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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经济)运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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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3 16: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引言:每年“两会”之后,在钓鱼台17楼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经济高峰论坛”已经历时11年。今年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大中国》,届时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机构、金融和主要跨国公司及负责人、主要经济学术机构包括大学和研究院所,资深学者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我国有关部委和主要研究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就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格局、走向及发展趋势等,敏感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就已经执行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与会者上千人以15个学术单元75个顶级人物每人7分钟阐述性发言及回答提问,加上三餐主题发言和多方圆桌会议,会下个别充分交谈。典型的民主方式,信息量之大、之全覆盖,就经济社会问题分析而言其深度和广度令人瞩目。可以说,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经济思想与方略真实的交汇点,其实质性均超过之后举行的博鳌论坛,因此被媒体称之为“三会”,可惜并不为主体所认同。

其中,举世瞩目的是2009年该会首次提出、此次世界经济危机是一场不同于美国30年代引发的全球金融性危机、实质内容是由不良资产引起的财务账务危机及其金融扩散,必须加强金融监管;2010年提出当前是金融危机和气候环境危机两个危机、不能用一个危机掩盖另一个危机;2011年提出气候和能源变化前提下“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就业不足,及“发达经济体国家”通胀压力及经济转型缓慢、是全球经济发展更加不协调的主要原因。 “三会”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视角,结合我国30年经济建设实践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反思。

总之,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就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当人们喋喋不休地议论各种社会改革方案和决定政治格局人选的时候,是不是忽略了事物的本质?忽略了有谁提出了、改变“经济社会混乱状态”的系统方案,而代表了经济社会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并经过民主程序为多数人们所认可?

从国际视角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况

述评
绿色丛林定律中再次燃烧的黄龙旗

前言

“改革开放”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目的,而是发展手段,一国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国民普遍富裕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生态、能源、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触目惊心、有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以往的发展模式在表层的光环下,更加显现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严重局面。

毋庸违言以往以初级市场经济为理论、以一次性石化为能源、以出口外向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实践:对劳动、资源和环境的损害、及所获取外汇储备的最终风险;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能源枯竭、国力下降、城乡对立、两级分化、腐败无能、道德沦丧、文化变态,以及失去了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固定化(权力和财富在人群和代级之间锁定)。使人们普遍丧失了安全、稳定、希望和幸福的感觉。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社会、政治形态必须随之进步,已经成为国内外人们的共识。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决定今后中国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的总体方向、框架和机理至今并没有形成。此处不愿擅为“顶层设计”,但是必然涉及到“顶层设计”所不能回避的基本要素

世纪之交全球及中国经济基本态势判断

20世纪末由信息产业技术引领的世界经济达到了新的高峰,随后实体经济的方向陷入了迷茫。同时跨国公司的极致化使全球经济一体化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世界经济形成三个互动层次:发达经济体国家、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和不发达经济体国家。美国克林顿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继续增长放宽了金融监管、降低“信用”等级标准、以“次贷”方式极大地刺激了房地产业为带领的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放松金融监管、令人眼花缭乱“金融衍生产品”,发达经济体国家以虚拟购买力(信用)大量购买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廉价商品,引领世界经济又继续繁荣了10 年。期间中国经济以石化为能源、以出口创汇为导向的低端产业、工业化模式遂行上述国际经济框架于其间。

相对实体经济规模而言全球“信用”已经超发、有毒资产证券化蔓延又使“信用”崩溃,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了。中美两国政府及时的救市金融政策,使全球金融暂时获得阶段性调整的机会,但是相比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货币(信用)总量又增加了20%。而实体经济仍然在原点上徘徊。

同期全球气候变暖和一次性能源枯竭,经济发展两个全局性外部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当前发达经济体国家面临经济增长缓慢、就业不足;发展中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国家面临通胀、大宗商品大幅度涨价和经济如何转型,最根本是实体经济如何转型问题。

全球经济基本态势为我国亟待解决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客观参考:今后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前题条件是:外部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普遍要求的2度温控路径来安排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对外要争取更加融洽宽松的国际关系;内部以经济模式从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转变,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向全面生态改良、生态农业、新能源、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为引领的方向转变,对内要走出“中(低)等收入陷阱”,建立起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

指导经济转型基本理论失缺和经济实践的盲目性  

试问,经济发展:原来是什么方式?需要转向什么方式?怎样才能实现转变?近20年的困惑首先说明了经济指导理论的失缺和实践的盲目性。就顶层设计而言:什么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和主要方法步骤?什么是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没有形成一条清晰的主线。

导致政策制定过程出现巨大漏洞的原因三方面原因是:
一是、没有“生人社会”可靠数字统计办法,不足以作为制定政策依据;
二是、体制内部各自为政,被夸大的利益化倾向;
三是、机构“专家”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失缺,致使政策前瞻和可行性失缺;且学术风气下流,不但贪污垄断经费,而且以“打压不同意见为本、剽窃他人成果为强”(包括剽窃被打压者),加上“维稳”、“讲政治”等与政策研究无关因素,致使总体言路闭塞;
当人们空喊“义和拳”“文革”式的市场改革开发口号时:
把一切经济实践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行为”这只万能的“看不见的手”,其实什么是“市场”?30年竟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所谓主流声响正是“以其昏昏”指导大国经济走向全面崩溃的边缘!
累计后果致使国家整体决策呈现片面化、局部化、短期化、复杂化而不堪操作,总体失去方向性、连续性而不可取。充斥主流的声音不乏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科学常识、社会进化原理,轻易否定已经为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还非要“创新”,造成后果而不可逆。
这只能印证库滋涅茨《发展经济学》原理:权力继承的非程序化、非法化迫使权力继承人总是以标新立异的“学说”、急功近利的“成就”证明自己的合法化,反而导致经济社会更加混乱和崩溃。

【注释:    可以参考的主要理论和实践:综合国际主流学者、机构的主要观点,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依据的经济社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自然辩证法)、经典西方经济学(包括土地边际价格和必需品边际成本)、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激励与约束相衡的成熟市场经济理论)、《论十大关系》、《矛盾论、实践论》、当《代自然资源原理》包括人类生存空间的形成和布局改变、地球和各国《生态史》等等;
30年“改革开发”发展经济实践正反两方面的总结、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理论与实践;
当代人类第五次产业革命理念、高科技高端产业(尤其是生物类)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学技术全面突破性进展,和带领性新兴产业的伟大实践等等 】

【注释    能否这样描述: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首先必须注重以下方面:
首先、不能回避的是人们生存空间质态(环境)问题
生态改良三要素:
区域内生态系统改良三要素:区域气象地貌生成条件的改良;水资源的涵养;绿色生物量的增加和物种的多元化;
其次、今后需要进行的不是石油农业、工业现代化,而是生态农业现代化及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引领的节能减排工业现代化
当代农业三要素:   
全面系统的生态环境涵养和改良以确保我们的生存空间和增加可资利用的人群栖息地;食物数量质量安全;生物质能源对石化能源替代三个方面。这也是城乡一体化和在乡农民致富的基础。具体表现“人类第五次产业革命”条件下,中国的《第三次国土整治和农业第二次产业化》总体战略及《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完全产业链系统集成》经济模式
最后、中国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转变表现为:
内需转向三要素:
在投资方面:侧重于全面系统的生态环境建设、新能源尤其是与生态有关的生物质能源建设及与生态农业有关的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
在外贸方面:侧重于生态建设、新能源和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设备产品引进和交流;
在消费方面:完善信用制度,巩固和扩大中间阶层、建立强大的稳定的当代主流社会群体。其中建立《信用制度》市场经济基本结构缺失部分,全面拉动国内消费,同时这也是现代化社会治理结构和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明确上述前提条件下,区分和确定实体经济今后发展方向,及国民经济主要部门所统领的主要产业升级换代内容。以及金融、贸易、工商、政策服务内容、及相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政治进步内容 】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困境和中国面临的问题:
比较引人瞩目的国内外学者主要观点如下:
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滞涨和低就业率、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胀和经济转型缓慢;
全球货币超发、资金无法落地,或曰“货币以何为锚地”;
如实体经济继续徘徊,或引发实体经济危机导致更深层次新一轮金融危机;
全球是以贸易壁垒、无限增发货币转移主权危机,还是寻找新的经济出路;
以所谓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为主的“7个神奇的产业”可能带领实体经济转型和高涨从而化解经济危机。
对中国情况而言:
李稻葵:实践证明中国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判断和措施是正确和及时的、世界已经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实体经济走向?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更离不开中国;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洛奇:中国经济表面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内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最终不可持续;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史无前例,相伴生的是经济和社会失衡及环境破坏给政府包容性和均衡发展战略带来严重挑战;
世行副行长英德拉瓦蒂:
今后中国两件事:提高消费比重;向低碳低污染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污染导致人民生活质量和国家增长潜力都处于危险之中、其中气候变化在本世纪中为中国和世界带来莫大的风险,转变是大势所趋也将充满机遇和创造力,应该关注增量资本产出率及温室气体排放与产出的关系、即排放强度。
中国保持经济增长面临重大再平衡问题:面对当今世界对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的关注、增长和发展应当以绿色环境战略为基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出口导向为主),加强内地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实现产业机构调整和升级,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提高消费、维持增长、降低排放;
各国对中国“十二、五”规划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兴趣,认为是没有更多实质内容官样文章;北欧IFU更认为在“转型方面”看不出主线、重点和有效性。
……….

以上可以看出还是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社会动态“平衡”发展的基础还是全社会:
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
即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交换价值围绕使用价值上下波动,社会总需求决定社会总生产,生产力(包括人与自然资源状态)水平,决定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归根到底:
交换价值的边际,是信用(货币、包括M1、M2、M3)总量
使用价值的边际,是生态(自然资源所容忍的生产)总量

据此我们得以对中国经济社会全局进行如下分析:

等号左边、已经不能对称的“交换价值”要素
中国金融、财政、货币政策、CPI、国际贸易的定位和方向
大国金融政策和金融操作不能够“纂狗洞”、“脱裤子”
所谓纂狗洞:巴金小说《子夜》中所描述的:一个帮闲食利的“土财主”,企图通过给“大资产”作姘头的女儿窃取大资产的炒股轨迹,跟进炒股而发财,自以为得计称之为有“纂狗洞”的本事,最后因为情报不准失败而自尽身亡、反贻笑大方。按照今日金价折算恐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折价了4\5了,这是我们损失资源、伤害劳动、污染环境所换来的唯一血汗钱,就这么光了!恐怕当年鼓吹选择美元为唯一外汇储备、美债为唯一投资方向,就是某些学者这种猥邃心里作怪。
就象真信、真用的百姓“倾囊而出”,根据“政治报告”中增加资产性收入的启示,选择没有资产抵押、只有“专业知识”的基金代为理财一样,损失惨重而“被套牢”,却成就了他人的“黄粱美梦”。而此前3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都是英镑和黄金。孰智孰非?难道还不应该反省吗?
所谓“脱裤子”:某些“冒充深刻”学者只要一提金融国际化就要“彻底放开国家外汇管制”等,即脱裤子而融入国际社会,启不知,净身入“丛林”没有不被轮奸的!
中国经济崛起必须以自主的金融体系为保障
金融秩序:
中国金融在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单位、以出口为经济导向的格局中已经很难走出“预设”的“陷阱”,且总量愈大、国本伤害愈大
值得注意的是:
首先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中美两国政府王歧山和保尔森所采取果断货币救市政策,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实体经济转型争取了时间,实践证明效果不错、舍此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惜的是,最高决策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积极争取实体经济转型,使“突破口”重新合拢;其次中国央行周小川在钓鱼台圆桌会议上,逆周期平滑理论在货币政策上的应用、对世界大宗商品价格走向的判断及对中国CIP走向有限影响,基本是得当的;
当前需要警惕的是防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转化,这需要加速实体经济转型和确定新的产业投资方向。
“腐败无能”在新机会面前不可能有所作为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信用受到极大挑战,世界开始进入资金池币种多元化、贸易结算货币多元化、区域货币流动的巩固和扩大时代。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没有私利纠葛就没有必要“如丧考妣”,
货币政策:
不能以任何方式损伤人民币信用

