破后立”等。我这样提出是有针对性的。目前社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似乎很少从大局上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的原则和路子。这反映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还是传统的、搞运动式的思维。这很麻烦。容易形成一哄而起的局面。
    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都不同,实现现代化过程的道路也不相同。绝不可以借口“普世价值”来代替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同道路和道路选择。西方的价值观不等于就是普世价值。西方的“三权分立”也不一定适应各国的情况。即使是美国,军权也从来不是分立的。通观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但是都在走向现代化。包括原来很落后的非洲、中亚等国家也都迅速的发展,也都在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并不以美国或欧洲的方式。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以照搬西方的模式。(一定要清楚:政治体制改革仅仅是实现现代化的一部分。现代化道路不同,政治体制改革也必不相同。)
    “摸着石头过河”曾经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初始时的方针。后来的实践已经说明不能够适应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了。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不能够摸石头过河。我们的教训是总摸到一块石头,又多次被一块石头绊倒。你问我中国的模式是什么?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模式。因为中国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有科学的论证和科学的设计。更要注意在研究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中,让人民群众把意见讲出来,吸收各个不同阶层的意见。现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舆论压力很强。越是要注意科学的研究和论证。我看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更容易随大流,一哄而起。
    我们过去经常讲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讲“先破后立”。历史的实践已经是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深深反省。文化革命的先破后立把国家的、社会的、家庭的、单位的秩序都给打乱了。“立”起来的是什么?巴金老的《随想录》深深地反思,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人的素质不能够搞“先破后立”。“先破后立”就难免搞群众性运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绝不能够搞“运动”。就像电影《芙蓉镇》中有的人就愿意搞运动,成天喊“运动喽”。
我们一定要充分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思路及原则。更要借助这种充分的研究组织一次大讨论,大教育,使得全国人民更深刻的认识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使命,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为现代化服务等等。
    许也
    2012年7月24日

    南方来信(四)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殷维: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听到你的意见。我总想,不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只要经常交流,互相包容和切磋,包括不带成见的激烈争论,都是好的。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要特别注意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等,防止“文化大革命”的传统重演。如果没有这一条,就难免会照搬西方、摸石头过河、先破后立等。这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管主观的愿望如何,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面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如何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是大问题。有的人提出修改宪法,有的人说要实行“三权分立”,有的人提出公务员公布个人财产,有的人提出搞直选,有的人提出放开出版广播传媒,有的人提出民主化等。我感到这些提议缺少深入的思考研究。
    比如“三权分立”是保证权力运用互相制衡的组织结构。但是在利益一致、思想方法一致、价值取向一致的、生活环境一致的条件下,各机构的掌权者能够互相制衡吗?美国在打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在颠覆别的国家、在围困中国古巴等问题上,它的各个机构什么时候有过互相制衡?甚至对于怀疑“9.11”事件真相的美国女记者都要驱逐出境。
    比如对于民主的认识现在分歧很大。民主不等于是保护少数人,而是应该允许自愿和多样化(不仅是包容)。民主不等于不受限制,而是思想不受限制(但是思想转变为行为或宣传讲演,就要受到约束或制裁。如不许宣传种族主义,不许宣传性别歧视,不许宣传灵异,不许宣传厌世死亡等)。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一定要受到限制。
    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不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就要很深刻的研究改革的理论和思路指导。改革的突破口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我的想法是先从各级人民代表和代表大会的改革和完善入手。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先让主人真正做主了,后面的改革就好进行了。我国的“人大”代表的权利很有限。最典型的是“文革”中刘少奇的“人大”代表权力都被践踏了。所以实际上我国的“人大”代表和“人大”会议成了政府的工具。
    首先是让“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的。
    第二是让“人大”代表和“人大”会议监督政府和公务员。包括监察公务员的财产和权力运用,审查政府机构的权力运行设计,质询重大项目的合理性和组织实施等。
    第三是限制“人大”代表中的公务员占的比例。最好不超过五分之一。
    第四是让“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条件以及相应的法定形式等,有足够的权力、有效地保障去监督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第五是让“人大”代表能够自主的运用“人大会议”形式开展工作。没有或不允许“人大”代表自主的运用代表会议的权利和形式,“人大”代表就是虚的。“人大”代表有权利自主的选举或罢免人大会议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第六是让“人大”代表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让“人大”代表有被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形式。让“人大”代表又被罢免的权利和罢免的组织形式和程序形式。
    第七是制定“人民代表法”,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和保障人大代表和代表会议。保障人民群众有罢免人大代表的权利和更充分的条件以及相应的形式等。
    我想了简单的几条,或许可以作为改革“人大”代表和“人大”会议制度的内容。
    不一定对。你多多提意见。
    许也
    2012年7月26日

