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丽：马夫爷爷、小马灯和枣红马

赤色

    编者按：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发起大举进攻。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呼啦一下子就压向延安，妄图在最短时间内，把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把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政权，把这个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统统消灭掉。然而，用兵如神的毛主席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早已为保卫延安、保存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战略转移决策。因为延安是我们的。我们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延安抚恤委员会主任何炳文和妻子蒲文清，带领一支特殊的队伍，行进在疏散转移的、危险而艰难的路上。最终胜利完成任务。这里记录的共6篇转移途中的真实故事。母亲蒲文清全部看过。她总的评价是：没有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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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撤离延安，情难舍、意难离
    特稿：艰难的转移路上
    特稿：夜遇黄河少年  

    行军开始后不久，同行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三样宝，马夫老杨、小马灯和乘骑枣红马。其实所谓的三样宝，都是围绕马夫老杨的故事。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父亲、母亲和我们全家对老杨的亲近、尊重和敬爱。而且这份情意不是简单地写在脸上，而是深深地印在了心里的。

    老杨，是父亲千里行军时的马夫。虽然他在父亲身边仅半年多的时间，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却是父亲及我们都无法忘怀的人，是我和弟弟特别喜欢的马夫爷爷。他在父母心里，也是一位很特别的、不是亲人而胜似亲人的亲人。

    从延安出发前，组织为了照顾父亲行军，和解决行军中出现的困难和发生的意外，专门给父亲配备了一匹小口枣红马，同时分配来马夫老杨。如果说，就是为了照顾父亲的残疾和母亲背着弟弟行军的困难，我相信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照顾的。

    老杨来时，我家住的窑洞已变成空窑。因为父亲在延安他的工作单位抚恤委员会做着行前准备，母亲就把家里的东西，该捆的捆，该绑的绑，该埋的埋，一切都收拾的停停当当。院子里除几块大石头，其余都坚壁起来了。就是要喂马，都找不到个能盛料的东西。老杨见状，就对父亲说：“何主任，我早来两天，是想帮助收拾东西的，不想没帮上忙。”又转来对母亲说：“组织说是叫我来管马的。我是受苦人，其实任啥都能做，也能看娃。就是不会说话。”在我的记忆中，从他来到他离开，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长的几句话，其余都是简单的几个字。

    老杨是甘肃人，背盐出身，家里穷得很。1934年初，他快60岁了，在背盐路上遇到红军，就跟着部队从甘肃走到延安。可以说，他也是个红军战士。

    老杨个子矮矮的，粗粗壮壮，说话慢慢腾腾、含含糊糊，总好像嘴里含东西张不开。他有一张饱经沧桑的老农的脸，每一道皱纹都透着他的憨实、善良和曾经的苦难。提起杨爷爷的那双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双手又短又厚，指头粗得怕人，手指甲都变了形，手掌布满老茧，手背则全是干裂的口子。就是这样的一双老手，曾使母亲流过无数的泪。他告诉母亲说，这是他几十年干粗活累成这样的。可母亲心里知道，她的父亲、哥哥都是做长工的，一年四季都在辛苦劳作，手尽管特别粗糙，也没有成这个样子。你实在想象不出来，这个老人到底受过多少苦。

    老杨最让人惊讶的还有他的那双脚。3月的延安冷得很，可他却光着脚穿着一双布条打的草鞋。你要不仔细看，要不是那双打着绑带的腿和拴着红绳绳的草鞋，你根本就不会相信那是他的脚。因为套在草鞋中的脚极为短宽，五个脚趾头几乎一样长，而且没有一个脚指甲是完整的。脚趾脚背被一层老皮包着。脚后跟上满是深深的黑裂口，硬皮里边露出红嫩肉。这双脚，可把父亲母亲给心疼坏了。母亲问老人家，这几十年的冬天是怎么过来的呀？老杨说：“这对受苦人算个啥嘛！做上双鞋子的钱和功夫，能养活个娃了。谁能舍得下呢！”父亲问，这样怎么过冬，长途行军咋办？老杨对父亲说：“炳文，惯了。几十年就这么过来的。莫为我操心。什么事情都误不下。”话是这样说，而父母亲的心却是在流血。  

