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步机、周红兵：钟声楼、朱学久——首创赣南工农革命武装的早期领导人（组图）

赤色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凌步机、周红兵

    钟声楼（1892——1930年），又名圣楼，雩都县(今江西于都县)人。早年曾参加伟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1927年3月，经中国共产党于都中心支部委员会推荐，考入南昌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并加入中共。次年与朱学久一起领导于都桥头农民暴动；开辟以桥头为中心的小块红色区域，被陈毅称为“赣南最红的地方”。历任任于北游击队队长，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参谋长，雩北区革命委员会常委，江西红独立四团参谋，红二十二军四纵队政委。参与指挥许多战斗。在肃反中于江西宁都县黄陂被错杀。
    朱学久(1897——1930年)，亦名学玖，雩都县(今江西于都县)人。1927年3月，经中共于都中心支部推荐，考入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习，并加入中共。与钟声楼回家乡共同开展农民运动，领导桥头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历任任红军十五纵队党代表，雩北区革命委员会常委，红四团党代表，红军二十七纵队政委，赣南暴动总指挥部参谋长。在肃反中于江西赣县江口被错杀。
    反抗黑暗社会，投入革命洪流。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钟声楼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桥头乡江背村，其家境贫苦，靠3个哥哥和宗祠的资助才读完中学，毕业后，曾到广东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后回乡一边耕田，一边帮助母亲做一些卖酒卖布的小生意。这期间，他结识了朱学久。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朱学久出生在于都县桥头乡朱屋村—个中农家庭。他7岁开始念书，小学毕业后就在家里帮助哥哥经营烟丝生意。钟声楼和朱学久学生时代都接触到了一些民主思想，毕业回乡后的经历相同，都对旧社会不满，抱着反抗心理，因此常在一起议论国事。
    1926年春，钟声楼和朱学久自发地组织当地农民，爆发了一次反抗“鸦片税”的斗争。朱学久因此被北洋军阀政府抓去坐过牢房。鸦片是帝国主义用来侵略中国的毒品，吸食鸦片让许多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
    1926年9月，时值第一次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4、1——1927、4）时期，北伐军即北进讨伐北洋政府使得中国统一的、中华民国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下中国国民革命军进占赣南。11月，于都县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共产党给在黑暗中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钟声楼和朱学久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他们立即投入革命洪流中。
    1927年3月，经中共于都中心支部的推荐，他们俩来到南昌，考入由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时任团长朱德（本书第三卷有传）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习。南昌起义前夕，朱德团长根据中共的指示，将他俩介绍到江西省农民协会，分配回于都组织农民运动。
    钟声楼、朱学久回乡的消息，很快传回桥头。桥头与兴国县接壤，离于都县城50公里，是个交通闭塞的狭小盆地。世世代代过着糠菜半年粮贫苦生活的桥头农民。早就盼望着钟声楼，朱学久回来，领头造反。多事之秋，桥头乡的土豪劣绅们，也希望钟声楼、朱学久早日回乡。他们觉得这俩人读书都得到过宗祠的资助，这次从国民革命军军官教育团学习回到乡间，定会帮助士绅们维持乡间秩序，阻止“乱党”闹事。因此，钟声楼、朱学久尚在路途之中，钟朝珍等土劣们就张罗着凑了两副武装带和两套国民革命军的军服，还弄了两匹高头大马，请了一班吹鼓手，在这北风呼啸，寒冷刺骨的隆冬天，兴冲冲地跑了20里路，来到银坑圩迎接。钟声楼、朱学久一到，他们就点响地炮，吹吹打打地将俩人接回到桥头。中午时分，在于都县北部桥头乡江背村一幢宽敞而又阴森的宗祠里，摆开了七八十张饭桌。桥头乡的劣绅、长着鹰钩鼻子的钟姓宗族头子钟朝珍，吆喝家丁办酒菜。这族宴，是他专为钟声楼设下的。接着，两姓宗祠又连着几天为钟声楼、朱学久摆酒“接风”。

