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丽：马褡子比女儿的命金贵（组图）

赤色

父亲何炳文与母亲蒲文清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介绍

    父亲枣红马背上的马褡子,是延安被服厂生产的。布, 是边区人民自己种下的棉花、自己纺的线、自己织下的。就那灰色，也是聪明的边区人自己染下的。因为这马褡子缝制的结实，又保险又方便，所以延安人出差办事，几乎人人都带着个马褡子。好多延安人都自豪地说：马褡子是咱延安人的标志。外头来的人，也大都希望能得到这么个尊贵的礼物。

    而且这马褡子缝制得很特别。它好似一个6尺多长、2尺多宽的大口袋，还是双层的，一面的中间开口。开口处缝着对称的带子，方便取东西时打开、拴上。另一面是完整的。左右两头的下边各缝了个大口袋，口袋开口处有大扣子扣着。



马褡子的正面



马褡子的反面

    父亲的马褡子,是1945年底他调任延安抚恤委员会主任时发的。他所有的家当，就是马褡子和它里面穿的、用的、办公用品，和铺的、盖的。1947年初，它又成为我们全家人疏散转移的唯一行李，也是父亲所带领这支队伍行军唯一的“公文袋”。

    从行军开始，马褡子就几乎没有和父亲分开过。母亲虽然背着小弟弟，同时还照看着随队的家属和孩子，也总是操心着它，时时不离枣红马左右。每到宿营地，母亲都首先把马褡子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如果发现有开线或者被刮破的地方，她都会立即缝补好。出发前，我总是听父母说：可别小看这个灰色土布马褡子，它是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的。

    马褡子，不过就是这么个东西。它何以这么重要？它还能比父母亲的生命更重要吗？父亲说，那还真是重要得多。因为马褡子里面装着全体人员的花名册，装着一路经过各兵站所需的介绍信、各种证明、少许钱票，还有装着非常希贵的20块大洋的包包。难怪行军的时候，父亲总是把马褡子驮在他自己骑的马上。宿营时，父亲把马褡子放在身子下边。所以说，小小马褡子关系到全队人员的性命安全，关系到转移任务的完成与否。我虽然似懂非懂，但还是知道一点父亲说的“人在马褡子就在”，这话的分量了。

    为了全体人员和马褡子的安全起见，队伍改成白天防空晚上行军。记得走到一个叫冯家营的地方，突然遇到敌人空袭。父亲一下子从马上跳了下来。人都没站稳就把马褡子拽下来，自己立刻扑在上面，同时喊叫让大家立即就地卧倒。他又让老杨和警卫员赶快招呼老人和伤残人员，同时要求大人不准喊、娃娃不准叫。不等一队人马安顿好，飞机呼地一下子就掠了过去。父亲庆幸没有被敌机发现。虽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留在父亲心头的，却是不尽的紧张和后怕。在以后的行军路上，父亲、母亲和马夫老杨，更是格外小心谨慎地守护马褡子了。

    黄河在吴堡的东边，到河边后的行军路，就是顺河走，常常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河边有的地方宽，好走一些；可有的地方又窄，脚一滑就沾上水；有的地方又要踩着冰水走，让人特别紧张。因为不知冰层的厚薄，就只有揪着心慢慢往前试探着走。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和小红马都能小心翼翼地、平安地走过去。我呢，就紧跟着大人走。但常常是前面的叔叔，用手紧紧地拉着我走。这也避免不了一滑一滑地紧张害怕。

    在几段道路极为艰难危险的地方，母亲顾不了拉着的和背上的弟弟，也无法顾及父亲。她全力照看着架窝子里的孩子。父亲呢，让马夫老杨只管拉着枣红马，和照看好马背上的马褡子。而他，则拄着拐杖一步步艰难行走着。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不叫累不喊苦，使劲拉着一个叔叔的手跟着慢慢前行。

    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境内后，因为没有一条比较安全的通往河北方向的路，只好继续顺黄河边前进。小小的我，就这样每天跟着队伍，在饥饿和寒风中走着走着。已经被冻伤的双脚，此时几乎一步也迈不开了，多想让拉着我的叔叔抱抱我呀。无奈父母不让，就只好时不时站着哭两声。有时，又瞌睡得直往地上倒。

    马夫老杨，当时已经60岁了，我们叫他杨爷爷。他看我这样子，心疼得很。多次悄声地对父亲说：“炳文，娃小，太累了。让她在毛驴背上歇一下吧！”父亲立刻说：“那怎么行！牲口也累得很了！背上驮着马褡子和一些东西分量不轻。娃累是累，可不能在毛驴背上骑。不能让毛驴太累了。”这样，老杨爷爷只好心疼我疼得难受。杨爷爷多次为此流泪。他的话和他的泪，永远地刻在我幼小的心里。后来我知道了，只有亲情和革命的情谊，才能使人这样的。

    终于，在一个晚上行军的时候，我坚持不住跌倒了。把前后的人都吓一跳。老杨爷爷松开手中毛驴的缰绳，过来抱起我。他冲父亲说：“炳文，娃这回是实实地累坏了。你看咋办？”父亲即刻从马上扶着柺跳下来说：“把她放在马背上休息一下。我走一会儿。”老杨哪里答应。他连连对父亲说着不行不行。父亲不肯让老杨太作难，就说：“那就让她在驴背上坐一下算了。”