    老杨对什么东西都十分仔细，看谁丢掉点什么都觉得可惜。尤其对粮食，哪怕是玉米、土豆、谷糠，他都珍惜。

    老杨吃饭有个习惯，就是不管吃什么，哪怕是一口汤水，他都喝净，并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不管有多少人在场，也不管谁在看他，或是指着他说些什么，甚至用手捂着嘴笑话他，他也视若无人，认认真真地舔他的碗。起初我们觉得很可笑，不懂事的大弟弟还用手羞他，但后来，我们就被他的淳朴和憨实感动。在以后与杨爷爷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们虽然不会舔碗，但我们学会了珍惜。我们会很自然地把掉在地下的东西捡起来，用小嘴吹吹灰吃掉，也会把自己碗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用他的话说，这叫“节俭”。

    父母亲是坚强的但也是极富同情心的人。他们把老杨当成自己的长辈，让我们叫他爷爷。老杨受不了这个。他告诉父母亲，从没听人叫过他爷，让我们叫他老杨就对了。我们姐弟三个，也就不客气地随大人们叫他老杨。他一听见我们叫他，就高兴得不行。淘气的大弟弟有时就连声喊“老杨，老杨，老杨……”他总是愣愣地站在那里听，乐得脸上的皱纹都展开了。有的时候，他甚至还伸开两手冲弟弟说：“来，让爷抱一下。”这时，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着无比的仁爱和快乐。

    父母亲自从知道老杨是个苦大仇深的红军战士后，对他就多了一份对长辈的敬重和关切，这就像是对待他们自己的父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那时战事紧，父母亲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从不会对老杨高声说话，也从不起急，从不絮叨。他们对老杨最爱说的话就是“莫急”。即使遇到大家都收拾好了准备出发，而老杨只顾遛马、喂马，自己还没顾上吃饭时，性急火暴的母亲就叫别人给他留上，也不会对老杨发火。所以，在父母和老杨之间，很快，很自然就有了一种家人亲情的默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不但爱喝酒，而且酒量不小。从延安出来，老杨就特意在他的身上背了些酒。行起军来，老杨看父亲骑马时间长了，或是有什么事太劳累，他就会不吭不哈地把酒瓶子递给父亲。父亲，就什么也不问，只小声地说：“你先喝上一口。”老杨也不推让，就打开瓶盖子喝上一大口。实际上，这是做给父亲看的，他哪里舍得，他只是用舌头舔一下。其实，老杨能喝酒，平时只要可能，他也爱喝上两口。父亲看到他喝酒的样子，总会觉得心中不是滋味。因为老杨所谓的喝一口，其实有时是舔一点，有时就对瓶口深深地吸口气。有时，父亲看到了，还会叫他好好地喝上两口。可他哪里舍得呀！所以呀，有的时候任凭父亲叫他，他就是不吭声。他一手紧拉着马嚼子，一手紧拉缰绳，他只管忠于自己的职守。这时，酒对于老杨就没有一点吸引力。就这样，从老杨来到父亲身边，直到离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父亲都没有断酒。父亲和同行的人都很奇怪：这老汉，他到底带了多少烧酒？！

    老杨带的酒，是延安大生产时自己烧的，说不上有多少度。可这酒，在艰苦而紧张的行军路上，给了父亲无数的温暖和无穷的力量。留在父亲心中的，不单是这酒的醇香；留在母亲心底的，也不单是这位马夫的纯朴善良，而是老杨对革命工作的忠诚，是对全家老小的真诚、亲近。

    老杨爱吸烟，因为没有钱，吸的是最低劣的，近似黄豆叶子似的旱烟。因为没钱，他也不买洋火，而是用火镰打火点烟。老杨的火镰小小的，可是皮子的，边上还镶着金属。否则，与石相碰是打不出火的。我还记得火镰的故事呢。

