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到一个关健时期。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反逞愈演愈烈之势，严重消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直逼国际警戒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不复存在；国际垄断资本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兼并民族产业，我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巨大威胁；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由此导致我国的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社会危机不断加深。这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胡锦涛同志一再要求全党要增加忧患意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化解矛盾，解决危难，保持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稳定，防患于未然。
可是，当今中国却有一些人怀着险恶的用心，利用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声称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其实，他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而要这样做，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就成为他们复辟变天的最大障碍。因而，近年来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噪音喧嚣尘上，他们打着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旗帜，将极右势力纠集起来，想以此为突破口，妄图通过否定毛泽东，诋毁共产党的历史，以消除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实现他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郭道晖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作者评点札记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郭道晖
2010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评论：这个史实没有错。]写出“草案”后，[评论：由于这个“草案”开始没有体现邓小平原先的设想，因而也是经过邓小平几次否定后才出台的。]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评论：这倒没错]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评论：这是为了说明自己下文引用的讨论发言为自己亲眼所见，其目的是让读者相信这些发言是真实的，是为了打消读者疑虑而作的必要交待。看来作者计谋很深。]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评论：这就与下文有了矛盾，你“得悉”的是“一些情况”，而非全部，这又怎么能够反映四千老干部整体讨论的真实情况呢？]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评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评价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时，究竟应该持何态度呢？难道不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历史地具体地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吗？难道他们能够像一个老百姓那样以个人的好恶信口开河，“自由发言”吗？像作者下文引用的这些人的发言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党的历史。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他们认识到没有？这些高级干部也可以说是政治家了，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就说明他们由于认识的局限，根本不配作无产阶级的政治家，“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如果他们认识到了，还要这样做，那就说明他们不仅是私心在作怪，而且客观上充当了“第五纵队”的作用。这些人的党性又到那里去了呢？他们之所以如此，无怪乎就是自己在文革中受到了一些冲击，趁机发泄私愤吧了。如果党的高级干部囿于这样的认识和水平，我们党真是前景堪忧啊！后来的腐败现象如此严重，其来有自。如果说当时囿于个人的局限性尚未认识到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成为苏联解体的历史远因，这种历史悲剧不知现在这些人认识到了没有？反正参与会议服务工作的郭道晖先生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评论：这是指那些对毛泽东的极端言论而已，三十年了，郭道晖先生仍然记忆犹新，由此可见郭道晖先生的政治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评论：这里介绍参加讨论的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是历史事实，但其用意却是为了说明当时在中央非毛力量的强大性。在这里郭道晖先生对读者耍了一个花招，他摆出了参加讨论的四千老干部那样强大的阵势，然后将下面介绍的一些人的非毛言论说成四千人中多数人的意见，看他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洞悉他的内心。但他毕竟也知道当时参与讨论的不少见证人还在，不是郭道晖先生一个人的“孤证”，于是为了向读者暗示还有许多非毛言论没有列出，同时也为了求得行文逻辑上的一致，少遭到别人的反驳，为自己以后留下退路，于是他在文章开头才不得不交待这是自己“得悉的一些情况”。]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评论：列出这个组的这么多人来，是为了为非毛营造气势，混淆是听。不过，我们要问郭道晖先生的是，你列出的这么多参加讨论的人都非毛吗？你是否对这些人的态度有过一个量化的分析呢？]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评论：这个“大家”是所有人呢，还是一部分人？郭道晖先生为了用参加讨论的一些人的发言来达到否定建国前十七年的目的，他有意在这里用了一个笼统的术语，来误导读者。]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评论：一个“某些方面”“可观的成就”，一个“很大偏差”，依郭道晖先生看，自然“很大偏差”要远远超过“某些方面”的“可观的成就”，那么否定建国前十七年也就顺理成章了。作者在这里抓住了表象，放弃了对真实历史的深入分析。建国前十七年，到底有什么错误，错误有多大？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什么？那些属于探索中的失误？出现错误到底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问题，还是缺乏经验，干部的作风造成的？大跃进时好多干部放“卫星”，是毛泽东让他们那么干的吗？难道不是毛泽东在全党首先发现这种“左”的错误，而率先预以纠正的吗？在张素华写的一个七千人大会的书里引用了一个长期搞农业的党内极右派分子的话，这个人现在也承认“毛（泽东）本人没有搞浮夸”，怎么在四千人的讨论中就不加分析地将错误一古脑都推给了毛泽东呢？现在解密的档案越来越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当时参加讨论的人都经历了建国十七年的历程，在那时也是大大小小的干部，如此对待历史真让人忧心啊！]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评论：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这就是现在对这个事件的评论。但为什么扩大化了？扩大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郭道晖先生敢揭示出来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具体负责反右运动，而书记处是谁负责的呢？反右斗争扩大化，首先应该书记处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不过负领导责任而己。