作为根本方针:
继续提高人民币信用,通过国际化使人民币分流的同时,使人民币成为国际间通行的重要币种,并与经济总量相对应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从各国金融史看,能否最终成功的国际化,关键还在于货币币种的信用问题。人民币是否是一种负责任的币种,取决于是否能完全承担货币(通货)的5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能力、储蓄功能、信用基础而不是别的。如果能,在全球金融风险巨大的今天别国自然就会收集、储存和使用。首先是周边、重点是区域、其次是跨国公司、再次大宗贸易结算国、最后国际化而已。如果不能,再“脱裤子”也没用,只能为国际游资、金融大鳄提供一种炒作的工具,导致自己金融崩溃而已。适当的管制正是人民币信用所在和负责任的表现。

这种“政府保留关键时候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可能、发展中大国外汇管制有保留地相对开放、包括公有制金融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各重要领域中的平衡”,目前这种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已经在2010年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检讨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条件时,普遍得到东南亚国家及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国家所认可、所赞叹、所借鉴。因此面前的货币政策基本是得当的
持续高物价、低利率实质是对人民财富直接掠夺

对大资产来说可能只是一种数字计算,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他毕生积蓄、血汗收入、育子之资、养老之本被剥夺,然燃眉之急无问,急切到外面去“送大礼”,联系到所谓“资产性收入骗局”,以人为本就成了玩人为本了,正可谓“草民易孽亦无声、上天难欺于无声”,从根本上诋毁了中央路线。

利率不能及时地随物价指数调整,对币种和社会实际伤害极大。根据物价指数及时调息不但是确保人民币基本职能、提高人民币信用程度和维护人民币尊严的根本需要;也为了保障存户利益不被掠夺、对稳定合法收入的中间阶层不受到伤害、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如果利率得不到及时改善,实际上是在剥夺市民的财产。实际上是转嫁社会管理混乱和市场秩序危机,让币种信用和全体市民买单。目前的储息与89年8年储息14%\年比,仍有很大空间。主动地及时调整利率,敢以短期内波动争取长期平稳,这需要能力和气魄。

【注释:    金融危机的两年世界货币总量至少增加了20%。根据公式计算仅就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可能使美元进一步贬值15.17-26.97%,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其中粮食食品价格可能上升16-30%、石油能源价格上升30-66%、贵重金属价格上升30-64%;加上其他国际环境和气象因素不良预期影响导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上目前相当外汇总量6%的“热钱”(国际可疑资金)流入,这就是所谓“输入式通涨”的依据。另方面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近年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和贷款规模及对应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准备金,无疑对还未实现转型的实体经济而言货币总量一时超发,需要一个消化过程,这是导致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

作为权宜之计:

中国央行用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回购、央票等措施实际已经锁定可流通货币总量接近25-30%,这就为全面稳定物价奠定了基础。由于高储蓄率、周转速度、外汇储备汇兑的人民币总量等多方面原因,这种锁定可能还有一定空间 】

当前物价失控、产业萎缩的根本原因不是货币政策
而是已经退化的市场秩序。及该转不转、该升未升的产业结构。所以,历以宁所说的银根过紧可能导致经济滞涨、影响GDP增长和实体经济萎缩是不对的。根本的出路还是实体经济转型,在已经过时的实体经济结构基础上再放松银根,只能导致越来越不可收拾的未来崩溃趋势;对于没有实现转型的中小企业放松银根、直接或变相给予宽松的融资和贷款政策只能是“饮鸩止渴”,属于不良中小资产负债今后是难以偿还的、必将影响整体金融秩序稳定,灾难还在后面。

汇率问题:

出口外向型经济使汇率政策进入两难陷阱
就本国利益而言,如果人民币不大幅度升值,则主权债务资产账面好看,而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的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造成巨额资产流失是必然的;如果大幅度升值,则目前的主权外债结构,使本国债权有可能极大缩水、被债务国相机“去债权化”,没有证据证明目前没有这种可能和迹象,而进入两难。6年内人民币实际已经升值21%,这种缓慢升值一时间还是抑制了国际游资获取暴利的想象空间,对稳定币种信用也有所增益。
还有一中可能:在欧美货币信用、主权债务危机时,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毕竟人民币总量大于外汇总量、人民币总体升值能否抵消债权损失?这要算账。问题是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的,国民经济经济转型所需进口商品规模,转型的决心和步骤到底有多大?
随着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经济总量继续扩大,超发和锁定的货币将逐步释放而被吸收。
问题还是决策和用人
总之,在这个风起云涌的金融时代,掌握国际金融“丛林定律”实战经验以求胜算,需要时间、智慧和勇气。要改变20年积累的被动局面,最终结果也将是过程的积累。即便是庚子年间,李鸿章出面后对八国也有不同的态度和手段,弱国外交居然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值得深思。

股市风云:

当前股值水平实际反映了实体经济没有整体转型之前的实际情况
也有可能还是被高估了

政府财政:

土地“卖空”和地方过度发债,实际上已经严重侵占了以后各届政府的行政资源空间
中国近年财政收入猛增。所谓“土地财政”在一些地方占财政收入60%以上,既然土地收入不是卖地收入只能理解为地租,一次性收取70年地租而当年全部支出仍不足,而社会社保仍然是低覆盖、低水平这说明了什么?同期地方政府债券已经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形成的资产又是什么?在经济社会方向性引导方面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实际投入和效果,能看到的是所谓城市内涝托起的城市形象工程?还有大量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富豪。按吴敬琏讲其中寻租费用(交易成本)比例大约占20-30%,这岂不成了“贪污型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首先从“权钱批发”开始?再层层转包!
要知道就是政府债券也是一定要偿还的
以后各届政府所面临的将是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必须得到治理的,比本届政府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生存空间恶化和几乎消耗殆尽的众多项目的自然资源,以及已经积累起来的必须偿还的巨额社会项目欠款。对应的财政资源却是已经严重透支的税源和信用

稳定物价:

当前物价不稳是市场治理结构退化和有关政府无能的表现
当前中国CPI调控路径和控制节点效果评估取决于三个方面:货币政策、社会必需品供求平衡和市场秩序。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相互制约、对立统一的治理结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对合理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在积极适应和影响国际金融秩序的过程中,从本国大宗商品(社会必需品)国际依存度出发,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立足国内、求得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之间的平衡。

供需平衡:

与我国相关的3项国际间大幅度涨价的大宗商品
其中粮食(谷物)中国自给率97%以上(已经出现转基因主粮开始急速扩散问题),储备率在国际安全线18%的1倍以上(据部分调查部分库存因腐败而虚拟);食用油料自给率30%左右,因进口质量问题(转基因)争议很大销路并不见好且替代有选择余地。因此至少谷物不会太多地受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而更令人担心的是生态及大面积气候“下填面”变化后对今后我国粮食收成的长期影响;
其中液体燃料(石油)中国自给率46%,2010年进口量达2.39亿吨,可能会更多地受到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对还未实现转型的国内产业结构目前这确实是切肤之痛,甚至至今还没有成熟的大规模可替代方案(如生物质液体燃料),如果石油价格继续大幅度提高,汇率不大幅度提高,本来就有限的经营利润可能被涨价所吸食。此次中东政治危机最多只涉及全球产量的6.8%,与目前世界剩余产能基本持平,能否尽快替代,还是价格表现出来的产油国利益预期,权不在我。如果供需基本平衡而价格继续飙升,更多为炒作因素,以此逼迫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确实令人担忧。为权宜之计70-80年代日本曾成功的以汇率倍增以应对石油价格倍增而为能源结构调整争取了时间。我将何去何从?只能痛下决心转变发展方式改变能源结构。   
其中重金属需求,代表性的铁矿中国自给率60%,虽然一般工业金属原料需求将继续呈算术数字增长,随新技术和发展阶段的特征的影响新增总量将呈下降趋势,国际原料价格上涨国内只要不炒作大部应该可以消化。贵金属金银价格猛涨在国内不会例外,令人遗憾的是之前外汇储备多元化意识不足,若当时仅就1\4转为金银,其升值足以抵御目前汇率风险并增强人民币信用基础,现在谈之为时拟晚,可能还有机会,但必须改变现有决策机制。

市场秩序:

20年来国内似乎已经出现市场秩序的严重倒退致使物价失衡
如果货币政策基本正确,主要社会必需品供求基本平衡,对于稳定价格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市场秩序。
既然国家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粮食价格水平基本稳定,为什么出现10、11年度CPI指数暴涨?主要市场原因是:恐惧(信息不透明)、无序和炒作;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市场价格平衡机制。即缺乏能够满足市场真实价格需要的“经营单位”价格平衡作用。表现为一定数量的稳定的直接对应货源、足够规模、流转通畅、信用良好、深入社区直接消费者的国营、民营和股份制商业企业,以及完全产业链“农业、食品”集团。
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实践问题,从建国初期上海的囤积大米、白糖、白布价格事件到本世纪初中粮、中储集团直接以小包装上市平易粮价、油价,都反映出价格“平衡器”的有效性。但是这种市场“机制”和“框架”被忽悠退出了!用市场机制和框架稳定市场价格这本来是老问题,变为政府直接的价格指令和官员“约谈”是不能从根本上建立市场价格秩序的。曾为沧海难为水,自己无能莫怨他人。
稳定物价关乎重大,可以说国内货币政策因素已经到位,要实现目标还有很多未知和不确定因素存在,还有不少未能破解之题,风险的压力并没解除。尤其是退化的市场结构和混乱的市场秩序还无从恢复,需要高度关注,需要总体布局、需要专家治理,不需要官说官话。