    老杨到家里不久的一天晚上，他用火镰打火点灯，父亲就坐在炕边上等，可这灯半天也点不着。父亲走过去一看，蹲在地上的老杨，满头大汗。只见他一遍一遍地打火镰，一遍遍地用打着火的棉絮去点灯，不一会，灯没点着，棉絮上的火也灭了。父亲就悄悄站在他身后，他依旧这样反反复复多少遍，可这灯就是点不着。父亲看着看着忍不住笑起来。老杨看扭头见父亲，更紧张了。他说，“何主任，”立马又改叫：“炳文，你看这咋办嘛，这灯就是点不着。”笑了半天的父亲说：“那棉花只有火星，没有火苗，那咋能把这灯点着嘛！这又不是抽烟，引着就对了。”老杨没太明白，说：“那就多弄点棉花，把火星再点大些。”父亲说：“大些也不行，没有火苗子咋点得着灯吗！”他就在裤子上划着一根洋火，一下子就把马灯点亮了。憨憨的杨爷爷一看，也哈哈笑起来。他一笑，父亲又跟着笑了。只有在油灯下补衣服的母亲，不知道他们在笑些什么。

    父母与马夫老杨的感情很深很深。一盏小小的马灯，也是他们之间深情厚意的记录和见证。
1947年3月的战略转移，实际上就是暂时从延安撤离出来。这种行军虽然不是开赴前线，但也必须根据战事晚上行军。这样，马灯就成了行军的向导，就成了行军最重要的工具。延安人，没有不用马灯的。

    父亲带的这盏小马灯已使用多年。他不管到哪里去，只要晚间赶路就是必带之物。所以父亲也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有事无事，小马灯总是被擦拭得透亮透亮的。这次行军，总务科要给他换大些的新的，可父亲还是带上了他用惯了的小马灯。

    在行军路上，父亲没有时间来关照小马灯了，这个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老杨身上。老杨呢，尽管过去没有见过也没有用过马灯，但他绝对地不负重任。他擦灯点灯，添油送灯捻，每一样都做得仔仔细细、顺顺溜溜。而且在行军路上，他还琢磨出好些用灯的名堂。比如说，天黑了，他就点起灯，但灯捻不能太高，光亮不能太大，也就比萤火虫亮些。这样，在远处看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到天快亮时，老杨就把灯吹灭了。他说天看着是快明了，其实这时的天最黑，有一点亮都会看得真真的。这时还亮着灯最危险，就是给敌人打招呼呢。于是他就赶紧把灯捻灭，把黑捻头掐掉，待罩子凉了，他就会一边走路一边擦灯罩了。老人家给自己的说法是：这叫节省时间。他还会时常提起马灯摇摇，听听响不响。只要声音不太响，他就会给灯灌满油。然后收好，挂在马鞍上。行起军来，只见小马灯随着小红马行走的节奏，一晃一晃的。

    老杨知道小马灯是父亲的心爱之物，但更懂得它的重要作用。因为，行军中只要小马灯亮着，就说明没有情况。如果让把灯灭掉，就说明有情况，行军停止，就地不动，不能有任何动静。如果没发现什么异常，也要等一会儿才能把灯再点起来。父亲说：“行起军来，小马灯就是传令兵，一点不得马虎。”所以，父亲常说：“不要看老杨管的是马和灯，实际他管着咱们的行动呢！”老杨每每听到父亲这么说，他总是用他那粗手摸着他那没有胡子的下巴，憨憨地笑着。

    因为老杨对我们的亲昵，使得有的时候，我们对他有点没大没小，甚至故意招他着急生气。而老人家呢，尽是什么都可以由着我们，但就是不准随便乱摸乱动那盏小马灯。其实我们懂得爷爷的心思，知道小马灯的重要分量。因为从行军开始，母亲就一直对我和弟弟千叮咛万嘱咐：小马灯要是坏了，我们大家都得掉队。完不成转移任务怎么办？你们谁有这么大的胆！