反右斗争扩大化也与当时当权干部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严重，公报私仇有关，就象他们因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在讨论中拚命非毛一样。如果历史地看，难道不就是因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进一步暴露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思想教育没有成效的情况下，才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当权派的一个诱因吗？]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评论：这种武断地判断，只能说明作者的肤浅。郭先生，你了解大跃进的本质吗？你深入分析过大跃进失利的原因吗？到底那些属于指导思想上的问题，那些属于没有经验造成的，那些又属于干部的浮夸造成的？造成失利，或者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极为复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一版中曾说，要是在庐山会议上继续纠“左”，所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庐山会议转向，原因极为复杂。郭先生不对历史进行深入地分析，却这样三言两语地解读历史，这种方法不可取。]死了几千万人。[评论：你统计过吗？你是凭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评论：是路线错误吗？根据呢？]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评论：就算是“毛泽东的错误”，那么“毛泽东的错误”与“党的错误”的区别在哪里呢？建国十七年间毛泽东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他个人的决策，还是党中央集体通过的。这是有案可查的呀，再说当时的多数当事人也都健在啊！既然是中央集体通过的，又怎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呢？（假如真有所谓的错误的话）]这个有争议。[评论：不仅仅是有争议，而是存心找茬，要否定毛泽东。]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评论：当时在党内确有一股非毛势力，而且势头不小，将毛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以便将毛打成“‘左’倾路线的总代表”。就这股非毛势力的骨干来说非毛是为将来反共，最终是为了变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在这股非毛势力中有一些人不过是对过去自己受到的冲击不满，发发牢骚而已，这些人是我们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对他们也要进行分析，不要一概而论。]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评论：立场不同，自然标准就不一样。这并不奇怪。]
多数人认为，[评论：到底占多少呢？郭先生老是这么模模糊糊的。]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评论：郭先生为什么不说出到底是那些评价是为毛泽东辩护的呢？]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评论：郭先生的意思分明是嫌“草案”中对毛泽东批判的不厉害。]大家反问：[评论：又一个“大家”，郭先生的用语为什么这么不明晰呢？这可是有携以自重之嫌啊！]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评论：怎么光有判断，不见有史实根据呢？]这是有区别的。[评论：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郭先生不说清楚呢？原则上讲，只有在此期间毛做出的重大决策没有经过党中央集体通过，才是有区别的。当时，真是这样的吗？]我的印象中，[评论：在这样大是大非关于党的领袖和历史的评价问题上，事隔三十年了，仅凭自己的“印象”，凭脑袋瓜子中的记忆行事，而不去查阅相关的档案记录，能是严肃认真地探讨问题吗？]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评论：是这样吗？你能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光凭“印象”可不行啊！]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评论：这并不奇怪，不论那个时代都会出现投机者，靠忏悔过去来求得自己将来仕途的风光。]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评论：是少数人吗？这是郭先生想当然呢，还是真得就是这样？]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评论：究竟是不是“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郭先生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来，我们表示怀疑。不过，如果真像郭先生说得那样—参加讨论的四千老干部多数人非毛，他们占多数的意见却没有被接受。这发生在号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辟了民主新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却又出现了如此严重违背民主的事件，这是一个多么辛辣的讽刺啊！郭先生这里实际上暗含着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意思，不过他说得比较含畜，需要我们分析一番才能看出其本意。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借史讽今”。]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评论：这是在批评主持起草决议的领导人没有接受他们“多数人的意见”。郭先生在这里又打了一个马虎眼，他用“中央领导人”来代替邓小平，就是为了怕别人看出他在这篇文章中的心思，也就是今天中国极右派通行的逻辑，从倒毛到倒邓，最后反共，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评论：实际上比这还多。就这九次讲话，还只是节录。]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评论：这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远见所在。就这一点上来说，邓小平是英明的。因为他看到了一旦否定了毛泽东所带来的巨大隐患。]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评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当年被认为毛泽东错误的思想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恰恰在不断放射出真理的光芒，以致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当年撰写《毛泽东传》的作者（李捷）后来在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中坦称，我们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入《毛泽东传》，主要的还不是因为这样做有损于毛泽东，而是对现在某些人不利。对那些人不利呢？这位文献室的作者风趣地说，我只能说到此为止，再说我就要犯错误了。我们可以设想，这里的某些人，肯定不是林彪“四人帮”，从逻辑上看应该是毛泽东在世时有重要影响而在文革结束后在台上掌权的那些人。]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评论：这恰巧说明当时党内的思想混乱，这是隐忧啊！]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评论：这是毛泽东建议的，你知道当时的具体原因吗？]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评论：在中苏论战开始后，当然要打起我们自己的旗帜来，这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评论：又绕回来了，这是先有一个主观的认定，“毛泽东犯了大错误”，毛泽东思想应该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然后，借口毛泽东思想有“错误思想”，因而最终否认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郭先生也真是用心良若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评论：先提出一个设问，然后引起下文。