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淑英：李大钊报告文学系列（一）

赤色

    目录

    1、敢抛热血护新生
    2、索我理想之中华
    3、先烈英明  万古永存
    4、共产主义者的本色
    5、“西山枫叶红”
    6、李大钊扶植下的《西北日报》

    作者简介：祁淑英，女，1933年11月生于河北唐山市滦南县，毕业于乐亭中学。中国作协会员。1951年初参加工作，曾在卢龙团县委从事少年先锋队工作，以后在河北青年报、河北日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先后任河北青年杂志总编辑、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废墟》、《唐山大地震记事》；专著《报告文学的采访与写作》；报告文学集《妈妈，五丫对您说》；长篇传记文学《中国“三钱”》、《钱学森传》、《钱伟长传》、《钱三强传》、《邓稼先传》、《袁隆平传》、《何泽慧传》、《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其中《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三部作品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八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提名奖。《中国三钱》获第九届团中央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文化作品奖。《钱学森》获全国第二届苹花杯奖。《妈妈，五丫对您您说》获河北作协文学创作奖。《袁隆平传》获北方15省市第十八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山西省第十六届优秀图书一等奖。2005年10月，当选为全国首届十佳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2008年3月获“河北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12年1月出版了《祁淑英文集》，全书四百余万字。

    1、敢抛热血护新生

    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的对象。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守常

    1、置身于白色恐怖气氛中

    1926年初秋季节的黄昏。

    古都北京，秋雨缠绵，凄风阵阵。

    一位身着西装的年轻学者，手提着一只藤箱步出北京车站。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学生和年轻助手罗章龙。

    此时此刻，罗章龙漫步在紫禁城街头，突然发现宫墙下一簇人围观着什么。他走过去，发现是一张通缉令。他不由地挤进人丛——

    噢！段祺瑞政府又在通缉什么人？罗章龙便向下看去，啊！“李大钊！”通缉令中名列第一名的就是他的老师、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人李大钊。罗织的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这则通令称，“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

    北京是昏暗的，是恐怖的——盘踞于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同直系军阀吴佩孚疯狂勾结，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什么“国民驱赤会”，什么“反赤大同盟”的通缉令、布告，充斥街头巷尾。那个年轻人感到了白色恐怖的降临，他转过头来，急匆匆步入东交民巷。

    在苏联大使馆兵营驻地，年轻人拜会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师生对坐，畅叙别怀。如果在往日，师生少不得要谈古论今，吟诗作赋，讨论马恩的著作……

    可是，这一天年轻人急切地向李大钊传达了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意见——

    北伐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北伐军很快攻克武昌，建议李大钊和他的助手一起暂时离开白色恐怖的北京，到武汉去，然后，随北伐军重返北京。

    年轻人简短地转述了上述意见，怀着急切地心情敬候李老师的回音。他催促说：“老师，您目标太大，应该快些离开北京！”

    “你先走，武汉的工作由你先办理，我安排好北方工作就来！”

    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胜利捷报频频传来。李大钊领导北方十几个省、市的党组织一天比一天壮大，党务越来越繁忙，环境也变得越来越险恶。

    在那些日子里，东交民巷扮作“东洋车夫”的暗探增多了，他们把车子擦得明亮，在使馆附近游游逛逛，一旦有人出入立即跟踪。来自东北、西北和华北一带的共产党人，只好乔装打扮，躲过敌人的监视，赶到使馆区面见北方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核心李大钊同志。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李大钊同志派出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突破敌人的黑暗统治，建立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展开了新的斗争。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就在“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北方地区共产党组织蓬蓬勃勃地发展，共产党员的数量，一年增加了两倍多。河北、山西、热河、内蒙等地的农民运动，也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在北洋军阀严密控制下的北京城，当领导的各种秘密组织和革命活动也在迅速发展。各种秘密刊物相继创刊，像一把把锋利的宝剑，直刺敌人的心脏。

    大钊同志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写下了热情讴歌广大人民新觉醒的宝贵文献——《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为《政治生活》周刊写下了震动一时的讨日檄文——《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之方策》，以犀利的笔锋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视大钊同志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北京上空，布满了乌云，形势十分险恶。然而，大钊同志总是不顾个人安危，毫无畏惧地工作着。

    一九二七年初春，风声越来越急。一天清晨，在大钊身旁负责交通工作的共产党员阎振山外出送信，到天黑不见归来。大家感到很焦虑，派人到外面了解情况，才知道阎振山被捕了。这样，送信取报的工作由炊事员张全印担当起来。可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也失踪了。