    你千万不可小看这盏小小的马灯。它无论对这支特殊的队伍，还是对完成转移任务而言，都是举足轻重的啊！杨爷爷，一个军龄很短但年龄很大的老新兵，能在做好马夫工作的同时，又做了个好灯官。他怎能不得到父亲、母亲和全队叔叔们的信任和尊重呢！

    谁都知道父亲的枣红马，这是匹只有3岁口的小马。这马小可性子烈得很。刚开始，就是老杨和父亲都很难近马身。可是老杨真行，不知他用什么办法，很快就把这匹烈马调教得既温顺又通人性，就连大弟弟、二弟都敢逗它。尤其是二弟弟，当时也就一岁半，路还走得不太稳。他只要看见老杨在给马梳理的时候，就敢一扭一扭地走过去，用两只小手抓住马嚼子，等马把头抬起来。这时弟弟那两只离地的小脚就会踢来踢去，开心得很。而这时的小马也就一动不动，任弟弟去嬉笑开心快乐。大弟弟可淘气，他敢揪马尾，也敢用小树棍打马屁股，这时的小马，也依然不怒不动。而老杨则一边笑，一边说：“这马是咱家的娃，它知道谁在跟它耍呢！”

    老杨喂马和照看马精心得很。小马也真是让人喜欢。它全身的红色可纯了，往哪里一站都有一种威严。父亲爱它，是因为它懂事，执行任务从来没发过脾气。就是渴了、饿了、累了，只是用鼻子出着粗气，也从不使性子，也从不尥蹶子，没摔过人，更没误过事。这么好的马，怎能让老杨不用心呢！

    我记得，从陕北到山西，一路不光是个行军，还要防敌人追堵，还要过封锁线。每当这时，枣红马从来没惊过，不管父亲是在马上还是在马下，它都是那么沉着镇定。这给了父亲许多鼓励。父亲说：“牲口都能遇事不乱，更何况人呢！”但是，每当遇到意外，父亲和老杨就会把马保护起来。只要一宿营，老杨就丢下一切去照顾马。让它在空旷的地方打滚打个够，然后给它梳理，只见老杨修剪的整齐的红鬃齐着马眉，可美了。老杨在做完这些，就给它喂水，然后喂料。他决不一次让小马喝得太足、吃得太饱，宁可自己受累，也喂小马好几次。马站着或躺下的时候，老杨决不像别的马夫，把缰绳拴在碾子上或其他什么地方，他是把缰绳拉在自己手里或拴在自己腰上。他说，这样做他心里会踏实些，不怕有紧急情况发生。

    这么好的马，却在千里行军之中病了，这可急坏了父亲和老杨。就是我们生病，父亲都没这么急过。现在我知道了父亲所以着急，是因为以后还有好多路程需要马来完成。当然，也是因为父亲太爱这匹通人性的枣红马了。而老杨在千里行军中，已和小马之间，建立起一种超乎人与牲口之间的感情。所以小马病了，父亲和老杨自然比谁都心疼。

    等快到河北的时候，小马已经病得快不能走路了，这时的父亲和老杨已不单是着急、心疼，而是担心小马会随时离他们而去。所以，在发现小马生病以后，不管道路多么难走，父亲都是咬紧牙关拄拐步行。而老杨，则是一刻不离小马。而且只要一张嘴说话，那眼泪就先流下来。全队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小马的病情好转。

    大家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小马没有一点好转。只见它躺在地上，无力地喘着气。眼睛虽还睁着，眼珠似乎已经不会转了，只见眼泪一滴接着一滴挂在马脸上。老杨把马嚼子给解下来，小马的嘴边都是白沫子，上下唇一动不动。老杨几乎哭出声来。只有他守在小马旁边。父亲实在不忍再看，就躲到一边去了。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宿营的房东的屋里难受。