界定“错误思想”的标准是什么呢？郭先生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界定标准呢？郭先生的界定标准到底正确不正确呢？]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评论：又一个“很多人反对”，到底是多少人呢？为什么不说清楚呢？郭先生如果不是偷懒的话，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有难言之隐。因为就郭先生的身份是完全有资格查阅当年讨论的档案的。为什么郭先生不去查阅档案将“很多人反对”这个模糊的泛指，而量化为一个清晰的数字，让我们看到到底参加讨论的四千老干部中的多少人来“反对”呢？这样查阅档案得出的数字可是更有说服力啊！郭先生怎么就忘记了呢？个中奥妙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评论：这里的要害是“毛泽东的错误”到底是不是错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在党中央通过没有？如果在当时有一些人认识不清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郭先生还持这样的观点可是别有用心啊！王震在文革后期为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几次扬言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剖腹自杀，但在他去世前却表明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并且由衷地感叹到：毛主席至少比我远看五十年。我想，王震一定为他过去的一些作为感到惭愧。郭先生，你到今天的工农大众中去谈“毛泽东的错误”，看看他们会认可你的见解吗？在神州大地上一波又一波此起彼伏的毛泽东热，难道就不能反映广大工农群众的心声吗？当然，这被你们视为“极左思潮回归，文革余孽复出”，立场不同，也就认识不同，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评论：是这样吗？就是在决议公布后，抛开当时的干部不说，就广大工农群众来说，都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头了。我可是亲眼目睹的啊！再告诉你一件事，就在这个决议通过后，曾经参加决议起草的邓力群带着一个宣讲团到河北宣讲历史决议，当时河北省委的一、二把手虽然势同水火，谁也不服谁，但是省委大院的多数干部对中央的×××不满意，认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后来，邓力群回到北京后向胡耀邦谈了这个情况。郭先生，这是为什么呢？]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评论：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国外原因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而郭先生将此“归咎于国外原因”，则是郭先生的主观臆断。]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评论：那么现在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有没有呢？又有多少呢？它对国企的发展和政治腐败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现在却是尽讲其积极作用，而对它的消极作用视而不见。盲人摸象，自以为是。民族资本家不一定非要造反，而是通过收买、同化和渗透，寻找它的代理人，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决策向着有利于维护它的利益的方向发展。难道这不值得我们警醒吗？毛泽东当时的顾虑是多余的吗？]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评论：有几分道理。毛泽东对人民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界定。]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评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不能对立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标志着经济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但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有待于取得胜利。如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取得胜利，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也难以得到筑固，在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复辟随时可能出现。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要义所在。从这里看，恰巧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当然，文革的经验教训尚有待于总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寄于厚望的，但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具有依附性、动摇性。后来，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是要改变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动摇性。有些知识分子在文革后控诉所受到的迫害，也不过是多参加了点体力劳动而已。当然，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有的官僚干部为扭转运动方向，维护自身利益，故意曲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这并非毛泽东的本意。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还是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的，只不过是由于不理想才不得不作罢。至于党内有没有走资派呢？还是让近三十余年的历史来说话吧。]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评论：能让他们真正掌权吗？至于“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这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从阶级属性上来说，不存在不反对的问题。不过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时机又不成熟，他们不敢而已。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时不时要“偶而露峥嵘”。比如，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对志愿军供应的假冒伪劣产品以及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等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有此警惕是必要的。]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评论：不是“估计过高”，而是有人曲解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又由于没有经验，所以才造成了那样的后果。为了使政权不变质，光靠干部的“修养”是不行的，还必须组织群众，来整党。关健是党的领导干部自身正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则不从。”因而，毛泽东将矛头对准党内的干部，要烧一烧干部，但不要烧焦了。三十余年来，干部腐败的愈演愈烈，不是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吗？]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1—1”，下同）[评论：这种对反右和文革的解释是肤浅的。]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评论：这里果真是矛盾的吗？胡克实实际上是想以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名，来否认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胡克实这样做，到底是他的认识水平低下呢，还是他感情用事？值得深思。]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评论：不知对后来出现的两极分化，国企的大面积破产，经济的殖民地化加剧，干部的严重腐败问题，胡克实在去世前是什么态度？]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评论：张香山把毛泽东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相比，是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现在我们要深思得是为什么张香山这些人对毛泽东有着刻骨的仇恨？]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 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评论：果真是这样吗？那么，你们心目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在毛时代，中国分配均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不断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不断获得筑固。]