    共产党人被捉捕、杀害的消息纷纷传来。愤怒的烈火，在李大钊这位伟大共产党人的躯体中熊熊燃烧。一天黑夜，李大钊同志面对呼啸的狂风，爆发了在他来说罕见的怒吼：

    “从日本留学回国到今天，十一个年头过去了，祖国，亲爱的祖国依然四分五裂，雾霭弥漫。祖国同胞仍然沉浸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恐怖之中，杀人盈野，血流成河，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为了炸毁这罪恶的旧世界，李大钊总是大义凛然地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工作条件越是艰苦，越是从容自若。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首先安排一些同志化装疏散，到农村去，到南方去……

    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总是把生的希望，带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将自己置身于白色恐怖气氛中，置生死于不顾。

    2、两袖清风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这一天，李大钊同志很惬意，他告诉妻子赵纫兰说：“春天到了，你们到户外散散步吧！”

    于是，赵纫兰携小女儿炎华到附近儿童娱乐场去散步。李大钊同志转身来到书案旁就坐。他时而仰面沉思，时而伏案疾书。

    突然，屋外传来了尖利的枪声，紧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声。一群暴徒越过矮小的围墙跳进院子。

    “爹，发生了什么事？”大女儿星华正在外屋看报，一个箭步靠近爸爸身旁。

    “星儿，不要怕，跟我看看去！”

    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携女儿向房外走去。院子里乱纷纷的，爷儿俩在后院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下来听候外面的动静。

    “不要放走一个！”霎时间，穿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蜂拥而入。在混乱的人流中，李大钊同志一眼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交通员阎振山。他被五花大绑，面色苍白，显然是受了酷刑。

    一个便衣侦探指着李大钊同志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呢！”那个胖侦探脸上横肉耸起，眼中喷射着凶光说：“给我搜！”

    一伙横眉立目的匪徒涌上来，把李大钊的全身搜了个遍，他们什么也没有搜到。李大钊同志始终保持了他惯有的严峻态度，轻蔑地望着匪徒们。匪徒们绑了李大钊簇拥着走出东交民巷，带到了警察厅。大女儿星华也被匪徒们捆绑着蹒跚地跟随在父亲身后。

    紧接着，在高大的铁丝网围起来的警察厅里，眼看妻子赵纫兰和小女儿炎华也被捆绑着带进来了。

    一群匪徒把李大钊同志家里家外搜索了数十遍，只从赵纫兰身上搜出了一块钱和一枚金戒指。这枚金戒指是他家唯一的一件首饰；这一块钱，也是他家里仅有的一块钱。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称李大钊“身后萧条，两袖清风”。

    黄昏时分，警察厅院子的边门又打开了。一伙宪兵拖进一个人来，只见这个人浑身是血，衣服破烂不堪，留下了同敌人殊死搏斗的斑斑血迹。透过落日的余辉，李大钊勉强认出来了，那是他的学生范鸿劼同志。不多时，他的另一个学生谭祖尧同志也被关了进来。

    李大钊同志望着与他一同罹难的青年学生，心里一阵疼痛。范鸿劼早在年初便派到武汉工作，但是，他不愿离开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的老师李大钊，毅然返回北京，甘愿与他的老师李大钊共渡安危。谭祖尧未婚妻的父亲当时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职，消息比较灵通，早把张作霖拟对共产党人下毒手的秘密告诉了未婚的女婿，并拟在广州代他谋事。但是，谭祖尧一心跟随李大钊，断然回复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要同李先生一起，在北洋军阀的心腹之地坚持斗争到底！”

    范鸿劼和谭祖尧看到老师在身旁，用疼爱而镇定的目光望着他们，脸上浮出了笑容。老师的教诲又响在耳边：

    “为了开创一代最幸福的社会，不能坐享其成，即使需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以致生命。”

    3、威武不屈

    “走向前去，曙光在前！……”那是范鸿吉和谭祖尧的歌声。

    李大钊同志被关进案情重大的政治犯的“优待”室里，他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听到了这熟悉的歌声，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之中。

    小窗口透出了一缕绯红的光线，李大钊同志从容地整理了衣襟，迎接那新晨之始。反动派对这位为中国人民所敬仰的杰出的志士贤者的“优待”开始了——

    一根根竹签钉进手指里，指甲带着殷红的鲜血脱落下来。他疼痛地昏了过去，醒来以后，庄严宣告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宣告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拯救民族危机的正义行为，而对党的机密则只字不吐。