【注释:    前段影响CPI上涨最重要的因素是食品,据说达到70%以上,这本身就值得分析。一般商品粮食价格提高1%,肉蛋奶鱼等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动物类商品成本相应提高2.5-2.8%,如食品加工利润率不变商品销售价格最多到3.%。近30年实践证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蛋价格的市场实际波动规律就是这样。(鸡蛋的不宜存储和规模化生产特征完全满足充分市场化条件下的价格均衡)。动物类食品在居民食物支出中一般占40%。在其他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蔬菜水果价格应该不变。CPI中食品价格贡献率占30%则CPI上升0.5%以内是合理的,以此类推。
至于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两年内急速城市化运动,使得大城市周边菜地急剧减少甚至消失,新的供求关系渠道正在建立过程之中,因为运距加大储运成本略有增加可以理解,但价格暴涨爆落只能说明市场的不流畅,表明有人恶意炒作;
至于商品房和房租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城市供地预期断裂和全国整体生存空间分布不均衡,造成的恐慌和投机行为。这不是市场化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权宜之计是增加政策性住房(由于没有“清晰化统计资料”,没有根除“社会腐败”,该项政策基本没有可操作性,正像百姓所说“政策性住房”成了:干部房、二奶房、亲属房、腐败房、作秀房,因此对住房价格没有更多的影响)。根本解决,需要大规模增加建房用地供给和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两方面。取决于有效的整体国土空间整治及改变社会治理结构。
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形成均衡价格,最理想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的状态应该是“半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所谓“半垄断”实际就是市场价格的“平衡器”,即不是绝对垄断、也杜绝了完全自由竞争的弊病。这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所谓“成熟市场经济”中“激励与约束相容”那样一种秩序和制度安排 】

对外贸易
实践证明出口外向型经济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贸易的本质是互通(使用价值)有无、僭赚取利润(交换价值),出口外向型经济拉动思路也不可能脱离贸易的本质。实际上以消耗资源、毁坏家园、伤害劳力为“比较优势”的出口换汇(其交换价值并不确定)成了“赔本卖吆喝”。创汇的唯一结果难道就是为了牺牲本国资源为他国“购债”、反过来再抑制自己?国际贸易做到这一步,使对方窃笑、使友邦惊诧。借此制造国内虚假经济一时之繁荣出口外向型经济方式不可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拉动国内经济长期增长,且根本违背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注释:    在去年中国经济高峰论坛,商务部能人在回答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时提出:进口美国以黑鹰发动机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平衡顺差,遭到美国前防长科恩激励驳斥后,今年国务院领导又重提黑鹰发动机问题,而商务部却提出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来平衡贸易顺差,也似乎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支持。
或许表明整个外贸的目的、导向、内容、清单,职能部门可能根本胸中无数、也许并无成策。也难怪他们,服从于国家经济全局的国家对外贸易,而国家经济全局方向不明,凡今上当权有话语权者竟没有一人能说清楚!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国目前经济类别调整所急需进口的一系列、大批量生态生物生物质能源高科技高端产业技术设备,也是改变贸易额结构、缓和贸易紧张关系的极好机会却进不来。独掌贸易大权的高官们无人问津,甚至连声音在媒体上都出不来,事情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对比德、欧国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几代人不懈努力、倾国家综合之国力形成的高科技高端产业技术设备出口拉动经济导向,真令人汗颜,是应该清醒的时候了。
至少我国年耗原油4亿吨国产2亿吨、按国际市场价格销售,其中国内开发成本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差额为资源税、应另立账号为购置、开发可再生生物质液体燃料的国际贸易基金,问题是谁有这方面的技术装备都说不清楚。以外贸为导向加速大规模新能源开发替代、适当封闭一些石油用于储备、留给后代,不就是新的“增长点”,也是发达国家惯例,就不值得考虑吗?】

外交政策
在机会面前能够作为而无所作为是为无能
既然冷战结束世界多元化,甚至能源多元化、货币多元化趋势,难道不应该重新设定目标、讲求方略、未雨绸缪、相机而动吗?这需要能源、经济、外贸、外交、军事、国际政治一系列的综合考虑和运作。
中国未来发展理想国际环境状态,至少是大格局中3G(中、美、欧)以上的多元化。(不是2G中、美,“狼吃狼冷不防”这种最不稳定的结构)。至少对欧、美应该是平行的。对欧沟通的机会应该首先在全球气象、生态环境达成共识。在学习交流生态环境管理知识,引进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技术设备方面入手。
换个角度世界经济史显示,能源对应货币:柴草-银元;煤炭-英镑;石油-美元,有没有可能后石油时代:生物质新能源多样化-欧元、人民币(有此机会)拭目以待。当然可能还有别的模式。问题是,面前有这个能力吗?有可用之人吗?外交服务于内政,问题是,内政是什么?

【注释:    哥本哈根拒签实际是错误的决定。不但保护国内已经远远落后的生产力,更违背要求治理气象条件和生态环境的世界潮流,也堵住了我国与欧洲交往的道路。而今实体经济走向最好的国家是德国和北欧,他们承认全球气候和能源的变化,已经有了30年不懈努力的积累,在气象和生态环境治理、新能源、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方面领先全球,由此引发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显现,这个方式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至少对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方向和希望
而今中国官员和商人在欧民眼中,已经成了“说谎”、“肮脏”(身心和钱来的都脏)、不负责任(只求暴利、坑蒙拐骗)的“三种人”,普遍不受欢迎。也令其他中国人汗颜。我们应该虚心诚恳,不要焦躁狂妄,你那点东西人家心里很清楚,在国内糊弄还行,在国际交往中不被认可,你那俩个“钱儿”不是万能的、也不意味着你就富有、更谈不上尊严  】
   
等号右边、已经不能持续的“使用价值”要素
必须重新确定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
气象环境、生态农业和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及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为引领的实体经济转型
恢复生态、生物产业
不能为国际化而国际化,不能愚蠢到把手段当目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区位比较优势的目的首先是有利于本国人民福祉和本国综合国力提高而不是相反;
各国历史反复证明:大国实体经济是整体民族国家经济的基础,而实体经济必须立足本国生态环境许可、改良和增容(生存空间建设)、生产提供满足本国生存发展的需要“社会必需品”——生态环境、食物食品、能源材料
生态环境、食物食品、能源材料
世界工业化以来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第一次成为全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粮食生产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和一次性石化能源为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提示人们地球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中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气象异常和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实质原因更多地体现为人为因素:东部城市的继续密集化和西部继续荒漠化大面积,改变了原有气象环境“下填面”。气候的异变改变了地面径流量的时空分布,造成生态环境系统的紊乱,造成有效生存空间不断萎缩,导致城市房地产用地预期断裂而价格飙升;大综食物供给越来越不稳定、不安全;尤其是一次性液气燃料方面已经接近全面枯竭,而至今没有形成有效的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替代方案
气象与生态环境:
基本状况:
既然没有迹象表明地球地理年代,已经进入地质灾害和气候灾害频繁期(地球地理环境正处在13000年以前、到10000年以后的,两个冰川期之间的地球自传、公转周期变化相对稳定的地质年代)20年来发展中国家,全球普遍频发的自然灾害,显然更多地表现为人为因素,即决定区域气候的地形地貌改变,碳排放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主要矛盾,同时影响了全球气候向不利方面转化。

【注释:    就北京地区而言:5年平均降水量减少20%以上,径流补水量降低70%,说明整个地区和周边环境的“气象下填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京2000万常驻人口人均水资源100立方米,超过国际标准警戒线10倍;年用水量近4\5为地下水(继续超采),30年来很多地区地下水位下降600米以上,年缺水11亿吨、已经形成区域性“大漏斗”许多地段出现地陷,表明如果没有调水措施,区域必定向生态绝地演变,迁都是必然的;
就甘肃舟曲而言:明明是生态灾难,某些媒体反而“骂天作秀”这就不是客观的态度。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形成灾难的真正原因。就算举国之力予以恢复,不从生态做起也是徒劳的。况且全国生态危地近8万处,与居民有关的近1万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灾难只有天灾,就没有人祸?就上述问题的性质而言,已经不是什么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转化为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难道还不足以迫使人们对以往发展方式全面反思?
就全国水系而言:南水北调工程还未完成,上游丹江口水库由于气候的变化已经出现少见的枯水和常年水位不稳的迹象;将中国东西横向水系南北纵向沟通,形成全国水网调剂南北地面径流水资源均衡化构想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全国生态改良无疑是有利的。问题出在几乎所有的径流区域随着城市化建设、绿色生物量剧减、径流水电密度,涵养水系的基础遭到破坏。大旱大涝瞬间交替出现、径流量总体趋势锐减,就是不调水也已经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水资源和生态危机 】

国际评判:
伦敦气候变化和环境研究所斯特恩指出:要实现全球将温升控制在2度以内的目标、2度路径全球碳排放2030年应控制在300-320亿吨。中国拥有全球20%的人口、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45-50%,其他国家以此为挡箭牌不减碳。如果全球碳排放量超过警戒线将会危机所有的人;希望中国在本世纪20年代初工业发展排碳高峰期控制在120-130亿吨、随后到2030年回落到90亿吨、基本相当于人口比重;要求排放强度为每1000美元GDP排放1.8吨-0,8吨;
12.5目标排放强度降低17%、能源强度降低16%、单位能源排放降低1.2%(关键变量)
如果单位能源排放强度降低15%、则排放强度降低29%
将煤炭在能源消费的比例从70%-63%、将清洁能源比重从4-8%;碳税20美元\吨、相当GDP2-3%;
当局对应:
对哥本哈根国际气候环境大会拒签,即不符合中国国家生态利益,也引起欧洲及许多国家不满,极不利于中国继续发展前提和所需要的国际环境。
分析结论: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首先是中国国家利益本身的需要
是经济发展阶段、能源结构变化、人民生活的家园生态环境必须改善,所决定的;是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前题;也是中国必须向国际承诺我国是负责发展的基本内容。在这方面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不是对抗的。
问题是中国目前缺乏在未来时段,“被动实现”的节能减排,和“主动实现”的碳转换的总体设计。总量测算、监控手段、组织实施、政策导向“凌乱失缺”。职能部门必须负责。
未来:
中国应该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必须服从“全球2度温控路径”要求:在原有工业领域“被动”的节能减排;以及全面国土整治、生态环境改良、生态农业现代化、绿色生物量大幅度增长领域,“主动”的碳吸收和碳转换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构成至少两面的调控系统。因为即便采取节能减排的措施未来30-50年中国人均耗能3.5-4吨\年、届时排碳130-150亿吨\年,如果在大规模国土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以不断增加的绿色生物量实现60亿吨\年以上的碳吸收和碳转化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正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寻找实体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最为关键的环节。

【注释:    国家和区域生态环境状态决定农业生产方式、也是人类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前题,人类不但需要经济秩序、社会秩序还必须建立生态秩序,生态秩序既是经济社会的前题、也是经济社会的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生态农业是人类建立生态秩序最重要组成部分
不能认为欧美判定未来气候变化、对全球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不能认为人类在气候改良、生态环境方面无所作为
既然人类活动能够产生负面影响,同理人类活动也能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区域生态环境改良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气候气象条件。有利于适宜人类生存和作物生长气候的增益和平和化,包括温度、湿度、风力、降雨量、避免人为因素促成的自然灾害。
二是水资源条件。有利于自然水资源的涵养,包括降雨量、径流量、蒸发量和地下水续存;
三是生物圈条件。足够的绿色生物量和生物物种多元化
以上三者构成区域生态环境,其中适度增加足够的绿色生物量,是气候增益、平和化和水资源涵养及物种多元化的基础。所以有限的水资源首先应该用于恢复和改良绿色生态才能形成整体环境、气候的良性循环。这里生态农业对生态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

