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丽：荣校——永恒的记忆（组图）

赤色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何丽（老红军蒲文清之女）

“荣校”，“延安荣誉军人学校”的简称。



当年前的窑洞





当年刘峁沟成排的窑洞

    据父母回忆，他们1939年经组织批准结婚。1940年，父亲从军委驻南泥湾第四办事处生产科，母亲从清凉山印刷厂，调往关中看花宫中央卫生部工作。1941年调到驻地甘泉县下寺湾的荣校工作，父亲任总务科科长。母亲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父亲。

    荣校，全称是“延安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主要职责是管理伤残军人。王群是校长，湖南人，说话虽然很难听懂，但特别能干，很有股子闯劲。父母以今后能在这样的同志领导下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也感觉很带劲。

    父母接到通知，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关中看花宫骑了几天牲口，赶往驻地甘泉县下寺湾的荣校。

    他们到荣校一安顿下来，住在附近几个沟里的一些休养员，听说新来的总务科长是个一条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就不断有人到窑里来拉话。父母最先听到的就是告校长王群，和讲述毛主席给荣校更名字的故事。

    他们告诉父亲说：王校长这个人对待残疾休养员，就像对待正常的革命战士一样。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残疾，也不管你是几等残废，一律要参加生产劳动，要上山捡柴、扛树、烧炭；他们说说校长自己没有受过伤，也不是残疾人，所以他很看不起休养员，经常是不叫人名字，而是叫缺胳膊少腿的张五王六，让休养员们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甚至觉得很反感；还有些休养员说他对人太狠，不懂得体谅更不懂得体贴休养员的不便和难处，甚至在生产劳动中，还有故意难为人的情况。所以有人就说他不象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到象国民党的长官。因为他讲话难懂，又不太善于做思想工作，性情急躁，态度又生硬，所以引起众多休养员的极大不满。不少人都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也有的休养员想动手教训教训他。可是因为校长膀大腰圆，个子又高，所以始终没有人敢动手。大家聚在一块，也就是说说气话而已。但时间长了，大家见上级领导没什么反映，于是就不断有休养员骑着牲口到延安去找军委、找毛主席告状，要求撤换校长。

    这些休养员告诉父母说，他们过去找毛主席告状还真是管了用了。毛主席每次都很认真听休养员们的意见和牢骚话，每次还都给去的人做思想工作。所以这些人去的时候是气鼓鼓的牢骚满腹，回来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有的人还说感到自己心里很温暖。

    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毛主席把“延安荣誉残废军人学校”中“残废”两个字给去掉后，变成“延安荣誉军人学校”。也就是说，毛主席这么一改，休养员们的身份完全变了。他们不再是被人们看不起的残废了。所以荣校的上上下下都兴奋得很。

    父母还听说，荣校早先还叫过“荣誉残废军人教养院”，也是残废同志们反感“教养院”的叫法。他们说，既然承认是荣誉军人，怎么还叫“教养院”？大家是因为打仗伤残到这里来的，又不是因为犯错误来改造的。后来，说是毛主席听到这些反映和意见后，就把“教养院”改成教导院。还听说，毛主席没有批评告状的人，倒是批评领导们了。毛主席还检讨批评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还给以后的工作立了规定。“你想想，名字改了，待遇也有保障了，人们的心情能不高兴吗。”

    父母听说毛主席为“荣校”更名的故事就有好几种，他们哪种都相信。因为他们相信，毛主席是真的理解伤残荣军。所以听到哪种心里都高兴都激动。虽然是传来传去，谁也说不准毛主席到底是咋样说的，但大家的心里都可温暖着呢，所以也就从来没有人去问个究竟。尤其是父母还听到说，毛主席派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把上千重伤残荣军，送回他们的老家安置在亲人身边了。还交代说革命胜利以后，还要接他们回来，就更是感动了。

    父母可相信这些说道呢。因为他们一到荣校，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而这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下寺湾条件的极其艰苦，尤其人员居住得很分散，家家户户还都是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生活、生产和劳动的困难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尤其是吃水，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所居住的山坡上根本没有水，就是靠天吃饭。生活的水，只能到山下去弄。谁弄？没有牲口驮，没有担子挑，只能靠这些伤残休养员们自己去克服这艰难困苦。

    但是，父母亲更看到和感受到了休养员同志们的热情、干劲、乐观和自信。不光休养员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家属和娃娃也都一样。真是象大家说的一样，不少常年自卑、牢骚满腹的人，有的总想找中央、找军委、甚至想找毛主席说说的同志，现在这些都笑了，都挺起胸脯。许多休养员都说：还是毛主席了解我们，看得起我们。我们虽然不都是英雄模范，但我们都是在战斗中负伤致残的。我们都是有志气的人。我们都是残而不废的人。所以荣校当时千八百的休养员，一下子就都振奋起来、行动起来了。

    在日后的工作中，父母时时处在一种感动和激奋之中。亲感毛主席亲自给荣校更了名儿，给休养员正了名后，荣校的面貌的焕然一新。能烧炭的烧炭，能种菜的种菜，即使双下肢被截去的，也会在自家窑洞门口，看管那些因为父母都外出劳动而留在家里的娃娃。