    黑沉沉的牢笼，死寂凄凉。李大钊同志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向着那一线微光走去。忽然，牢房大亮，噢！牢门开了，急匆匆走进一个人来，他是谁？原来是社会知名人士杨度之子杨公庶。

    李大钊同志很高兴，急忙向小杨打听外面的消息。小杨说，自伯父被捕以后，全北京城、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社会各界都关心伯父的安危，几乎天天有这一方面的报道。说着，小杨将一沓子报纸递给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用红肿的双手，将报纸展开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的《北京晨报》报道：

    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

    同一天的《世界日报》也做了同样的报道：
李着灰长袍，青布马褂。满脸髭胡。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它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

    甚至连当时最反动的报纸为了收买人心也不得不虚伪地对李大钊同志的人格和学问表示敬佩。有的报纸公开劝告当局不要对这样一个人轻易地处治；有的主张立即释放；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让他在狱里写作，以使他的超人才华永驻人间。

    张作霖对李大钊的名望垂涎三尺。因而，继之以利诱。

    一天，在警察厅的客室里，李大钊出现在一伙达官权贵之中。这时，张作霖的参谋长、人称“小诸葛”的杨宇霆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给李大钊连连作揖，皮笑肉不笑地安顿李大钊就座。先是与李大钊攀谈同乡关系，接着是一大串甜言蜜语。原来，这位不速之客是打着张作霖的旗号来向李大钊劝降的，并许以高官厚禄。李大钊同志便从容回答道：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头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贪享锦衣玉食而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去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李大钊的侃侃谈吐和那昂然挺立的坚毅不屈的神情，弄得那个号称“小诸葛”的杨宇霆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四）

    北京春季里常见的大风，这天刮得特别猛。法庭外的白杨树，弯着腰，呼叫着、怒吼着。法官拍击惊堂木的声响震耳欲聋。敌人又在进行特别审讯，继而妄图从精神上屈辱李大钊同志。

    这一天，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还有两个女儿星华和炎华一同出现在法庭上。

    李大钊依旧身着那件灰色旧棉袍。他瞅了瞅妻子和两女儿，没有作声，不屈的神情，从他那削瘦的面颊和深陷的眼眶里浮现出来。

    “爸爸！”星华忍不住喊出声来。赵纫兰哭倒在地，小炎华惊叫着喊爸爸、哭妈妈。

    “不许乱喊！”法官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

    大钊同志指了指悲痛欲绝的赵纫兰说：“这是我的妻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机智地回答法官，勇敢地保护了哥哥。

    “不准多嘴！”法官怒气冲冲地又将他面前的那块惊堂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大钊非常沉着地回答。

    李大钊同亲人的最后一次相见，就这样在惊堂木的巨响中被永远分开了。

    亲人们退去了。那个两眼喷着凶光的法官，忽然，脸上紧绷的横肉变得松弛了，三角眼似乎也圆了许多，他和颜悦色地说：

    “李守常，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啊？……对你的家属和亲友都有什么嘱托？……啊？”

    长时间的沉默，法庭上变得寂静怕人。大钊同志沉思片刻，对反动当局提出了三点要求：对一切所谓的“罪戾”，愿负其主责，于爱国青年不要株连；对我的书籍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要亲笔修改供词。

    一份供词摆在了大钊同志面前，他拿起笔来，用重重的墨迹写下了两个大字：自述——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记……”

    《自述》，是大钊同志光明磊落一生的写照。敌人从李大钊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不得不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李大钊的危险处境，引起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同情。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设法营救他。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大钊同志听说后，不同意这种冒险行动。他指示北方党组织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不能让同志们再冒险消耗革命力量。”

    （五）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春季里夹着风沙的狂风拔地而起，灰蒙蒙的天，衔接着昏暗暗的地。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刀枪林立，杀气逼人，一副刚从西方进口的特别绞架阴森森地矗立着，使刑场增添了恐怖气氛。

    李大钊同志和他的十九名难友一起，迎着狂风，带着他那惯有的无畏神态，镇定自若地缓步走上刑场。他从容自若地看了看绞架，翘首仰望天际，对着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说。他嘲笑反动匪徒：“你们如同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地来演丑戏。”

    他继而慷慨激昂地说：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胜利！”

    说罢，大钊同志昂望丛丛远山，微微地笑了。他透过昏天黑日，似乎看到了蜿蜒雄伟的长城，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看到了巍峨连绵的燕山，那里革命的火种正在燃烧；他看到了险峻秀丽的五峰山，他在那里渡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留下了多少雄章和诗篇——“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多在壮烈的牺牲之中。”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真理的权威，就不怕断头流血！”李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绞架。