难以确保的中国食物安全(数量、质量)
已经被误判的中国农业现代化
职能误区
目前有关主体机构的农业现代化方案,仍然是已经过时的石油农业现代化框架,在环境和能源已经巨变的条件下,对未来新方向仍没有任何性系统表述,因此是不负责任的。
仍将重点放在:
红线图:已经造成生存空间(生态、耕地、住房、新能源用地)预期断裂、社会必需品价格上扬且不可逆转而社会恐慌。实际上是守不住的;
修水利:应对气候变化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和城市及农业用水危机是:10年内4万亿修水利之说,无源之水、水利修何?继续加大地下水的超采力度,将造成大面积生态绝地。没有气候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良、就没有水资源的涵养、就无水利而言;
畜牧业:传统石油工业化方式的无限分工、超大规模及大范围散户饲养的乳、牛、猪、羊业(发达国家以中等饲养规模为主),到目前为止已经近30年,仍然保障不了供给、稳定不住市场、产品品质恶劣、价格跳动频繁,而且继续消耗石化能源、继续污染环境、成本不断提高。央央“农业大国”奶业信誉崩溃、竟让位市场于国外,肉类价格翻腾、几乎年年“最高会议”,其他恐也难以持续仅勉强维持而已。为此看来已经进退失措。
“土地流转”和“移村并屯”备忘:可以明确这不是土地私有化能够解决的问题;“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
安全性:不争事实是当今中国食品安全信用基本崩溃!
转基因:
阴推转基因主粮(油)于国际法涉嫌“剪灭人口”“反人类罪”、于国内无法向族人后代交代
涉及亿万人民每天必食的主粮(油)安全,转基因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正向当年“金边政权”制造谎言、强迫市民集体徒迁、就食乡里,最后大量致死致残一样,国人无可选择地被迫就食于不能确定其安全性的主粮(油),如果致使亿万受用人群,免疫功能和生育能力被减、致死,按国际法属于“反人类罪”法理。
虽然世界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不断增加,各国的目的和用意不同,其主要用途是生物质燃料原料和出口他国并非自食。某重要研究机构农村部某负责人,在鼓吹转基因作物是解决中国未来主粮供给的唯一路径时,甚至分不清什么是工业(燃料)用玉米大豆、什么是食品用玉米大豆。这里只提一点:所谓抗虫性转基因粮油作物,用金门氏杆菌(一种强杀虫微生物病毒、其机理是只要昆虫粘上一点,昆虫即刻脱水而亡)基因片段与粮油作物基因拼接合成的产品,谁能保障其对人类的安全性。还有在战争样式多样化的今天,军方提出的“食品国防”问题不能不考虑,主粮安全的不确定性,向清末鸦片一样,关系到种族繁衍、人口、劳力、兵源质量。
转基因政策的制定、鼓吹者,自己及亲属不食、保障洋人不食、而让百姓食之。这种集“卑鄙下流无耻”于一身的行为方式,为我党我国有史以来所“绝无仅有”,定为历史“纪录在案”。正如网民所言:“我族于尔等、何怨何仇竞遭(慢药)下如此毒手”。这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本身,就是陷本职机构领导及中央领导于不仁不义。对“以人为本”构成莫大讽刺。
食品安全最大问题莫过于不确定转基因
耕地有限不是转基因主粮(油)的借口
转基因并不代表今后农业现代化方向,相反,转基因干扰物种、不确定转基因扩散将是毁灭生态、毁灭生物圈、毁灭“生态农业现代化”就粮路线的开始!
今后“国民就粮”必须改变转基因作为石油农业的补充,这种不人道的农业发展错误路径。至少待80年以后技术成熟再说。
(可参照新西兰等发达农牧业国家对境外物种入境管理)
农业现代化概念必须重新明确定位:生态农业现代化
“当代农业现代化”以往“石油农业现代化”根本不同的是“生态农业现代化”。二战后“石油农业现代化”托起的全球“绿色革命”已经是落日的辉煌。人类史证明,人类利用自然、能够获得多大的绿色生物量、就能获得多大的经济社会舞台,就是一次性基因石化能源时代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定律。
生态农业现代化“四关联”
密切相关、不可分割:首先,农业性质、布局与气象和生态改良,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其次,粮食、食品供给安全;还有,可大量提供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材料;最后,在乡农民就地实现生产生活现代化的主要经济来源。
农业概念在新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以往:石油农业强调亩产量、修水利、打井灌溉,种植养殖业无限分工、规模化、密集化等等;当代:生态农业现代化强调“绿色生物量”的决定作用、生态农业浇灌模式、绿色生物物质,质和量完全循环利用、完全产业链系统集成,生态、食物、生物质能源(固体、液体、气体)生物材料等多项社会必需品“并出”,以降低总体开发成本,“边际土地”统一开发和全面生态治理等等
以全面生态改良基础上的生态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设施农业现代化为补充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发展方向和国民就食路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完全产业链群系统集成,将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式。以生态环境、食物食品和能源材料的综合产出,作为我国社会必需品总量增加和成本降低的基本保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继续新一轮工业化、城市化
【注释:生态农业是在生态环境改良条件下进行的
生态农业:
当代农业现代化实质是从石油农业现代化向生态农业现代化转变。
英国查尔斯王储指出:不可持续的农业生存模式过渡消耗自然资源把全球引向粮食危机,某些情况下我们透支大自然的生命支撑系统,以致它难以承受我们的索求。石油农业、化肥、化学杀虫剂和抗生素破坏了土壤结构和水源、加剧了气候变化也产不出健康食品也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人类食物需求。
气象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改良:
首先、小气候和局部生态环境的改良(100-500平方公里)。若干小气候和生态环境改良的空间连接和时间积累形成大气候和整体生态环境的改良的基础;
其次、大气候和整体生态环境需要考虑地质年代、所处经纬度、大气环流、海洋环流、水陆分布、地理阶梯分布和生态地理、人文历史过程,更要考虑目前经济发展方式的破坏作用和转变发展方式产生的能动作用;
最后、小气候和大气候改良之间相互作用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区域生态改良和生态农业是可行的那么大规模生物质可再生能源也是可行的、大面积荒漠化生态改良和大多数城市生态化也是可行的。
从农地用水看生态环境的层次
根据邓英陶理论:
人类历史上农业灌溉至少有三个层次:
一是自然降雨的生态模式。在和谐的气候环境和绿色生态条件下主要依靠自然降雨和少量补水的农耕模式。目前北欧基本维持了这一格局。人类文明初期农耕就是这样,后来尤其在中国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生态的破坏而不能延续。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气候产生的自然降雨是人类社会作物农业“灌溉”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今后应该追求的目标;
二是“引径入流”灌溉农耕模式。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引地表径流水量灌溉的农耕模式,曾经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此模式一直延续到30年前,很多地方生态损失殆尽,径流量锐减而无法维持;
三是抽地下水实施灌溉的农耕模式。这是近30年中国北方的主要模式,地下水位急速下降形成超大大面积地漏,对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来讲是毁灭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实践证明此种方式是最不可取的。
设施农业
设施农业是生态修复期农业短板重要的补充和过渡手段。
实施生态农业需要时间和空间,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设施农业的成本已经开始低于边际土地开发的成本(平均10万元人民币\亩)以固定大棚为基础的设施农业,可以作为高科技高端产业的平台,使经济作物、果蔬、粮食的产量提高50-300%等于大面积增加良田。设施农业有利于温度控制(全年无霜期)、三肥使用(光肥、气肥、配方生物肥)、滴灌布局,病虫无害化处理和作物成熟期控制。也有利于作物品种改良。所需能源增量,以农业废弃物为原料的液化、气化、固化清洁能源就地平衡,不增加外购能源和碳排放  】

被扼杀的中国生物质可再生能源
各国生物质能源产业都不是市场经济可以自然产生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农业部、能源部、环境部三个强势部门极力推动的包括资金和政策。(如纤维素乙醇开发资金、国家能源部占50%,“风投”占50%;如规模养猪场不做沼气处理就取消营业执照)
我们必须看到欧美尤其是北欧国家在原有工业节能减排的基础上,能源结构正在急速转型,生态农业、能源多元化、生物质再生能源高科技高端产业链,带来新的经济机会正在引领整体经济转型,是为全球经济一片黑暗中最为看好的地区。
在中国生物质能源困惑在于,能源不懂农业、农业不懂能源、环境不懂生产、生产不懂环境、政府推给市场、市场能源限价就地徘徊…….. 真成了弱体之人不可强求过一天算一天只有等死,只是难为了工程院里还有良知的老院士石元春。
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在未来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今后能源的基本趋势:
未来30-50年能源需求总量52.5-60吨标煤(人均耗能3.5-4吨目前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仅此排碳130-150亿吨\年)较为合理的结构1\4液体燃料、1\4气体燃料这两种性状能源50年内不能替代;石油储备量完全自给不堪10年、天然气按上述标准完全自给不堪5年;燃煤发电虽脱硫但国际会议仍要求增加碳排放税30-70美金\吨相当GDP的2-3%;北欧等发达国家估计未来50年一次性石化能源从目前80%降降为20%可再生能源比重将上升为80%;
中国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
必须明确我国未来50-100年能源需求总量、基本结构、替代的基本方式和重点所在;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是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对应全球气候变化方向一致的新能源开发,是我国今后继续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和能源基础。
能够适应气候环境和生态变化的生物质能在今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超过其他“理化”替代新能源的优越性,是数十个发达国家、在数百个替代方案中、经过数十年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石油资源稀缺,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可利用生物原料制成固体、液体、气体三种形态技术已经成熟、全球已经进入大规模商业开发阶段。
在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与生态农业、边际土地开发、第三次国土整治、第二次农业产业化即循环经济产业链系统集成、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结合起来;必须与国家整体气候环境和生态环境改良结合起来;必须与新农村建设、农村生产组织重新构建和在乡农民普遍富裕结合起来。
给后代留下一点燃料和材料吧!
中华民族还要繁衍下去,科学还在继续发展,让后代生活的比我们还好,必须给他们留下一定的石化能源和原材料储备,不能够“吃干榨尽”。某些地区在近似疯狂的发展中,几乎到了“烧掉最后一桶油、分解掉最后一吨煤、阀掉最后一棵树、拔掉最后一把草”地步,甚至为刚刚发现的一点仅存的石油,还可以烧掉而兴奋的“睡不着覚”。同期发达国家都在通过国际贸易和各种新技术替代方式,尽力封闭本国已经发现的一次性资源。石化不只是燃料,还是不可替代的高科技、高分子材料,随着科技的进步还有60%的空间有待开发,届时我们的后代“一无所有”,我们这一代还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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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13 16:17:47 | 显示全部楼层
【注释:   
中国目前能源替代的误区:
煤、煤化油、煤化气:
中海油CEO提出中国并不缺少能源、75%靠煤中国煤炭储备至少够用百年,缺乏的是液体燃料需要在西北大力发展煤化油产业,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在能源方面的重要表现;但知否煤化油1吨耗水10-15吨(或就算6吨)而处于农牧交织带的坑口煤化油深层抽取工业用水,势必导致原本十分薄弱的生态环境彻底崩溃,最终成为生态绝地;煤田气化技术开始突破到值得关注;
中国核能的安全性? 日本核危机说明处于人口密集区的虽称技术安全性百万分之一,在目前并非稳定矛盾激化社会管理条件下需大打折扣;虽然法国号称开发第四代核能,德国已经宣布停止核能开发代之以规模沼气生产;
太阳能;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版、蓄电池生产国,其产前耗能和之后污染的不可降解,必须关注;
中国水电的密集程度接近饱、已经造成大面积生态系统的破坏;
中国风电开发尚有一定空间;但集中商业化开发方式其效果,近8年1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其效果到底如何?新能源不能是炒概念、玩过程、谋私利的手段,参照北欧风电使用和开发方式,才知道我们又错了 】