    父母到荣校时王群还是校长。他们听说，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加之他本人接受上级领导的批评、帮助，而且他对工作又是出了名的认真，所以没有被调离，继续当他的校长。父母一到，就感受到了王群校长的关心和热情。尤其是他的坦诚、直率和爽朗，给父亲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时，父母对这些都是有功之臣的休养员们的大度、宽容也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王群校长的工作，一直到1947年延安保卫战打响，转战陕北荣校的人员才相继分开，疏散转移。当大家开始分散、分头转移的时候，休养员们都对老校长充满恋恋不舍之情。

    父亲是1937年劳山事件中受伤致残的。当年他只有19岁，是个英俊干练的小伙子。父亲说，当他左腿被高位截肢成为二等甲级残疾之后，最害怕听的就是“残废”两个字，更害怕这两个字中隐藏着的被蔑视。他说自己失去一条腿他不害怕，害怕的是那些正常人蔑视的眼光。好像人一残就废了，就必须依赖别人。他们往往看不到残疾人的自信和自尊。父亲说他特别理解这些休养员。他们只不过受伤致残，但他们并不是残废。他们没有要靠革命养活一辈子的想法。他们会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也能以自己的劳动为别人服务。他们是身残志不残。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所以父亲一直念及毛主席去掉“残废”两个字的英明。这不是名字好听不好听，而是没有对这些革命同志们另眼相看。而且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休养员当中许多人不是英雄，但他们却是生产的能手和模范。他们残而不废。他们在那个艰苦年代的所作所为，值得所有的人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父亲本人就是很好的证明。因为他这个左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和自强不息，和大家一样以苦为乐。在艰难的生产劳动中抛撒着热情与汗水，克服着一个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着一个个常人难以创造的奇迹。所以不顾伤残的父亲，以他出色的工作和生产劳动，当选1945年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

    这里，我还想说说父亲当选劳模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有父亲当选劳模这么回事。可是我从来没有完整知道是怎么回事。2009年回延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劳模墙上看到父亲何炳文的名字，知道这事是真的，而且知道父亲是荣军方面的代表，还知道荣校属于中央政府机关。返回家后向母亲蒲文清求证，母亲才百感交集地给我讲了那么一点点。因为荣校的伤残人员，几乎都是一样舍命地参加生产劳动。评选劳动模范，拉出哪个都够条件。可想而知，父亲何炳文的当选，该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和代价。父母为什么从来不对我们讲这些，因为和其他伤残同志比起来，父亲感觉自己相差很远，有什么可说的？母亲为什么也不愿意讲？因为每当提起这个话头，她满心都是对父亲的佩服和心疼。只是在她讲到，父亲骑着牲口去延安参加了好几天劳模大会，毛主席还在会上讲了话时，脸上才有一点点的笑意。而且，父母几十年都记得毛主席讲劳动模范的三个作用是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尤其是要求劳动模范不能骄傲自满。父母的话：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永远满不了。所以父母从来都不爱在任何人讲起父亲当选劳模的事情。

    因为延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结构，离它一百多里远的甘泉县下寺湾，也都是沟沟峁峁。荣校虽然是个伤残人员集中的特殊的单位，大家也只能分散开来。休养员也只能居住在山坡上、谁也不挨谁的一眼眼的窑洞里。校部、剧团、卫生所在下寺湾，一所在刘峁沟，休养院和二所在田家沟。阎家沟离下寺湾街最近，沟里依山挖的窑洞大都比较大、深。有的还有小套间。因为窑洞就着山坡挖，一排最多也就四、五眼五、六眼窑洞。窑前空场虽然挖得比较平坦，但地方很小，就是匀出点地方，还都想多种点菜呢。所谓这些好点的地方，都住上了残疾较重的休养员。还有些休养员，分散住在一些已想不起来名字的其它沟里。总的看来，荣校的伤残休养员、工作人员、再加上家属孩子等，虽然总共千把人。但分散的范围可是不老小的。

    下寺湾是甘泉县的一个小山村，距延安70多公里。这个小山村南边有条河，叫洛河。河虽不宽也不深，但顺着河两边或离河近的村、沟、峁生活的老乡，在“水贵如油”的陕北，起码能吃上水。小村里有一条所谓的街，没有道。街上有几家所谓的店铺。母亲回忆说有个车店，是个姓冯的老财开的；有个做衣服的裁缝店，还有个小杂货店。最赋“盛名”的就数那个银店。母亲曾很兴奋地告诉我说，我一岁过生日时，父母给的一个银项圈和一副小手镯，就是在那个店里打的。银店虽然很小，但远远近近都廷有名气。那时，无论是老乡还是部队上的，劳动生产能攒点钱，大都喜欢到这个店里给老人或娃娃打个银首饰什么的。最时兴的，就是手镯和项圈。钱要是能攒多点的，就去远些的地方打个金戒指。当年的延安人把这金戒指叫做金镏子。

    下寺湾有座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个旧戏楼，荣校的院部、政治部、总务科、卫生所等，都挤在旧戏楼的几间破房房里办公。所谓换药、看病，也都是用白布帘帘隔着。就这，当年何光春医生和护士王显兰阿姨，都感觉很知足很自豪了。现还健在的谭新华阿姨，从刘峁沟搬过来后，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何丽向闫家沟原村支部书记王保荣询问荣校遗址有关情况



