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蒲文清选择与伤残的何炳文结婚（组图）

玉兰花

作者：何丽
         在延安地区驻扎的机关、部队，以及生产单位人数众多，但女同志比较少。像母亲这些正直青春年华、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红军女娃娃们，就成了男同志们，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找对象的主要目标。母亲也不例外。所以，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不少。这些人中间大都是些领导干部，还有什么这长那长的。而母亲，没有选择什么长，也没有选择什么官，却在1939年底，选择了右腿高位截肢的伤残小科长，也就是后来我的父亲何炳文同志，他们在南泥湾结婚成家。母亲为什么冒着各种舆论压力，在男多女少的延安，她放弃了领导、战友给她介绍不少年轻有为、有官位的干部，而选择与残疾的何炳文结婚呢？
         父亲1918年8月17日，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裴家埪村，一个小土地出租者家庭。奶奶早逝，爷爷何维屏仁慈面善，知书达理，助人为乐。他有好人缘，颇受远近乡里人的称道。
         父亲的哥哥叫何玉衡，是我的伯父。他1931年进入杨虎城在西安（现东仓门）办的军校无线电班学习，毕业后在17路军孔师（孔从洲师长）服务，以后曾升任电台台长。他在军校时的好友刘顺明、樊铭枢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伯父的关系，父亲与他们认识结，并接受他们介绍的革命书籍和革命思想。后经他们介绍，父亲于1932年14岁时进17路军汽车修配厂，当了一名学徒、工人。
         说是个汽车修配厂，实际规模很小，只能做些简单的汽车维修和保养。厂里工人虽然不多，但相互关系都很好。父亲的师傅叫张万里，是个技术好人品好的老工人，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他对父亲很亲、很认真、很负责任。父亲不仅从他那里学得一手好的驾驶和修理技术，也学到他为人忠厚老实、正直、肯钻研、肯学习的好品质。后来父亲知道，这个师傅是地下党专门为他找的，所以心中到刘顺明、樊明枢大哥心中充满感激。
         父亲进厂一年多后，驾驶和修理技术都长进很大。车有什么毛病，他只需一听便知道。常常在师傅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能独立做活。加之他性格内向，平时说话少，做事勤快，所以很快就被调到汽车队去开大卡车，单独执行往返于西安、秦岭、四川之间的特殊任务。他几十年来始终坚守着这个特殊任务的秘密。 以致“文革”中被当做“特务”内查外调，饱受怀疑，被迫害致死。   
         父亲去世八年后“四人帮”被粉碎，我曾去西安找过刘顺明舅舅。他无比惋惜并充满深情地对我说：“好娃呢，你爸爸做的是地下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给咱延安转运武器和药品。这事情是绝对秘密的。他呀，抵过了国民党盘查，以后也从未对人说起。“文革”中，交通部“军宣队”和“造反派”专案组的调查、逼问，他都没有暴露过。你妈妈可能都不知道。娃呀，看你爸的党性有多强。你爸对革命有多忠诚！他死得太可惜了.”
         父亲在汽车队工作不到一年，就奉调到杨虎城将军夫人谢葆贞女士身边开车。在这里工作时间不长，颇得夫人信任和教诲。但半年后，就又奉调到杨虎城将军身边开车。
         1936年12月12日的兵谏十几日后，父亲在地下党刘顺明、樊铭枢引领下，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革命，成为一名不能公开的革命战士。之后的一天，刘顺明向父亲交代说：“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会谈共同抗日。西安与全国一样，开始出现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杨虎城将军决定，送中央红军总部周恩来副主席一部车。将军选定性能比较好的美国造雪芙莱轿车。决定派你单独开车到延安去执行这项秘密任务。完成任务后就留在延安。”还告诉父亲说，这是党组织的信任与考验。同时交给父亲一封介绍信，并再三嘱咐父亲，信不能暴露，更不能遗失。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随后，他们秘密把车子细细检查好，备好油，为父亲准备简单行李，就亲自送父亲上路。父亲说，他走的时候，都没能跟伯父和爷爷打个招呼。
         父亲执行这次任务非常危险。虽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可沿途国民党盘查警戒十分严密。但父亲谨慎机智地闯过由西安，经铜川、黄陵、洛川、三原等国民党盘查极其严格的各个关卡和几百里崎岖山道，到达延安，顺利完成任务。
         1937年春节后，父亲被安排在延安红军总部交际处任司机助理、司机。这使他有机会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工作，并得到周副主席邓颖超夫妇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是邓颖超，给了父亲比亲人还亲的温暖与关怀。