    这毛驴可不一般，它是顾来专门驮马褡子的。因为父亲的脚上打满了泡，双腋窝都发炎红肿，有的地方已经破了、出血了，实在无法拄拐继续行走，这样才又顾了一头毛驴。

    老杨爷爷一听特别高兴，立马和一个叔叔忙把我往驴背上抱。哪知小毛驴一下就扬头惊叫起来。老杨怕暴露目标，就赶快捂住驴嘴。可小驴不管这些，它不但继续大声叫唤，还急剧晃着头，走路的步子一下乱了。老杨一看急了，怕我跌下来。就在他伸手的一瞬，小毛驴腿一滑，就连我带马褡子一块跌下河。被砸得吱吱作响的冰面，很快就裂成大洞。母亲一看，连连喊：“快快，孩子完了！毛驴完了！孩子完了！东西完了！”这时母亲背上的弟弟和架窝子里的孩子也醒了，在冷风中哭的哭叫的叫。母亲怕他们的哭声吵醒其他孩子，更怕暴露目标，就一只手拍着大弟弟，另一只手拍着背上小弟弟的屁股。

    这时，老杨想快捞毛驴背上的马褡子，可老人家又觉得，还是应该赶快先救孩子要紧。就叫赶毛驴的老乡快些想法子救人。那两个老乡和其他围过来的人，都手忙脚乱得不知咋办。周叔叔大声喊叫“赶快下水救娃娃！”不知谁又加了一句：“不行就赶快向兵站求救吧！”父亲没听完就大喊“来不及了！赶快救驴！赶快捞马褡子保住里面的东西！”顿时，大家都被父亲的喊声惊住了，立时安静下来，不知所以。

    在黄河边上不足3尺宽的地方，一边是冰封的黄河，一边是一米多高的河岸，人都站不稳当，怎么救呀！只见父亲用他的拐使劲砸着冰面。只见那冰面，裂口在嘎吱嘎吱声中越裂越大。这时，这一个叔叔果断地从驴掉下去的地方跳了下去。他一跳下去，马上又站了起来，冲父亲说：“何主任别急！这里水不太深，能救上来。”随后又下去两人。只见他们不一会儿就把驮子推起来。可驮子上的马褡子却不见了，毛驴也不见。父亲急了，高声喊：“快找马褡子，快找驴 ！马褡子是非找到不可！”他急得恨不得自己跳下去找。

    春寒三月的黄河边朔风刺骨。下水的人不一会儿就冻坏了，可大家坚持着找到并把驴捞了起来。父亲看到毛驴捞了上来而没有马褡子，一下就又急了。不顾一切喊叫快找马褡子。父亲边喊边继续用他的拐杖打着冰面。当把马褡子捞上来一看全湿透了，但口袋上扣子却没开，中间系好的绳子结仍然紧紧的。父亲和母亲这才松了口气。这时的父母亲，似乎才顾上，让下水的人快把我捞上来。

    几个救我的人，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一着风直打哆嗦。他们把我捞上来时我已不醒人事。母亲和周围的人看见我满脸满身泥水，不哭也不叫唤，以为淹死了。母亲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那两个捞起我的人，赶忙提着我的脚，头冲下倒过来，只见鼻子嘴巴都往外淌泥水。衣服上的水，就顺着衣角往下淌。我被呛得一个劲咳嗽。他们好几个人在我背上拍打，直到我哭出声儿。这时父亲看看我，对母亲也是对其他人说：“没问题，死不了了。”母亲虽然很着急也很紧张，但听父亲这么一说，她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点点。

    过了一阵子，我慢慢醒过来了。因为是转移行军，能穿的衣服都在身上了。想找块干布赶快包住浑身上下湿透的我，但除了大家身上穿的衣服，一块小干布都找不到，眼看要冻僵。谁身上穿的都很单薄，母亲决定脱自己的衣服。她一面把背上的弟弟放下来，一面搂着我说：“孩子，今天你真要是死了也怪不得爹妈。马褡子装着的哪样东西都比我们的性命重要。这种时候，我和你爸只能这么做。孩子，千万不要怪我们。”母亲还流着泪说：“战争年代我们必须这样做。长征的时候，我亲眼见有个同志把自己刚生下的娃娃，拿去换碗水来救身边的战友。不是妈妈们心狠。因为不这样，战友就没命了。”而这时，只见老杨提着小马灯。马灯的光亮随着父亲眼光，都集中在毛驴和马褡子上去了。

    当年的我心里不明白：父母为什么救驴不救我，我还不如毛驴吗？马褡子怎么比我的命还金贵，那不就是一条布袋子吗？他们是不是太狠心了？长大的我，理解并懂得父亲母亲：我与马褡子、毛驴他们都要救。但在当时的战争年代，父母 肩负疏散转移的重要任务。救起毛驴、保护重要物品，就必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因为只有这样做了，才可能保证他们完成任务，才可能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还因为，他们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们是共产党员。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必须以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为第一选择。

    马褡子及故事已被中国妇女儿童革命博物馆收藏并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