2. 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评论：如果说不熟悉资本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当时在中国的积极作用，因而社会主义改造搞得过快了，过早了的话，那这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吗？至于“不熟悉产业工人”，这不是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熟悉无产阶级吗？这个发言的目的也就很清楚了。]
3. 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评论：一个“不熟悉工业的领袖”，在他在位的二十七年间，在外国孤立、威胁和封锁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搞出了“两弹一星”，初步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被誉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评论：怎么才算早呢？毛泽东“不懂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看一看邓力群整理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谈话录，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对毛泽东那天才般的真知灼见叹为观止。那里面有走集体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可惜后来我们没有按他指引的方向走下去，所以才出现今天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
5. 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评论：是这样吗？不要抓其一点，不及其余。搞经济能不讲政治吗？在毛时代，主要是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要快速实现工业化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争论的实质也就是当时中国要不要工业化的问题。要发展重工业，进行资本积累，就需要大量投资，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因而就要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同时要求全民压缩消费。当时，为了维护我国安全，我们开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研究，建立了一大批国防工业，在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国家安全效益就是在今天也使我们受益无穷。可我们反观今天，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我们又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核心知识产权技术？在这方面还是要多一点政治经济战略家的眼光，少一点帐房先生的“精明”。]
6. 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评论：毛泽东可是说过“老九不能走”啊！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文革就是要改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的世界观，这是文革的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必要保证嘛。]
7. 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评论：毛泽东搞农民平均主义吗？你有什么证据吗？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著作，毛泽东可是一直反对农民的平均主义的，这也是从一九五八年起毛泽东首倡纠“左”的原因。许多人曲解了当年毛泽东印发《张鲁传》的目的，实际上毛泽东是反对张鲁搞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必须要办工业，反对平均主义，否则人民公社是要垮台的。毛泽东当时抓住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提纲挈领，在人民公社内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在当时就连党内被称为经济恢复“能手”的人也认为除了分地（或包产到户）外，否则经济恢复需要八年时间的情况下，毛泽东毫不动摇，坚持农业集体化，结果仅用二、三年时间就恢复了经济。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术语不是李维汉的发明，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里的话，后来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又引用这句话并对此进行了驳斥。有些人老是从这里面作文章，认为当时彭德怀上书，刺了毛泽东，毛泽东容不得批评，才打倒了彭德怀。其实，历史真相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庐山会议极为复杂，恐怕到现在有些资料也没有公开。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这里的反驳主要是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起来了，虽然有些事办错了，是好心犯错误，但要从爱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出发，而不是一味的讽刺挖苦，泼冷水，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干部和群众转变过来。同时，毛泽东还认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巩固，而人民公社则是巩固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必由之路。如果一旦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那么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也就难以获得巩固，中国还有退到一九五三年前的危险。庐山会议的时候，纠“左”已有半年多了，毛泽东也认为纠“左”搞的差不多了，可是有些人还是抓住一九五八年的错误不放，要继续纠“左”，这个时候如果继续纠“左”就有可能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一旦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也难以得到维护，中国可能要退回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这也是毛泽东真正的忧思所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关于包产到户的谈话，就说明了这一点。费孝通曾经于一九九八年在河南商丘说过，许多人误解了毛主席办人民公社的本意，中国贫穷、落后、动乱的根源是小农经济，毛主席办人民公社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8. 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评论：当时该不该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搞的一套有没有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政策措施与后来苏联解体又有什么关系？当时批判修正主义使我们从苏联阵营里面摆脱出来，对于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不是很明显的嘛。至于说“闭关自守”，文革中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闭关自守”吗？随后，在对外贸易中施行的“四三方案”是“闭关自守”吗？]