必须掌握全球气象条件和能源基础改变前提下的产业发展方向
首先应该注意到钱学森为代表的“人类第五次产业革命”论述,及21世纪生物、物理、化学排序对产业方向影响,及生物类高端产业方向对实体经济“引领替继”判断;
日本核灾后简直人表述:建立能够抵抗自然灾害的生存区域、建立能够与自然协调的机制;
为多数发达国家看好的经济结构转变中,实体经济中实际引领方向的“生物类神奇产业”。
伦敦气候变化和环境研究所斯特恩指出:中国政府应当支持“7项神奇的产业”:节能环保、生物技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清洁能源车辆和下一代信息技术;希望2020年比重从目前GDP3-15%,那么这些产业产出增长速度必须是原来的10倍、中国当前产出总量为5万亿美元,那么年产出应从1500-15000亿美元、10年后达到4.5万亿美元;对提高ICOR(增量资本投资效率)将起到积极的重大影响;降低能源强度、排放强度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产业还能帮助经济总体中其他85%产业提高效能、降低成本;
美国杜邦公司首席执行官柯爱轮:利用生物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服务现实目标。很长时间内生物技术发明将继续呈现级数增长、全球范围内提高食品生产力、减少对石化燃材料的依赖、生物质特殊化学品,生物技术推动产业创新、生物技术对农村经济、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将产生重大影响、生物技术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强有力的手段,尤其是开发先进生物质燃料、非粮纤维素乙醇生产与特许经营等,生物技术使工业生产设施更具有可持续性、生物质精练厂与石化炼油厂投资与运营规模接近、生物精炼厂将有大幅度发展、中国有广泛的生物质资源、关键是合作:没有一家企业或机构能独立开发生物技术、生物技术的未来将是合作与协作的未来
波音公司总裁安波杰:对生物质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取向、动态和布局令人震惊:最终以零排放为根本目的。为此一是、今后每批新飞机节能15%;二是、充分信息化调度航班;三是全球包括中国承租3万平方公里滩涂生产藻类生物航空油
兰德公司首席执行官:关于全球整个碳排放平衡体系数据链已经完成并上网以备各国及跨国公司决策参考
掌握新一轮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契机
崭新的生态治理和生物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跨越:使“第一性生产力”、“第一物质量”、绿色生物量决定人类生存空间、新一轮国土生态环境整治的概念和理论已经形成;第二代规模化沼气池群、第二代大规模秸秆乙醇、大规模甲烷动物类蛋白饲料工业、大规模智能机械除草、第二次农业产业浪潮(告别石油农业)、第二代边际土地循环经济开发方式、系统性生态经济结构布局、第二代内燃机燃烧装置的新兴产业、城市垃圾无焚烧不填埋一次性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等成熟技术设备和新兴产业模式正在涌动和崛起。
正向80年代信息化高科技高端产业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走向一样、今后生物高科技高端产业将引领世界经济至少30-50年。实现经济转型首先应该做的是新一轮生物类高科技高端技术设备系统全面引进,正向30年前电子技术设备的成果引进一样使经济结构全面向现代化迈进。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在中国生物质可再生能源绿色原料作物本身,对于气候和生态环境改良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几乎是在乡农民最后彻底转变其经济地位的最后机会和手段。现在有利方面是可以使用大量外汇直接购买、甚至将今后整个贸易顺差集中到这方面很快就能成新局面形成新的支柱性产业。
二是、相应的政策应全面系统地进行调整并与国际接轨。积极签署国际气象改良公约,系统制订有利于农村废弃物处理的法律约束,积极引导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结构调整、在土地流转及规模化经营方面全面推行股权制化,新的以农户为一方的农业股份公司,不能以上市和谋取暴利为目的,而是形成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为目的,对内以股权比例为决策依据、对外以整体加强谈判地位与招商引资
三是、生物高科技高端产业是当代大工业、高科技装备水平、高投入产出和国际间高科技长期协作不断实践完善的结果。这不是完全能够靠市场化,小生产、个体户和“能人”“抖机灵”“巫婆神汉”“忽悠”出来的。在这方面我国至少落后20年,我国必须以国家行为为引导而急起直追  

在已经发生实质性巨变的全球产业趋势面前,固步自封、孤陋寡闻、既得利益、急功近利、社会浮躁显然是不行的;清末“海军衙门”利益集团重新分配资源的腐败方式也是不行的。必须纠正不适当的理念和宣传导向,必须匹配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措施。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滞后和艰难
没有方向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
首先、被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教训
新加坡亚洲事务研究所所长:金融危机证明中国多种所有制并存金融以国企为主的结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劳动力成本提高是必然的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迫使亚洲“四小龙”每10年产业必须升级换代,政府过渡地压制劳动使得企业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这是珠三角30年产业没有升级的根本原因,也丧失了大好机遇、值得反省。
中国经济结构的优越性在于:
多种所有制并存
适当的政府干预经济
适当的政府金融管制
中国经济发展的教训在于:
当今株三角模式表现了封建落后“求田问舍、取妻纳妾”的生产、生活方式
株三角30年发展说明:利用沿海开放特区优势、持续使用了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血汗工厂)使经济快速繁荣;但是产业在获取巨额利润后,并没有向初期西方资本一样迅速改善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含量,而实际回转到中国2000年封建经济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生产方式转为“求田问舍”(改投房地产、股市、高利贷等以钱生钱、以食其利领域);消费方式成为“娶妻纳妾”(黄赌毒)(见北大蒋建平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产业并未实现相应的升级换代失去传统竞争力;同样的30年东南亚四小龙、台湾、日本在“产业升级换代”上至少提升了三次,平均每十年一次。根本原因是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提高,这本身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迫使企业必须在科技含量、管理、完全产业链和规模、新领域快速提升才可能继续生存和发展;虽然政府能以稳定社会为理由压制劳动,但是否定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意义,而且保护的是落后生产力。
以上发言不能不说是“肺腑之言”
其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被实践证明不可持续,决定经济类别、社会发展机制必须转型
不能搞三个“吃干榨尽”式的发展方式
对生态环境资源、劳动力、共产党威望
毋庸违言以往的以石化为能源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和落后的社会管理机制,在国内、自然生态环境、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导向、劳资之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生态与经济方面、金融与实体方面、经济与社会方面、社会与政治方面、政治与国体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在国际、陷入了只能以美元为结算单位、只能以美债为唯一投资方向的陷阱。换句话说这些年某些政府和经济社会管理部门主事者,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采取了极不负责的做法,竭泽而渔、饮鸩止渴、吃干榨尽得过且过、造成社会的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实质上干的是“一锤子的买卖”,还要说成是“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这就没道理了。
还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是方向明确、有目的有步骤的进行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环境、能源),其次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有经济发展的内部机制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外部生态环境