门面已经完全塌坏的老窑



完全损毁的老窑



下寺湾的老农民—已经67岁的刘文富老汉回忆荣校小剧团演戏



下寺湾人大主席南梓富



站在窑洞前思绪万千

    离旧楼不远还有个不大的土戏台。台上除了厚土什么也没有。当年一说荣校剧团要给休养员和老乡演小戏，那台上台下就都被大人娃娃站满了。你哪知道，就这，在当年的甘泉县都算是很有名声、很了不起的啦。

    而引起只有30多户人家的下寺湾人颇为自豪的是，这个小山村曾是陕甘晋省委所在地。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在吴起镇住了11天后，就前往下寺湾。毛主席在这里住了3天，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央常务会议。毛主席“刀下留人 停止扑人”的重要指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从而制止了肃反扩大化。谁也不曾料到，下寺湾这个小山村和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而今已成为人们参观革命圣地延安时，必前往瞻仰的革命遗址。

    自从“延安革命荣誉军人学校”在这里安家，下寺湾这个小村子的名声就更大了。它所以名声大了，主要因为：一、荣校职工和学员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英雄、功臣多；二、在大生产运动中，荣校这个特殊的群体，表现出部队能打硬仗的作风，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三、荣校有个剧团，虽然人数不多，没什么名家名角，也没有演过大戏，但时常在村里的土戏台上，演些传统秦腔小戏和自编的小节目。这很受当地老乡的欢迎。听说，有时还有从延安、从甘泉县骑牲口来看演出的。      

    2009年9月，我和老伴前往延安寻找当年的记忆。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四位同志陪伴下，在下寺湾巧遇甘泉县县委书记刘志坚、下寺湾人大主席南梓富。二位领导同志非常热情。为给我们离开延安60多年后前来寻史提供方便，特别找来文化站长贺全军作向导。

    在我们寻史的阎家沟坡上，遇到一个76岁的老汉叫刘文富。他知道我们的来历后，热情地、神采飞扬地讲述着他记忆中的荣校、剧团、演员和当时的快乐。他还回忆起剧团有个叫李莎的，戏唱得好的很。只要有她唱，他回回都去。还有个叫杨万万的，那只要在幕后喊上一嗓子，看戏的都给他叫好呢。还有个叫刘安的娃，当年14、5岁。人聪明、戏唱得好。他是荣校一个姓何的科长的通信员。晚上只要唱戏他都上台，唱啥象啥，嗓子亮得很。

    我们几个在老汉的感染下都激动起来，不由得脱口而出：您老乡不就是当年剧团的“铁杆粉丝”吗！不料，这老乡对“铁杆粉丝”不但熟悉，而且还那么有感情。听罢我的话，竟然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当时我很激动也很感慨：这山沟里的老农，和大城市和时尚真是接轨了。我想，当年这个条件简陋、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服装、道具，也没有名角的小剧团，上演的又大都是些不起眼的小节目。就是这样的演员和节目，不但受到老乡的欢迎，而且留给了他们几十年的感动与记忆。而且这些演出也丰富了荣校的生活、给伤残休养员带来了快乐和欢笑。这不但成为他们战胜伤残疾病的动力，而且也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难怪呀，荣校和它的小土剧团，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如此深刻、生动、鲜明的记忆。

    刘老汉的讲述，让我难掩内心的激动。因为他提到的李莎、杨万万、刘安这三个人，正是我父母寻找了几十年的荣校老人。尤其他说的那个给何科长当通信员的刘安，1947年疏散时按上级规定被就地安置，以后再没有音信。而老人说到当年荣校总务科长何炳文，正是我的父亲。刘安就是他的通信员。他是12岁到父亲身边工作的。因为是陕北清涧人，所有的当地的民歌、快板书、说唱、秦腔、媚糊等等啥都喜欢。天生是个唱戏的坯子。而且学个什么快得很，关键是戏唱得好。剧团不但喜欢他，而且需要他。所以一到晚上，他就成了剧团的人。刘老汉是他的粉丝也就不奇怪。关键是老汉的回忆，唤起我急切想得到刘安消息的愿望。真是天随人愿，他旁边的一个老乡，居然是刘安家的邻居。刘安老夫妻虽然都已去世，但他的大儿子就住在这阎家沟。我离开延安的时候不到6周岁，而我返回延安并得到刘安及他家人消息的时候，则是62年之后。这就是我和延安的缘分，就是我们家和刘安家的缘分呀。

    父母在荣校的时候，正是全体管理人员和休养员，都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参加的大生产运动。上山伐树烧炭的，放羊、捻线、织毛衣毛袜手套的，养猪、鸡、开荒种粮种菜的，种棉花纺线织布的，脱坯烧砖、采石打窑的，干什么活儿的都有。到处呈现着一片不分男女、不分军民、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别看荣校有那么多的伤残人员和妇女娃娃，几乎都没有一个闲着的。虽然形势很好，但这些人的生产状况太艰难了。你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你就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人世间，难道还有这样自觉自愿、热情高涨的、各种不同等级的残疾人劳动大军吗？你要知道，他们虽然缺胳膊少腿，虽然头上缠着绷带，胸膛里还有没有取出来的子弹，但他们都在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有目共睹的是，荣校的叔叔阿姨们，以他们亲身的经历和劳动，不但解决了自己吃穿用的，还向前线支援了大量的装备、食品，甚至还动员当地老百姓输送了不少兵士、民工。