         交际处的翻译胡金魁，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他对父亲这个从国民党17路军来的新同志，非但没有半点歧视，反而给与了他诸多的关怀与帮助，使父亲从心里感受到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情和战友爱。在父亲到交际处三个月后的3月21日左右，胡金魁挤出自己一点点宝贵的休息时间，带父亲到延安市场街的照相馆，和父亲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保存至今。岂不知，这张照片，竟是父亲一生留下的唯一一张整身照。因为一个月后，父亲就因执行任务，在甘泉县的劳山遇匪腿部负伤后被截肢成了残疾人。
         据父亲生前回忆，1937年4月下旬，大约25日左右，作为司机助手，父亲奉命参加执行护送周副主席、张云逸、孔石泉等同志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的任务。父亲等几个人乘坐一辆老式小卡车。他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副座上。周副主席等人乘坐在另外的车里。当车刚走到离延安不远的甘泉县劳山湫沿口山隘时，突然遭遇众多敌人伏击，随车警卫人员奋起还击，但情况仍极其危急。周恩来副主席等迅速跳出车外后，在警卫的护卫下，被迅速赶来的剿匪部队营救脱险，其余参谋、警卫班长、警卫员、驾驶员等十几个人都当场牺牲。父亲左小腿被土匪机枪射中，靠近膝关节处几乎被子弹打烂速即昏死过去。当他被救回时已奄奄一息。后来父亲回忆，他是被前去营救的民兵救回来的。民兵的带队人叫高铭清。后来听说，这人是安塞人，是当年的支前模范。
         父亲被剿匪民兵救回延安送就进医院。周副主席、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同志都去医院看望。毛主席鼓励父亲：革命再困难，也不要离开党。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你就跟到什么地方。周副主席还请叶剑英负责联系，派专人送父亲到西安广仁医院治伤(该医院虽然是教会医院，但倾向革命比较可靠)。父亲住院期间，西安地下党通过刘顺明等送去钱和所需物品。
父亲在西安得到较好的治疗和照顾。被截去下肢的伤口恢复很快。这时，有些和父亲不错的人极力劝说他留在西安，不要再回延安去了。甚而还有人表示要为他在西安介绍对象结婚。但父亲坚定地表示，他听从组织的安排，积极治伤，争取早日返回延安。所以，两个多月后，由西安方面派人护送他又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一种回家的感觉，让父亲觉得既高兴又踏实。于是，父亲就一再向组织表示要求工作的愿望。组织根据他伤口恢复情况，分配他到延安七里铺柳林镇的军委交通管理局汽车站当站长。站长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安排用车。但是，没多久，左腿伤口终因缺乏药物发炎，不得不就地在延安由著名外科医生、美国人马海得为他实施第二次手术，将左残腿进行高位截肢。这在当时战争环境，无疑给父亲带来更大困难，也使他在短短的革命人生道路上，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为失去的虽然是一条腿，可是他何炳文却从此以后，就彻底由一个棒小伙子变成一个架双拐的残疾人了。然而总部首长，周副主席夫妇，及一些革命老同志，在这时给了他最需要的温暖和鼓励，关怀与帮助。父亲很快振作起来，勇敢地战胜自我，谢绝组织准备再次送他去西安治伤。他在医院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积极加强一条腿适应生活和工作需要的锻炼。所以，伤口还未痊愈，就回到原工作岗位。此后，又听从组织安排，先后在南泥湾军委第四生产办公室任副主任、在看华宫中央卫生部工作一段后，调任延安荣誉军人学校任总务科长，后到延安抚恤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等等。
         父亲虽然伤残失去一条腿，但他立志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立志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所以无论父亲在哪个岗位上，都是积极苦干、尽职尽责。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大家对他的理解和肯定。认识不认识他的人，都夸奖父亲是个坚强的、有志气的好青年。
         父亲的家庭及个人的一些情况，都是在母亲认识父亲后听别人讲的。他本人几乎没有向母亲介绍过什么。可能那个年代，人们还不懂得也不会或许不知道该相会介绍些什么。所以婚姻几乎都是领导给介绍或指派、搓合成的。母亲似乎也没有超出这个模式。因为在这些人看来，结婚是和这个人结婚，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什么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搞什么工作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革命坚定不坚定，听不听党的话，革命的表现怎么样。