【注释:
国家和地区气象条件恶化和生态环境退化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目前人类几乎不可抗拒的自然定律;
二、人文历史造成的;
三、更重要的是当代举措是否适当的经济发展模式。
目前人类虽然不可能根本改变某些自然规律,但是人类行为至少可以加速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也可以改善和优化气候和生态环境。人与环境对立统一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坏的方面转化。
中国与北欧国家5000年区域生态史比较:
所谓生态史(历史自然地理)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气象、动物植被的变化情况及对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在这里人类生存空间的概念:首先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气象环境和绿色生态系统、其次是“人类栖息地”城乡空间布局是否合理、还有符合生态伦理和生态循环的农业方式及生态可以承载的工业总量。
欧洲有5000年以上的人类居住的历史,整个中世纪1700年以上的封建分封采邑社会制度基本稳定;肉奶食物结构限制了历代战争规模、半径和持续时间;石砖结构的基本建筑样式决定了林木的使用量。相对稳定的诸侯们基本维护了原始植被和地形地貌,靠自然降雨浇灌的生态农业。工业文明后主要向海外发展解决生存空间相对狭小问题。虽然公元1000年全球气候变冷、由于没有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平滑和逆向调节作用,基本整体上维护了5000年大致不变的气象环境和生态系统。后300年工业化同时国内沿海地区建设了大批高度发达的城市和现代化城市设施,有些甚至低于海平面,目前面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城市群受到威胁,同时千百年来依靠生态环境的农耕模式也受到严重威胁。这种既得利益威胁如果没有全球性可行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解决方案,从长期趋势看矛盾是难以根本协调的。当今世界成熟市场经济理论认为:激励与约束相容,这就是在激烈世界经济竞争中即不能伤害别人,也绝不容许被别人所伤害。这就是哥本哈根会议之争的根本所在。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证明至少在公元前2100年(夏商)华北、松辽、江汉、西北河套平原还是草茂林密、遍布沼泽湖泊,阴山、燕山、贺兰山、太行山等山脉还是森林密布、飞禽走兽,那时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气温大约比现在高2度)。那时的农业虽然刀耕火种仍属于靠自然降雨的生态农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铁器的使用绿色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农耕社会曾经的辉煌在于,引径入流的灌溉农业。由于社会大规模战乱频繁和生产力低下,多数被开垦的灌溉农田往往难以巩固;盛世升平为了大规模建筑而上山伐木运动直至北方山脉“绿色殆尽”南方山脉“大树殆尽”。绿色殆尽又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固江河频繁改道、荒漠化面积急剧增加。加上公元1000年始气候逐渐变冷(气温大约比现在低2度)向大陆性气候转化成型。近30年来虽无战乱但由于城市化、工业化温室气体排放、绿色生物量锐减、大面积荒漠化,促使温度快速回升、蒸发量增加、降雨量减少、大旱大涝瞬间交替、气象极端异常、可用水减量。曾引以为豪的引径入流的灌溉农业和城市用水也难以为继。于是开始抽水农业灌溉、抽水城市供水,更加严重破坏了生态的自然循环规律,终于引发了大面积“人类栖息地”的生态危机(越来越深地抽地下水将造成大面积“生态绝地”而不能修复属于对生态灭绝性掠夺)。当然中国农耕社会对生态成功改良也是有的:大禹治水曾使黄河相对固定的行河期维持了千年以上,之后近3000年里黄河6次改道1500多次泛滥;建国初期几乎所有的大江大河治理、大规模国土整治和“绿化祖国”使境内基本生态与建国前比较相对稳定了60年。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对生态的破坏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战乱频繁,5000年的文明史中尤其是中世纪后能够持续300年以上太平时期并不多见,动乱规模之大、战争手段之残酷举世罕见,动不动火烧连营、水淹七军、赤地千里,曾14次人口减半何况生态;
二是索取贪婪,一旦社会平定历届王朝皇室贵族大官大商大地主,则又大兴土木构建以砖木结构为基础恢弘的宫殿、王府、宅邸、巨室、庄园,死后还要构建大规模陵寝、墓地设施。全国动员上山伐木运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战乱相比有过之无不及。随着农民起义又一把火焚烧殆尽。就在赖以存身的疆域之内对绿色“烧伐轮回”、周而复始何言生态!中国生态演变如此惨状沦落至今竟不见于史册、竟不令今人反省,悲乎!直至今日之城市化、房地产仍然是中国生态历史周期律某种形式的重复  】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和主要特征。
可以看到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方面的理念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是“转变”总体思路并不清晰,尤其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是“转变”的依据和前提,并不为主流社会所理解。从国家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生态环境改良的筹划和部署、全国城乡生存空间(人类栖息地)布局、整理和开发,到发展生态农业、生物质可再生能源材料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领域高科技高端产业等方面,决定“转变”的基础性、方向性新战略框架新产业结构失缺;决定人们生存空间质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并不明确。
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包括所谓最时髦的工业化、城市化、外向型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在一个什么样质态的空间?难道人们“奋斗终身”的目的就是要以“两级分化”的方式全部集中生活在一个:高度密集、高度污染、没有水源、生态绝迹、臭气熏天、垃圾肆溢、灾害频繁、危机四伏、没有安全感的地狱式城市空间?而让广大农村荒芜。笑话!还有这个空间对全球气候环境和生态的恶劣影响为他人所不容。生态灭绝式固有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建立新的生态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科学发展观必须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阶段需要。当人们一时陷入迷茫的时候我们必须总结历史经验,也不妨看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北欧、新西兰、日本等所谓“资深发达国家”是怎样一次次从治理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带动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借鉴:
今后100年只要不发生大的动荡,以“全面恢复生态环境”和持续不断“生态环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土整治”;以生态农业现代化、“生物类高科技类高端产业”和生物质能源为导向的实体经济增长;以“国内需求”兼顾国际贸易为导向有效需求拉动。应该是为中国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是为今后制定经济发展方略的客观基础和出发点。也是与国际社会继续和谐的前提。为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中国经济类别转型的实质是:
以石化为能源以出口外向型经济类别、向以新能源为基础的内需拉动经济类型转变
以石化为能源的出口外向经济类型已经引领中国经济20年,一方面是经济繁荣GDP不断增长、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另方面是过度消耗了资源、污染了环境、损害了劳动,外汇储备处于极大风险之中而不可持续;显而易见,象、鼠不可能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小国以贸易立国不等于大国也可以以贸易立国;还有出口外向经济的目的是为本国富裕,不能是牺牲本国为他国牟利。
这里始终贯穿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外向型三条主线
所谓城市化
不是仅仅是城市化(只是说明了城乡人口分布比例),还有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主要矛盾不是城市化而是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城市化不是目的、目的是建立一元化社会,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应该是完成社会一元化进程。
1、城市化不是“流氓经济”的借口:
城市的生态资源不是无限的,城市的生态环境是极其脆弱的、过度城市化造成大面积地形地貌改变已经使气象异常,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致使原来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性,超密度人口形成了潜在的各种各样大规模灾害和危机;势必造成城市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崩溃。城市化不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煽动农村人口不择手段地“融入”城市,使城市“贫民窟化”直至成为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绝境,而不得不迁移,不但进城农民根本不可能富起来,而原有农村也“继续荒芜”继续恶化了。最后“人群滚动到哪里生态就毁灭到哪里”。
2、不要忽悠城市化中的农民工:
数亿不可能富起来进城游荡农民,在政策和媒体的误导(政治秀)下心理扭曲,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不断爆发、动则多少万人,是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之一。并不存在歧视农民工问题,实质是劳动为资本剥削、人口红利归谁?对这种伤害的补偿不是使农民“融入城市”就能解决。谁欠的帐谁还,不能昏鸦矛盾。
3、所谓城市现代化:
首先是承认城市和区域生态容量前题下的,城市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层圈化、经济区域化布局
4、所谓城乡一体化:
“大流氓、小生产”式的城乡对立、应该结束。谁不愿意有个家、2亿民工流动20年已经够了。30年留乡农民的小生产更加支离破碎。必须重塑一元化社会的乡村部分,为全社会生产出更多的生态、食物、能源、材料等社会必需品基础上,使大量在乡农民真正享受相当于发达城市居民一样的“现代公共设施”和“现代公共服务”而普遍致富。届时象发达国家一样有可能我国农村成为令人羡慕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栖息地
为实现一元化社会而建设新农村更为重要的国家政策是:
如何使在乡农民能够承担起重塑国家生态环境的重任;
如何使大量城市空悬资金投向国家统一部署的系统性生态环境建设;
如何在稳定粮价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各种各样有利于环境气候改良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完全产业链系统工程”,引进为其服务的生物高科技高端产业,使在乡农民普遍富裕起来;
如何测定生态农业、绿色生物量增加对改善气候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与国际沟通使农民获得“碳交易”成果。
5、城市化中的房地产业
与发达国家同等同地段比房屋性价比已经离谱。中国大城市“贫民窟”式的房价已经高于发达国家“富人区”房价。房价居高不下原因并不复杂:在没有希望的新增生存空间布局情况下,从供方看,决定住房总量的用地需求预期断裂、用地绝版、奇货可居;从需方看,种种考虑只有选择相对规范的特大城市才是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严重出超自然资源载荷能力的特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性正在迅速全面下降;
6、不能忽视城市化中“原住民优先”原则。在“城市化”的鼓舞下,根本不具备“安排能力”,又违反了发达国家通行的“居住地时间”顺序,不负责任煽动农民涌入城市、“作秀”与原住民福利拉平。房地产商乘机囤积居奇,房价就更加离谱了。造成了新的严重的城乡居民对立情绪极大地影响社会稳定。
7、房地产业继续发展只能是内部完成调整兼并,外部向新农村生态建设和中小城市转移。而中小城市社会治理结构、社保福利水平、必须现代化和规范化并与大城市拉平,能源必须是新能源抵近供给,这是政府的责任。
所谓工业化
已经不是以石油能源为基础的工业化了。国际社会已经指出:一开始占经济总量15%的生态环保、新能源材料、生物类高端产业为引领的新兴工业化,带动占经济总量85%的传统工业的节能减排的工业化道路,是为今后全球生态环境所能允许的工业化总量。
所谓“外向拉动型经济模式”向“内需拉动型经济模式”转变
发展“内需拉动增长型经济模式”中“激励机制”转型的误区
马克思认为生产、消费对立统一形成价值。大国没有国内足够的消费就没有国内生产的稳定增长。计算一国经济总量GDP三部分:消费、投资、出口,其中出口意味着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利用国外市场实现其价值。处于发展中国家正在转型的中国有更为广阔的内需消费市场,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三个组成部分:直接消费、为消费服务投资、及经济转型所需投资和对外贸易内容:
1、直接消费:
明眼人都能看到当前富人高端消费在国外、穷人低端消费在国内、中间阶层勒紧裤带不敢消费。实际上仍然是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根本拉动不了内需导致的经济增长。
谬误之一:两种消费模式、中国选择哪种拉动经济增长?
自有市场经济以来就存在两种消费模式:
一是、由少数富人带领消费模式:即为富人制造高端消费环境、由他们享乐带来由穷人服务获得收入实现低端消费刺激生产,使社会继续两极分化而动荡,为不发达国家市场特征;
二是、逐步扩大、稳定的中间阶层为主流社会的普遍不断增长的消费刺激生产,使社会趋于稳定,为发达国家市场特征
据悉商业部:所谓为进口国外高档消费品免税,刺激国内消费拉动内需需降低高档消费品进口税实为谬误。进口高档消费品首先是实现他国产品销售额需要,与本国拉动内需的目的和动机无关,只有消费国内产品才和拉动内需的目的有关,这本属于常识问题。看来商务部已经选择的是第一种模式。
问题是人民的意愿如何?
2、为直接消费服务的生产投资:
谬误之二:所谓减少国内投资而扩大消费:不是减少投资而是改变投资方向。首先本国需要生产更多的高质量社会必需品满足人民和社会的需要。包括建立安全稳定的食品体系、新能源体系、恢复和改良生态环境、以及所带来的生态经济产业:生态农业、生物质能源、为之服务的生物高端高科技产业
谬误之三:貌似公正的学者老生常谈: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增加就业扩大内需。是脱离实际的谬误,这些“老爷”他们那里知道当今初级市场竞争之激烈、生存之残酷,一般中小企业早就填满市场至少10年。今后产业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定是在完全产业链条上的某个环节、或几代人手艺人积累的信用基础上的,所谓扩大第三产业服务领域中小民营企业就业,不是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而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需要的是为生产服务的完全产业链,需要高水平的大集团,需要大学生;中小企业只能是大集团的某一环节(或具有不可替代)
3、经济转型所需投资新方向:内需导向投资:
资金取向的转型:国内生态环境改良、生态农业及新能源所带来的产业链技术、设备、材料及运作方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主要国民经济部门产业升级换代、和完全产业链产生的巨大投资商机
4、能够广泛就业的中小企业是在转型后新的完全产业链基础上形成的。没有转型的经济类型已经没有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国内消费新结构、新群体形成与社会信用制度安排,可以全面提升社会有效需求
在完善信用制度、扩大中间阶层、建立主流社会的基础上,由日益扩充的中间阶层队伍带领消费,是为内需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举措。