    父母亲在荣校工作生活了5年时光。荣校留给他们的，除3个可爱的儿女，就是永远铭刻在心的战友情、同志爱。这是一种永远不会消逝的记忆。现今，收藏着的那张1945年12月，总务科全体同志欢送父亲调离荣校的合影，无时不唤起父母对荣校的深情回忆。即使在父亲去世后这40多年的时光中，母亲也曾无数次，沉浸在荣校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中。

    父母以前对荣校校长王群的印象，完全是听来的。到荣校一见：呀，这个老红军，个子大，声音大，性情直率。要用现在的话说，王群就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他不是残疾人，所以对学校各种各样因伤致残的荣誉军人，总是象对待正常的、健康的战士那样，缺乏体贴和关心。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总把瘸子、拐子、聋子、傻子挂在嘴边上。岂不知这些人都是被敌人的枪炮子弹打伤致残的。所以许多休养员都反映，他看不起和不尊重他们。还有的说，他要是缺胳膊少腿了，就知道他们是咋回事了。

    王群校长在和父亲相处的过程这，慢慢地对残疾人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他曾很真诚地对父亲说：“炳文，我从你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关心中受到不少启发。残疾人嘛，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他们只能被养起来。除此之外，你说他们还能做什么。一个个劳苦功高。可是我从你身上看明白了。残疾人不是残废。就象你讲的，为革命负伤的残疾人，多是残而不废。他们需要的是尊重，是理解，是不要把他们看成或者当成残废，处处照顾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去干。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鼓励。他们希望自己虽然残疾了，但仍然能为革命、为边区做出贡献。炳文哪，怎么对待残疾人，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要好好向你学习呀！”而每当此时，父亲都是很谦虚地说不行，不行。同时也乘机说说他听来的一些反应。  

    父亲一直很佩服王群这个老同志，认为他的确很了不起。因为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他和其他校领导一起，不但把荣校的伤残人员团结得非常好，而且让这些人在各项工作和生产劳动中，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本事和作用。其中，不少人还当选了生产模范、劳动英雄，李秀兰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也经常问母亲说：“文清，你这个火爆脾气的四川娃子，对那些妇女、娃娃、休养员，怎么那么有耐心呀？”每当这时，母亲就会乐乐呵呵地回答：“将心比心。你面前都是伤残英雄功臣，你就要好生对待他们，就要好生为他们服务。我虽然走过长征，但是我身体好，有的是力气。我还是个党员嘛，应该处处起带头作用才对。”而最令他感感动的，是母亲不只一次地对他说：“你看，老何是一条腿，走路要拄着双拐。可是他什么事情都做得来，做得好。一般不要我帮。我要帮了，他就会不高兴。他觉得，你看不起他才去帮。我对他就是，能做的你就做。这样，他高兴得很！老何现在的针线做得比我强得多。孩子们的缝缝补补就都归他包了。”每次说完，母亲都是一阵哈哈哈地豪爽大笑。

    王群是领导，有资历有经历。他的不会不装会，不懂不装懂的品质和作风，在荣校很有口碑。他也很深入，经常到一些同志的家里去嘘寒问暖。听说他从前不太爱和女同志主动打招呼，可现在只要碰上，都会主动问个好说个话。他虽然不是生产上的行家里手，但在扛木头烧炭的队伍里有他，在捻线、纺线的场院里也能看到他的身影。父亲的线纺得好，好开玩笑的王校长，也会跟母亲说：“小蛮子，好好向炳文学学纺线吧！”

    王群的夫人叫毕珩，是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父母亲很尊重有文化的人，看她喜欢我，就让毕珩阿姨教我认字。平时，母亲总是要我照看弟弟。自从跟王阿姨学习认字开始，母亲就不那么要求我了。那时没有书，毕阿姨就把废旧纸裁成四方块，把字写在上面，一个一个教我认。在她家学完后回家，母亲总是督促我又念又写。这样，在我4、5岁的时候，就已经认了不少的字。和我们同住一排窑洞的其他孩子们，有的比我大，可认的字却没有我多，就特别羡慕，也想跟着一块儿学习。可是，他们却没有我这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妈妈没有我母亲这样开明。她们除了让大孩子看小孩子，就是让孩子们在自家开荒的地里干活。即使让孩子们认字学文化，也有限。我母亲为什么愿意让我学习？母亲说：“鲁艺的秧歌剧《夫妻识字》里唱得好：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参加红军才知道翻身闹革命的道理。不识字没有文化，革命怎么胜利？胜利以后怎么办？文盲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不但让孩子学，我也趁机会加油学习.”所以，我感谢毕阿姨教我识字学习文化。我更感谢当年文化不高的父母，却早早让我受到文化启蒙教育。