         据母亲自己讲，她所以选择与何炳文结婚，就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何炳文虽然是一条腿的残疾人，但他不是残废。他很坚强，革命不退缩，不怕以后工作和生活的艰难。他为革命负伤锯了腿，可他不依赖组织养活，要自食其力还要继续工作。他不像有的人，做了点好事就倨功自傲。母亲对父亲最为佩服和感动的，是他对自己充满自信，没有任何自卑和虚荣。他虽然一条腿，可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显得少点什么。在母亲看来，何炳文同志不但值得她学习，更值得她尊敬和信任。所以母亲认为，何炳文这样的同志不找还找什么样的！同时母亲还认为，何炳文这样的人，应该像完整人一样结婚成家，享受家人的关心与照顾。残疾人怎么了？难道嫁给残疾人丢人、就矮别人一等吗？更何况，他何炳文腿残心不残呢！
         这就是70年前，我敬爱的母亲的婚姻观，也是一个红军女战士崇高感人的革命情怀。而婚姻观和高尚的情怀，正是当时许许多多革命女战士的代表。他们从相识到结婚，没有甜言蜜语，没有山盟海誓。他们也没有相互的承诺和浪漫。但是，他们的爱，他们的情，却是那样长久，那样感人，直到他们的孩子渐渐长大，他们自己慢慢变老。无论谁向谁先行了一个告别的军礼，他们的情依旧，他们的爱永在。这就是我们的父辈的恋爱和婚姻。我在书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特别我怀念去世的父亲。但我更为我的母亲感动和骄傲。
         就这样，母亲在延安有那么优秀男同志，有那么多优秀指挥员，有那么多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有那么多热心媒人给母亲介绍对象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伤残的何炳文结婚。
         父母亲结婚以后，父亲以他的残疾之躯，活跃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曾经以出色的工作和劳动，当选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他冒着危险不顾伤残，毅然带领伤残人员和孩子组成的特殊队伍转战陕北、东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1948年1月，受命负责组建晋冀鲁豫炮兵旅供给处并走上战场。在山西临汾、晋中和解放太原的三大战役中，他不顾安危亲临各个炮点、物资补充供应点、民工伤员转换点等，率领炮兵旅供给处的同志们，在旅党委领导下出色完成战时后勤保障供给任务，获得军区的肯定和表彰。父亲的上级领导和战友们，都盛赞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了战场上没有残疾人的奇迹。而且在以后西南炮兵供给部、政治部，炮兵第三基地，二野特种兵工程处等的岗位上，以致转业到交通部工作的岁月里，父亲又以他的残疾之躯，再次创造了革命工作中没有残疾人的奇迹。
         父亲虽然是失去一条腿的伤残人，但他有着许多常人所不及的信念、党性、意志、品质和追求。而且他的这些品质，不得成为父母共同的，而且对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影响也特别大。
         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问过父亲我的“待遇”问题。因为老炮兵和后勤供给处但凡认识父母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小战士女儿，尤其是伙房从司务长到炊事员，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的。因为我吃大灶饭，每次都是父亲的通讯员给他打小灶饭时给我代打的。因为1947年3月，我们从延安转移出发前，经过组织批准，我就从保育费改为战士待遇了。而且在以后的一路上，就因为我是战士待遇，所以我就不能像家属队的孩子和保育院的孩子们那样，能够骑毛驴或是可以坐架窝子，我只能是跟着队伍里的叔叔们徒步走。即使有时走得满脚是泡，痛得直哭，或是困得直往地下倒的时候，父母亲都不会让我在牲口背上歇一会儿。即使马夫老杨爷爷为我求情，父母也不会心软。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但长大以后我明白了：战争年代，队伍上多一个人、多一匹牲口，就多一份战斗力。当时父亲是延安抚恤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带领着一支特殊的转移队伍。当时的人员配备和牲口都特别紧张。能多腾出一个人，或是多匀出一匹牲口，不仅年减轻组织的负担，而且还能对顺利完成任务多提供一点可能性。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时候，让我跟着队伍步行，母亲背着小弟弟宗儿走，就是最好的选择。甚至父母还要求我照看比我还小的娃。他们告诉我，战士不是享受的，也不是什么待遇，更不是生活上的特殊，而是肩上的责任！父亲还让我明白了，所说的责任和所谓的特殊，就是比别人做的更好。所以，我几十年来以致到退休，从来都没有为我曾经8年的军龄和工龄问题闹过心。
         据我所知，父亲和母亲1953年转业不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的考虑是：1、当时抗美援朝正紧。他们所在的炮兵部队一部分赴朝作战，一部分南下广西。父亲虽已换装准备赴朝，但感觉残疾和伤疼会给组织和部队带来很大影响和麻烦；2、1953年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地方也需要大批人员；3、国家在恢复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抗美援朝增加了经济上的很大压，要求中央部委带头精简人员。鉴于此，当组织上征求他意见是留在部队，是转业，还是去荣军院时，父母连想都没想就选择了转业。父亲还曾对我解释说；“我们的实际考虑是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到地方是薪金制，养活你们几个应该没有问题。这样，部队给我自己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以及弟弟妹妹们的保姆等都可以取消，可以节省许多人力和军费。我按地方的规定，也不必再享受这些待遇了。他们是这样决定的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在转业交通部前，先安排了我和弟弟的上学问题。