建立信用、扩大中间
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治理结构”
收入分配:
当前收入分配体制仍然是继续“两极分化”社会的根源
当前收入分配的导向应该是有利于中国中间阶层的兴起和主流社会的建立
首先、劳动收入(一次分配)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重:
劳动力成本在GDP中的比重:貌似公正的学者说,提高工资要在GDP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进行。问题是30年来GDP、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并不匹配,世界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劳动收入占35-70%,而中国只占9%,致使劳动收入不足以使劳动者有尊严、甚至不足以劳动力再生产(维持家庭繁衍后代),25年来所谓“伤害了劳动”如果量化,几个版本,2亿民工15年劳动收入损失:下限10万亿人民币、上线20万亿人民币以上。随后国内一些地区因用工荒而较大幅度提高了劳动工资,但是随着新一轮物价普遍提高,这一轮涨工资并没有改变劳动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重,使问题又回到出发点。
其次、税收问题
目前税收7等级制,其一、就其内容不可能改变劳动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例;其二、由于没有社会监督和统计的基本框架,所谓高收入、资本收入、灰色收入还有含金量收入根本无法统计而形成无税收;其三、这中不健全的税制客观只能是继续损伤中间阶层,尤其是那些拼命辛勤劳动的青年白领蓝领,使他们无法获得积蓄在中间固定得以从容。
还有、以提高全体公民社保和福利待遇为目的的二、三次社会财富分配中,没有社会《信用制度》反馈信息为依据,等于没有精确标的物而根本无法操作。
以上三点的客观结果是:社会继续两级分化、社会动荡增强的趋势
中间阶层
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社会的国家?
任何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纳税和有权监督政府的人)社会形成,首先是中间阶层—社会主流群体的形成、稳定和扩大;也是全面拉动内需、达到经济转型目的的基本社会形态。
首先、一个谬误:长期以来为了维稳,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动,另方面御用学者经常鼓吹用少量的钱来安抚“弱势群体”显摆公正和亲民(政治秀)来缓和社会矛盾,使人们忽然发现中国是一个没有主流社会根本不可能稳定的国家。目前一切税收、银行利率、住房政策都是拿中间阶层开刀而伤害了他们的基本权益,使中国这一层面继续缩小,使社会继续两极分化。而全社会主要纳税人正是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话语权,人们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实际上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
中国人均GDP已经数千美元,按一般原理早已经过了社会震荡期而动荡不已愈演愈烈,就是因为没有形成主流社会。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攒钱不敢消费,致使国内市场萎缩。这不是什么文化差异,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一个长期动荡而根本看不见长久稳定社会和政治治理结构的绝望,谁都不能预知和确定自己的未来生存状态、而惶惶不可终日。这才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治理基础软件的本质区别。
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出现、国内消费市场和有效内需根本不可能扩大。
其次、中间阶层的标准:必须是在长期社会稳定《信用制度》框架保障下存活的公民。不完全由收入和资产多少决定,中间收入即可。但其社会位势必须稳定、其收入预期必须清晰(退休后仍然能够具备尊严体面的生活条件)、属于主流社会、能够集体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目前中外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间阶层只占社会人口的10%左右。
最后、建立主流(中间)社会的重要意义:当国家财政主要部分来自纳税人尤其是税收主要来自中间阶层时,公民社会就已经到来这是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通过转型趋于稳定的必由之路。公民的义务是纳税、权力是监督政府,公民社会没有没有权力的义务、也没有没有义务的权力。在一个两级分化的社会里不可能通过高压和补贴弱势群体实现普遍富裕,而任何形式的“社会民主”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在一个中间阶层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才可能实现普遍富裕和社会民主,这是世界近代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客观规律。以往的革命党只是领导两级分化社会底层推翻反动统治;共和国的执政党要领导建设一个普遍富裕的民主社会,具体的道路就是逐步建立、迅速扩大的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主流社会。
信用制度
现在制定政策依据的数字是“生人社会”没人能够理清的一笔烂账
首先:《信用制度》不是道德概念而是制度概念
《信用制度》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结构基础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先签署一切契约(合同)可信度的依据;是社会法制、政治民主、社保福利政策制定的公民数据库;所谓信用制度,是目前发达国家通行的基本社会管理制度的基础,是“生人社会”必须进行的基本登记、记录制度、是任何发达国家经济社会治理框架的基本组成部分。
其次:《信用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具备的微观结构
当人们以自由竞争为激励机制、以合理分配资源为立论,鼓吹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时候,往往只是说了市场经济宏观框架主要内容;但是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是建筑在市场经济微观结构基础上的才可能有效。而微观市场经济框架的基础就是信用制度。因为主要市场行为是通过契约完成的,能否签约,靠的是严肃的信用,这个信用是靠长期信用记录证明的,不是其他方式能够证明的,基本信息不对称、激励与约束不相容一定是经济社会崩溃的最终结果,近300年世界现代市场经济史证明没有人可以逾越这一规律。
再次:《信用制度》基本内容
为每一个主流社会“公民”(有纳税义务与选举权)建立一个与个人身份证号码相符的信用证(个人信用记录)包括四项基本内容:
1、个人户籍资料
2、个人唯一的现金收支平台、纳税记录
3、个人的资金借贷、偿还、欠债、欠税的信用记录、资产(动产和不动产)登记和变动记录
4、个人法律过失和犯罪记录
当代社会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一切往来都是建立在这个信用制度基础上才可能是真实、有效的,包括:税收和税率的确定和倾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程度水平的依据、大量边缘性政策操作依据:保障性住房的分配、租房补贴的对象及标准、农村土地换社保的可操作性、城市社保尤其是退休后社保等级和水平的确定等等。
还有:《信用制度》是制定与人有关的一切政策的依据
没有《信用制度》,一切与人有关的政策制订都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准确数字基础的举措是忽悠。“五有社会”的可操作性只能是在《信用制度》基础上进行,否则只是个说法;
《信用制度》荷载的信息应该是国家制定一切社会政策的客观依据、人文依据和社会选择公职人员的客观基础;
在信息化社会里我国已经完全具备建立《信用制度》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如四大商业银行早已部分实施了);
当然国家法律制度必须保障《信用制度》个人资讯的私密性;
在信息化市场经济社会,不可能长期因为少数执政官员(甚至全体)不愿公布个人资产而使整个社会信用制度不能建立,使当代社会不能进入程序化管理而长期混乱;更何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如果问心无愧更没有必要阻拦这一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必须实施的社会管理基础工程;和平年代的公职人员退休后要享受高于百姓社保水平的特权,追求“以人为本”的社会,就成为了“以官为本”的社会。
最后:只有建筑在《信用制度》基础上才能形成强大的中间阶层主流社会(相对稳定、能够负责的社会群体);有利于杜绝“灰色收入”、有利于改变两极分化状况、有利于社会“扁平化”趋势,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信用制度》是实现法制社会和国家法制化的基本条件,是普遍社会民主的前提;当人们在《信用制度》框架下获得确实保障、明确自己未来状况,“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的局面就会到来,否则说什么也没用。
以N次人口普查方式替代信用制度,实际上是失败的。
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逾越的“制度质量之墙”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部分学者“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当一国摆脱“马尔萨斯循环”之后,以工业化为特征,启动了现代意义上经济增长,一时间人均收入水平得到长足发展并跻身所谓“中(低)等收入国家”。但是继续向高收入(发达)国家迈进过程中,由于受到特定内外原因影响和冲击,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长期不能成为真正的高(中)收入(发达)国家。
根据法国INSEAD学者FATTAS和MIHOV“经济增长”和“制度质量”二维坐标系,表明被长期阻挡在“高收入之墙”之外的不发达国家,根本原因是不能逾越这个“制度质量之墙”。这个“墙”就是“生人社会”“《信用制度》社会治理结构”。对比:战后拉美国家的徘徊和德、日、韩国家的兴起。客观说明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党内民主、归复共和
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变化的“政治治理结构”
执政党自说自话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继续、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面对已经开始的人类第五次产业革命伟大浪潮的经济基础,面对已经信息化的“生人社会”“公民”普遍的民主治理诉求。既然面临的经济基础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城乡经济体股权化,面对自然资源变化、客观要求发展方式转型期,必须实施适当的政府干预、适当的政府金融管制。继续执政党必须回答今后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理论与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
然而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积累至今已经十分复杂,包括始终不能有效纠正的官场腐败无能问题,已经不是附设机构自说自话,也不是执政者“纳谏”、能人“剽窃”方案所能够解决。只能靠改变机制、党内民主、权力制衡、期限责任制解决。
理论失缺,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指导伟大实践必有伟大理论。这个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即西方先进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作为国体:“共和制”已进入“宪政”阶段;作为政体:执政党党内不同内派别、民主制度下的一元化领导已为必然;继续以“国家大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农业中央大帝国式的旧体制形态,已经不适宜今日之中国。
纵观30年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唯物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其他属于政治口号、权宜之计、政治权术谈不上理论。所谓“后毛时代”的“今文经学”派“理论”实际上,“并无学理足资遵循”,“承旨作官”的学者无非还是搞“政治挂帅”。所谓真信、真学、真讲无非是某些“党棍”、政客、吃教的“不学有术”之徒,赖以谋食、获取利禄的工具,今天看来已经与学术和理论愈来愈远,离实际、实践、离人民群众愈来愈远;无非就是为,“非马上得天下者行马上致天下者”、即没有历史的继承性也没有现实开放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政治服务;
更可怕的是,官场变态引发的“人格扭曲”“行为变态”对社会文化影响。仅就某中央台:“母子骷髅”画面以6次\\小时\\N年频率播放,以此对视觉的冲击、对心灵的震撼不知是何种心态使然?竟然乐此不已!完全脱离了人的轨道嘛,让人感到这个社会真是疯了!
太多的信息使人们不得不考虑:搞政治(理论、治理结构)一定要出以公心、不能“报私仇”、“俺角洲”(我觉得)各说各话;澄清历史面向未来,需要科学的态度,注重于当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具体情况一定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进程)得到检验;痛定思痛更要设法在和平时期,从规则、机制、程序上根本改变战争时期“内部斗争”的残酷做法。
换一个角度:试思,即便“天下大乱”在短期内,能够号领大众、重新统一中国的思想恐怕也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再取天下者、无非使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在群众实践中程序化而已、选择适当的经济方式而已。其他“诸子百家”恐怕还没有这个“神力”,不怕流血的不妨试一把。
央央党、国,不能“无人负责”、权力继替必须有序进行
人们看到太多的“三步曲”:草根舔痔、当权谋钱、移亲海外。问题是绝大多数留下来的人怎么办?
即为“一言堂”又“无人负责”而首鼠两端
所谓第X代领导集体的继替之说,仍然摆脱不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窠臼。从程序上讲:仍然是暗箱操作(信息社会谁都明白了,就没意思了);从职能上讲:“责任不清”“互相制肘”“效率低下”;从时间上讲:“不能划断”,“皓首青丝”仍然是“老人政治”(然、后此老非彼老徒增环节麻烦无限)、垂帘听政、结党营私、包揽朝政、权益独占。更助长了重大问题长期“无人负责”的现象(大到党、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小到3万亿美元外汇风险、10亿人民转基因主粮等等,没有责任人和阶段责任人)。
重大问题“无人负责”,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就无从谈起;即便是领导集体,谁都知道多方暗箱拼凑的集体,出了事,最后还是得一人负责、难脱其疚、也显失公正。即便强行建立庞大官僚独裁体制、一时垄断权利,而腐败无能、用人失当、决策失误是必然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在其制度框架下得到解决。
可以对新自由主义学派说:
随着西方《制度经济学》《成熟市场理论》及国家干预经济、甚至国际协调金融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后世界金融危机时代已经说明初级市场经济万能论,老掉牙了、棺材瓤子、早已过时,成熟市场经济理论《激励与约束相容》已经成为方向性的,发达国家经济行为准则。   
在一个初级市场经济“说法”指导下的两级分化的社会,坚持所谓经济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民主,如同“痴人说梦、必然导致社会激变、分裂、革命和持久动荡;就是施行城市和农村居民同等选票,也象今日之黑非洲、印巴、南美一样,对现代民主法制社会没有多大实际作用,没有形成主流社会阶层的民主,只能为少数政客所利用。
走向“扁平化社会”绝对需要政党导向,但是“一党专政、多党参政”无法解决内部腐败无能问题。这就需要以党内、至少是党内不同派别的民主,逐步形成党内“代议制”而纠偏机制,激发党的活力,以清廉有为执政党新形象,推动社会进步,否则根本不能承担历史重命。而“代议制”首先是以提出,不同经济、社会、政治治理方案,为竞争的。其次以多数为选择的。

可以对新权威主义说:
虽然改革开发30年至今仍然施行的是人治,近10年基本又恢复到新“官本位制”。没有铁血征战的炳勋、没有政治风云机变的荣耀,没有随机民主的选举,绝对权威是不存在的。就是在“弃旧迎新为本、攀缘赴势为强”的“官场”权威也是靠不住的。