    加紧革命宣传，组织武装暴动。可是，桥头乡的土劣们打错了如意算盘。钟声楼、朱学久俩人回乡后，并没有按土劣们的意愿行事。他们俩象磁石一样，吸引了众多的青年农民在身旁。俩人利用各种机会，向大家宣传革命的道理，积极发展党员。1928年12月，桥头地区的中共支部就建立起来了。这时，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赣南特委关于在赣西南地区实行武装割据的决定，也传达下来。钟声楼、朱学久立即领导支部全体党员，加紧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和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准备举行武装暴动。
    对朱学久、钟声楼他们的革命活动，朱学久的哥哥朱学林感到担心。一天吃饭时，朱学林忧虑地说：“学久，你们这些人连烧火棍都没有一根，还能打倒土豪劣绅？”
    朱学久理解哥哥的心情，开导说：“哥，我们贫苦农民人多，只要心齐，十个人打一个土豪，一百个人打十个土豪，—定能打倒他们！”
    “现在的土豪劣绅势力强，又有枪，我们斗他们不赢。弄得不好，到时连两间烂房子都会被他们烧掉的！”
    “怕什么！烧了土房子，将来革命成功了，重做洋房子！”朱学久放下筷子，激动地站起来，坚定地回答。
    和朱学久的哥哥相反，钟声楼的母亲和哥哥钟声祥，一开始就坚决支持钟声楼的革命活动．每次在家里开会，他母亲都热情接待到会者，并生动协助放哨。他哥哥则由钟声楼介绍加入了党组织，成了一名革命骨干。
    桥头乡的土劣们对钟声楼、朱学久他们的革命活动，又恨又怕。为了扑灭就要燃起的烈火，极端仇视革命的钟朝珍，便滥施宗族头子的淫威，动用钟姓宗族“公堂”的经费，置办酒席，传令所有钟姓男丁都来赴宴议事，图谋在席间以“背叛宗族”的罪名，将钟声楼捆绑起来，施以族刑，以便进一步镇压农民革命。
    其实，钟声楼、朱学久事先已探悉钟朝珍的阴谋，召开党支部会研究了对策。设宴这一天，江背村钟姓宗祠一片哄闹。待午时已到，酒莱上席，只见钟声楼、朱学久带领数十农民，不论姓钟姓李，一拥而入，坐下就吃。等候已久的钟朝珍见状，连忙站立起身，用右手抹了抹油腻的嘴巴，清了清鸭公嗓子，就要按计行事。可是，还没等钟朝珍开口，钟声楼、朱学久等却先一蹦而起，“哗啦”几声，掀翻桌凳。霎时，满地杯盘乱滚，宗祠一片混乱。钟声楼、朱学久等数十人乘乱哈哈大笑着跨出宗祠大门。
    钟声楼等大闹族宴，气得凶残似豺狼的钟朝珍直翻白眼的指天发誓说：“好！有你声楼就没有我朝珍，有我朝珍就没有你声楼。咱们走着瞧！”不久，他就带着几个狗腿子，逃进了附近的上宝土围，死心蹋地与革命农民为敌。
    经过钟声楼、朱学久等共产党员的宣传发动，桥头地区农民武装暴动的条件日趋成熟。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在中共赣南特委和中共于都临时县委的领导下，1928年S月23日，桥头农民暴动了！这天早晨，1000多暴动农民举着红旗，佩戴红布条，扛着梭标、鸟铣和土炮，汇集在桥头圩背斧头山岗上。暴动总指挥钟声楼、朱学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随即点响号炮，下令前往攻打附近的马安上宝土围。

    上宝土围建于清朝咸丰年间(1851——l861年)，距桥头仅10余里，是这一带规模最大的土围，坚固难攻。因此，附近的土豪劣绅都躲进这个堡垒。朱学久、钟声楼指挥暴动队伍用土炮轰击，久攻不克。赶来支援的东固（今江西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发起猛攻也不奏效。第二天，他们命一部分队伍开到马安圩，正在开展宣传时，圩外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原来，逃窜上宝土围的钟朝珍，在暴动发生的前几天便已跑到于都县城告急，引来国民党第十四军第二师补充营，突然向马安圩发起进攻。暴动农民都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敌强我弱，他们只好撤退。国民党军追至桥头圩，一把火烧毁了暴动指挥部。25日，国民党军又分兵3路杀来，桥头上一时浓烟滚滚，农民房屋被焚，财物被劫。躲在附近石山洞内的几个群众竟被他们活活用毒烟熏死，朱学久家的财物更被洗劫空。钟声楼家的房子财物被烧成废墟。指挥烧房的钟朝珍仍不解恨，咬牙切齿地叫嚷：“斩草除根，连房基都给扒掉！”钟声楼母亲只好带着钟声楼、钟声祥两兄弟的妻儿，远走他乡避难。
    暴动惨重失利，创建工农武装。国民党军在桥头肆疟时，钟声楼、朱学久带领部分暴动农民撤退了兴国的樟木山。乡亲们因暴动失利遭受重大损失以及家人受连累的不幸消息，使钟声楼和朱学久感到十分难过。战友们劝他俩回家安顿一下妻小．可他们俩此时想到的，是如何将革命继进行下去．血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要打倒地主豪绅，夺得政权，光靠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不行，非有强大的武装不可！他们下决心创建一支工农自己的革命武装。1928年4月初，在兴国县党组织领导人黄家煌的积极配合下，钟声楼、朱学久将转移到兴国樟木山的桥头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于北游击队，由钟声楼任队、朱学久任党代表，他们设法向当地“三点会”(原是反清复汉的地下组织，后成为一种绿林农民武装组织)头领租来14支枪，后来又动员兴国东村的“三点会”头领管开柄，带领部属及13支长短枪，参加了游击队。1928年6月间，在兴国的鲤公寨，正式成立了赣南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纵队(后改称红军第十五纵队)。为团结管开柄，钟声楼主动让他担任纵队长，自己改任参谋长。朱学久仍任党代表。纵队按“三三制”的建制，分设中队、分队和小队。桥头游击队为一中队，钟先桐任队长，钟声楼兼任党代表；二中队暂缺；于西、于南两支工农武装和管开炳等所部“三点会”部分人员及各地抽调人员为三中队，张文焕（本书有传）任队长兼党代表。纵队部还设有宣传队和军需队，分别由李骏、李华宽负责。