9. 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评论：这里说得“四个大破坏”，可能是指“破四旧”吧。文革初期造成那样的“破坏”，不知当时想扭转运动方向的干部及闻风造反的“红五类”（比如联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10. 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评论：这也居然成了毛泽东的一条错误。毛泽东虽然酷爱读书（当然也包括古书），但他反对读死书，主张结合实践，学以致用。这从他多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也可以从他在文革期间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创办五七干校的政策措施中反映出来。]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评论：这是揭示毛泽东“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这不免有些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评论：这算说了一点实话。作为长期在中央工作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参加反右运动的当事人，他不会不知道书记处在这个运动当中的具体责任。但实际上李维汉却将书记处在反右扩大化过程中的的责任有意隐晦，这又是为什么呢？]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评论：不仅是并列，实际上毛泽东认为文革比建立新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更有意义，事实上也是如此。打倒蒋介石，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历史上建立的新政权何其多矣，但是有一个能够长期存在，摆脱历代兴亡周期率了吗？没有。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就是为了保持新生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摆脱历代兴亡周期率进行的探索，因而毛泽东看重文革是必然的。李维汉由于要否定文革，才觉得毛泽东的这个提法“值得深思”。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此总结历史，就是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可取的。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愈到今天我们愈看到这种认识的浅显。李维汉常常自称是毛主席的学生，但我们看到李维汉的这样一篇发言，如果这是真实的话，不仅使我们发问为什么李维汉要这样做呢？当然，学生不是不可以批评老师，但是在什么场合下批评，用什么方式批评不是应该有加以考虑的必要吗？回想在一九八0年李维汉对邓小平说了一段话，要邓担起反封建的任务，从而引发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邓也改变了对李维汉的印象。我们不能不看到李维汉身上仍然有着明显的官僚色彩。当然，他写的《回忆与研究》，公开讲自己的错误，这是很难得的，一般人还真是做不到。]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评论：“四人帮”是不是等同于国民党，“四人帮”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从发言看刘志汉是一个随大流的人。]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评论：其目的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评论：大而无当，言不及义。谁这样讲呢，是毛泽东吗？请看毛泽东关于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原理的论述，以及文革期间毛泽东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2.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评论：就如郭先生所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错误思想”，那么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应包括被郭先生称为“错误思想”的理论啊！郭先生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以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突破口，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进而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
3.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评论：这是在诡辩。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否不是某个领导人说了算，甚至也不是毛泽东自己说了算，判断毛泽东思想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实践，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现当然不包括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当然这里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不过是某些人的感情渲泄和“政治需要”，而并非实践检验的结果。 这就不免使郭先生进入认识的误区，影响郭先生理性的思考。如果说当时认识存在误区是囿于时代的局限，那么在经过了三十年后，郭先生仍然囿于当时的成见而丝毫不见改变，就只能是本性使然了。]
4.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评论：这怎么就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了？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贡献最大，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郭先生在这里的论述杂乱无章，不得要领。]
5.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评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又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多次说过，毛选那里是我的著作，是烈士的鲜血凝成的。郭先生这里的论述颇有点泼妇吵架的味道。]
6.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评论：亏你想出了这么多的点子，谁又让你挖空心思呢？有点画蛇添足之嫌。]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评论：这样放开对领袖的评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当时起草决议的主持者不知清醒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评论：这里显然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渗透着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作为对历史的评价来说，这种方法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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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0 21: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