    南方来信(五)
    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


贾儒:
    我给殷维的信你已经看过了吧。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实行民主。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纯粹的民主。不知道你看没看13日和14日的《参考消息》,里面连载一篇专栏文章“西方对民主的反思”。文章列举了近十年来美国《时代》周刊、美国前总统戈尔、《南德意志报》、美国《外交政策》、美国《新闻周刊》、美国前总统卡特、《纽约时报》等等诸多的媒体、学者和政界领袖对于美国的民主的反思,都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提出了质疑。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美国的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我知道,不知我一个人觉得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出了毛病”。这是说美国的民主从根子上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这值得我们中国人很好地思考和借鉴。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参考消息》的专栏文章给出的小题目是“民主成为富人的金钱游戏”。民主总是在一定的组织内,是作为组织的一种状况存在。组织的结构和状况和运行决定了组织的民主的范围和水平。美国的问题恰恰是政治组织和国家组织出了问题,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游戏。
    所以我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不是民主。但是发扬民主和保护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很重要成果和标志。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组织问题。我想这点应该明确。
    先说到这里。
    许也
    2012年8月15日

    南方来信(六)
    政府体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


贾儒:
    你好。我再来谈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想法。
    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确立和完善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可以讲政府体系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
    改革政府体系首先是解决政府由谁来领导的问题。我国的政府体系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组织部来领导。这就必然出现党政不分的情况。这些年党政不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主要是因为领导政府体系的职权模糊。政府应该由人民代表大会来领导。这就是我在前一封信中讲到的,要改进和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起到领导和监督政府的作用。在中国的条件和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作用不能够取消,但是应该适当的转移和减少,并不断地改进,使党对政府的领导作用由直接的向间接的转化,即向着党通过领导“人大”间接地领导政府。这就可以避免党政不分的现象和问题(但是绝不能够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保证其在关键事务上的直接领导)。
    政府体系改革要向着公正和科学的方向进行。现在人们普遍认识政府体系的改革是解决公正和正义的问题。我感到更为重要的是解决科学的问题。政府体系的公正改革是外在的标志。但是政府体系的科学改革是内在要求。如果政府体系不科学,则必然出现公正问题。没有科学的政府体系,那么不管如何“精兵简政”,总是会不断地出现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也就必然产生互相推诿、互相扯皮、把持权力,互相作弊、互惠互利的情况。这是客观的规律,不以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转移。所以科学的建立政府体系并使之科学的运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建立科学的政府体系就在根源上解决了民主问题的前提。
    政府体系改革要增加政府部门功能的科学预见性和综合协调性。毛主席曾经讲过,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句话值得每一个领导者思考。综合协调管理是整体性的保证,也反映了整体水平的高度。因此政府部门改革要将专业技术组织性功能更多的转给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政府部门要研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关系,不断地将经济职能转给社会组织和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更多的增加教育、科技、民生、就业和创新的功能和成效。逐渐的减少经济组织功能。这样有一个好处,即政府部门的人员会经常的流出转到跟适合自己的岗位,而新的人员会不断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也会是一种公正。
    政府体系改革要改革和强化决策功能和决策机制。政府部门的功能水平集中反映在预见和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上。政府体系的改革要转向“大委小部”形态,即决策实行大委员会制,实施方针政策实行小部门制。但委员会由多个相关部门组成,共同决策(可聘请人大代表参会)。但是没有任何下属部门。避免部门利益干扰。
    政府体系改革要制定“公务员法”。“公务员法”由全国“人大”制定。不应是由劳动人事部制定。公务员由“人大”代表监督。“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群众(而不可能由群众个人)监督公务员。这样各级“人大”及其代表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况和条件制定共同的带有差别的监督标准和方式。如果要由人民群众监督公务员,实质就是不监督,没有监督。
    对于政府体系的内涵和结构和运行要做科学的研究,要依据中国的情况研究和设计。比如检察院是否可以作为全国“人大”的下属机构,为“人大”代表服务(社会公诉是否应该由人大代表提出?),等等问题都可以研究。总之要实事求是,要科学。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这些意见仅供你参考。只能够各抒己见。
    许也
    201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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