         去八一学校是经过华北军区后勤部批准的。我的战士供给关系转到学校。可是父母却提出取消了两个弟弟的保育费，改由他们的工资交付。这样，我们在学校同吃一样饭，同穿一样的衣服，实际上供给的性质已变了。当1955年小学毕业的时候，父母没有再向华北军区后勤部提出我的供给关系要求。实际上等于自动取消了。所以，我上中学，上大学，都是家里供的。我的战士待遇，军龄，自然也都同时放弃了。这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怎么在革命的道路上、在等待个人与革命大局，以及在对待利益、权力、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上，都是那么一致、那么默契呀！这说明当年母亲的婚姻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们30年相濡以沫的战斗、工作和生活，证明了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好夫妻。
         在“文革”动乱期间，父亲还不忘跟我谈到我的供给待遇和军龄问题。他说：“战争年代，你年岁虽小，还是做了些工作，像帮助家属大队照看娃子；在湖北、山西教士兵认字，参加忆苦、斗争地主大会；在三桥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帮农会收军鞋。尤其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在红房子过儿童节时帮了不少忙，在战斗胜利后，又与战士们一块打扫战场等等，这都是革命工作。就是在石家庄永壁镇上学时，戴上红领巾还参加不少活动。可是1953年到北京进入八一学校就不同了，就只有一个念书的任务。中学也是这样。没有为公家做任何工作，公家为什么还要供你。你也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嘛。将来，你也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再向组织提出什么待遇和军龄问题。”
         我记住了父亲的谈话，其实这就是对我的忠告。因为在我家里，不仅他本人是这样，我的母亲同样是这样。我和我弟弟妹妹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和影响中长大的。
         在父母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他们从来没有过争吵，更没有过埋怨。倒是母亲，时常感到有点对父亲的生活照顾不周的愧疚。而父亲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感觉。因为多年来，我常常从父亲下班回来，本该是吃饭的时候，可家里却是冰锅冷灶。于是他二话不说，自己动手和面做饭。而且还哼哼着他最喜欢的陕西秦腔。全然看不出来他是个需要母亲照顾的残疾人。而母亲，曾不止地对我说,别看你爸爸缺一条腿，他什么工作都完成得特别好。他党性特别强，特别聪明，特别爱学习，特别会在群众工作。我找他可不亏的荒。就是这简单的几个“特别”，就足以看出母亲对父亲的佩服，和她选择与父亲婚姻的满意和幸福感、自豪感。
         他们忘我、无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和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行动，他们对待名利地位、金钱待遇、子女上学参军就业婚姻、，以及对待亲情友情和同事战友之情等等，一贯恪守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清正廉洁从不假公济私。一句话，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私欲、贪欲和占有欲。父母的这些行为品质，不但对我们子女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也成为教育我们的家风。即使在父亲逝世后，母亲不但扛起了这个家，而且继续保持并延续了这种家风，使我们的孩子们继续受益而健康成长。这不但正证明了母亲当年对父亲的选择，也证明了他们革命幸福的婚姻生活。
         从1939年和父亲结婚，至父亲1968年被“文革”迫害致死，父母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过了30年的婚姻历程。其间虽然历经转战南北、战火硝烟、物质贫乏、艰难困苦、社会动荡等等，他们始终乐观坚强、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理解。
         在母亲的心中，父亲是她的丈夫，但更是她极为尊重和信赖的革命同志和良师益友。可以这样说，身体虽然残疾的父亲，在母亲的心里却是无比完美的，他更有着完美的品行、情操，和不尽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