    “共产主义万岁！”

    雄壮激越的口号声，随着狂风，传向浩瀚的天宇。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李大钊同志献出了他年仅三十八岁的宝贵生命。然而，他那宝贵生命闪现的光华却与日月同辉；他的音响却与江河行地。李大钊同志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化为人民心上的丰碑！

    对于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林伯渠同志曾经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论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清浊。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2、索我理想之中华——李大钊的民族革命思想及其生平事略

    李大钊先生是早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发起人，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他较早地把马列主义介绍到中国。但是，他是一个民族革命家。在改造旧中国的基本纲领上，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中共早期和以后的主要领导人，能够依照李大钊先生的思想治理中国，把民族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大陆就有可能避免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拂逆人民心愿和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举措。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唆使红卫兵、造反派砸了李大钊先生的墓碑，毁了李大钊先生的墓穴。然而，李大钊先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却没有因为坟墓被毁消逝。在今日中共当权者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弘扬李大钊的思想，对于中国人民一定会有所启迪的。

    一、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李大钊早期的民族革命思想

    李大钊，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六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一九零七年毕业于冀东永年府中学，之后，考入天津北洋政法学校。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新学，对社会生活有了初步地了解。一九一一年，当他毕业于北洋政法学校不久，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一九一三年冬，李大钊得到朋友的资助，东渡扶桑，考入了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及民族革命思想，在东京发起组织了“神州学会”，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他挺身而出，猛烈抨击“毁灭共和，复辟帝制”的袁败类，并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复辟之辈乃国家之叛徒，国民之公敌”。对于“毁新复古”之丑类，必须“无所姑息，不稍优容”。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卅一条”，激起了中华儿女的无比愤慨，李大钊“神州学会”成员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揭露了“卅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国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与百折不挠的志气”，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一九一六年夏季，李大钊回国之初，被聘为北京《晨钟报》（后为《晨报》）编辑。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民族革命、民族自立的思想，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主观武断和盲目服从，撰写了《晨钟之使命》及《青春》等文章，号召血性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站在民主自由之前列。”

    一九一八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从而得到了在中国最高学府从事民族革命活动的机会。同年，与王光祈等人组织了“少年中国会”，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协助全国学生救国会出版了《国民月刊》，帮助北京大学学生出版了《新潮月刊》。李大钊以上面这些组织和刊物为阵地，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革命思想。例如，他在《国民月刊》上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就是在当时较早地、深刻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的檄文。鲜明地指出，“大亚细亚主义并不是和平的主义，而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的主义，而是并吞微弱民族的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主张被奴役的人民，挡在“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旗帜下顿然觉醒。

    综上所述，李大钊早期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民族革命思想是非常鲜明的。

    二、“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于“五四”前后的平民主义思想

    “平民主义”潮流，崛起于欧洲，流行于美洲。李大钊最早将“平民主义”思潮介绍到中国。“平民主义”一词，李最早译为“德莫克拉西”，后来又译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唯民主义”，译法不同，但其含义，正如李大钊解释的，是说“民众乃主义之本”，即一切主义都要以民众为根基，是要以民众为主宰的。他说，“主义”源于政治，政治最初是统治的意思，如今，则应解释为民主政治。他还说：“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为统治，是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被治；一统治，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允许的。”为了实践他的平民主义，李大钊一方面向统治阶级大声疾呼“应该认识民众势力之伟大”，一方面号召民众“奋起自治”，“怀抱乘风破浪的伟大气魄，打掉民族自卑感，前进而无后顾，背黑暗而向光明，去为人类造福，去为青春中国之再生”。

    李大钊所倡导的平民主义及爱国主义思想，在唤起民众觉醒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终于发展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科学民主”的爱国运动，著名的“五四运动”，就被称作“德莫克拉西运动”，亦即民主运动。

    在德莫克拉西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自动围绕在李大钊的周围。在社会上倡导新文化运动，组织了“新潮社”等学生社团。李大钊先生还将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通过学生社团的活动，将德莫克拉西运动推向全国。