    红十五纵队成立后，往返游击于兴国东村、樟木山、坝子和于北桥头一带。由于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红军战士们时常吃不上饭，每晚睡觉都要换几个地方，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钟声楼、朱学久一方面鼓励战土们战胜困难，坚持斗争，一方面亲作表率。战士们尽管经常饿肚子，可战斗情绪仍然不断高涨。他们打土豪，筹给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取得了一连串战斗韵胜利。
    1928年9月25日，有4个国民党税警背着大枪，大摇大摆地来到桥头圩催收税款。中共于北特区委迅速派人将情报送给红十五纵队。钟声楼、朱学久得到情报，立即率领纵队战士奔袭桥头。他们神速地将4条圩门封锁住，然后分成4个组进入圩内，每个组盯着一个税警。布置妥当，钟声楼命人点燃一个火爆仗，随着“叭”的一声炸响，4个税警便当了俘虏。紧接着，钟声楼、朱学久又指挥战士们将前来赴圩的土豪劣绅们一个一个捉了起来，迫使他们交出枪支。这次共缴枪18支，筹款500余元。
    同年11月6日，邻近桥头的兴国县坝子上，来了20多个收粮的国民党靖卫团丁。当日深夜，钟声楼、朱学久率领红十五纵队和100多名赤卫队员，悄悄地摸近坝子上，包围了靖卫队的住处。红军尖兵向门口的靖卫团哨兵摸去。“干什么的？”哨兵发觉有动静，大声喝问。“杀猪的！”红军尖兵猛喝一声，随即一跃而起，一刀劈死了哨兵。钟声楼立即下令点响汽油桶里的鞭炮。在爆豆般的“枪声”中，红军战士们冲进靖卫团的住所。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靖卫团丁。吓得浑身发抖，连忙举手投降。就这样，红十五纵队不费一枪一弹，又缴获步枪15支。

    这年12月19日，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来到兴国东村。20日晨，红十五纵队配合红二团，一举攻克兴国县城，缴枪210支。3天后，他们撤离兴国，在桥头的黄田脑狠狠打击了进犯桥头根据地的敌人，缴枪28支。为了发展革命武装，钟声楼、朱学久等决定将缴获的枪支留给中共于北特区委，并留下钟声桐等骨干，让他们另外组建新的革命武装。1929年1月8日，中共于北特区委成立了以桥头农民为主的赣南红军第十五纵队。
    领军奋勇作战，开辟红色区域。经过红十五纵队和红十五纵队的积极开辟，奋勇作战，以桥头为中心的红色区域不断扩大。为适应形势，1928年8月，在桥头的盘螺石成立了于北区革命委员会，钟声楼和朱学久都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常委。1929年春，桥头地区已成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时任红四军一纵队党代表陈毅（本书第三卷有传）赞誉的赣南“最红的地方”，成了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红十五纵队、红十六纵队也于1929年2月15日和兴国东村、城岗、莲塘及桥头等地的游击队合编，组建了赣南红军独立第四团(亦称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红十五纵队编为一连，朱学久任党代表，钟声楼调任红四团团部参谋。
    1929年2月18日，红二团、红四团在吉安东固与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时任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毛泽东（本书第三卷有传）、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在东固螺坑会师大会上，钟声楼、朱学久和红军战士们聆听了毛泽东党代表和朱德军长的讲话，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事后，钟声楼、朱学久就随红四团取道兴国枫边，回师东村、桥头。
    正在这时，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时任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本书第三卷有传）率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游击到了桥头，后又到达兴国茶岭。为配合红五军行动，中共于北特区委将在红四团工作的钟声楼、张文焕和李晓峰等调回特区委工作。一个多月的连续征战，已使红五军所剩的300多人精疲力尽，粮弹匮乏。钟声楼他们安排红五军在桥头和茶岭等地休息了几天，并购买了一批子弹补充给红五军。在茶岭，彭德怀军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打击尾追之敌的作战方案。钟声楼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与尾追之敌交战，力量悬殊，恐难取胜，而于都县城仅有国民党军一个补充营驻守，不堪一击，不如奔袭于都，既可甩掉尾追之敌，又可筹集军饷，缴获武器弹药。彭德怀军长觉得很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意见。