    1947年3月，在转移途中战事很紧张。我人小，可因为是战士，不分白天晚上地跟着行军的队伍步行。晚上一到宿营地，只要一号完房子，管我的叔叔把我往屋里一放门一锁，就执行他另外的任务去了。我呢，不管炕上炕下，倒下就睡。无法再继续我的认字学习。而且，毕阿姨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也没有人再教我和督促我了。我一个娃娃家，自然也就放松下来。父亲突然发现这个情况，对拉着我的叔叔和我说：“这还得了！如果部队走一年，那不又成文盲了！”荣校一个姓罗的叔叔对父亲说：“何主任，娃娃耽误不了。她太小，不能跟我们比。一天走那么多路，能坚持下来就很不得了了！”果然，在以后行军的日子里，只要情况允许，我就一直在坚持认字学习。这要感谢随队的叔叔们。是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好办法：把字写在找来的一些破碎的纸片片和布片片上。白天行军的时候，管我的叔叔就把这些字块儿，别在我前面叔叔的背包上。他们还不时有人教我。就这样，我在行军路上又学会了好多字，增加了些许我这般大小的孩子本没有的知识和道理。使我这个娃娃战士，在部队1948年的整训，和开展吐苦水运动中，还当起了供给处一些不识字的战士、司号员、马夫、驭手的小老师呢！

    记得，还有一个戴眼镜、瘦瘦高高的叔叔叫纪秉。他总是不大声说话，文文静静的。他文化很高，是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这个叔叔很喜欢我，但他更喜欢教我认字写字。后来，他因为发烧病得很重。经过父亲的批准给他打退烧针，结果因为消毒不好针眼发炎，以后在行军的路上生病去世了。我很难过，也很怀念他。因为他教会我认很多的字，也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父母一直很尊重他。因为他从不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而且他非常热爱和敬重荣校所有的伤残人员。他说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和英雄，值得他一辈子好好学习。遗憾的是，因为怕将来敌人发现，没有立墓碑。所以不知道把纪叔叔安葬在山西什么地方了。

    周成智是四川人，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他是荣校的活跃分子，有名的热心人和大活宝。外号“周矮子”。

    周叔叔是父亲他们总务科的。可他常常是人在科里，心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有一些老同志说：“他这个人呀，为了别人，一天到晚心不在家，脚不沾地。”因为他是单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加之又有那儿份谁也比不了的热心劲儿，所以白天晚上都有忙不完的事儿。再加上他好说话，谁找他帮忙都是有求必应，就是娃娃们找他缠他，他也乐呵呵地不会拒绝。用他的话说，总务科就是总管科。荣校大大小小的事情，总务科都有资格、有权力管。他是科里的人，就他没有很具体的分工，所以他就可以管其他人顾不过来，和其他人忙不过来的事儿。他又说了，不要看荣校的休养员不多，可都是伤残病号。我是党员。我为他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能多做些就多做些。而且，他是说到的定做到，即使没有说看到的他知道了，也定是主动去做。父母喜欢他，赞赏他，更佩服他。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不图表扬，不图立功受奖，更不图回报。就图个快乐痛快。他爱说：“给地主老财干活是受剥削，心里不情愿，因为是被逼迫的。现在是为革命出力，是为革命战友服务心甘情愿，心里痛快。有啥子事情都应该主动去做才是啊！有人叫我‘闲不住’，我听见高兴。我感觉光荣。”

    父母爱跟他开玩笑，常叫他“周矮子”。他们说周矮子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年岁不大，文化不高，可是政治觉悟、思想水平比一般人高些。他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爱孩子爱得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光照看孩子吃喝，逗孩子高兴，教给他们怎么玩耍，还教给他们怎么友爱、怎么互相帮助，为什么听爸妈的话。这不得了。他不是老师嘛，做的可是老师的事儿。孩子们在他跟前可是享福呀！父亲有点文化。他常跟母亲说：“不要看周矮子个子小，眼光可看得远。我看，他都看到革命成功以后了。”

    因为周叔叔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会编故事。荣校大孩小娃都爱围在他身边。别看他身材短小，但他爱打自编的拳，还能很灵活地将腿盘在脖子上。每当这时，他还会用另一只腿在地上跳来跳去。这在孩子们的眼中，显得特别了不起。大家都很崇拜他。这使得有些调皮捣蛋、不听家长话的孩子，特别听他的话。所以谁家有管不了的孩子，也爱找他帮忙。说来也怪，捣蛋鬼们一听见周成智的名字就立刻安静下来。

    我和弟弟也是这样。我们特别喜欢周叔叔。为什么？因为周叔叔从不骂我们，不喊叫我们，更不打我们。反正跟他在一块呆过的孩子都得到了快乐。离开他的时候，总是很舍不得，很不情愿。我和两个在延安出生的弟弟，现在都已经60开外。但对周叔叔印象依然很深刻，很清晰。我们只要起回忆童年的往事，很容易就想到他。他那短小灵活的身材、说话时连比带划的手势，以及练拳踢腿的动作神态，都还能浮现在眼前。因为我们曾经受到个周叔叔的关爱、帮助和教育，所以我们会永远感恩于他，永远怀念他。