    接着，一九二零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国际闻讯后即派东方部负责人维丁斯基来到中国会见李大钊，李大钊又把维丁斯基介绍给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九月中旬，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李大钊的办公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到会的共有九人，除李大钊外，还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两个月后，其中五人自称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提议从当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的成员中补充。提议被小组接受，先后有邓仲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汪浩等二人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十一月底，李大钊所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当时的中共北京支部虽与共产国际挂了钩，表面上纳入苏俄革命轨道，但是，李大钊依旧坚持“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平民政治”。因此，他与他的学生罗章龙、邓仲夏等人一起，在京汉铁路创建了“平民演讲团”、“平民政治夜校”。长辛店开办的平民政治夜校是当时最好的。在那里还出版了通俗小报《劳动音》，由罗章龙执笔经李大钊改订稿的《劳动音》发刊词写道：“世界上什么人应该享有幸乐呢？是至高贵的人。什么人是至高贵的人呢？是至有用的人。这是一个至公平的答案。可是至有用的人是谁呢？是总统督军呢，是乡下的绅士，商店的头家，工厂的东家呢？不是，不是……至高贵的人原本是平民大众。”李大钊还在许多文章中阐明了这种平民主义思想。她认为，只有面向大众，面向平民，才是“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是十分彻底的，可以说矢志不渝，并为它献出了生命。他与毛泽东口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当人民的老爷的假民主有根本的区别。

    三、“孙中山代表了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李大钊倡导的国共合作及其理论纲领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灾难重重。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掠夺，政治上军阀割据，并寻找帝国列强作靠山，是中国处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局面。李大钊深刻剖析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割据给中国人民和各个阶级、阶层带来的苦难。他多次撰文阐述自己的理论思想，指出：“中华民族乃为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榨取，不仅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受此压迫，资产阶级亦同样受其压迫。且中国资本主义之不能发展。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一方面由于封建军阀之政治剥削，故资产阶级欲求其产业之发展，欲使中国从半殖民地情况下解放出来，非打到帝国主义及其军阀不可。欲打到帝国主义军阀，非有各阶级之大联合不可。”他认为，各阶级之联合战线，实为革命之生命线。这一点是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都必须认识的。

    与此同时，李大钊两次撰文颂扬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认为他“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奠定了正确的民族革命基础”、“代表了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唤醒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的中国革命影响着全世界。”正因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他的思想十分符合，所以，李大钊率先向中共提议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全会派李大钊为代表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接洽，申明中共之理论与内外政纲。对外政纲的要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华之外国军队，撤销外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确定海关自主权，收回沿岸及内河航行权，外商银行不准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对内政纲的要点是：确定言论出版、信仰机会结社及罢工之自由权，废除治安警察法，规定劳工法，确立八小时工作制，规定男女在法律上绝对平等，改变选举法，实行征兵制，实行强迫教育，废除苛捐杂税，废止天赋附加，禁止高利贷，铁道、航运、矿山、电气及其它主要企业，收归国家经营。

    鉴于国共两党的政纲有许多共同之处，孙中山先生为集中革命力量，致力于国民革命，遂应允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率先响应，接着又有许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接着，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分部。一九二五年初，李大钊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号召中共内部的国民党员支持孙中山北上，合开国民党会议，促进全国代表大会，及对北洋军阀的善后会议。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国民党在广州合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此次会议的共产党员达百余人，这就是李大钊倡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多次撰文哀悼，赞扬中山先生“以毕生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预期“中山主义所指导的中国民众革命必将达到成功之途径”。

    综上所述，李大钊与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共合作，是以平民主义，或者说，是以民族民生为共同基础的，是真诚的政治合作。遗憾的是，这个合作被后来的国共两党某些咬人争夺所谓的核心领导地位而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不幸！

    四、“索我理想之中华”——李大钊就义前后

    一九二六年年初，李大钊先生与一批国民党精英分子，领导了北京学生、市民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运动。三月十八日，李大钊率示威队伍走在最前列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露了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示威群众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殴打了教育部长章士钊，捣毁了为军阀政府服务的报馆。段祺瑞恼羞成怒，命令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死伤百余人，李大钊先生头部受伤，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借着，段祺瑞政府又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颜孟余等五人。其中除李大钊一人为中共党员外，其他均为国民党员。

    李大钊被通缉后，携其妻子逃往冀东昌黎县境内的五峰山中避难。在五峰山隐居期间，他依然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痛斥军阀割据、侵食共和的罪恶行径。不久，段祺瑞下野，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组成大元帅府，对国共两党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从昌黎回到北京，为保存革命力量，他迅即将邓仲夏、罗章龙、何孟雄等人转移到武汉、广州等地，自己却继续留在北京坚持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斗争。期间，他撰写了《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发表于《政治生活》杂志。文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进攻，异常凶猛。日前，张作霖躬往大连，与日本关东卅儿玉长官会见，亦颇蹊跷。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在国民革命讨伐勾结英日帝国主义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战争中，我们应时时刻刻地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展现及其侵略蒙满的阴谋和行动。”