【注释: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结合
即便是封建主义统治稳定也是讲求的治理结构的:体现为一个公认的确定的皇帝(世袭),皇族之下“五爵三地”:公侯伯子男:公侯封百里、伯封70里、子男封50里,与所谓贵族共和在上、中、下士族之间、不同“山头之间”的平衡。“朝政”不可能一宗一派长期独揽、利益也不可能为少数人(或某一层级、派别)长期独占,现在存在这种结构吗?如果要搞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人“马上得天下”非“人民致天下”,而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统治阶级按照皇族及公候伯子男的政治经济平衡,静候周期律,不用所谓几代领导集体“瞎折腾”,恐怕亡国、灭族也不至于真的就那么快。文革期间如果说毛曾以“君权之名行民权之事”,源于他的“民权立场”和“马上得天下”的绝对权威。其他人想都别想、更不要比试
历史上高度集权的中央传统体制,“一言失邦”、“一念丧邦”大有人在。就算是阴柔老辣的“慈禧当国执政,一时间:赶走李中堂、不怪自家无见识、以木头呆脑、自作聪明宣战十国、从“政治家”最后滑为“女人家”、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这不是私家自说自话的“传宗接代”〔在朝行“蹊跷”(灭族)之事、传位维保命之人〕,而是程序化党内民主抉择,表现为今后执政党在法定程序内,对任期内经济治理方案、社会治理方案、政治治理方案是非对错、对未来方向的质询、答辩、陈述、合议、表决由多数决定的过程,至少是集中不同派别(包括在朝执政派、在野反对派)表决的结果。不可能在执政期间因腐败或无能,造成的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社会创伤,不甄别、不检讨、不悔过、不处分只是按时继承、继续佐领天下,又是十年!】

今后必须稳定:稳定需要权威,仅凭执政、权威不再。试图依靠以往形而上学的方式、指鹿为马的权威,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已无可能。新权威取决于“历史的继承性和现实的开放性”、取决于“反映客观变化党内各种力量动态平衡”、取决于“内部谁更能够实际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取决于“执政党内最高权力、责任的统一”、“期限责任内阁轮换机制和政府文官制”。
执政党内自下而上民主而形成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威,党内派别民主形成的相对权威,个人指定继承的零权威,这就是权威的辩证法。
可以对“新左派学说”说:要求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不错,30年官场的官自所为,确实使“文革”“继续革命理论”(现在说法成了继续深化“改革”)在百姓心目中已经不可能再被否定、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将重新获得历史的肯定。人们在考虑:“文革”方式民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而不是对错;“四大民主”的“游戏规则”应该是什么?而不是有无。普遍民主过程的程序化、法律化正在进入人们的思索。   
我们不是“义和团”、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如果你们真的关心“弱势群体”,要实现人民普遍富裕目的,莫过于争取改变过时的政策框架,使他们大批量在城乡实现“中间阶层”化,使这个群体尽快缩小、尽快消亡。这确实需要廉洁自律、有现代化能力执的执政党领导,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政治体系来实现。
“党内民主、归复共和”是为当今中国政治之潮流
纵观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的实质是“图灭封建、建立共和”。中山先生“建立共和”内容是:“三民主义、五权分立”,为此“同盟会”之初、内部就实行“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以示国民”,后为屠杀所不能为。之后国民党大致不脱离军政、训政、宪政的历史过程;中共秉承中山遗志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两党仅所不同的是:中共为了防止“形式上的民主”“实际上的不民主”,更强调在实现“共和体制”的过程中,以执政党统领“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过渡,以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改革)手段(大致相当于军政、训政、宪政手段)最后实现社会大同。于是出现了“一元化”问题,就此可以看出“一元化”的目的,是得以更好地实现“共和体制”而不是“重新专制”
可以看出孙、毛都有一个“两件事”而最终目的都是一样
国体尚且如此、政体更不为两样,所以党内民主始为必然
从党内“路线斗争”向“党内民主”转变
实现党内民主、“代议”各种方案、尊重多数选择、形成纠偏机制、建立权利制衡、规范权力继替,重新塑造新的领导权威,执政党才可能继续引导国家经济、社会实现转型,引导社会两级化向扁平化过渡、从而进一步扩大“社会民主”、“恢复共和体制”,确定中国未来“长治久安”的“大纵深”、“一体化”方向。
然新的选择势必涉及党内“路线斗争”
建国后党内“路线斗争”又历10次,至今延用“战争年代”做法,暗箱操作。每次造成的伤害仍然使当事人和大众刻骨铭心。所谓“路线斗争”实质是:代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及“执行这个方向的权力结构”。不再能陷入舍本求末“谁是谁的人”的怪圈了。只要出以公心,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同认识是客观存在不能回避,对未来路线应该允许“不同方案”的辩论,由党内民主公决。获胜方案实施“期限责任”,期间根据实践结果辨明对错,以备下届及时更改纠正。这就是从“党内斗争”向“党内民主”的转变,这就是“改朝换代”向“改朝换制”的转变。
当然,不论什么理由“腐败异己”分子都不属于“路线斗争”范畴,“刑事犯罪嫌疑人”应首先“闭嘴出局”,不要腌臜了殿堂。
更不能以“划线反腐”方式替代“路线斗争”、“党内民主”。
要制度化、不要无序化;要堂堂正正,不要“女人家”;要组织纪律,不要“不按规矩出牌”。
党内民主也是循序渐进,可采取特设若干政治背景集中的横向特设直接选区,特设选区、增量20%的党代表,可以形成党内不同观点的派别、就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经常性辩论,提出不同的“完整方案”供党内多数作“换届选择”。

【注释:   特设直选区: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著有《晚清70年》)一段著名的论述:“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如果不流于恶习贪赃枉法而有心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改革进步人士,汉、唐、明、清原有成例,国共两党、且变本加厉。”这里需要澄清什么是“太子党”什么是“太监党”,就是在野“太子党”出任“党代表”也要经过特设选区绝大多数党员群众认可,而不是根据其先辈原官职大小。
要是玩真的、值得注意的到是,党内“中间阶层”子弟、至今“被边缘化”、仍然奋斗不息“中下士族”的掌控能力,这不绝是退役将军、“菜火蛇”们所能为的。能够吃透这点、可能就算明白了一点所谓中国特色。
其实这种观念甚至为“新左派”所认同。
还有“红二代”选区。总之横向特设直选区要有利于共产党有公开信用记录、有能力的“信教”教徒进入,有别于纵向选举无信用记录、无能的“吃教”教徒进入。
还有其他类型(不同利益集团)特设直选区;特设直选区只是全民民主过渡期的权宜
中国不是没人,尔不干有人干!并不存在“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问题
关键:“直选”只是形式,内容是:必须以方案(经济、社会、政治)“进入”而不是“个人”进入,这样有利于党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形成,及替代 】

再反思、结束语

所谓顶层设计概念:不能不联系环球生态、全球能源、国际经济结构、国际政治(各国核心利益体现)环境及其方向;分析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不能不熟知其社会成熟程度及其在世界整体中的位置。
中国的经济问题是: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业与金融领域只是反映了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当后者通过“衍生产品”或者被“高估”被“虚拟”、被“泡沫”、被“宽松”、被恶意“重复计算”就形成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实体没到那一步而“影子”被无限放大,在交换的过程中,表面直接结果就是货币对实物的贬值。问题是在全球经济交换和“比较优势”的“丛林定律”中、“预设陷阱”里,无知羔羊努力付出的是“鲜血”、是“使用价值”,而换回来的是“洋画”是不堪使用的“交换价值”。血流不止、尽之而亡。难道就不应该设法改变吗?
中国经济不可持续首先是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出口外向:
表现在:竭泽而渔、绿色减量、地貌巨变(形成气象的下填面)、气象极端、灾害频繁、径流续断、深井取水、水源枯竭、绝地生态,产业过期、创汇怪圈,城满为患、农村荒芜,;传统能源理念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完全是病态的,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总之,实体经济决定金融方式、生态环境容量决定实体经济发展规模
中国的社会问题是:
当今全社会各阶层只知道自己的今天、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没有人能够知道10年以后自己的生存状态、实际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状态,国家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类型、能源和区域生态状况,社会治理结构和政治治理结构而惶惶不可终日。能够看到的只是官员和有钱人纷纷把子女安排到国外定居
如果把社会热点问题连贯起来: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毁坏殆尽的家园生态,损耗殆尽的一次性能源,暗中推广的转基因主粮,不断继续的两极分化、不能抑制的腐败无能,移居海外的官员亲属,固定不变的利益格局,高于国防的维稳费用,以维稳为名,打压不同意见、拒绝党内民主……..人们不禁要问:“现共”,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造成这种局面的领导人还有什么资格连任
在人们的印象中现实社会的实质问题、敏感问题都是随机处理;一切没有制度安排;一切没有理论根据;一切都冠以“中国特色”;个人维权和发展只能靠金钱、权势、关系、玩命。不可逾越的新钱权等级固定制、使新一代年轻人“阶层变动”绝望,继之以排队跳楼这种惨剧、虽属少数却极大地侮辱了共和国称号,青年尚且如此随之而来人们的不平、不安、浮躁、愤恨,这是当前人心浮动、社会难以维稳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政治问题是:
越来越僵化的执政理念。理论空虚、以官为本、维护特权、暗箱操作、不能纠偏、腐败无能。在新情况面前、作为组织事先没有规定、事后没有纪律,不按规矩出牌、不管白猫黑猫,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组织崩盘;在新形势面前、执政党调整组织结构、改变组织机制、建立党内民主程序,正是加强组织建设、实现执政党要管党内的在需要。
再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
经济领域:生态建设、生物产业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框架责任,签署新的全球气象环境公约、承担发展责任,促进国内气候环境改良和经济转型;以全面生态修复和改良为基础、以生态农业和生物高科技高端产业为导向、以生物质能源结构为方向,带动85%的传统工业节能减排,形成新的经济活力;
全国生态改良作为国策需要统筹规划、系统安排、全面部署、集中财力、启用新人、成立新的“大三线”,但要防止清末“海军衙门”成为利益重新分配和腐败的借口。缓和与欧洲国家关系,增加购买欧债,大量购买欧洲生物类高科技高端产业技术设备,以备消化吸收引领实体经济。形成中、美、欧3G以上多级世界格局和人民币国际化;
社会领域:建立信用、扩大中间
以《信用制度》为基础、以不断提高全民社保水平(程度幅度)、有方法有步骤在最短的时间内(5-10年)形成占居民70%以上人口的中间阶层化、主流社会化(扁平社会)全面拉动内需
政治领域:党内民主、归复共和
党内以“改朝换制”(部分直选)替代“改朝换代”;以“党内民主”替代“党内路线斗争”为要务;党外以恢复“共和体制”为要务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必然是生态、经济、社会、政体国体一体化转变方式方能奏效

在全球气候变化、能源更新、货币多元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形势极为复杂、有太多因素尚不能确定。我们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从容应对未来。中国正处在100年以来另一个重要时期,历史又一次处于伟大的转折点,如果说100年前中国结束了2000年以上的封建专制制度,那么今天已经可以为下一个1000年奠定稳定的现代化经济社会制度基础,足可以使中国真的走向繁荣。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反复,但中国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因为已经经历100年革命激荡洗礼和巨大社会变迁的中国人民,已经开始成熟起来,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够戏弄了的,他们已经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实事求是、全面论证、转变机制、确定路线、启用新人

读者须知:
时间有限、不及提炼、措辞不当、敬请指教
长篇累牍综述的目的,出于为关心国是的人们提供“其中另一个不同”的“争取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参照系;这里所依据的资料和研究结果也是劳动所得、谨防剽窃

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
延安儿女联谊会中心学习组成员

运河
201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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