    小马就这样一直熬到第二天中午，突然惊一下，伸开四腿乱蹬，还没等老杨明白过来，就一下咽气了。老杨忙用老手捂住小马的双眼，能看到小马的泪水从指缝里流出来。

    老乡看小马死了，几个人围上来要动马，说：“不远处有一口枯井，就把马扔在井里吧！”老杨老泪纵横地扑在马身上，伸开两只胳膊护着，一个劲地说着：“不忙，不忙，不忙。”父亲和同行的人都来了。大家看着老杨这状况也难过极了。父亲强忍难过说：“老杨，赶快收拾一下，今天还得赶路哩！”老杨停止哭声跑回屋里，打开他背的大包，拿出几个红穗穗和一副马掌，又把马嚼子、马鞭子都弄在一起，请几个老乡帮助抬马。老乡看着老杨说：“老汉，好你了。心里难受不用抬了。”老杨一听这话，眼泪又留下来。他自言：“马娃，没办法，就把你丢在枯井里了吧。我老汉要是活着，一准准再回来看你。马娃，到时你可还认得下我老汉。”老杨含混不清的话，和他满脸的老泪，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在场人的心里。

    就这样，小马连同它用过的东西都下井了。因为是枯井，没有井盖。有老乡就帮助找了个坏碾盘盖在上面。大家都以为这样就可以走了，可老杨还在井边站着不动。他突然对父亲说：“炳文，小马没了，我不能再跟着走了。把我留在这里吧！人都走了小马咋办？”父亲一听急了：“那怎么行？！小马死了我们再想办法，总不能把你丢下！将来你到哪里去找我们？你是组织派来的，你是八路军战士，不能随便就留在地方。老杨，还是要听从组织的安排，跟着我们继续走，留在这里是万万使不得的。”以后任凭父亲怎么说，任凭母亲苦苦求情，任凭其他人相劝，老杨就没再开口说一句话。

    时间不留情，再不出发就又快宿营了。父亲当机立断，他让人找来村农会负责人，请他们把老杨安顿一下关照起来。说老杨是功臣，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以后要回来接他。又特别说老杨是受大苦的农民等等。就这样，老杨留在了山西，他的心终于和小红马在一起了。而父母亲，却从此失去了他们视为亲人的马夫老杨。以后，虽然组织上又给父母配备过彪悍可人的马和骡子，但始终不能减轻他们对老杨和枣红马的怀念。

    1948年，组建了晋冀鲁豫炮兵旅。父亲任炮兵旅任供给处长，整日与拉炮和辎重的骡马打交道，在训练驭手和马号人员时，他总是讲起红军马夫老杨爱马、懂马的故事。每当此时，父亲总是充满深情地告诉大家，老杨是个穷苦的背盐工，家里买不起牲口，也没有摸过牲口。他60多岁参加红军赶上长征，在紧张的行军中，他拉着牲口爬雪山过草地。在延安保卫战中，他牺牲在转移路上。就这么样的一个没有文化的穷苦老同志，竟然摸索出一套喂牲口、保养牲口和使用牲口的好经验。老杨对牲口特别有感情。行起军来，他会时时用手在牲口身上摸来摸去，还会用脸去贴着牲口的脸。他说这是因为怕牲口出汗受风作病。到宿营地把牲口背上东西一卸，先让它们在地上打滚撒欢，然后再喂料喂水。老杨说这样做，牲口能休息得好，吃得好，消除疲劳快，能保证牲口执行第二天的工作任务……

    老杨离去了，父母亲的工作也几经变化，但老杨留下的点点滴滴，始终成为他们的不尽思念。父亲说，老杨是个好马夫，更是个好战士！母亲说，老杨是马夫，更是孩子们的好爷爷，是家里的一个好老人。

    然而，当父亲所在炮兵部队在山西境内连续作战，先后解放临汾、晋中和太原期间，曾多次派人去寻找过老杨，但都无果而返。50年代初，部队驻军石家庄，父亲又请求领导派人去当地寻找过，但依然无果。直到“文革”动乱中，父亲，被当作特务内查外调迫害致死。这不但使得寻找老杨成为他终生的遗憾、而且成为他终生的愧疚。

    父母是怀着对老人、对亲人的深情，以及和父亲对老杨一样的心情从昨天走到今天；我和两个弟弟，是在回忆、感动和思念中长大成人并慢慢变老。但是，杨爷爷是我们和我们家人心中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