    3月5日傍晚，彭德怀军长和钟声楼率领红五军和于北地方革命武装500余人，急行军一昼夜，于6日深夜抵达于都城郊。凌晨3时，彭德怀军长发出命令，红军突击队分4路翻越城墙，打开北门。部队冲入城内，全歼国民党军一个营和靖卫团、县警备队共六七百人，赶跑了国民党县长，击毙了公安局长，放出了关押在监狱的全部“犯人”，缴获步枪300余支，轻机枪两挺，筹款2000多元，获得了红五军突围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当日下午，红五军撤离县城，来到城南里仁地区。钟声楼和张文焕一起，将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等伤病员作了妥善安置。接着，就带着于北地方革命武装和红五军留下的一部分枪支，返回桥头此区。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于北游击队第二、第四大队。后来，朱学久也奉于北特区委指示，回到桥头地区领导武装斗争。他将于北平安、葛垇、曲洋、剃刀迳、桥头等地的赤卫队编为于北游击队第九、第十大队。
    1929年夏，国民党军第十二师三十五旅长张与仁（此人后来回老家云南姚安县积极支持中共地下武装迎接解放）奉命率部猖狂“进剿”兴国、桥头地区和宁都红色区域，妄图一举摧毁兴桥宁红色区域。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兴桥宁地区人民在党和红色政权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5至6月间，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兴桥宁行动委员会，陈奇涵（本书第三卷有传）任书记，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党政组织和革命武装，与敌人斗争，保卫红色区域。于北游击队第二、第四大队和兴国崇贤等地的游击队、赤卫队，合编为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朱学久党代表。钟声楼再次被留在桥头组建新的地方武装。这年冬，根据需要，于北游击队第九、第十大队和于都南部一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赣南红军第二十七纵队，朱学久任政委，谢芳湖任纵队长。桥头根据地的区域范围扩大到宁都南部、瑞金西部和整个于都北部。

    1930年3月22日，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安富田召开。钟声楼出席了大会，并被推选为土地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会后，在于都成立了中共赣南东河行动委员会。5月间，又成立了赣南暴动总指挥部，朱学久任赣南暴动总指挥部参谋长。同年七八月间，赣南组建红二十二军。钟声楼率于北地方武装编为红二十二军第四纵队，任纵队政委，又任红三军第八师参谋长。
    为了创建和发展工农革命武装，为了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钟声楼和朱学久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不幸的是，1930年夏秋间，正当赣南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的时候，朱学久因受坏人诬陷在赣县江口遇难。钟声楼也于同年12月间，在宁都黄陂被冤杀。他们均在肃反中被当作所谓“AB团”分子遭错杀，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才平反昭雪。实际上，“AB团”是1927 年春国民党右派头目陈果夫派出的心腹段锡朋在南昌组织的，企图攫取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当年4月2日，在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袁玉冰（本书有传）与组织部长林修杰的组织指挥下，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市民捣毁了发起成立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AB团的段锡朋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搜索抓获国民党右派分子90余人，摧毁了AB团，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握了省党部的领导权。这1927年春成立仅4个月的AB团从此就不复存在了。而1930年钟声楼和朱学久正当年英姿勃勃大干事业之时，却冤遭“AB团”分子莫须有罪被害。壮志未酬身先死，丹心化作杜鹃红。全国解放后，他们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