    1947年3月，周叔叔是随同父亲一起过黄河北上的，一直到1953年才分开。父母转业到北京，他留在炮兵第14师后勤，并在石家庄安家。周叔叔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并且特别爱小孩的人。可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自己的小孩呢？原来他没有对象，没有结婚，哪来的孩子呢？要说他的的婚姻和孩子问题，不但在荣校，即使后来在炮兵旅，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件大事。他自己也很着急。我们到北京后听说，炮14师的战友们帮他张罗了一门亲事。他不是爱孩子嘛，这回可好，一结婚，女方就带来了3个孩子。别看这些娃娃不是他亲生，他对女儿、儿子比亲生还亲。这使他的婚姻在部队传为美谈。周叔叔结婚成家，终于使母亲多年来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周叔叔如果在世，想必也该是快百岁的老人了。他该好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了。

    柳怀杰是在父母之前先到荣校工作的。父母亲到荣校后，父亲在总务科当科长，柳叔叔也才到科里来。这人瘦高，慢性子，说话口齿不是很清楚不说，还有点口吃。小孩子们爱气他，爱让他着急，因为他这时的表情特别逗人。他也是个红军战士，吃苦耐劳、服从领导。这人虽然内向，但待人真诚，做事果断有条理，从不拖泥带水。荣校有那么多比柳怀杰更优秀的人，父亲在调任延安抚恤委员会主任、准备带队转移时，为什么选准了他？很简单，因为柳叔叔是个忠诚、坚定、实在、做什么都让人放心的人。他虽然没文化，但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而且他写的名字，没人能模仿得了。父亲说那是老柳发明的文字。父母亲的老战友们这样评价他：“战争年代，党就需要这样的人。这种人信念坚定，没有随意性，不争官，不夺利，心里想的就是如何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柳怀杰叔叔后来果然很好地协助父亲完成疏散转移的任务。

    1948年1月，组建晋冀鲁豫炮兵旅供给处时，父亲又点名要柳怀杰到他负责的供给处来工作，而且在军需股做了军需员。根据形势的需要，供给处的架子还没有完全搭建起来，就投入军务、军需、培训、军备各项工作中去。乘着各股还没有明确分工，父亲找军区要来筹备款项后，就带上罗建勋、柳怀杰等八九个人到内蒙古去购买拉炮的大洋马。有人奇怪:时间那么紧张，条件那么艰苦，任务那么繁重，何处长带上瘦弱的小老头做什么？父亲自有他的道理：荣校工作那么多年，从未出过差错；性子是慢些，从不会误事。可贵的是，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他比你想得周到仔细。事实证明，父亲在较短时间里胜利完成购马任务，并使驭手和马匹迅速投入训练，慢性子柳叔叔是功不可没的。别小看柳树叔叔。他年龄比父亲大，比粮秣股、财务股、审计等几个股的人年龄都大。但他的稳重、细致、谦让等，却得到供给处上下的好评。

    母亲记得，怎么好人总是有着急事呢？柳叔叔的着急事由来已久，那就是从母亲认识他就开始有了的婚姻大事。奇怪，从年轻到他到40多岁还没有结婚成家，而且别人给他介绍几次都没成。原来他不懂谈对象。延安人的婚姻都是靠组织介绍。就是介绍了，也还有互相认识认识，互相表个态什么的。母亲说柳怀杰可不是这样的。他以为介绍给他的人就是他家属，一次两次，什么也表达不了。延安有本事的男同志多得很，女同志又少得很。象老柳这个样子的，能找到对象结婚成家才怪呢！于是乎，帮老柳成家，成为母亲的一大心事。然而，这档心事一直压了母亲多年。她总觉得，对不起这个老实得近乎木讷的同志哥。

    可真的成为他家属的人，是到石家庄我父母转业到北京以后。炮14师的老战友们，与石家庄及周边的永壁镇等驻地老乡们关系非常好。听说在军地两方热心人的共同努力下，帮助他找了一位农村妇女。还听说，这个农村妇女还是个没结过婚的大姑娘。他们结婚以后，竟然还有了一个孩子。父母听说后高兴极了。母亲说柳怀杰老年得子，这是老天爷对他的奖励。父亲玩笑地认为，老柳的婚姻不再陕北在河北，不在延安在石家庄，不在荣校在炮14师。其实，不管父母怎么高兴、怎么赞美、怎么祝福，这都是他们多年来对柳叔叔家庭婚姻的美好心愿。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在他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因柳叔叔的病逝而嘎然发生变化。父母为此难受多日。尤其是母亲，她为这个期盼婚姻、热爱家庭的老实好人无限惋惜和遗憾。多会儿想起来，母亲的心里都充满这种感情和深深的怀念。   

    在荣校，你要问金占魁是谁，肯定都说不知道。可你要问：“你认识黑老金吗？”或者“你认识蛮子吗？”再或者“你认识大金牙吗？”肯定没有不知道的。因为黑老金太特别，特别到从来没有人关心和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大家都知道黑老金没有家。说他没家，一是不知道他老家是哪儿，二是他没有家室，只知道他从小参加革命，并跟随一方面军经历了长征。听说，他长征的时候抬过毛主席。虽然谁也说不清具体情况，可是也没有人怀疑。有的时候，他也爱同一些四川籍的人摆龙门阵。但他长征背过毛主席这段儿几乎每次都讲。不管讲过多少遍了，可从来没有人听清楚过。随他怎么讲，听故事的人只记住了：毛主席的个子老高，其实还没有我老金高。他们都说主席重，讲我背不动。我往地下一蹲，只要主席往我背上一爬，我背起就走，腰都不弯一下。他们看我劲头大要我去挑书箱，我不去。我还是喜欢背人。他讲完后就是哈哈哈哈一阵大笑。这就是告诉你他讲完了。要说他抬过毛主席，还有那么点叫人相信。要说他背过毛主席，似乎就不太叫人相信。因为人们没有听说过，长征时主席要人背的事。