    面对李大钊毫不留情的揭露，大元帅府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怒不可遏。他步段祺瑞府的后尘，再一次下令通缉李大钊。罗章龙闻讯后，由武汉返回北京，苦劝老师暂时离开北京躲过风头。但是，李大钊先生执意不肯，相反，却要罗章龙立即返回武汉，合集工会执委会，向广大工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勾结，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的阴谋，并嘱托罗章龙号召工人大众维护业已形成的中国国民革命阵线。罗章龙无奈，只好服从。行前，罗章龙帮助老师迁至北京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区，即中东路办事处地带，以求安全。

    然而，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竟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奉系宪兵闯入苏联使馆区，包围了苏联驻华使馆，搜查苏联使馆附属的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逮捕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国共两党六十余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军阀张作霖悍然绞杀了李大钊和同时被捕的六十余人。李大钊先生从容镇定，在绞刑架下慷慨讲演，号召人民大众“站在民主自由的前列，向着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中国之再生是必然的！”

    李大钊先生享年仅有三十六岁，但他所走过的道路，与国共两党早期诸多精英所走过的道路是共同的，他们共同为民族、民生革命奋斗一生，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英勇奋斗一生。李大钊先生就义已六十多年了，然而，“理想之中华”尚未到来。当然，毫无疑问，“理想之中华”必然到来。

    安息吧，李大钊先生！

    笔者注：今年十月六日是李大钊先生的诞辰一百周年，笔者将此文献给李大钊先生的诞辰。

    先烈英名 万古永存——李光华同志谈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前后

    深秋季节，迎着殷红的枫叶，我们来到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瞻仰了李大钊烈士的墓地。

    公墓的管理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介绍了李大钊烈士陵墓遭到的摧残。他说：“李大钊烈士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真理英勇捐躯已经半个世纪了，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万恶的四人帮公然歪曲历史，极尽诬陷攻击之能事，推倒了烈士的墓碑。然而，李大钊烈士的历史功绩早在五十多年以前就被党和人民所肯定。就在烈士墓地的深处，掩埋着党和人民为烈士建树的‘墓志铭’，它象征着烈士的英明万古永存，世代铭刻。”

    这块万古永存的“墓志铭”是怎样建树的？它的珍贵内容包括些什么？我带着这样的问题访问了李大钊烈士的次子、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李光华。

    李光华同志已经年过半百，两鬓斑白。他举止端庄，举止质朴，谈吐从容，使人深深感到先烈的遗风当然长驻。光华同志讲话时态度和蔼，还带些冀东乡音，显得既深沉又亲切。因为我是刚从李大钊烈士墓地赶来的，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李大钊烈士的英勇就义及六年后北京人民公葬李大钊烈士的情景上来。他说：

    “父亲就义时我刚满四岁，留在记忆里的事情并不那么多。以后，从许多革命长辈那里，从长姊、长兄的口中才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

    父亲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到一九二七年英勇就义，一直在反动派的心腹之地北京坚持斗争。北洋军阀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剪除他。但他镇定自若，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

    军阀张作霖从奉天进关以后，控制了当时的北京政府，首先下令逮捕我的父亲。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许多同志劝他暂时离开北京，他却婉言谢绝。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为了长远的革命利益，他护送一些同志伪装疏散，自己则和一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工作。形势越来越恶劣了，他烧毁了秘密文件，学会了打手枪，为应付猝不及防的事变作了积极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北京的反动政府调集了警察、侦探和奉天宪兵共四五百人，在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和配合下，包围了我们在东交民巷的宿舍，逮捕了我的父亲。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内，蒋介石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乌云一时笼罩了中国的天空。

    父亲在监狱里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一根根竹签被钉进手指里，指甲带着殷红的鲜血脱落下来，他几次疼痛地昏死过去，却始终动摇不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据理痛斥了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残害人民的罪恶，庄严宣告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宣告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拯救民族危机的正义行为，而对党的秘密则只字不吐。当时许多报纸对此都有报道。有一家报纸说：

    “李着灰袍青布马褂，满脸髭胡，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崇信者，其它一切，概不知晓。”

    父亲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同情。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设法营救他。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父亲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冒险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党组织同意了我父亲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