    黑老金不仅有两米高，而且膀大腰圆，脸色铁黑。荣校好多人都说他简直是座黑铁塔。孩子们看见他都害怕。他说自己是安徽人。听他说话，好像有点安徽口音。可也有人说他是四川、西藏人。可是他口齿不清，加上说话的声音又粗又高，谁也搞不清他到底说的是一口什么话。不管他是哪里人，也不管他什么口音，反正他性格有些内向，一贯与人交往、交谈都少。

    老金人黑，可是他的牙齿特别白。令所有人奇怪的是，在他的一口白牙里的下牙中间，却有一颗金光闪闪的大金牙。穷苦人活命都难，怎么会有钱镶牙呢？黑老金家里到底是什么成分，做什么的？他为什么要镶颗大金牙？他镶牙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家里该不是强盗吧.等等，等等。如此的怀疑和问题太多了。多到没有人问和没有人再提的地步。时间一长，几乎都没有人再去想这些了。因为在接触中发现，黑老金头脑很简单也很单纯。他一天到晚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你如果给他安排工作多了，他都会记不住。让他到什么地方干个啥或送个什么，他绝对是直来直去。谁对他说到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什么的，他会觉得很神圣，很激动。有时还会严肃地起立敬礼。

    黑老金手大，他一伸开巴掌，一个大人头都能握在手心里。手指头特别粗，每个指甲盖都又大又厚，看着挺吓人。而且他力大无比。别人一肩挑2桶水，他一肩可以挑4桶。谁要跟他比力气时，他的蛮劲就上来了，会把碗口粗的小树摇几下就连根拔起。开荒种地时，样样工具在他手都象小玩具。分给他的活计，他七弄八弄就干完了。但是做得粗。不管干什么，总得有人在后面给他擦屁股。可是他从来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人们说他是个大力士。他有着似乎永远也使不完的力气。

    可是，荣校的人，从来不因为他的单纯、简单、甚至有些傻呼呼而欺负他。相反，大家关心他，爱护他、体贴他。因为他特别有爱心。他对荣校的每一个残疾人都特别尊重，爱帮助他们。我家和荣校的那些妈妈们，大都受过他的帮助。可这些妈妈们呀，吓唬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说：“黑老金来了。”说也怪，就是这般吓唬，可小孩还喜欢他。他只要一露面，周围总有一群孩子围在身边。你从远处一看，特别好笑，因为就象是大象周围有一群可爱的小鸡——他和孩子们的个头悬殊太大了。然而，就是这么个蛮人，这么个长得丑丑的人，却以他的淳朴、善良、乐于助人、不懂惜力、不知劳累，赢得荣校上下及老幼的亲近和好感。父母对他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帮他成个家。他应该能享受到家庭的天伦之乐。几十年来，父母与黑老金的情谊，对他的思念，常常影响到我对幼年生活的回忆。所以，黑老金在我的记忆中，总是那么强烈，那么鲜明。

    父母在荣校时，有个特别知己的医生叫何光春，他的妻子叫王显兰，是卫生所的护士。他们都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开始父亲因为伤残与何医生接触多些，以后，就慢慢熟悉起来，再以后，两家人就成为很知己的朋友。他们只要谁到谁窑里串个门，那就都成“沉屁股”。如果说还有点什么小菜，喝两盅烧酒，那就更没完没了。就是后来在撤离延安的行军路上，他们依然互相关心、互相惦记。我还记得，他们在一次敌机长时间轰炸之后，何医生照看完大人孩子，就急切切地找到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从怀里掏出个装水的玻璃瓶子，又从挎包里拿出个搪瓷缸子，往里面倒了些，然后又从小水壶里倒了些水在缸子里，递给父亲。父亲接过杯子没说话，刚要往嘴里喝，他又拿几个干辣椒递过来说：“炳文，给你压压惊。干辣子就自制烧酒——过瘾。”只见父亲头一仰，一口酒下肚。两人都会心地笑了。事后，我才知道他们笑什么——原来那酒是用酒精兑的水。可酒是辣的，干辣椒更辣，这种吃喝受得了吗？何医生说舒服得很，而父亲则说：“美太太”（就是特别美，这是陕西方言）他还会说苦中的乐最美！等我长大后，知道父亲与何医生之间的“会心”就是知己，就是默契。人之间若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是很让人羡慕的。母亲和王阿姨虽然不赞成他们这样喝酒，但却常常被父亲和何叔叔的真挚友情所打动。

    我从父亲母那里知道，何医生是红小鬼。他参加长征时才14岁，人虽小但聪明。他的一套为人治病的本领，完全是在部队自学的。他是四川人，性情火辣辣的。但因与父母年岁相当，所以很有共同语言，加之四川与陕西临界，吃苦耐劳，尤其是爱吃辣椒、爱喝口小酒的习性，使他们很合得来。荣校的人，都知道两个老何象亲兄弟。父母都是不爱夸人的人，可对何医生的自学成才，高超的医术，及视患者如亲人，都是他们言谈话语中常常提及的内容。可两家人1948年分开了。父母去了炮兵，重新披挂上前线，而何医生和王阿姨奉调到别的部队。因为那时接到命令即赴任，走得太匆忙，所以在父母的心里留下很大遗憾。而且分别后，一直无音信，这就更加深了父母对他们的思念。然而，父母总相信两家人还有见面的机会。可是，当打听到何医生和王阿姨都在昆明军区后勤部工作时，父母的这种思念就变成了一种急切的企盼。但谁能相信，因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使父亲带着对何医生和王阿姨的深深思念而离世。如今，何医生和王阿姨都已先后去世，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没有音信，而母亲对他们一家人的怀念和思念，无论怎样也挥之不去。

    母亲记得，“文革”中的一天，突然有位消瘦、军人模样的人找到家里来。他进来与母亲相视片刻后，相互不约而同地叫出“文清”和“老何”。顿时，两人都流出热泪。事后，母亲告诉我，她做梦都不会想到是何光春，从云南来看父亲，手里的书包有给我们买的一点吃的东西，还有给父亲的两瓶酒。当何医生听母亲说父亲已去世时，何叔叔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埋怨自己来晚了。他对母亲说，早在1964年就打听到父母的工作单位和住处，可总没有腾出时间。现在到是有时间了，可是造反派搞的国家兵荒马乱，人人自危。他一直担心父亲的身体和他的倔脾气，怕他受委屈。谁想，他千里迢迢来看父亲，不料父亲竟然已经去世了。  

    那天，何叔叔始终被悲痛罩着。他原本想和父母见面好好喝一盅，想与父母好好聊聊分别这些年的情况。听母亲一说父亲去世了，就一点心思都没有了。他就和母亲在屋里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他又想和母亲说些什么，但一张嘴，就无法忍住涌出的眼泪。于是，何叔叔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走了。临出门，他不忘让母亲好好保重，说将来或许还有见面的机会。他对母亲特别提起我。当他知道我已大学毕业，正在部队“接受再教育”，就说：“贤忠聪明，特别象炳文，将来分到什么地方告诉我一声。我来时亚林让我代问好。孩子们也是20年没有见过面了。”听母亲讲这些，我心里酸楚楚的。

    我记得亚林比我大一岁。她是何叔叔家老大，长的特漂亮。在荣校时，我们是好朋友。然而，等我在65军“改造”分配工作以后，得知何叔叔和王显兰阿姨已相继去世，这使还尚未与亚林取得的联系，无疑将会永远地失去了。因为以后多次托人与云南军区后勤联系，都没有结果。多方打听亚林及其弟妹们的情况，也没消息。为此，我心中很难过，也常常自责。我想，如果父亲在世，他一定为失去与何光春叔叔见面的机会，为他们夫妻双双去世，为无法找到亚林及其弟妹的下落而难受得心疼。因为何叔叔、王阿姨，是父母一生中难得的知己呀！父母所以对他们如此情深意重，因为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所展示出来的品质、风采，深受父母及大家的赞美与佩服。

    父母亲对荣校的感情之深、记忆之深，是很感人的。尤其是母亲，她不但记得当年生产劳动的情景，还记得许多老功臣的名字和他们的趣事。校长王群、副校长于贵伍、陈震业、任庭辉、叶和玉、许信；腿有点瘸的政治部主任陈成矩，以及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何光春、季 秉、王显兰、周成智、米国建、焉秀英、苗玉香、周万成、唐照国、李玉明、李秀兰、田思成、秦中朝、万子英、于现蔚、朱庭绶、何玉兰、马云峰、谭新华、金占魁、杨兴顺、罗亦藻、柳怀杰、田世书、杨世旺，还有个胡丰珍科长，他的妻子叫朱庭寿，和母亲一样是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过来的等。这些人的名字，就像母亲心中的一盏盏明灯，让母亲觉得温暖和感到光亮。荣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这艰苦的生活和曾经的战友们，却给母亲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并且使业已93岁高龄的母亲只要回想起来，仍然会感到兴奋、感动和幸福。也可以豪不夸张地说，荣校，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因为它是我识字、是我得到启蒙人生教育的革命学校。只要我回忆起来，心中总是充满激。

    我曾听父亲说，这张照片，是总务科的同志为欢送他大家凑钱照的。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钱应该由何科长出呢。

    照片至今已经经历66年了。它和它的主人们一样，经过了几十年的不凡经历。虽然自1946年大家相继分开后，再也没有相聚的机会，虽然全国解放后因工作分散天南海北，一些叔叔牺牲、病逝或因四人帮的十年内浩劫致死，包括我的父亲，但这张传到我手里的老照片，依然收藏完好。只要延安革命纪念馆感觉有收藏的价值，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捐赠给他们。因为在这张照片的背后，也象其它革命老照片一样，其中珍藏着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那岁月中感天动地的人和故事。
我还能记得这张照片中几个叔叔的名字：

    前排左起：2、周成智 4、马云峰，他怀抱着是出生在保安县的大儿子保安 ；第二排左起3、罗亦燥，他怀抱着的孩子是我的大弟弟贤林；第三排左起1、柳怀杰，3、周万成；6、我的父亲、总务科长何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